（按：英语原文摘自美国托派1937年12月的内部公报，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成立之前。英语全文目前刊登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译者：杨进

致美国《社会主义呼唤报》编辑部：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些我不认识且看似年轻的同志们向我来信，谈及关于革命党内部的领导体制。其中一些信件抱怨组织「缺乏民主」，或是「领导们」的霸道态度等等。

个别同志要求我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个「明确公式」，以便排除对其任何不正确的诠释。回答这些信件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来信之中没有提出任何侵害党内民主的清楚、具体例证。

另一方面，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可以根据您们的报纸和内部公报判断到：所有讨论在您们组织内都享有完全的自由。这些公报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少数派代表的观点。我被告知你的讨论会议也是如此。各个决议还尚未被执行。显然它们将在一个由自由选举出代表聚集的大会上被执行。到底哪里出现了侵害民主的现象呢？我也百思不解。

这些信件的语气大都是无形的冤屈。这让我有时候认为，这些抱怨者们真正不满的是：尽管在现有民主机制下，他们仍是极少数派的事实。透过我自己的经验，我也了解这当然是不愉快的。但这哪里有在侵犯民主呢？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个「一劳永逸」来消除误解和错误的诠释。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是在与外在挑战和内部矛盾斗争下发展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严峻条件下，第二和第三国际的腐败，为第四国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历史环境。没有人能够透过某种神奇的公式来克服困难。一个政党的领导制度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而政治路线在当中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要以正确定义战略问题和策略方法来解决。组织形式应与战略和策略相对应。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保证健康的党内制度。大家都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发展中不会出现组织问题。但这意味着民主集中制的公式，必然会在处于不同国家、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党内，找到不同的表达方式。

民主和集中制彼此之间的比例不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国家的政治局势、党的力量和经验、成员的总体水平、以及领导们在基层中争取的威信。在大会召开之前，当课题是为下一个时期制定政治路线时，民主就会胜过集中制。

当课题是如何执行政治行动时，集中制将民主置于自身之下。当全党认为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自身过去的行为时，民主将再次彰显其权利。民主与集中制之间的平衡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求得，时而被破坏，又时而被重建。每一位党员的成熟度，都特别表现在他们是否理解他们不能向党领导做出高于领导们力所能及的要求。任何由于党在个别问题上不随其愿而改变他对党的整个态度的人，都是不够格的革命家。

当然，与领导们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不公正等等问题来做斗争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也有必要先在理解党在全国和全世界的整体发展状况下，评估这些「不公正」和「错误」。

在政治上把持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分寸感是至关重要的。倾向于小题大作的人会对自己和全党造成很大的伤害。奥勒、菲尔德、威思博[1]等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缺乏分寸感。

当下有不少年轻的半革命家因遭到挫折而疲惫不堪、惧怕困难，变得老气横秋。他们心中的疑惑和自负胜过他们对斗争的坚持。这些人没有严肃地分析各个政治问题的本质，而是寻找万能药，每时每刻埋怨「当权者们」，要求领导们创造奇蹟，或者试图以极左口号的喋喋不休，来掩盖他们心中的怀疑。

我担心这种人才无法成为革命家，除非他们学会如何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我不怀疑年轻一代的劳工们将能够评估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战略内容并领略其长处，引来更多人聚集在我们旗帜之下。

每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在察觉党领导失误时也必须告诉自己：「我们必须为党召募十几个新劳工成员！」年轻劳工们会纠正党内任何道貌岸然的怀疑论者、悲观主义者和怨天尤人的党员。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在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建立强而有力的健康党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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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按：奥勒（Hugo Oehler)、菲尔德（B. J.  Field）、威思博（Albert Weisbord）分别是早期参与美国托派运动但迅速与之决裂的人物。详情请参考詹姆士．坎农（James P. Cannon）的著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