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和史达林主义的罪行
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西班牙内战拉开了序幕。工人阶级的奋起反抗完全能够击败法西斯分子,可是他们的英勇斗争却被史达林主义者出卖了。(按:原文发表于2023年7月21日/译者:梅洛)
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 年)期间,工人阶级展现了他们所有的决心、自我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正如托洛茨基所言,他们不只进行了一次革命,而是进行了十次革命。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受挫了——因为他们被所有左翼势力的领导人背叛了。
在这些领导人中,史达林主义者扮演了最反革命的角色。
约瑟夫·史达林从苏联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权力,并粉碎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代表着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一个由享有特权的国家行政人员组成的寄生阶层。这个官僚集团是在俄国革命后贫穷、落后、封闭和帝国主义干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史达林主义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国外,包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都发挥了反动作用。这是由于史达林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史达林主义官僚机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它将自己的特权与对苏维埃国家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它担心革命的国际主义会危及苏维埃国家的稳定,并恶化与邻国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其他地方革命的胜利会鼓舞苏联工人阶级,而这反过来又会威胁史达林主义者在国内外的地位。因此,史达林主义者没有选择在国际上扩大革命,而是寻求与英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和解。
1919 年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共产国际,在史达林集团掌权后却完全沦为了他们手中的外交工具。
官僚集团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史达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法理性。这一背信弃义的胡说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叛卖,导致工人在英国(1926 年)、中国(1927 年)和德国(1933 年)等国家遭到惨痛失败。
但毫无疑问,史达林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最可怕的背叛发生在 1936-39 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在这场战争中,史达林主义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绊脚石,而且是一股有意识的、明确的反革命力量。
宗派主义
1931 年 4 月 14 日,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逃离西班牙,共和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西班牙革命由此开始——这是自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革命进程。
此时,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PCE)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只有大约800名党员。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主导力量是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CNT)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
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西班牙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 11 月,但从未获得过多大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该组织都在清洗和内讧中苟延残喘,与共产国际的其他组织一样,西班牙共产党受到莫斯科以及史达林主义者的严密控制。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乏天才人物,如安德烈乌·宁(Andreu Nin)、莫林(Maurin)和胡安·安德拉德(Juan Andrade)。但频繁的党内清洗和来自莫斯科的政治压迫将他们驱逐了。
1931 年,党内充斥着一些孱弱无能的人物——如米耶(Mije)、伊巴鲁里(Ibarruri)和迪亚斯(Diaz)——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随时准备复读克里姆林宫的最新胡说。
此时,共产国际正在经历所谓的「第三时期」:一个极左阶段,这个阶段基于必须与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不可调和的战争。在德国,这种宗派主义助长了希特勒的上台。
根据莫斯科的指令,西共的口号是「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一立场是双重错误的。首先,共和国最初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其次,西班牙没有自然产生苏维埃,此时也不可能有苏维埃。
西共具有深刻的宗派主义色彩,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谴责工人社会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谴责全国劳工联盟为「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史达林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假工会。极左的西共最初被排除在 1933-34 年工人团结的潮流之外。
右翼政党在 1933 年 11 月的大选中获胜。尽管当时人们对改良主义左翼和整个共和国深感失望,然而右翼的胜利还是激发了工人运动的斗志。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工人运动敏锐地意识到了法西斯的危险。
曲折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急剧向左转,左翼组织开始鼓动建立统一战线,并最终形成了工人联盟(Alianzas Obreras)。
起初,西共对工人联盟置之不理。然而,莫斯科突然要求改变方针。希特勒的胜利让人们对「第三时期」极左派的罪恶的宗派主义产生了怀疑。
史达林不仅仅担心德国共产党的覆灭,他最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国家。因此,史达林修改了他的国际战略。
在经历了1927-33年与英国和法国的紧张关系阶段后,莫斯科寻求与西方「民主国家」和解,以抵御德国。
共产国际奉命与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势力合作,并以「反法西斯阵线」的名义放弃革命活动。
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党被迫修改其宗派主义,该党领导层中的唯唯诺诺者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转变。
因此,西共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革命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极右派加入执政联盟后发生的。然而,由于史达林主义者人数很少,他们的加入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更重要的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拒绝参与工人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起义的失败。
1934年10月的事件导致了西班牙左翼内部的重要调整,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
西共开始宣传反法西斯阵线,拥护温和路线,它加入了亲社会党的工会,它介入了在 1933-34 年间极度左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史达林主义者开始主导整个社会党青年团组织,为日后的叛卖行径打下了基础。
这也要归功于西班牙托派令人遗憾的宗派主义,社会党青年团领导层曾邀请他们加入并「帮助使运动布尔什维克化」。然而,他们却选择与其他小团体合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POUM)——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了这一决定。
在加泰罗尼亚,史达林主义者与多个左翼团体联合成立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Unifi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大力鼓吹西班牙人民阵线:这是一个由左翼政党和自由党组成的广泛联盟,提出了温和的改良主义纲领,并在 1936 年 2 月的选举中获胜。
革命和内战
人民阵线政府推崇资产阶级法律和秩序。然而,人民阵线政府胜选后,社会动荡空前激烈。这让统治阶级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无法阻挡工人,独裁是必要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朗哥将军于1936年7月发动了政变,他的政变遭到了群众的猛烈抵抗。政变在西班牙重要地区内的失败引发了社会革命:工人组建了武装民兵;接管了工厂和庄园;成立了街垒委员会等。
工人阶级组织接管了社会和经济生活,并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进行管理。他们领导了对佛朗哥的第一次军事反击,革命工人团结了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共和国悬浮在半空中,虽然其受到佛朗哥的威胁,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与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威胁著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由于工人的起义,它被打乱了组织,失去了镇压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其任务是瓦解共和国的残部,将地方工人阶级机关集中到一个新的权力机构中,对佛朗哥发动革命战争。
组建一支统一的无产阶级军队成为革命的迫切使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阶级意识和铁的革命纪律的原则来组织军队,而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军队的等级制度来组织军队。如果以社会变革计划为基础,它就能鼓舞群众,并能利用佛朗哥法西斯军队中存在的阶级矛盾。
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从无到有创建了红军。
然而,在西班牙,没有一个组织能够胜任这项任务。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夺取政权,选择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局合作,并于11月加入了政府。工人社会党左派也选择了合作,于9月接管了政府。就连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产主义者也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内阁。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缓慢重建由此开始,内战需要中央集权,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拒绝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权力机构,这就留下了一个必须填补的真空。在史达林主义者的支持下,旧资产阶级国家填补了这一真空。
然而,这一进程遇到了在七月战斗中形成的分散的工人力量,这只能通过内战中的内战来实现。
历史学家休·托马斯(Hugh Thomas)正确地将西班牙内战称为「两个反革命的战争」:佛朗哥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
史达林主义者——由于其冷酷无情、一意孤行和苏联的支持——成为共和派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莫斯科的角色
莫斯科认为伊比利亚半岛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舞台,而是苏联国家外交棋盘的一部分。
史达林在 1936 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英法帝国主义结盟反德。为此,苏联必须以一个不损害英法资本主义利益且值得尊敬的盟友自居。
再西班牙发生的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因此,史达林试图扼杀西班牙革命,将其作为牺牲品,以此向伦敦和巴黎释放苏联「值得信赖」的明确信号。
1937 年 3 月 20 日,史达林指出「西班牙人民现在完全没有条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国内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并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苏联拉拢英国和法国结盟并说服它们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时任西共领导费尔南多·克劳丁(Fernando Claudin)后来批评了该党的战时战略:
「与共产国际不同,『西方政府』是从阶级角度看待问题的,他们意识到西班牙资本主义最可靠的代表不是(工人社会党的首相)内格林(Negrin),而是佛朗哥。」
巴黎和伦敦在1938 年 10 月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此后,史达林于 1939 年 8 月与希特勒结盟。
在西班牙革命的废墟上与帝国主义达成的外交联合,无法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世界大战的野蛮。
毋庸置疑,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将会给世界法西斯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解除革命武装
史达林利用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作为政治筹码,以推动共和国政府向右转。只有苏联和墨西哥向共和国出售武器,西班牙反法西斯分子的孤立状态为这一任务提供了便利。
莫斯科控制的国际旅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他们在西班牙英勇作战。但这些志愿者也被史达林主义者用作加强苏联国家影响力的工具。
与此同时,国际旅本身揭示了西班牙战士的唯一朋友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应援,而不是英法帝国主义者。
西共及其在莫斯科的傀儡在西班牙采取了公开的孟什维克政策,何塞·迪亚斯(Jose Diaz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解释说:「目前绝对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斗争。」
史达林主义者声称,西班牙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和德意干涉的斗争;是一场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事实上,大多数西班牙资产阶级都在七月逃到了佛朗哥的脚边,或者被枪决了!
对于史达林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演变的漫长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这是对俄国孟什维克纲领一字不差的重复,西班牙「共产党」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对任何带有布尔什维主义色彩的东西——无论对错,它都将其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并且怒目而视。
在战争初期的公开宣传中,史达林主义者使用了一个迷惑性的论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这种机械死板的公式完全无视了当下形式。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Camilo Berneri)正确指出的:「唯一的困境如下——要么通过革命战争战胜佛朗哥,要么彻底失败。」
镇压
史达林主义者在重组后的共和国军队和警察中根深蒂固。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机构权力,西班牙共产党镇压了民兵;解散了集体农场和集体工厂,将其财产交还给前所有者;并以共和国官僚机构取代了工人委员会。
史达林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法理的维护为他们赢得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些小资产阶级在1936年7月的政变中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在马德里,西共的 6 万多名成员中,只有 1 万人属于工会,由此可见其社会构成。
起初,这场反革命只是以孤立的小规模冲突的形式出现。然而1937 年 5 月,这场伪装的内战公开摊牌了。
1937年5月3日,一支由史达林派控制的共和国警察分遣队试图将全国劳工联盟赶出巴塞隆纳的电话局。1936 年,工人们接管了电话局,这是革命的一次重要胜利——不仅是像征意义上的胜利,也是实际意义上的胜利,因为他们可以监听政府的通讯。这次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
巴塞隆纳工人阶级通过自发起义对这次袭击做出了反应。第二天,超过十分之九的城市落入起义军手中。然而,尽管起义的力量势不可挡,工人们却缺乏领导。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呼吁起义者放弃街垒,叛乱逐渐平息。
史达林主义者的反革命浪潮
五月事件之后,反革命暴力浪潮席卷而来。在西共和苏联外交的压力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史达林特务绑架、施暴并枪决了其领导人安德烈乌·宁。还有许多人被杀害,包括前面提到的贝尔内里。
史达林主义者制造了恐怖气氛,共和国军队和警察以及史达林主义武装团体粉碎了工人的一切剩余力量。
在西班牙革命的大本营之一的亚拉冈,事实上作为工人政府运作的地区国防委员会被史达林军队解散。委员会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华金·阿斯卡索(Joaquin Ascaso)因虚假指控而入狱,内战现在变成了一场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合法性的常规战争。
史达林主义者首次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粉墨登场,1937年6月拥有100万成员。这要归功于西共对苏联援助的认同、招募受惊吓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镇压等因素。
然而,史达林主义占上风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对手迷失了方向。全国劳工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工人社会党左翼分子未能就领导权问题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组织维护以新工人政权为基础的革命战争的严肃计划,内战的整个战略都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共和秩序。
史达林主义者是这一战略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他们用左派的光辉和苏维埃国家的威望来掩盖这一战略的阶级合作性质,他们为自己树立起战争中组织最严密、最坚定的战士形像。因此,他们诱骗了许多真诚的工人。
失败
1937 年 5 月之后,1936 年 7 月曾击退佛朗哥的革命力量逐渐消散。人们开始变得冷漠疲倦,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开始收复失地。
1939 年 3 月,以卡萨多将军(Casado)为核心的共和派职业军官发动政变。他们镇压了史达林主义者,并向佛朗哥主义者开放了剩余的共和国领土。
政变之前的几个月,西共日益孤立无援。史达林主义者在完成了破坏革命的肮脏勾当后,被共和派的失败主义同僚们边缘化了。
费尔南多·克劳丁总结了史达林主义者在 1936-39 年的悲惨历史:
「在第一阶段,共和派、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击退了革命,将其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共和制国家[……]。在第二阶段,改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阵线有条不紊地努力将共产党人赶出国家机器[……],并为最后的投降做准备。「
佛朗哥的胜利是一场战争的悲剧性结局,这场战争的开端是一场激发群众斗志的无产阶级革命,但由于史达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反革命,这场战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保卫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常规战争。
正如西共士兵、农民蒂莫特奥·鲁伊斯(Timoteo Ruiz)后来所反映的那样:
「我们有时会想:这一切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回到我们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值得为之战斗了。这种不光彩的革命方式使人们士气低落,他们对此完全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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