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經濟：它是如何運作的？又是如何運作失靈的？ （上）
馬克思說：每個社會制度都受制於自身的規律：支配其運動和發展的客觀動力、力量和壓力。在這篇文章中，亞當·布斯研究了蘇聯早期幾十年中的情況，以具體了解強加給這個年輕的工人國家的經濟規律，從而用成功開展共產主義鬥爭所需的經驗教育並武裝新一代革命者。
「工業的巨大成就，農業的大有希望的開端，舊工業城市的急劇發展和新工業城市的興建，工人人數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無可懷疑的成果，但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經把這次革命當作是人類文明的墳墓。 ，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 《被背叛的革命》
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舉起了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旗幟，為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點燃了希望的燈塔。
但是，他們是在最極端、最不利的條件下做到的：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在多年戰爭和動亂的破壞下，在帝國主義的圍攻下。此外，他們是在沒有任何路線圖的情況下做到的，除了巴黎公社的短暫經歷之外，而巴黎公社在短短幾個月後就被淹沒在血泊之中。
儘管蘇聯在經濟發展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它從未成功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然而，蘇聯早期的幾十年——從1917年到1937年—為共產黨人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研究並充分吸收這些經驗教訓。
透過研究這段時期的蘇聯經濟，透過追溯布爾什維克在經濟議題上出現的理論爭論，我們可以具體了解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過程中的經濟運作規律，並對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有所啟示。
過渡時期的制度
1917年11月7日（舊俄曆10月25日），列寧登上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講台，宣布了那個著名的消息：“我們現在開始建設社會主義！”
然而，無論是列寧還是布爾什維克，都不相信一夕之間就能建立這種秩序。同年，列寧在其代表作《國家與革命》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解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在此基礎上，社會將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只有到那時，階級社會的最後殘餘——如國家、貨幣和不平等——才會最終開始枯萎和消亡。
1918年，列寧明確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過渡性質：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明白，俄國的條件與建設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需的條件相去甚遠。
綜合與不均衡發展
到1917年，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的條件肯定已經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間，資本主義生產日益社會化和計劃化。但生產出來的財富仍被老闆和銀行家私人佔有。
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經濟已被壟斷企業所支配，壟斷企業與金融資本和國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所說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德意志帝國主義的戰爭機器就是最好的例子。國家的工業信託和運輸網絡收歸國有。取代「自由」市場的是有計劃的生產—儘管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然而，工人階級第一次奪取政權並不是德國或英國這樣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半封建的俄國，那裡甚至連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如土地改革）都沒有完成。列寧指出，「到1918年竟產生出分成兩半的社會主義，兩者緊鄰著」。
列寧解釋道，「德國和俄國在1918年最明顯地分別體現了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條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條件。」這有力地體現了托洛斯基所說的「綜合不平衡發展法則」。
由於落後，沙皇俄國被迫從國外引進資本、機器和技術。因此，到1914年，俄國的特徵是現代工業的孤島，工人階級發達，但周圍卻是經濟、文化和農業落後的汪洋大海。
事實證明，這一矛盾既是俄國革命之母，最終也是其掘墓人。
世界資本主義的鏈條在最薄弱的環節斷裂。托洛斯基解釋道，俄國被推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是所有參戰大國中實力最弱的一個，沒有對手所擁有的現代武裝力量和工業。國家有限的工業能力不得不轉用於生產武器，加劇了基本必需品的匱乏和基礎設施的瓦解。
除此之外，沙皇俄國也特別依賴印鈔和舉債來為軍費開支提供資金。因此，在戰爭期間物價飛漲了三倍。
沙皇的大臣試圖透過向農民徵收穀物稅來緩解工人和士兵的飢餓。但這激起了農村的憤怒。
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猖獗、物資短缺、強行向農民徵糧：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指責布爾什維克帶來的這些恐怖政策，其實早在「戰時共產主義」實施之前就已經存在。
正是這些可怕的環境引發了聖彼得堡的大規模抗議，導致沙皇於1917年2月垮台，隨後臨時政府也被推翻，十月革命隨之爆發。
但是，為社會主義革命鋪路的同樣條件，卻使社會主義建設在前俄羅斯帝國境內成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著手實現這一艱鉅的目標，他們認為革命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其在國際上的傳播。沒有國際傳播，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就無法生存，更不用說建立社會主義了。
列寧在1918年明確承認了這一事實，他指出：“不管怎樣，無論發生什麼可能設想的情況，如果德國革命不爆發，我們就會滅亡，這是絕對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與自治主義
對布爾什維克來說，當務之急不是，也不可能是實施一個完全成型的社會主義計劃，而僅僅是在傳播世界革命的同時防止自身徹底崩潰。
布爾什維克領導俄國工農取得了政權。但在1917年10月之後的幾個月裡，他們也被這場運動席捲，被迫對這些事件做出反應，而不是引導他們。
奪取政權是在城鄉巨大的革命浪潮中發生的。工人們在工廠裡成立了罷工委員會，貧苦農民則把地主趕出了莊園，並開始在他們中間重新分配土地。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試圖將這股浪潮引向社會主義目標。但政治因素始終壓倒了經濟理想。新的工人國家機器也不夠強大，無法將政策轉化為行動。
以土地問題為例。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法令，正式廢除了所有土地私有製。然而，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利用徵用的土地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莊，並按照社會主義路線組織農業，而是被迫採納了所謂的「社會革命黨」的綱領，將土地分給了農民個體。
透過這種方式，布爾什維克贏得了農民群眾的支持。但在執政後，很快就出現了與這些新獲得土地的自耕農之間的摩擦。
同樣，布爾什維克將工人和工廠委員會視為工人控制和管理的雛形，是工業社會主義計畫的組成部分。鑑於國家的落後性，列寧設想了一個長期的工人控制時期，在此期間，工人階級將透過研究老業主及其專家的方法來學習如何管理工業。
然而，工人控制的最初步驟是無政府的，是在沒有任何計劃的情況下應用於局部工廠的。許多工人對工人控制權的理解更傾向於辛迪加主義：不是指工人對整個生產的控制權，而是指工人合作社管理自己的工作場所，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事的影響。
隨著工人佔領工廠以及資本家的逃離，許多企業被收歸國有。但這些掌握企業的工人卻認為，他們自己現在才是企業主。
E.H.卡爾（E.H.Carr）在其所寫的《蘇維埃俄國史》中指出，當時甚至出現了「工人在接管工廠後，為了自己的利益，簡單地挪用資金或出售股票和廠房」的情況。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自治主義」之間的區別；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反對資本家與工人群體反對個別老闆之間的區別；工人國家的協調、集中規劃與分散、孤立的工人委員會和合作社的獨立控制之間的區別。
卡爾總結：
「生產問題和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問題可以透過個別工廠工人的直接和自發行動來解決，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辛迪加主義。」
卡爾還補充道：
「社會主義並不尋求使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從屬於同樣不負責任的工廠委員會，而工廠委員會聲稱擁有與政治當局相同的獨立權；這只能使’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被永久化，而馬克思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致命烙印。
工業國有化
布爾什維克有意識地試圖控制局勢。 1917年12月，蘇維埃政府成立了國家經濟最高委員會（簡稱VSNKh，又稱Vesenkha）。
Vesenkha負責「組織國家的經濟活動和政府的財政資源」。它的首要任務是將各行業（如金屬和紡織）的大企業信託公司（glavki）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些信託公司是沙皇時代為規劃戰時生產而出現的。
第一個被國有化的行業是金融業。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強調過，共產黨人未能奪取法蘭西銀行是個致命錯誤。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採納了這些至理名言。
1917年12月，為了因應銀行家的破壞活動，蘇維埃政府部署了軍隊，並下令將各銀行合併為單一的國家銀行，壟斷貨幣和信貸。
政府也廢除了前任累積的所有公共債務，尤其是欠外國金融家的債務。這遭到了帝國主義者的強烈抗議，他們迅速切斷了剩餘的信貸額度，從而提高了國家控制金融體系的重要性。
在其他的地方，國有化起初大多是自發性的：這是對老闆破壞行為的防禦性反應，或是對工人直接行動的追溯性認可。在最初的九個月裡，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有化是由地方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主動實施的，而非來自高層的命令。
然而，大約從1918年5月到6月，隨著資本家的破壞活動愈演愈烈，帝國主義也加強了乾預，布爾什維克被迫改變方向，將大片工業國有化。但即便如此，這些徵用也主要是以臨時方式進行的，而不是作為整體計畫的一部分。
工人階級顯然是革命的動力。但這股力量需要以有意識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引導和指揮。
然而，列寧解釋說，年輕的蘇維埃國家不具備適當規劃生產的能力。在許多情況下，由於國家資源匱乏，國有化的企業很快又被租回給了原來的所有者，而這些企業的負責人仍然留任。
同時，真正的工人控制和管理制度需要工廠委員會、工會和地方蘇維埃協同工作。列寧指出，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蘇維埃共和國尚不具備這些條件。
所需要的是一個有足夠時間和文化的工人階級：生產力水準要讓工人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參與生產經營，同時要有足夠的教育和技能來完成相關的行政任務。
簡而言之，沒有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即使是社會主義計畫也無法順利完成。
相反，列寧呼籲只對經濟的關鍵槓桿實施國有化，保留原有的管理人員，但由工人進行監督。同時，也要在維森卡的領導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和組織工業。
此時，布爾什維克黨內出現了「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對此立場提出了異議。這些極左派傾向於更自主的工人控制，同時也呼籲實行「堅定的社會化政策」。
列寧對他們以及他們譴責政府奉行的「布爾什維克右傾」的「國家資本主義」戰略不屑一顧。
列寧斷言：「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們已經國有化的，已經沒收的，已經打倒的和粉粹的，比我們來得及加以計算的要多。」但是，他也強調：「實行沒收單有’堅決性’就可以了，用不著有正確計算和正確分配的才能，而實行社會化，沒有這種才能就不行。
在經濟的製高點被國有化的同時，1918年4月正式實施了國家對外貿的壟斷。
這對於保護新生的蘇維埃經濟免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壓力，防止投機商人將財富虹吸出境或從進口中獲利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除了大工業國有化，對金融和外貿的控制也將成為社會主義規劃的關鍵。在短期內，這些措施對保衛革命至關重要。
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在內戰開始時的狀況，內戰推動布爾什維克撲滅更大的戰火。
戰時共產主義
革命後接踵而至的世界大戰和內戰對蘇維埃俄國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混亂。
1918至1920年間，數百萬國內難民被迫逃離家園，帝國主義軍隊和白軍洗劫了城鎮和村莊。還有數百萬人死於飢餓和流行病。
除此之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和德意志帝國主義的掠奪還造成了嚴重的領土損失。
收成受到嚴重破壞，交通中斷，城市人口銳減，因為飢餓的工人返回村莊尋找食物。
由於工廠失去了工人、原料和燃料，工業產量急劇下降。到1920年，蘇維埃俄國大規模工業的產量僅為戰前水準的13%。
此時，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唯一目標就是存活下來。由此開始了被稱為「戰爭共產主義」的時期和計畫：試圖將一切可用資源用於紅軍。
這樣一來，工人和農民所剩無幾。前者在城鎮面臨物價飛漲和嚴重短缺，在工廠則面臨艱苦的工作時間和條件。後者的糧食和牲畜被國家徵用。
政府試圖透過向投機商、私人商人和庫拉克（富裕的資本主義農民）發動戰爭來解決糧食危機，因為他們牟取暴利並囤積糧食。但對村莊和倉庫的攻擊只能獲得這麼多。
中央政府也向合作社運動尋求協助，希望他們能透過自己的網路取得和分配糧食。諷刺的是，事實證明他們非常不合作。
因此，到1919年，布爾什維克引入了餘糧收集制：以國家確定的價格強制交付糧食配額。在某些情況下，這意味著沒收剩餘糧食。在其他情況下，這相當於同樣的事情，因為作為回報的錢很少，而且由於通貨膨脹，錢越來越不值錢。
成千上萬的志工報名參加徵用運動。工會、工廠委員會和蘇維埃組成了武裝徵糧隊，主要目標是富農。
除了揭露秘密庫存和獲取糧食外，他們的任務還包括對貧困農民進行政治鼓動，使他們能夠加入尋找糧食和反對農村富裕階層的鬥爭中來。
布爾什維克的目標是在富農和其他農民之間打入楔子。然而，從前者獲得的盈餘是不夠的，這導致了前社會主義者（prodrazvyorstka）職權範圍的擴大。同時，後者更傾向認同農村居民，而非城鎮工人。
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製成品來換取農民的糧食，徵用遭到了抵制和破壞，包括播種量的減少。
糧食隊的工人面臨被富農黨羽屠殺的危險。徵糧工人的屍體不只一次出現在穀倉裡，他們的肚子被割開，裡面塞滿了糧食。
政府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沒有足夠的工業，他們就無法向農民提供他們要求的商品來換取糧食。這意味著工人的糧食短缺問題日益嚴重，導致工業產量進一步下降。而同時，也必須養活軍隊。
極端措施
內戰加速了工業國有化。軍事行動要求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以打擊經濟領域的混亂。生產必須集中在效率最高的工廠。稀缺的材料必須分配到最有效的地方。
到1920年11月，維森卡（Vesenkha，一種由地方居民組成的武裝力量－譯者註）負責監管約3,800-4,500家國營企業，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工業企業，但也有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它們並不完全是經濟的「制高點」。
1918年3月，維森卡的官員和工作人員人數從300人左右激增到6個月後的6,000人。而其中許多人曾在沙皇的國家機器中任職，激起了工人們的憤怒。
但即使在這種被圍困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仍堅持就關鍵問題展開辯論：中央計劃人員與地方蘇維埃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央集權與聯邦制之間的關係；使用資產階級專家和行政人員，提供更高的薪資和獎金；以及工會作為動員勞工的工具的角色。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整個布爾什維克領導層都受到了批評，尤其是來自所謂的「工人反對派」的批評。列寧和托洛斯基率先承認，內戰要求的極端措施遠非理想。但這些措施是必要的。
沒有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權，就不可能贏得戰爭。沒有專家的協助，沒有經驗、精疲力竭的工人階級是無法經營國有工業的。當務之急是生存，而不是社會主義。
如果其他稀缺的經濟資源都要根據紅軍的需要來組織和規劃，那麼作為生產中最重要元素的勞動力為什麼不能遵循同樣的原則呢？
列寧和托洛斯基強調，蘇維埃國家必須代表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不是特定勞工群體的利益。工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維持工廠的秩序、紀律和生產力。
隨著物資短缺的加劇，政府加強了對分配的控制。合作社和零售店實際上被國有化了。一系列產品的價格被固定下來。配給制在革命前就已開始實行，現在又重新恢復，產業工人被優先考慮，而前資產階級則排在隊伍的後面。
但這些配給是不夠的。 1919-20年間，城鎮中只有約20-25%的食物消費來自配給供應。工廠員工甚至在工作場所的菜園裡自己種菜。由於飢餓，彼得格勒的貓、狗和馬徹底消失了。
市場被正式取消了。但政府的限制是無能為力的。供需法則繼續發揮作用。黑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包商」（投機者）以極度虛高的價格出售稀缺商品。
為了給國家開支提供資金，政府越來越多地開動印鈔機。盧布日益貶值。通貨膨脹率從1918年的600%飆升至1,400%。
隨著貨幣變得一文不值，經濟開始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苟延殘喘。貨幣被實物支付所取代。國營企業依據維森卡記帳法交換物資。國家免費提供口糧和服務，如公共食堂和交通。作為工資的替代，工廠工人從自己的工業產品中分一杯羹，透過黑市上來以物易物。
價值法則
戰時共產主義通過的緊急方案，形成了幾乎完全國有化的無貨幣經濟。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概念沒什麼相同。這種矛盾的結果是破壞和絕望的產物，而不是理論或設計。
更多的極左派布爾什維克試圖把這種必然性說成是一種美德。由於混亂和崩潰而意外出現的無政府狀態，被描繪成邁向社會主義的刻意步驟。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規律仍在繼續運作──不僅在外部，透過世界市場的壓力，而且在工人國家本身的範圍內。
馬克思指出，對於每一種經濟制度來說，都存在著某些客觀的動力，它們獨立於任何意圖或意志而存在，調節社會的財富、勞動力和生產資料。
他解釋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財富的形式是商品：為交換而生產的商品，並透過市場分配。
平均而言，商品是根據其價值進行交換的，而價值是由蘊含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稱之為價值法則。
價值法則調節資本主義經濟。它規定了商品交換的比例。它決定了貨幣這「商品中的商品」的價值。它引導資本從一個部門流向另一個部門，形成全球分工。
在資本主義內部，經濟的每一部分都透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相互關聯。但這系統完全是盲目運作的，它在資本家和工人的背後運作。
因此，在資本主義下，價值法則透過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和價格的波動表現出來，透過混亂和危機尋求「平衡」。
相較之下，在戰時共產主義下，整個資產階級都被摧毀了。市場關係被正式架空，基本商品和服務現在不是作為商品而是透過國家正式分配。
那麼，價值法則當然已經被推翻，貨幣可以順利退出歷史舞台了嗎？
然而，馬克思進一步解釋說，貨幣歸根結底是一種價值尺度；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代表；是獲得社會總財富一部分的權利。
貨幣是一種社會工具，扮演交換手段、記帳單位和價值儲藏手段。就像任何工具一樣，在它變得過時和不必要之前，是不可能丟棄的。
同國家一樣，在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更高階段過渡的過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稀缺性轉變為超豐裕性，隨著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被有意識的計劃和分配所取代，貨幣也必然會消失。
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克服價值法則作為經濟主要調節器的作用，同時克服其貨幣和物質症狀：價格波動和短缺。
托洛斯基解釋：「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國家和貨幣都要消滅。二者之漸漸死亡，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就理應開始了。」。但他強調，「貨幣是不能任意『廢除』的」：
「只有當社會財富之不斷增長能使我們兩足動物裊除不肯多做一分鐘工作的吝嗇態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糧太少的羞恥心理的時候，才能給予金錢崇拜致命的打擊。」
黑市的存在和普遍的短缺清楚地表明，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消失的物質條件——真正共產主義的條件——在戰時共產主義下並不存在。
勞動生產力低。每一分鐘「多餘的勞動」都是寶貴的。 「一個人的口糧數量」確實是一種恥辱。
在這種情況下，價值法則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明顯──工人們不得不採用以物易物這種最基本的交換形式就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戰時共產主義」與其說是朝著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邁進，不如說是一種倒退。
極左派犯了一個嚴重的理論錯誤：假定革命一舉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法則；假定國家所有權足以超越價值法則。而史達林主義者在後來又重複了這個嚴重錯誤。
新經濟政策
到1920年底時，俄國內戰的局勢已經轉向有利於紅軍。這為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喘息的機會，使他們有機會重新審視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並規劃下一步的行動。
整個國家處於一片廢墟之中。經濟的方方面面——工業、農業、運輸業——都遭到了破壞。飢餓和疾病籠罩著大地。通貨膨脹已經失去控制。
這就是1921年初開始的黨內辯論的嚴峻背景，這個辯論最終形成了後來被稱為「新經濟政策」（NEP）的政策。
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是糧食短缺。需要從農民那裡獲得更多的糧食。但是，徵糧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隨著白軍反動威脅的消退——地主捲土重來的危險也隨之消退——農民對國家徵用的容忍度越來越低。這導致了農村叛亂的爆發，而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更是將叛亂推向了高潮。
這些起義是症狀性的，顯示目前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階級對立遠未解決；戰時共產主義並不像烏托邦極左派所想的那樣，代表著向社會主義飛躍的基礎。
因此，政府改變了徵收糧食的方向。糧食徵用被累進實體稅取代。農民必須交出一部分收成，但有權透過私人管道出售超出部分的糧食。強制方式被激勵手段所取代。
這看似微小的一步卻有著自己的邏輯，其滾雪球式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首先，農民要賣掉糧食，市場上就必須有其他商品──衣服、工業品和其他食品──讓他們可以把新獲得的現金花在這些商品上。
這意味著要加強消費品的生產。但國有工業已經癱瘓。而修復這些工業所需的資源卻無法透過魔法實現。
如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成功，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資本主義在戰後的第一次革命浪潮中倖存了下來，這一浪潮在1919年達到頂峰。
因此，布爾什維克政府不得不依靠私人小生產者：工匠、合作社和家庭手工業，他們不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同樣，輕工業中的國有化企業也被租賃給私人企業家，並允許他們進行獲利性生產。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另一項要求：取消價格控制，使市場合法化——為農民提供出售剩餘產品的途徑；將食品從農村分銷到城市；將製成品帶入鄉村。
這就產生了新的群體：「耐普曼」。商人和小販——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就已逍遙法外，經營黑市——他們為這個私人貿易網絡提供便利，順便為自己撈一筆。
下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需要穩定貨幣。沒有可靠的兌換手段和穩定的價格，怎麼可能有私人貿易？
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討論新經濟政策時提出了更多問題。
正如卡爾所述：
「只要印刷機繼續無限制地印刷盧布，『穩定貨幣』就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除非政府能找到其他一些兩全其美的辦法，否則無法遏制通貨膨脹；除非國家能減輕維持國營工業和從事國營工業的工人的巨大成本，否則無法想像將政府開支控制在它所能籌集到的任何收入的限度內。」
總之，目前的通膨經濟制度需要被貨幣主義和緊縮政策所取代。
到1922年7月，為了抑制猖獗的惡性通貨膨脹（當時的通貨膨脹率超過7000%），舊的貶值盧布正式被一種新的、由黃金錨定的貨幣——切爾沃涅所取代。
國營工業開始了「合理化」過程，即所謂的「經濟核算制」（khozraschet）。國營企業不能再依賴國家銀行。取而代之的是，它們必須作為自給自足的企業，按照商業原則運作：管理自己的帳戶；削減成本；提高效率；直接與市場上的生產商和分銷商打交道；並設法創造盈餘（但不是為了老闆個人的利潤）。
「無利可圖的」（主要是規模較小的）國有企業被租賃給私人管理，支付實體租金，或被合併到信託公司內部。但是，除了銀行業外，所有最重要的產業——真正的製高點——仍由國家控制，僱用絕大多數產業工人。
為了平衡收支，國營企業必須降低成本。這導致了資產的大甩賣。結果，在需求低迷的時候，市場上出現了過剩的工業產品。與農產品相比，價格下降，農民受益，而城市生產者和消費者受損。
這些企業也被迫進行大規模解僱。資本主義的「勞動後備軍」也回來了。此外，經濟核算制還要求重新向工人支付貨幣工資，並發放獎金以激勵他們更加努力工作。
這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與保障就業和基本生活條件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勞動力動員相比，這是一個鮮明的變化。卡爾說：「這種粗暴的勞動紀律形式很快就被資本主義舊式的『經濟鞭子』取代」。
他指出，「作為法律義務的工作，被作為經濟需要的工作所取代；作為制裁手段的對法律懲罰的恐懼，被對飢餓的恐懼所取代」。
卡爾總結道，「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新經濟政策就再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要點」。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從最初允許農民出售餘糧開始，整個經濟政策發生了轉變。在這條主線的牽引下，戰時共產主義解體了。
在農業中重新引入市場關係所產生的全部影響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但並非偶然。戰時共產主義的解體體現了某種必然性。
新經濟政策的各個部分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朝著市場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使政府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最初設想的都要遠。客觀的壓力使政府摒棄了主觀慾望。
蘇聯沒有也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的法則。但同時，工人國家在市場力量面前也並非完全束手無策。
托洛茨基在1922年解釋說：“工人國家在將經濟轉向市場基礎的同時，並沒有放棄計劃經濟的開端，甚至在即將到來的時期也沒有放棄計劃經濟的開端。”
他繼續說：「國家對主要工業企業的集中控制，將在新經濟政策下與市場的自動控制相結合」。
托洛斯基認為，蘇維埃國家的任務是「協助盡快消滅市場」。
他強調，重要的是，工人國家必須利用其對信貸、外貿和稅收的控制，將資源引向國有工業。
國家對外貿的壟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列寧和托洛斯基都反對任何廢除或放鬆這種壟斷的建議。他們強調，這樣做會以犧牲工人國家和計畫經濟為代價，加強庫拉克和耐普曼的力量。
托洛茨基解釋道，國家手中的這些財政和金融槓桿「提供了機會，不僅在農業領域（實物稅），而且在商業和工業領域，都可以虹吸越來越多的私人資本收入用於國家經濟目的」。
透過這種方式，私部門將“被迫向”托洛茨基所說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進貢”，這與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概念不謀而合。
因此，這兩種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一方反映了商品生產和市場的壓力，另一方反映了國家計劃的壓力——代表了「過渡時期」蘇聯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
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和範疇（貨幣、價值、剩餘價值等）仍將處於工人國家的統治之下，但現在是一種經過修改的形式，受到越來越大程度的有意識控制。
經濟復原與重建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最初幾年，情況有所緩解。在1921-22年伏爾加地區發生災難性的乾旱和飢荒後，收成有所改善。工業從低起點開始復甦，主要是透過恢復工廠而不是新建工廠。
雖然農業和貿易領域的市場已經恢復，但關鍵產業仍掌握在國家手中。政府採取了措施，對這些產業進行更強大的組織和規劃。
早在1920年，“國防人民委員會”就被重新組建為“勞動和國防人民委員會”，負責制定全國的經濟計劃。
隨後兩年間，國家計畫委員會（Gosplan）和國家銀行（Gosbank）也被成立。前者負責總體和長期規劃。這包括編制生產和消費的預測、目標、平衡和預算；監督大型工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以及確保經濟部門之間的協調。後者是蘇聯中央銀行。
兩者都是對維森卡的補充，後者繼續透過其信託基金（glavki）計劃和管理國有工業。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經濟持續復甦，但在復甦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嚴重的挫折。
最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的“剪刀差危機”，這場危機因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品價格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而得名。
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階段，農民從較高的穀物價格和較低的消費品價格中獲益。現在，由於農業生產的成長速度超過了工業產出的成長速度，這些價格的相對位置也發生了變化。同時，儘管政府試圖抑制通貨膨脹，但與收入相比，所有價格都在上漲。
政府對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實施了價格控制。但這只會導致更嚴重的短缺。結果是，農村和城鎮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農民的對立情緒也日益高漲，他們越來越覺得自己吃虧了。
這一事件揭示了蘇聯經濟固有的不穩定性；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基礎上實現和諧增長的困難；以及隨時可能爆發的社會爆炸。與其說是“剪刀差”，不如說是在刀刃上求得平衡。
而到了1925-26年，現有的工業生產能力大部分已經恢復運轉，農業和工業生產也達到了戰前水準。
黨不再忙於眼前的生存鬥爭，注意力開始從恢復轉向「重建」——為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做好準備。至於下一階段將採取何種形式，人們爭論不休。
然而，此時的爭論已不只是經濟政策的對與錯。這是一場關乎革命命運的政治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