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在科技领域有新突破的通报传出。

这个在二十年前仍深陷落后状态的国家，如今正与美国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激烈竞争，并在其中毫不逊色。同时，尽管美国帝国主义仍是当前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却陷入重重矛盾、走投无路。

这场对抗已成为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轴心。

中国经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意味着什么？

不可否认的崛起

在全球经济普遍停滞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近期维持在约5%左右。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现已是日本的三倍，这项成长率在绝对意义上具有相当的扩张性。更重要的是，这一成长率远超过传统帝国主义强国：美国成长率为2.8%，而欧盟则几乎陷入停滞，仅0.1%，其工业正处于衰退之中。

与许多因金融资本主导而导致工业萎缩、衰败的旧帝国主义强国不同，中国的工业部门依然充满活力，并已在全球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中国一国就占了全球制造业总量的30%，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南韩的总和。这一趋势没有任何放缓迹象，中国的工业增加价值——即工业所创造的新价值——仍以每年约5%至6%的速度持续成长。

当今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值得注意。中国仅生产低品质服装、玩具和日用小商品的时代早已结束。 「中国制造」如今已与全球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连结在一起。自202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电脑与电子、化工、机械与设备、汽车、基础金属、金属制品以及电气设备等领域的生产中取得主导地位。

此外，中国已成为科研与创新的强国。根据《自然指数》资料库的统计，全球前十大科学研究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在机器人领域，中国无论在专利申请数量（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或是机器人安装总量方面，均居世界首位，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几乎不需工人以至于无需照明的自动化“黑灯工厂”，正在中国多个制造业领域内被广泛应用。

就连如半导体产业这类因美国强力打压而面临升级瓶颈的领域，中国的自给自足能力仍在快速提升。美国试图阻断中国取得该领域最先进技术的举措，反而推动了中国加速发展具备竞争力的高阶晶片替代科技。

虽然目前大多数科技创新主要应用于消费品领域，但其军事用途的拓展也正在迅速跟进。举几个例子：中国已推出既能在水下航行又能在空中飞行的无人机、大型水下无人潜航器，以及喷射推进无人机，使得任何军舰都可能具备航空母舰功能。所有这些发展都令中国的西方竞争对手感到惶恐不安。

现在情况已极为清晰：中国正以一种空前的规模发展，正对美国在多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中国早已摆脱对外国投资与低附加价值制造业的依赖，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转变是如何实现的？这样的发展能否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持续下去？

“滞后的特权”

造就中国惊人发展成就的一个关键物质因素，正是中国近年发展过程的起点。

相较于那些累积了多年矛盾、低效、债务和其他生产力问题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时，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尽管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高科技产业当时几乎不存在，因此可以从零起步进行建置。

然而，中国并无需完全从头开始发展工业。从一开始，它就能够直接引进并应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这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所展现出的不平衡且结合发展的表现，早在俄国，托洛斯基便已观察到这一现象：

「那些被迫力图赶上先进国家的落后国家不会遵循常规次序，历史发展滞后的特权——存在着这样的特权——允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使它们在应定的期限之前吸收现成的文明成果，从而能跨越一系列过渡阶段。过去，野蛮人在没有走完连接两种武器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道路的情况下，就用步枪代替了美洲从欧洲的历史来复制。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事实正好是以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为先决条件的。

如今位列中国第三大城市的深圳市正是这项转型最清楚的例证。 1980年时，它不过是一个人口约三万的小渔村。作为中国迈向资本主义重建的第一步，深圳被指定为第一个「经济特区」。短短十余年内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为电信设备制造中心；至2000年代初，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的代表，为西方品牌大量生产手机。

在国家有意识的干预下，深圳吸引了巨量投资与技术工人，使其得以实现产业向高科技领域的升级。如今，它被誉为「中国的矽谷」。而这一切的发生，仅花了短短四十年。

在科技领域，中国受益于「滞后的特权」（也被广泛称为「后动优势」）的例子比比皆是。以由中国独立建造与经营，目前全球仅有的两个太空站之一的天宫太空站为例：其建设充分借鉴了美俄太空计画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经验教训。类似的进展也出现在资讯与通讯技术、高速铁路、稀土精炼等多个领域。

中国对这项优势有着充分的认知并加以主动运用。诚如国家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所坦率指出：

「每年，中国用于购买知识产权或技术许可的支出超过300亿美元；同时也大量学习和模仿未受保护的知识。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地获取这些知识。而模仿，并不可耻。」

然而，单凭这类「滞后的特权」远不足以解释中国持续成功的原因。世界上仍有大量国家长期陷于落后状态，始终无法突破。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项突破，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波拿巴主义国家的角色

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专政体制所统治。尽管这个国家政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压制工人阶级，它同时也强力干预市场运作，对资产阶级加以约束，迫使其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投资与行为选择。

党国体制掌控著经济中多个关键的杠杆。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上的决策权受党直接主导。国家也对中国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持有多数股权——其中四家现已跻身世界最大银行之列。这使得国家可以优先依据政策目标调配资本，而非先考虑股东的短期利润。此外，国家为经济设定发展目标，并透过补贴或监管手段迫使私人资产阶级（即拥有非国营企业的资本家）予以配合。

那些威胁到整个社会制度稳定性的资本家，也会迅速遭到整齐。例如，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试图推动高风险金融计画「蚂蚁集团」上市，该计画一度筹集了高达340亿美元的资金，而国家则立即出手干预，叫停计划，并迫使马云自我流放一段时间。中共党国当时判断，蚂蚁集团展现了类似西方大型金融公司的一系列特征，包括存在可疑操作与管理高层的冒险行为，这些正是引发2008年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马云本人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严重贫富差距的象征。因此，中共党国选择在风险扩大之前，及早将其遏制。

马云的个人言行也是促使中共出手的原因之一。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他公开批评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监管过于严格。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名人身份与财富地位，这种公开批评被视为对中共权威的公开挑战，尽管他本人是中共党员，此举仍无法被容忍。同时，中共借此也可藉用打击富豪之机在群众中赢得一定民意支持，因为马云已广泛被视为傲慢无度的富人典型，遭到不少群众厌恶。

这一对个别资本家的惩罚并非孤例。就在马云受挫的同一年，中共还对多家中国企业处以巨额罚款，总金额高达数亿美元。这也导致股价承压，投资人损失超过一兆美元。根据《环球时报》2024年的报道，当年中国发出的各类罚款总额上升至15.2亿美元。此外，宣布破产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信用黑名单，不仅难以再获贷款，还被禁止进行奢侈消费。

在西方，政客受制于富人利益，国家大体上受资产阶级统治，所谓的「法治」得以维持，资本家几乎不会面临被杀鸡儆猴的风险。他们的财产受到保障，即便公开批评政府，也无须躲藏──事实上，往往是政客必须迎合资产阶级的意志。

对比以下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与马云各自的命运，便以见得。两人同为具有妄自尊大倾向、热衷对外发表意见的科技亿万富豪，但他们所面对的下场却迥然不同：马斯克能够购买政治影响力直至高就白宫。就算其后与美国总统发生正面冲突，却仍保有其财富与政府合约；而马云则被边缘化多年，并被中共剥夺了其商业帝国的重要部分。

除了严厉惩戒之外，中共党国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引导市场朝其设定的方向运作。国家对其所偏好的产业施以大量补贴、减税与其他优惠政策，这些产业往往由地方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经营。国家也将党委干部与行政力量直接部署进企业内部，尤其是在那些被认定为「产业龙头」的企业中，以确保它们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借由这种方式，国家也能有效抑制资本流向高风险、低效益的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与西方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股票回购、虚拟货币炒作等情况不同，中国在2017年便禁止了国内的加密货币挖矿与交易，尽管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市场。

国家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短期利益，也使其在应对潜在衰退与危机时拥有更多调控工具。例如，在恒大集团违约危机爆发后，为防止危机蔓延至整体经济体系，中共迅速介入处理。

危机公开后不久，国家即成立了一个不透明的专责委员会展开善后。多家国营企业及部分私人企业被动员，接手恒大的部分债务并承担其烂尾工程的后续建设，同时冻结了董事长许家印数亿美元的资产。如此一来，尽管问题仍在持续、房地产产业对经济依然构成下行压力，但这场危机未能演变为全面性灾难。

反观西方，当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于2008年因多年风险操作失控而陷入危机时，美国政府未能阻止其倒闭，引发全球经济崩盘。而在雷曼破产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局仍不得不投入数亿美元救助其他企业，以避免系统性危机蔓延；同时，雷曼的执行长却得以保留其数亿美元的薪酬与奖金。

中国国家也采取措施，引导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制造业，推动经济远离高风险路径。

然而，对资产阶级的管控只是故事的一面。中国国家机器最根本的职能，仍在于对工人阶级的压制。

它从未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并在近年来加强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网路审查无所不在，随着监控技术的不断升级，审查机制也愈加严密。当然，任何试图在国家工会体系之外组织独立工会的举动，都会遭到严厉镇压。

由于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诸如推广「黑灯工厂」等威胁工人就业的项目，往往得以畅通无阻地推进，未遭到有效反对。

但国家同时也对阶级分界线的另一端──资产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以维护整个体制的稳定。有时，为了防止阶级矛盾发酵，国家甚至会在工人与资方的冲突中站在工人这边进行干预。近期，国家亦推动最低工资的上调，部分是为了刺激消费、对抗通货紧缩，部分则是为了缓解不断累积的阶级愤怒。

中共之所以能够达成上述一切，是因为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重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强大、无所不在的警察国家。与苏联不同，中共在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掌控，使其在中国社会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苏联的国家机器则在此过程中瓦解。

在将中国从计画经济转型为以市场力量、利润动机和私有财产为主导的经济体的过程中，中共依然保留了对经济主要杠杆的掌控，特别是银行体系和若干战略性产业。外资虽被欢迎进入中国市场，但被限制在不能取得企业完全所有权的范围内。

一方面，国家官僚集团无意将自身权力拱手让给外国帝国主义或本土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系；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压制工人阶级，以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因此无意给予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利，例如组成独立工会的权利。

中共官僚集团必须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维持持续的平衡——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波拿巴主义”，即国家将自身提升于任何一个阶级之上，并以国家暴力直接实施统治，以维护现存秩序的整体延续。

中国国家政权的波拿巴主义则具有其特殊的成因与特征。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定义，适用于阶级斗争陷入僵局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强人」角色登场，提出要透过强化国家镇压力量来重建秩序；虽然其目标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他在这过程中获得了相当程度上脱离该阶级控制的自主权。

而当代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体并非源自于阶级斗争的僵局，而是源自于原本寄生于计画经济成果之上的官僚集团。这一集团在之后推动资本主义重建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特权和利益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便必须持续压制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同时，这个过程也催生出一个对国家深度依附的新生资产阶级。

正是由于这种能够深度干预市场并管控资产阶级行为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形态的存在，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年轻性”，使中国在与西方对手的竞争中具备了显著的优势。

「《阿波罗》精神」

凭借其在社会中的分量与主导地位，中共党国能够主导全国范围内的科研发展项目，并以惊人的速度协调各方资源——讽刺的是，这种体制调动能力与美国在冷战时期「太空竞赛」期间曾展现的国家动员方式颇为相似。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布鲁塞尔·塞尔吉（Bruno Sergi）在《外交家》杂志中指出，促成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阿波罗计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非自由市场竞争，而是集中统一的国家领导。 NASA全程主导了从研究、开发、制造到实施的流程，私人企业在其中基本上处于服从国家指挥的地位。

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中，中国正在采用类似的方式。正如塞尔吉所解释的那样：

「自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慧发展规的通知》以来，北京就为2030年实现全球领先地位设定了明确的阶段目标，并以大规模投资支持科研机构、高校项目与产业园区。中国大学积极参与应用研发，申请专利，并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与华为等科技巨头合作，将技术突破商品化。

「中国正在建立缓冲机制，以规避关键瓶颈，抵御美国对高端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华为正主导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与升腾处理器的研发，并计划透过中芯国际建立专门的晶片制造与扩产体系。阿里巴巴与百度也在开发国产AI加速器，以减少对进口组件的依赖。」

不过，这种集中统一的国家主导精神远不止于人工智慧领域。在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中共党国就已明确划定重点投资的科技领域，并进行协调部署，以提升中国工业的技术竞争力与自主能力。截至2024年底，该策略所设定的目标已有超过86%实现，其成就正体现在我们前文提及的多个科技突破中。

这一切都凸显出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与自由市场信徒的主张相反，国家干预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今，中共正将这套能力运用于人工智慧的发展中，以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的姿态推进自身利益，与西方展开正面对抗——而其进展之迅速，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种计划经济吗？

现今的中国国家显然具备设定具体经济目标并引导经济朝这些目标推进的能力。在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计划成分。

考虑到这一事实，以及执政党在名义上仍自称“共产党”，并将中国的经济制度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或许问：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吗？

在一个国有化的计画经济中，驱动经济活动的逻辑将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关键产业将被国有化，生产将根据一套切实的社会总体计划进行，以满足全体社会的需要，而非逐利原则。

也正因如此，计划经济中将不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那种无序竞争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周期性繁荣与萧条。当然，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必须以工人控制为制衡机制，才能防止浪费、管理不善与腐败的滋长。

过去的中国确实曾拥有一个国有化的计画经济体制，尽管这个体制缺乏了工人民主，而是由官僚主导。然而，它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落后状态，迈入现代社会。

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这旧有计划经济的许多特征已被中共自身所破坏。就业保障、住房保障与社会保障如今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虽然过去的残余仍可见于党国对经济若干关键杠杆的国有控制，但今日中国的一切——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运作方式基本上仍是以追逐利润与市场份额为导向，而非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宗旨。

诸如《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产业规划，其目的并非为满足社会基本需求，而是为了确保中国制造的产品能在世界市场上压倒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尽管国家干预强大，但最终决定经济如何运作的，仍是市场压力与利润动机──这两者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支柱。

即便国家能够透过奖惩机制引导资本家、甚至直接主导某些技术领域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仍会不断侵蚀或扭曲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国家扶持产业出现的严重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紧缩。这正是投资大量涌入国家重点扶持领域所造成的成果。

这一现象的普遍化甚至催生出一个新的术语：“内卷”，连习近平本人都公开提及过。所谓“内卷”，是指国家扶持领域竞争过度所造成的反效果——即便只是维持盈亏平衡、不落后于其他竞争者，也变得极其困难。资本大量涌入导致生产效率再高的企业也难以获得市场份额，因为所有竞争者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结果便是价格战、工时拉长，以及严重的生产过剩。这一趋势将在中国近年来推动尖端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愈发加剧。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电车的严重过剩。在国家政策与补贴的推动下，近年来迅速培育出若干产能庞大的电车品牌，进而导致电车市场饱和，供过于求。企业之间为了销售产品而陷入混乱的价格战，不得不在亏损中维持运营，反而更加依赖国家支持，而非减少依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在一个真正的国有化计画经济体制下，这类产业可以立即被改造，以服务社会的其他需求。例如，这些工厂本可轻松转型为低价或免费向中国最贫困地区供应基础电子与运算设备的生产基地，以缓解严重的区域不平等问题。

然而，现实中国家能做的，仅限于对地方政府补贴政策进行调控，并允许部分企业破产退出市场。这一过程既不迅速，也难以在国家体制内部有效率地执行。尽管中央拥有庞大的行政机器，仍无法完全阻止企业钻空子。例如，一些车企绕过国家禁止降价的命令，改以提供零利率贷款、免费流量等促销手段继续「内卷式」销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指出，若想达成预期效果，中共必须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本身并无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详细分析过此类情况：一旦某个高利润率的新产业出现，便会吸引资本迅速涌入，导致利润率下降，并在该领域引发危机。其后结果通常是企业破产与产业被少数垄断资本整合。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当时英国帝国主义引用的描述：

「每个新企业要想同时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的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

这一论断，完全适用于当下的资本主义中国。

归根究底，只要经济体系仍建立在无序市场、获利动机、民族国家与私有制基础之上，国家再多的调控也无法阻止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而这一危机，如今在中国已表现得愈加明显。中共对于此根本矛盾，既无解决方案，也无应对计划。

资本主义的极限

尽管在国家主导下实现了耀眼的成长，中国如今也和许多已开发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面临成长放缓的问题。

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中国经济，受到了恒大危机的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放缓趋势。尽管国家出手干预，避免了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大规模崩溃，恒大的违约问题仍未解决，且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缓解，甚至可能无法根本解决。

同样地，虽然国家可以试图遏制价格战，但私人企业及其地方政府支持者仍不断绕过政策，以维护其短期利益与利润。

在缺乏计画经济的前提下，对于市场无序运作所带来的问题，既不存在简单方案，也没有快速解法。

此外，与全球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中国也累积了庞大的公共与私人债务。尤其在2024年底，为提振消费与金融市场，中国国家不得不推出一项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债务负担。

对广大群众而言，生活成本与失业率（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持续上升。人口老化的加剧，也让年轻人面临照顾老年人的更大压力，青年阶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尤其沉重。

社会安全项目，如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也因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承担缴费而面临财务紧张的局面。典型的紧缩政策，例如延迟退休年龄，正逐步推出，尽管节奏相对缓慢。将当前中国的紧缩规模等同于西方，是一种错误判断。中国的紧缩才刚起步，而西方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攻击已持续二十余年，且毫无放缓迹象。

然而，中国正在走上同一条道路——这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无法逃脱。

在这一切表象之下，根本问题仍然是持续严重的生产过剩。目前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74%，为2020年以来最低。问题特别突出的电车产业，2024年的产能利用率仅49.5%。其直接后果就是获利下滑：亏损的工业企业占比从2016年的约10%上升至2024年的约20%。

如前所述，国内的过度生产正推动持续的通货紧缩与利润下降。最终，中国要么只能将大量商品倾销到全球市场——这一趋势事实上已经开始——要么就必须面对大量参与价格战的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后果，进而危及数百万人的就业。

阶级斗争的前景

中国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与正陷入混乱、竭力捍卫全球霸权的美国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显然处于衰退之中的欧洲经济截然不同。

中国生产力的显著发展，毫无疑问将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印象，即在中共领导下，他们的生活可以逐步改善。事实上，中共党国媒体也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向中国群众展现西方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几乎无需编造或扭曲事实。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意，近来在拜登与川普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进一步加剧，这也重新唤起了中国群众对那段屈辱历史的记忆——当时的中国曾被西方列强瓜分与宰制。因此，一种反帝、反西方的情绪在民间自然滋生，为中共提供了操纵民族主义宣传、借此巩固自身支持率的契机。

那么，这一切如何影响中国的阶级意识呢？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转型，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代人之间，许多原本生活在农村、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转变为居住在现代城市、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产业工人，并抱有他们的子女将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势姿态，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部分群众可能对中共心怀不满或提出批评，但在经济成长持续、以及西方敌意依旧的背景下，这些因素可能会暂时压抑群众的革命冲动，至少在现行体制尚能「兑现承诺」的阶段是如此。

然而，阶级斗争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也不与经济繁荣呈现简单的反向关系。事实上，经济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增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信心与能力。

如前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仍充满著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终将以各种形式爆发。今年上旬，当比亚迪在全球电动车市场取得主导地位之际，数千名比亚迪工人也对资方薪资削减发动了激烈的斗争。

其他事件也表明，来自基层社会的不满正在持续酝酿。譬如一月间在陕西蒲城以及八月在四川江油，数千人因地方官僚对校园霸凌事件的失职而走上街头，最终演变为更广泛的争取民主权利的示威。这些行动反映出群众对于掌握自身命运、反抗官僚专政的强烈愿望，说明社会底层的不满并未熄灭。

在衰退的世界中崛起

中国无疑正在多个领域迅速跃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取代美国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目前中国仍远未完全取代美国，但在许多方面，它已经学会如何比西方更有效地管理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表现优于对手，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却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它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全球性危机或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竞争，但它无法彻底摆脱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危机的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一次严重衰退，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而中国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不可能被无限期地回避。

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中国无产阶级也随之大幅壮大，成为全球前所未有的阶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迟早的觉醒与行动将远比近来的科技突破更撼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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