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長期的戰後繁榮之後，世界經濟經歷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危機。產出下降和通膨飆升共同重創了工人階級。今天，資本主義面臨類似的動盪。它必須被推翻。 （本文原文原文於2024年8月23日發表於英國革命共產黨官方網站communist.red，譯者：付萊）

中東衝突、持續的通膨威脅、全球經濟動盪、產業工人激進化浪潮。革命運動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爆發。

不，我們現在談的不是2023年的政治回顧，也不是我們對未來一段時間的縱觀。

這是對半個世紀前的事件的簡短概述。當時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範圍內首次出現同步衰退，標誌著戰後繁榮的徹底終結，並迎來了一個新的動盪不安的時期。

必然性和偶然性

對於膚淺的資產階級評論家來說，1973-75年的危機被解釋為一場不幸的意外而已。資本主義的衛士聲稱，這次全球經濟衰退只是國際「原油衝擊」的產物。

誠然，由於阿拉伯產油國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實施禁運，以回應它們在贖罪日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能源價格確實飆升了。

但這完全是一種經驗主義的分析，只考察了局勢的表象，沒有理解將整個系統推向崩潰邊緣的潛在過程和不斷累積的矛盾。

馬克思主義者從更廣泛的背景來理解這種「意外」。在當時，世界經濟正處於脆弱狀態。

當你擁有一座紙牌搭成的房子時，只需輕輕一推或一陣風，就能推倒整座大廈。同樣，在遭遇數月乾旱的森林中，只需一點火星，就能點燃堆積的可燃物，產生可大滿貫的大火。

這就是「必然透過偶然表現出來」這一辯證觀點的涵義。

當一個系統——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社會中——孕育著危機時，任何次要因素或事件都可能引發過渡或崩潰。微小量變的累積會導致質變。看似隨機或偶然的事件反映了客觀動態。

在70年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情況就是如此。世界經濟充滿了矛盾和張力。這個體系隨時都有內爆的可能。當它最終崩潰時，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個危機和階級鬥爭的時代——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其中。

危機的條件

實際上，1973-75年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有機危機的反映，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在其經濟著作中對其進行了描述。

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要真正理解任何資本主義危機，必須先研究危機之前的時期。事先準備好的條件——而不是直接的「偶然」催化劑或衝擊——才是此類危機的真正原因。這也適用於197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

用這種觀點來看，70年代危機是戰後經濟繁榮期間產生和累積的所有矛盾的產物。所有導致經濟長期向好的因素都變成了它們的反面。

長達數十年的上升期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是世界生產力空前發展的時代。但在這驚人的成長中，也埋下了這個制度自身毀滅的種子。

泰德·格蘭特（Ted Grant）——我們組織的最初創始人，也是列昂·托洛茨基逝世後國際上首屈一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會出現經濟衰退嗎？》（Will There Be a Slump?）的文章中精彩地勾勒了戰後繁榮的諸多原因。

當其他“左派”，包括許多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已經屈服於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凱因斯主義改良主義思想時，泰德卻撰文解釋了助長經濟繁榮的各種因素。他準確地預測到，這些因素最終會走向反面，使整個體系陷入危機。

政治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強勁復甦，最重要的是當時的政治條件。

隨著衝突接近尾聲，社會擺脫了戰爭的黑暗和破壞，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風起雲湧。但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導人的背叛確保了這些運動被平息，使統治階級得以繼續掌權。

例如，在破敗的西德和日本，工人領袖充當了帝國主義佔領軍的婢女，幫助阻礙希望以共產主義取代法西斯政權的激進群眾。

同樣，在法國、義大利和希臘，「共產黨」領導人幫助確保了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而在英國，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工黨政府在1945年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工人階級被壓制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才得以生存，並在後來走向繁榮。這些背叛為經濟上升提供了政治前提。

世界貿易

繁榮背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取代英國帝國主義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帝國主義的霸權地位。

由於本土沒有戰事，美國資本主義在戰爭結束時，其工廠、機械和基礎設施都完好無損。此外，戰時投資和現代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工業的發展。

因此，1938-50年間，美國經濟年均成長率達6.5%；私人企業部門每小時產出年平均成長2.7%[1]；工業生產幾乎翻了一番。 [2]

反過來，美國的所有主要競爭對手都在相互殘殺中傷痕累累，債台高築。飢寒交迫的西歐和日本變得依賴美國提供重建本國工業和城市所需的資金和資源。

這包括獲得美元——馬歇爾援助或其他貸款。當然，這種資金支持是有附加條件的，受援國必須從美國供應商購買商品，這進一步增加了美國的利潤。

到1950年，由於已佔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產出58%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實力和統治地位，[3]美元已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由布雷頓森林協議加冕。

在此基礎上，美帝國主義為了美國大企業的利益，打破了貿易壁壘。這包括降低和取消各種保護主義關稅。此外，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在以前屬於英法等老牌帝國的地方開闢了新的市場。

這一切都大大推動了世界貿易的發展。 1951-71年間，全球製成品貿易額成長了349%，而產出成長「僅」為194%。對已開發國家來說，這段期間製造業貿易的爆炸性成長幅度更大，達到了480%[4]。

這是戰後繁榮的關鍵因素之一。國際貿易的成長意味著世界市場的進一步一體化。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巨大的跨國壟斷企業的誕生，它們現在以以前無法想像的規模供應遙遠國度的消費者。

通訊、交通和其他技術領域的發展使這種巨大的擴張和影響成為可能。但它本身也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爆炸性增長鋪平了道路。

新的國際分工提高了專業化程度和效率。資本集中帶來了規模經濟。不同國家壟斷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它們無法躲在地理限制和天然本土市場所提供的保護背後——有助於推動對新機器和新生產方法的投資。

這個過程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盛期的情況極為相似：

「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而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

「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資本主義積累

在這時期的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成長率最高的是西德和日本。

這兩個國家都被戰爭夷為平地。雖然這對普通民眾來說是毀滅性的，但卻為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被摧毀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可以在最現代的技術和工藝基礎上重建和組織。與其他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戰時的科學發展，如航空、電子、塑膠和原子能，可以在整個經濟中廣泛應用。金屬、化學和電氣等其他關鍵部門也經歷了一次飛躍。

同時，多年的法西斯統治，帝國主義佔領者及本國買辦資產階級的持續政治壓迫，嚴重削弱了工人運動。

再加上源源不斷的農民工從農村湧入城市，這確保了資本家可以獲得大量的低薪工人。此外，相對於成本而言，這些勞動力的技術和教育水準也很高。

在這幾十年中，德國和日本在生產力方面一直遠遠落後於美國資本主義。與這些國家的工人相比，美國工人操作的機器量要多得多。

到1970年，德國和日本的製造業生產力仍分別只有美國的30%和27%。 [5] 但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彌補了部分不足。同年，德國和日本的時薪成本分別是美國該產業平均薪資的57%和23%。 [6]

隨著工資水準繼續受到壓制，生產力逐漸提高，德國和日本的出口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日益增強。在一個又一個產業中，這些國家的公司開始大舉進軍外國市場，挑戰美國的壟斷地位，並從其利潤中分一杯羹。

這種國際競爭反過來又刺激了每個已開發經濟體的資本家透過新的資本投資進一步實現生產現代化和提高生產力。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繪的資本主義積累和增長的強大世界性動態在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的推動和潤滑下應運而生。

虛擬資本

國家刺激也在加強和延長戰後繁榮方面發揮了作用

戰時經濟計畫開發的新技術有助於提高生產力。同樣，英國的煤炭、鋼鐵和鐵路等重要但奄奄一息的產業也實行了國有化。這些產業需要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幫助私人企業。

凱因斯主義的“需求面管理”，包括福利和其他公共項目，也起到了刺激作用。

此外，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開支也帶動了一系列相鄰領域的投資。例如，在美國，軍備開支在高峰時期約佔年度國內生產毛額的10%。 [7]

然而，這也是一把雙面刃，對實體經濟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負擔。

軍備開支消耗龐大，從生產性投資中抽走了資金。而各種政府支出——無論是炸彈還是福利——越來越多地透過「赤字財政」來解決，即透過印鈔和國家借貸。

結果是，馬克思所說的「虛擬資本」在世界經濟中大量增加：流通的貨幣沒有任何體現在真正商品中的實際價值相對應。

而這又在整個體系中造成了通膨的壓力──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壓力明顯開始爆發出來。

與近幾年的情況類似，資本家及其喉舌試圖將這次通貨膨脹歸咎於工人及其工會，聲稱「不合理」的薪資要求是造成「工資-價格螺旋」的原因。

但事實上，是統治階級──以及他們所捍衛的無政府資本主義體制──正在為通貨膨脹推波助瀾。今天，情況依然如此。

階級鬥爭

在經歷了近25年實際上不間斷的經濟成長後，到60年代末，資本家的儀錶板上閃爍起了警示燈。

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經歷了長期的生活水平提高、充分就業和社會相對安寧之後，激進工會運動和激烈的階級鬥爭重新抬頭。

法國五月風暴和義大利69年「火熱之秋」等事件表明，階級妥協的時代已經結束。

從根本上說，這些運動是對工人階級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的回應，而這又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趨勢。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解釋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呈下降的普遍趨勢，因為老闆們會將剩餘資金再投資到新機器和自動化設備上。

歸根究底，是工人階級透過自己的勞動創造了社會的所有新財富。這包括資本家以利潤、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佔有的剩餘價值，後者來自工人階級的無償勞動。

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入到生產廠和設備上，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變資本上，資本家用來支付工資——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比例就會減少。

但由於正是這部分支出（可變資本）負責創造剩餘價值，這就意味著（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隨著機器的引進和生產的擴大，資本家的平均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

將新技術和新製程引入生產流程的個人資本家將暫時獲得超額利潤。自動化使這些企業主能夠用更少的工人生產更多的商品，從而將成本降至低於競爭對手的水平。

但平均而言，在整個經濟中，這個過程總的結果是利潤率的普遍降低，因為正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所有的新價值，包括剩餘價值。

這正是戰後的情況。如前所述，全球競爭促使所有已開發國家的資本家投資於更高水準的技術和自動化，合理化並簡化生產流程。

在一段時期內，各地市場都在擴張，看似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率正在下降：根據某些指標，1950年美國和英國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率超過16%，到1970年下降到不足10%[8]；戰後已開發國家整體利潤率從高峰下降了約五分之一，在美國資本主義中下降了三分之一。 [9]但重要的是，大企業的絕對利潤總額仍在上升。

同樣，儘管美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資本家們正在將市場份額拱手讓給德國和日本的競爭對手，後來又拱手讓給東南亞的高速工業化國家，但他們的整體利潤仍在上升。

但最終情況開始逆轉，老闆們開始進攻——為了抵消利潤率下降的影響，他們加大了對工人階級的壓榨力度。

然而，經濟繁榮極大地增強了工人階級的力量。經過多年的沉睡，這股強大的潛在力量開始抬頭挺胸，令統治階級膽戰心驚。

布雷頓森林

世界經濟裂痕的另一個明顯徵兆——也是1973年蕭條的先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緩慢崩壞。

這種貨幣體系實質上是一種以美元為基礎的金本位制，美國資本主義在1944年各國談判達成協議時無可匹敵的統治地位使其成為可能。

當時，各國普遍需要美元來為戰後重建提供資金。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金條都存放在諾克斯堡，美鈔被認為與黃金一樣好。

此外，此時的美國經濟無論是在聯邦預算方面，還是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和債務方面，都處於盈餘狀態。

但多年來，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相對衰落，情況發生了逆轉。外國進口增加，而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政府開支膨脹。到1970年代初，白宮和美國經濟開始出現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10]。

此外，大量貶值的美元在全球經濟中流通。

美國資本主義濫用其作為全球官方一般等價物發行者的地位，用美國銀行印製的美元購買有利可圖的外國資產和戰略產業。美帝國主義及其龐大的軍事開支也是如此支付的。

但這些貨幣在實體經濟中卻沒有任何支撐。因此，由於美國統治階級不計後果地試圖遏制美國資本主義的萎縮，犧牲其競爭對手的利益，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各地不斷增加。

美元源源不絕地進入世界經濟，而支撐它們的美國黃金儲備卻相對較少，這讓人們越來越懷疑美元是否可以兌換成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支柱。這導致了對明顯泡沫化的美國貨幣的投機性拋售。

在美國資本主義多次嘗試輸出危機——迫使競爭對手調整匯率降低本國出口競爭力——失敗後，這種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結構最終轟然倒塌。

就像之前的金本位制和後來的歐元單一貨幣一樣，只要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各國經濟同舟共濟，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就能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世界貿易和金融穩定。

但隨著世界經濟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列強開始分崩離析，這貨幣體系的僵化成為一種束縛，民族國家的障礙再次顯現。 「以鄰為壑」的政策捲土重來。

在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單方面中止了美元對黃金的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很快就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浮動匯率和競爭性貶值。戰後經濟秩序的喪鐘已經敲響。

生產過剩

在此背景下，1973年的石油衝擊顯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這一時期接二連三襲擊世界經濟的眾多重磅炸彈之一——它反映了此時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已被日益加劇的矛盾所滲透。

除了上述大量問題之外，資本主義還面臨另一個強大的經濟矛盾：生產過剩。

馬克思早已闡釋過資本主義的這一內在矛盾。

他強調，私有財產的無政府狀態和限制意味著，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超越市場極限的趨勢。社會的生產能力超越了「有效需求」（消費者和企業的支付能力）所能吸收的範圍。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這個曾經彷彿用法術創造瞭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

經過幾十年的累積和成長，這種生產過剩在全球經濟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種發展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產能過剩”，它困擾著一個又一個行業，因為貪婪的資本家們盲目投資和擴張，無頭蒼蠅似的追逐更多利潤。

以美國為例，製造業的總產能利用率從1966年經濟繁榮時期92%的峰值下降到1971年經濟惡化期的75%，然後又進一步跌落到1975年蕭條中65%的低點[11] 。

從汽車和建築等美國經濟的關鍵部門開始，生產過剩逐步以市場供應過剩和銷售下降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價格下跌、利潤下降、投資減少和失業增加的惡性循環。 【譯者註：這與今日中國資本主義的情勢何其相像！那些以為官僚可以透過刺激穩定甚至復甦搖搖欲墜的中國經濟的人可曾從歷史中學到半點東西？ 】

資本主義危機的態勢正在形成。

從繁榮到蕭條

能源危機使問題進一步惡化，導致通貨膨脹飆升，並在需求本已低迷的情況下擠壓了工人的購買力。

同時，統治階級透過通貨緊縮措施抑制物價上漲的努力，使經濟進一步陷入衰退。

繁榮轉為蕭條。隨著世界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一體化，危機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

在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間，已開發經濟體的工業產量下降了10%，[12]而美國和日本等國的降幅更大。股票市場暴跌。從1974年9月到1975年9月，英國股價下跌了55%[13]。銀行也紛紛破產，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6月26日倒閉的德國最大私人銀行赫斯塔特（Herstatt）銀行。

疲於奔命的統治階級四處碰壁。在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夾縫中，他們在擴張政策（防止經濟衰退演變成蕭條）和緊縮撙節政策（應對物價飛漲）之間搖擺不定。

自1975年底，經濟開始反彈。但事實證明，這一復甦既脆弱又短暫。在大多數地方，唯一成長的是領取救濟金的隊伍，大規模失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社會。

經合組織國家的總失業人數從衰退前的800萬激增至其後的1500萬。 [14]在這之後，失業人數持續上漲至1978年的約1,700萬人。 [15]

到了1979年，隨著「滯脹」——生產停滯不前，同時通貨膨脹飆升——的再次出現，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果斷地將危機的重擔全部推到工人階級的肩上。

聯準會主席保羅沃克（Paul Volcker）提高了利率，以減少貨幣供應並降低通貨膨脹。不久，雷根當選總統。他與英國的柴契爾夫人以及全球其他資產階級政客一起，對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然而，對資本家來說，問題在於他們的狗皮膏藥好像會要了病人的命。

為了恢復獲利能力，統治階級需要摧毀投入在過時和陳舊產業的大量資本；他們需要犧牲工人的就業、薪資和工作條件，以進行生產合理化和現代化；他們需要壓低工資，提高勞動強度，以提高剝削率。

但是，他們所使用的工具既笨拙又沉重：緊縮性貨幣政策和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摧枯拉朽地扼殺了新的生產性企業的發展；國家對最激進的工會進行鎮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動盪。

最終，「貨幣主義者」部分實現了他們的目標。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上升動能。但是工人階級承擔了全部代價。對廣大階層來說，生活水準只能靠信貸激增來維持。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蘇聯的解體和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市場為資本主義帶來了新的生命。

全球化——生產離岸化和供應鏈延伸——為帝國主義列強及其跨國壟斷企業提供了獲得國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機會，有助於抑制通貨膨脹和增加利潤。

同時，各國內勞工領袖的屈從使雇主得以為所欲為。

但是，自由派關於所謂「歷史終結」的狂妄言論被證明是極其錯誤的。事後看來，斯大林主義的崩潰被證明是更大崩潰的前奏：資本主義的崩潰。

革命視角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動盪的餘威。

1973-75年的經濟衰退是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捩點；這是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沉重打擊。根據所有指標，資本主義從未真正從中恢復過來。

從那時起，面對資本主義矛盾的「戈耳狄俄斯之結」（譯者註：傳說中的古希臘典故，指不用激進手段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強大的世界工人階級和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面對每一次新的危機訴諸國家幹預、稅收和廉價信貸來拯救資本主義。

因此，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在全球堆積如山，對世界經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70年代後的經濟復甦是建立在沙上的復甦，為2008年更深、更廣的危機鋪平了道路。

這對今天的前瞻有著重要的影響。

資本主義的前景遠非戰後繁榮的重現，而是在經濟、環境、軍事、社會和政治等各個層面的不穩定和日益加劇的危機。

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會有改良，而會經歷改惡和惡毒攻擊。過去幾代人鬥爭所取得的成果正被資本家及其代表侵蝕和奪走。

凱因斯主義的思想已名譽掃地。同時，資產階級的貨幣主義派也沒有任何解決方案。這個體系陷入了僵局。

因此，一個新的篇章正在揭開：所有國家都將發生革命動盪，就像20世紀70年代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智利、英國和其他地方發生的爆炸性運動和激進戰鬥一樣，但這次是在更高的層面上。

我們必須從上一個危機和階級鬥爭的時期學習並得出正確結論。資本主義在這十年中奄奄一息，隨時可能遭受致命打擊。但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能夠執行這項必要任務的革命領導階層。

這就是我們今天必須克服的主要矛盾：歷史的客觀需求與主體因素──革命黨──的缺失之間的鴻溝。

我們有責任建立共產主義的力量，一勞永逸地結束垂死的資本主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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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issue 229, p48-49

[2]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p69

[3] Ibid, p212

[4] Ibid, p214

[5] Ibid, p212

[6] Ibid, p221

[7]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p56

[8] The second slump , Ernest Mandel, Verso 1980 edition, p22-23

[9]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p257

[10]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p119

[11] The second slump , p26

[12]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p314

[13] Ibid, p317

[14] Ibid, p324

[15] The second slump ,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