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註：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書齋」）。 ］的日益清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象，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麼，現代社會主義的情況究竟怎樣呢？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資產階級的一切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實際地、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誌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麼這種衝突表現在哪裡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以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即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體現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關於資產階級怎樣從十五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編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裡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動織布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布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製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

但是，在以自發的、無計劃地逐漸產生的社會內部分工作為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帶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就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而從他們那裡買得手工業品。在這個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在支配全社會的自發的無計劃的分工中間，它確立了在個別工廠裡組織起來的有計劃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化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實行社會化勞動的工廠裡所製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製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化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沒有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做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槓桿即商業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繫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佔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成家屬的手工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佔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於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開始變為真正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被當做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佔有者佔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佔有者還繼續佔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由社會化勞動所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是為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所佔有，而是為資本家所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化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佔有形式，這種佔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佔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佔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佔有形式［註：這裡無需解釋，雖然佔有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佔有的性質由於上述過程而經歷的革命，並不亞於生產所經歷的革命。我佔有我自己的產品或者佔有別人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很不相同的佔有。順便提一下：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僱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並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當一萌芽才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這個使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衝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愈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佔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僱傭勞動形式。但是，那時僱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救急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只能藉以糊口的幾畝土地。行會制度規定今天的幫工明天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並集中於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僱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僱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救急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職業。暫時的僱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僱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潰，由於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僱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於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繫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裡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支配權。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特殊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產費用，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佔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這些規律在唯一保留下來的社會聯繫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強制性的競爭規律作用於各個生產者。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揭示出來。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為自己開闢道路的。產品支配著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裡，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裡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繳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餘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團結的；農村中有馬爾克，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愈來愈公開、愈來愈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愈來愈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社會化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槓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里和它並存。它控制了手工業，就把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已經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1]。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產業和產業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存問題都決定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清除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的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由於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進行著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寧可說是在按螺旋形進行，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限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法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推廣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麼，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愈來愈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形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待僱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這樣稱呼他們），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以隨意使用，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對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2]。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省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勞動力的最嚴重的浪費和對勞動機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奪；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業，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製到需要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使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資本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更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期待產品的另一種分配，那就等於希望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最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法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法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阻力的、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阻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和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和深方面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也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也是這樣，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了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去，生產和交換的運動逐漸恢復起來。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復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一切危機的實質。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達到劇烈爆發的地步。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自己之旁並凌駕於自己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資本家也由於資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覺到這一事實，因為在危機期間這種集中是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構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待僱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顯得過剩。但是，這種「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具有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站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槓桿和人的槓桿的結合；唯獨它妨礙生產資料發揮作用，妨礙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御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抗，要求承認它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做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把大量生產資料推向如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鐵路，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國內同一工業部門的大生產者聯合為一個「托拉斯」，即一個以調節生產為目的的聯盟；他們規定應該生產的總產量，在他們中間加以分配，並且強制實行預先規定的出售價格。但是，這種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氣的時候大部分就陷於瓦解，正因為如此，它們就趨向於更加集中的社會化：整個工業部門變為一個唯一的龐大的股份公司，國內的競爭讓位於這個公司在國內的壟斷；例如還在1890年，英國的製鹼業就發生了這種情形，現在，這一行業在所有48個大工廠合併以後就轉到了一個唯一的、統一領導的、擁有12000萬馬克資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當然，這首先還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但是，在這裡剝削變得這樣明顯，以致它必然要被消滅。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的如此露骨的剝削。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註：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現代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在由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準備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麼拿破崙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如果說，比利時政府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鐵路，如果說，俾斯麥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必要，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在戰時更好地適應和利用，為了把鐵路職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主要鐵路收歸國有，那麼，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3]、皇家陶磁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十分嚴肅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御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僱傭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拿紅利、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除此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裡，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佔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佔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週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隨著社會對生產力的佔有，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槓桿。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麼，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像暴風雨時雷鳴閃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為人服務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佔有者的佔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佔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佔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佔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以及由此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都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4]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佔有隻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佔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平等、正義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佔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擺脫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但是，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佔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佔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複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屬於它自己而又不能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麼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明顯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不可分離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佔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浪費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它確實是出現了［註：有幾個數字可以大體表明現代生產資料即使在資本主義壓制下也有巨大的擴張力。根據吉芬的計算[5]，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億英鎊＝440億馬克

1865年……61億英鎊＝1220億馬克

1875年……85億英鎊＝1700億馬克

至於在危機中生產資料和產品被破壞的情況，根據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工業家第二次代表大會[6]所作的計算，在最近一次崩潰中，單是德國鐵工業所遭受的全部損失就達45500萬馬克。 ］。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已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最後，我們把上述的發展進程簡單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紀社會：個體的小生產。生產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產或者是為了生產者本身的直接消費，或者是為了他的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餘的時候，這種剩餘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剛剛處於形成過程中；但是這時它本身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萌芽。

二、資本主義革命：起初是工業通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實現的變革。先前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個人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化的生產資料，這種轉變總的說來是沒有觸及交換形式的。舊的佔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資本家出現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佔有產品並把它們變為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和占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佔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藉以運動並在大工業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工人注定要終身從事僱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立。

（b）支配商品生產的規律日益顯露出來，它們的作用日益加強。競爭不可遏止。個別工廠中的社會化組織和整個生產中的社會無政府狀態相矛盾。

（c）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強制性法令，同時就使工人遭到不斷的解僱：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強制性的競爭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裡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裡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槓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生產力和產品要不先轉變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就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和產品進行流通，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d）資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佔有，後來由托拉斯佔有，然後又由國家佔有。資產階級表明，自己已成為多餘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僱傭的職員來執行了。

三、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弗·恩格斯寫於1880年1—3月上半月。載於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會主義評論」雜誌第3、4和5期，並於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單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譯出）

註釋

[1] 指歐洲各大國之間為爭奪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權以及殖民地市場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最初主要的競爭國家是英國和荷蘭（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戰爭是典型的商業戰爭），後來決定性的鬥爭是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展開的。所有這些戰爭的勝利者是英國，到十八世紀末，在它手中已經集中了幾乎全部的世界貿易。 

[2] 恩格斯在這裡引證的是《資本論》第一卷。

[3] Seehandlung（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闆和財政方面的經紀人的作用。 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 

[4]「自由的人民國家」是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對這個口號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見馬克思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第四節和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另見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4節和第四章第3節。

[5] 這裡關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的材料引自羅·吉芬的報告「近來聯合王國的資本積累」。這個報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統計學會宣讀的，發表在1878年3月號倫敦「統計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上。 

[6] 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