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製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註：關於法國革命黑格爾這樣寫道：「正義思想、正義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認，非正義的舊支柱不能對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義思想現在就成了憲法的基礎，今後一切都必須以它為根據。自從太陽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圍繞著太陽旋轉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看到人用頭立地，即用思想立地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阿那克薩哥拉第一個說，Nûs即理性支配著世界；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才認識到思想應當支配精神的現實。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這時籠罩著一種高尚的熱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種精神的熱忱，彷彿第一次達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諧。」（黑格爾「歷史哲學」1840年版第535頁）難道現在不應當用反社會黨人法去反對已故的黑格爾教授的這種危險的顛復學說嗎？ ］，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它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一切人類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和這些原理矛盾的現實，實際上被上下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做不合理的東西扔到垃圾堆裡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從今以後，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排擠。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佈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1]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作為社會所有其餘部分的代表出現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一般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背負著自己的對立物：資本家沒有僱傭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和貴族鬥爭時有權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了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再洗禮派和托馬斯·閔采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均派[2]，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武裝起義，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3]，而在十八世紀已經有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了；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苦修苦煉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個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裡，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裡，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裡去。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五百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我們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要求無情地剷除一切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正好在那時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現在，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就發現新制度不論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4]，最後則托庇於拿破崙的專制統治。早先許下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決，反而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減弱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現在已經實現的脫離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是把他們的被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強大競爭所壓垮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於是這種「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自由；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所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5]在競爭的詭計和嫉妒中獲得了實現。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不勝枚舉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世紀的轉換出現了。 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的管理工作[6]。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立發展地還很不完全。在英國剛剛產生的大工業，在法國還完全沒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消滅成為絕對必要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在開始形成，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期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從而能夠引導資產階級革命（甚至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達到勝利，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當時才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表現為一個被壓迫的受苦的等級，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缺點；消除這些缺點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把它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愈是製定得詳盡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既然這一點已經確定，我們就不再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他在革命爆發時還不到30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多數國民對以前享有特權的遊手好閒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勝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即資產階級奪得政治權力。而且這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過程中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它通過沒收後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進行了投機，同時又以承辦軍用品欺騙了國家。正是這些騙子的統治在督政府時代使法國和革命瀕於復滅，從而使拿破崙得到舉行政變的藉口。因此，在聖西門的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對立就採取了「勞動者」和「遊手好閒者」之間的對立的形式。遊手好閒者不僅是指舊時的特權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靠租息為生的人。而「勞動者」不僅是指僱傭工人，而且也包括廠主、商人和銀行家。遊手好閒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已經是確定無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終證實了。至於無財產者沒有這種能力，在聖西門看來，這已由恐怖時期的經驗所證明。那麼，應當是誰來領導和統治呢？按照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和工業，它們兩者由一種新的宗教紐帶，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結合起來，而這種紐帶的使命就是恢復從宗教改革時起被破壞了的宗教觀點的統一。可是，科學就是學者，而工業首先就是積極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行家。這些資產者固然應當成為一種公眾的官吏、社會所信託的人，但是對工人還應當保持發號施令的和享有經濟特權的地位。至於銀行家，那麼正是他們應當擔負起通過調節信用來調節整個社會生產的使命。 ——這樣的見解是完全適應於大工業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在法國還只是剛剛產生的那個時代的。但是，聖西門特別強調的是：他隨時隨地都首先關心「人數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運。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一切人都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

他向他們高聲說道：「看吧，當你們的伙伴在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飢荒！」[7]

但是，了解到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且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說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說政治將完全為經濟所包容[8]。雖然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但是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優越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時，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以及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8]。在1815年向法國人宣傳要和滑鐵盧戰役[9]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確實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歷史遠見。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裡看到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一切並非嚴格地是經濟的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麼，我們在傅立葉那裡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但並不因此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就資產階級所說的話，就他們在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和以往的啟蒙學者關於只為理性所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約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辭句作對比；他指出，和最響亮的詞句相適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述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取巧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氣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明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0]。但是傅立葉最偉大的地方是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迄今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即從十六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他指出：

「這個文明製度使野蠻時期任何一種以簡單的方式乾出來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製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11]。所以，譬如說，

「在文明階段，貧困是由富裕本身所產生的」。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巧妙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學中提出了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一樣，傅立葉在歷史研究中提出了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種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飚時期。社會愈來愈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無產者，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不安定的生活，他們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當時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適當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它在那時已經產生了驚人的社會惡果：無家可歸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裡；一切傳統習慣的約束、宗法制從屬關係、家庭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天天都在變化的、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認為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其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500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到1829年間，他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領導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他在這裡按照同樣的精神辦事，但是在行動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關心成長中的一代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從兩歲起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簡直很難把他們領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都給企業主們帶來大量的利潤。

但是歐文並不對這一切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自由發揮其才能了。

「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僅僅半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所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股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崙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個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少數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只應當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來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實踐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每年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他從技術上規定了各種細節，附上了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而這一切都做得非常內行，以致他的改造社會的方法一旦被採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名望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製、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當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的時候，他所面臨的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受到了報刊的封鎖，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三十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成就，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由於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女工和童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12]。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巨大的工會聯合會[13]。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在這裡，勞動產品借助於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進行交換[14]；這種市場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15]，而它和後者不同的就是它並沒有被描寫為醫治一切社會病害的萬應藥方，而只是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義者的見解曾經長期地支配著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現在還部分地支配著這種觀點。法國和英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不久前都還信奉這種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國共產主義也是這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觀理解、生活條件、知識水平和思維發展程度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比較溫和的批評意見、經濟理論和各學派創始人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樣地磨光其鋒利的棱角，這種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註釋

[1] 按照盧梭的理論，人們最初生活在自然狀態的條件下，在這種條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製的產生和財產不平等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從自然狀態向市民狀態的過渡，並導致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國家的形成。但是，後來由於政治不平等的發展，社會契約遭到破壞，產生了新的自然狀態。消滅這種自然狀態，是以新的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國家的使命。

這個理論在盧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Du contract social；ou，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1762）這兩部著作中得到了發揮。 

[2]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們是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極左派的代表。 「掘地派」代表城鄉貧民階層的利益，他們要求消滅土地私有製，宣傳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思想，並企圖用集體開墾公有土地的辦法來實現這種思想。 

[3]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產主義者的著作——托·莫爾「烏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內拉「太陽城」（1623年出版）。 

[4] 恐怖時代是雅各賓派的革命民主專政時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當時雅各賓派為了對付吉倫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採用了革命的恐怖。督政府（由五個督政官組成，每年改選一人）是法國執行權的領導機關，它是根據雅各賓派革命專政於1794年失敗後所通過的1795年憲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變；它支持反對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並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5] 指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 

[6]「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聖西門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寫於日內瓦，1803年匿名發表於巴黎，沒有標明出版的地點和時間。恩格斯用的版本是：Ｇ．雨巴「聖西門。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聖西門名著的摘錄」1857年巴黎版（G．Hubbard．《Saint-Simon．Sa vie et ses travaux．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 Simon》．Paris，1857）。在這個版本中聖西門的個別著作的日期有不確切的地方。傅立葉的第一部大作是「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寫於十九世紀頭幾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慮到書報檢查，在扉頁上註明的出版地點是萊比錫）。

新拉納克（New Lanark）是蘇格蘭拉納克城附近的一個棉紡廠，創辦於1784年，在工廠周圍形成一個小鎮。 

[7] 恩格斯引證的是聖西門的「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

[8] 恩格斯指「昂·聖西門給一個美國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話。這些信載於昂·聖西門的論文集《實業，或為貢獻出有用和獨立的勞動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學的議論》1817年巴黎版第2卷（H．Saint- Simon．《L’industrie，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T．Ⅱ，Paris，1817）。

[9] 恩格斯指的是聖西門同他的學生奧·梯葉里合著的兩本書：「論歐洲社會的改組，或論歐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獨立性的條件下聯合為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é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 ）和「關於應當用來對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見」（《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這兩本小冊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參加國（俄國、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等國）的同盟國軍於1814年3月31日進入巴黎。拿破崙帝國垮台了，而拿破崙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後被流放到埃爾巴島。在法國發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復闢。

百日是指拿破崙恢復帝制的短暫時期，從1815年3月20日他從埃爾巴島回到巴黎時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鐵盧失敗後第二次退位時為止。 

[10] 1815年6月18日，拿破崙的軍隊在滑鐵盧（比利時）被威靈頓指揮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擊敗。這次戰役在1815年的戰局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預先決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瑞典等國）的徹底勝利和拿破崙帝國的崩潰。 

[11] 這個思想在傅立葉的第一本書「關於四種運動的理論」中已經得到了發揮，書中包含著這樣一個總的論點：「某一時代的社會進步和變遷是同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適應的，而社會秩序的衰落是同婦女自由減少的程度相適應的。」傅立葉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這個論點：「婦女權利的擴大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 Ch．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t．Ⅰ，Paris，1841，p．195—196）。 

[12] 1815年1月，歐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眾集會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廠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狀況的措施。根據1815年6月歐文的倡議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議會通過，成為法律，而且還大大地打了折扣。調整棉紡廠勞動的法律禁止9歲以下的兒童作工，限定18歲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為12小時，規定所有工人有兩次工間休息作為早飯和午飯的時間，共一個半小時。 

[13] 1833年10月，在歐文的主持下在倫敦舉行了合作社和職工的代表大會，會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國產業部門大聯盟；聯盟的章程於1834年2月被通過。按照歐文的想法，這個聯盟應當把生產管理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並且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對社會的徹底改造。但是這個空想的計劃遭到了失敗。由於受到資產階級社會和國家的強烈反對，該聯盟於1834年8月宣告解散。 

[14] 指由英國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創立的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第一個這樣的市場是羅伯特·歐文於1832年9月在倫敦創辦的，存在到1834年年中。 

[15] 蒲魯東在1848—1849年革命時期做了組織交換銀行的嘗試。他的人民銀行（Banque du peuple）於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銀行存在了兩個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紙面上：它在開始正常業務活動以前就破產了，並於4月初宣告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