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英文版導言[1]

這本小冊子本來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大約在1875年，柏林大學副教授歐·杜林博士（Eugen Dühring）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會主義，他不僅向德國公眾提出了一套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改造社會的完備的實踐計劃。自然，他與他的前輩發生了衝突；首先，他將滿腹怒氣發洩在馬克思身上。

這件事發生在這樣一種時候：德國社會黨的兩派——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剛剛實現了合併[2]，因而不僅大大地加強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經有能力運用這全部力量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德國社會黨正在迅速地成為一種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為一種力量，第一個條件是不讓這個剛剛贏得的統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卻公開地著手在自己周圍建立一個宗派，一個未來的單獨的政黨的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應戰，把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雖然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顯然也是夠麻煩的。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具有一種極其笨拙的Gründlichkeit，即徹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徹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麼都行。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闡述他認為是新學說的那種東西的時候，便首先一定要設法把它弄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的基本規律之所以存在，從來都只是為了最後導致這個新發現的卓絕的理論。在這方面，杜林博士已經完全達到這種民族標準了。整整的全套《哲學體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歷史的一應俱全；全套《政治經濟學的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史》[3]— —三部八開本的巨著，在外觀上和內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動員起來向一切前輩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進攻、特別是向馬克思進攻的三路論證大軍——事實上，這是企圖「在科學中」實行一次完全的「變革」——這些就是我所要對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到複本位制[4]，從物質和運動的永恆性到道德觀念的易逝性，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對手的包羅萬象的體系，使我有機會在同他的爭論中闡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連貫的形式）馬克思和我對這許多形形色色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使我把這個從其他方面來說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擔負起來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為一系列論文發表在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上，後來匯集成書，題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5]，這本書的第二版於1886年在蘇黎世出版。

根據我的朋友，現在法國眾議院中利爾市的議員保爾·拉法格的請求，我把這本書中的三章編成了小冊子，由他譯成法文並於1880年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6]。波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據這個法文本譯出的。 1883年，我們的德國朋友用原文出版了這本小冊子。此後，根據這個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譯本。這樣，連同現在這個英文版在內，這本小冊子已經用十種文字流傳開了。據我所知，任何其他社會主義著作，甚至我們的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有這麼多的譯本。在德國，這本小冊子已經印了四版，共約兩萬冊。

附錄「馬爾克」是為了在德國社會黨內傳播若干關於德國土地所有製的歷史和發展的基本知識而寫的。當這個黨團結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經有完成的希望而農業工人和農民的工作需要著手進行的時候，這就顯得尤其必要了。這個附錄之所以收入英譯本中，是因為考慮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佔有形式及其衰亡的歷史，在英國比在德國更不為人所知。這篇附錄仍舊保持了原狀，我沒有涉及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說，按照這個假說，在馬爾克的成員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經有包括幾代人的龐大的宗法製家庭公社（現在還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紮德魯加可以作為例證）共同耕種這些土地；後來，當公社範圍擴大，太不便於共同經營的時候，便出現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現象[7]。柯瓦列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還sub judice〔在討論中〕。

本書中所用的經濟學名詞，凡是新的，都同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中所用的一致。我們所說的「商品生產」，是指經濟發展中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這個階段從開始為交換而生產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即在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出資僱用那些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作者並把產品的賣價超出其支出的贏餘部分納入腰包的條件下，才獲得充分的發展。我們把中世紀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手工業，小手工業師傅帶著少數幫工和學徒，每個工作者都生產整件物品；（2）工場手工業，較大數量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大企業中，按照分工的原則生產整件物品，每個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產品只有依次經過所有工人的手以後才能製成；（3）現代工業，產品是用動力發動的機器來生產的，工人的工作只限於監督和調整機器的動作。

我很清楚，本書的內容將遭到相當大的一部分英國公眾的反對。但是，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微顧到英國「體面人物」的偏見，那麼事情將會比現在更壞。本書所捍衛的是我們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而唯物主義這個名詞是使大多數英國讀者感到刺耳的。 「不可知論」還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義就完全不能容許了。

然而，從十七世紀以來，全部現代唯物主義的發祥地正是英國：

「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英國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經問過自己：『物質是否不能思維？』為了使這種奇蹟能夠實現，他求助於上帝的萬能，即迫使神學來宣揚唯物主義。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8]。唯名論，唯物主義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於英國經院哲學家中間。

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來，自然哲學是唯一真正的哲學；而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則是自然哲學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薩哥拉和他的同素體[9]，德謨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當做權威來引證。在他看來，感覺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識的泉源。全部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是在於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這種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運動是第一個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這裡所說的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主要是物質的動力、生命力、張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麥的術語來說，物質的《Qual》［註：《Qual》是哲學上的雙關語。《 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悶，是一種促使採取某種行動的痛苦；同時，神秘主義者伯麥把拉丁語qualitas［質］的某些意義加進這個德國字；他的《Qual》和外來的痛苦相反，是能動的本原，這種本原從受《Qual》支配的事物、關係或個人的自發發展中產生出來，而反過來又推進這種發展。］

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本身還包含著多方面發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賞心悅目的、詩意的魅力環繞著的物質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著人的整個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來的學說卻充滿了神學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義在以後的發展中變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義系統化了。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失去了它的詩的絢麗色彩，它變成了數學家的抽象的經驗；幾何學被宣佈為科學的女王。唯物主義開始憎恨起人類來了。既然唯物主義要克服自己的對手，即憎恨人類的、不要肉體的唯靈論，並且是在後者自己的範圍內予以克服，它就只好禁錮自己的肉體而變成禁慾主義者。這樣，它就從感性的東西變成理性的東西；可是，它因此也就發展著理智所特有的不顧後果的全部徹底性。

霍布斯，作為培根的繼承者，這樣推論道：如果人類的全部知識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麼我們的概念和觀念就不過是現實世界的喪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學只能給這些幻影冠以名稱。一個名稱可以用於許多幻影。甚至還可以有名稱的名稱。但是，如果一方面認為一切觀念都起源於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說一個詞的意義不止是一個詞，除了通過我們的感官而為我們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個別的存在物之外，還有某種普遍的，非個別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無形體的實體和無形體的形體一樣，都是荒唐的。形體、存在、實體只是同一種實在的不同名稱。不可能把思維同思維著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的基礎。假如無限的這個詞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夠完成無限的相加過程，那麼這個詞就毫無意義。既然只有物質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可以覺察到的，那麼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絲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確實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慾都是既有開始也有結束的機械運動。欲求的對象就是我們稱為善的東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樣的規律支配。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是他沒有論證培根關於人類的全部知識起源於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則。洛克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中提供了這種論證。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義中的有神論的偏見；柯林斯、多德威爾、考爾德、哈特萊、普利斯特列同樣地打破了還包圍著洛克的感覺論的最後的神學藩籬。無論如何，對實際的唯物主義者來說，自然神論[10]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

關於現代唯物主義在英國的起源，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寫的。如果英國人現在對馬克思給予他們祖先的讚揚並不感到十分高興，那真是遺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認，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國唯物主義者這個光輝的學派的前輩。儘管十八世紀時法國人在陸上和海上的一切戰爭中都被德國人和英國人所戰勝，法國唯物主義者還是使十八世紀成為主要是法國人的世紀，這甚至發生在卓絕的法國革命之前；而這次革命的成果，我們在英國和德國的局外人都還在試圖移植於我們自己的環境。

無可否認，大約在本世紀中葉，每個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都感到驚奇的，是那種他在當時必然認為是英國體面的中等階級的宗教執迷和愚蠢的現象。在那時，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或者至少是很激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英國幾乎所有有教養的人都相信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奇蹟，甚至像巴克蘭德和曼特耳那樣的地質學家也歪曲自己科學中的事實，以避免同創世紀的神話有太多的衝突；而為了要找到在宗教問題上敢於運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須到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中去，到當時所謂的「骯髒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別是到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中去。

但是從那時以來，英國已經「開化」了。 1851年的博覽會[11]給英國島國的閉塞性敲起了喪鐘。英國在飲食、風俗和觀念方面已經逐漸國際化了；它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國的某些風俗和習慣在大陸上也像大陸上的其他習慣在英國那樣得到傳播。總之，隨著橄欖油（1851年以前只有貴族才知道）的傳入和傳播，大陸在宗教問題上的懷疑論也致命地傳播開了，而且事情達到這樣的地步：不可知論雖然還沒有像英國國教教會那樣被當做「頭等貨色」，但是在體面這一點上，卻幾乎和浸禮會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要比「救世軍」[12]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對不信教思想的進展感到十分痛心並加以詛咒的人，如果知道這些「新奇的思想」並不是舶來品，不像其他許多日用品那樣帶有Made in Germany 〔德國造〕的商標，而肯定無疑是老牌的英國質，如果知道他們的不列顛祖先在兩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孫所敢於走的要遠得多，那他們將會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個富於表現力的字眼來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又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完全是唯物主義的。整個自然界是受規律支配的，它絕對排除任何外來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論者補充道，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個最高存在物的存在。這種說法也許在拿破崙那個時代有點價值，那時拉普拉斯對拿破崙的問題——為什麼在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的《天體力學》一書中對造物主連提也沒有提到，——曾經驕傲地這樣回答：《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我不需要這個假說」〕。可是在今天，在我們關於宇宙發展的概念中絕對沒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餘地；如果人們說，有一個被排斥於整個現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麼這樣說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來，這對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種不應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認，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報告為基礎的。可是，他補充道：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是我們通過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確反映呢？接著他又告訴我們：當他講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時，他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這些事物和特性（關於這些，他是一點也不能確實知道的），而只是這些事物和特性對他的感官所產生的印象。看起來，這種論點確實是很難只憑論證去駁倒的。但是在有論證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 《In Anfang war die Tat》〔「起初是行動」〕。［註：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書齋」）。 ——編者註］在人類的才智發明這個困難以前很久，人類的行動已經解決了這個困難。對布丁的檢驗在於吃。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就讓我們的感性知覺的正確性受到確實可靠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那麼我們關於這種事物可能有什麼用途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而我們的嘗試就必然要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它的觀念，並且產生我們所預期的目的，那麼這就肯定地證明，在這一範圍內我們關於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是同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相符合的。當我們發現自己遭到了失敗的時候，我們一般地總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們失敗的原因；我們總是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不是不完全的和膚淺的，就是不正確地和其他知覺的結果結合在一起——我們把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注意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並把我們的行動限制在正確地形成和正確地運用的知覺所限定的範圍之內，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知覺是和知覺到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例子迫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過科學檢驗的感性知覺，會在我們的頭腦中造成一種在本性上同現實不符合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著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這時新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者出來說道：我們可能正確地知覺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通過任何感覺的或思維的過程來掌握自在之物。這個「自在之物」是在我們的認識範圍之外的。對於這一點，黑格爾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質，那麼你也就知道了這一事物本身；這時剩下來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於我們之外這樣一個事實；而當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這一事實的時候，你就完全掌握了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認識的《Ding an sich》〔「自在之物」〕。對此，可以補充的是：在康德所處的時代，我們對自然界事物的知識確實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們關於每一件事物的少許知識背後存在著一種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經被科學的巨大進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製造出來了；而我們能夠製造的東西，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是不可認識的。對於本世紀上半葉的化學來說，有機物正是這樣的神秘的東西；現在我們學會了不依靠有機過程的幫助，按照有機物的化學成分逐一地把有機物構造出來。近代化學家聲稱：無論什麼物體，只要知道它的化學結構，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構造出來。我們現在還遠遠地不知道最高有機物即蛋白體的結構；但是沒有理由說，我們在幾個世紀以後還不能達到這種認識，並以這種認識製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們達到了這點，我們同時就製造出了有機生命，因為生命，從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體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在做了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後，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義者那樣說話和行動，實際上他也是唯物主義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物質和運動，或者用現在的說法，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的，但是我們沒有證據來證明它們不是在某一個時候被創造出來的。可是，如果你試圖在某個特定的場合利用這種承認去反駁他，那麼他立刻就會要你閉嘴。如果說他in abstracto〔抽像地〕承認唯靈論的可能性，那麼他in concreto〔具體地〕一點也不願意知道這種可能性。他會對你說：就我們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來說，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對我們來說，物質和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的；在我們看來，思維是能的一種形式，是腦的一種職能；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物質世界是受不變的規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個講科學的人來說，就他知道一些事情來說，他是唯物主義者；可是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一無所知的領域中，他就把自己的無知翻譯成為希臘文，稱之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把這本小冊子中所概述的歷史觀稱為「歷史不可知論」。信教的人將會取笑我，不可知論者將會氣憤地質問我是否在嘲弄他們？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那麼，即使英國的「體面人物」也不致於感到太震驚吧。

如果我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甚至對英國體面的庸人也是有利的，那麼人們對我或許還會更諒解一些。我提到過這樣的事實：約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國的任何一個有教養的外國人都為他當時必然認為是英國體面的中等階級的宗教執迷和愚蠢的現象而感到驚奇。現在我要證明，那時候的體面的英國中等階級，並不像有知識的外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傾向是有其緣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新興的城市中等階級是歐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紀的封建組織內已經贏得了公認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對它的擴張能力來說，也已經變得太狹小了。中等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發展，同封建制度的繼續存在已經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滅。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把整個封建的西歐（儘管有各種內部戰爭）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同鬧分裂的希臘正教徒和伊斯蘭教的國家相對抗。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階制，最後，它自己還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擁有天主教世界的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個國家內從各個方面成功地進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

此外，隨著中等階級的興起，科學也大大地復興了；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又重新進行起來。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它的工業生產，需要有探察自然物體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動方式的科學。而在此以前，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學。現在科學起來反叛教會了；資產階級沒有科學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參加這一反叛。

上面所說的，雖然只就新興的中等階級必然要同現存的教會發生衝突這方面提到了兩點，但已經足以證明：第一，在反對羅馬教會權利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第二，當時反對封建制度的每一種鬥爭，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頭指向教會。可是，如果說大學和城市商人領先發出了呼聲，那麼一定會在而且確實已經在農村人民群眾即農民中得到強有力的響應，農民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到處同他們的精神的和塵世的封建主進行鬥爭。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偉大鬥爭，在三次大決戰中，達到了頂點。

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發出的反對教會的戰鬥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性的起義：首先是弗蘭茨·馮·濟金根領導下的下層貴族的起義（1523），然後是1525年的偉大的農民戰爭[13]。兩次起義都失敗了，主要是由於最有利害關係的集團即城市市民的不堅決，——至於不堅決的原因，我們在這裡不能闡述了。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為地方諸侯和皇室中央政權之間的戰鬥，結果，德國有兩百年不見於政治上積極的歐洲國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確實建立了新的信條，即適合君主專制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一改信路德教，就從自由人變成了農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敗的地方，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學說，就是下面這一事實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業競爭的世界中，成功或失敗不取決於個人的活動或才智，而取決於不受他支配的情況。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意誌或行動，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的擺佈；在經濟革命時期，當一切舊的商業路線和商業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時候，當印度和美洲已經向世界開放的時候，當最神聖的經濟信條——金銀的價值——也已經開始動搖和崩潰的時候，這種情形就特別真實了。加爾文的教會的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於君王、主教和領主嗎？當德國的路德教變成諸侯手中的馴服工具的時候，加爾文教在荷蘭創立了共和國，並且在英國，特別是在蘇格蘭，創立了有力的共和主義的政黨。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在加爾文教中給自己找到了現成的理論。這次起義是在英國發生的。發動者是城市中等階級，而完成者是農村地區的中農。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資產階級大起義中，都是農民提供了戰鬥部隊，而在勝利後必然由於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破產的階級又恰恰是農民。克倫威爾之後一百年，英國的自耕農差不多完全絕跡了。無論如何，如果沒有這種中農和城市平民，單單資產階級決不會把鬥爭進行到底，也決不會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當時已經成熟而只待採集的資產階級的勝利果實，也必須使革命遠遠地超出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國和1848年在德國那樣。這看來事實上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

在這種過分的革命活動之後，必然接著到來一個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又超出了它能繼續下去的那個限度。經過多次動盪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了，並且成了新的出發點。英國歷史上被「體面」的庸人們稱為「大叛亂」的輝煌時期，以及隨之而來的鬥爭，是以自由黨歷史家稱為「光榮革命」[14]的一件比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結束的。

新的出發點是新興的中等階級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間的妥協。後者雖然被稱為貴族（就像現在這樣），其實早已向法國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後才變成的「王國第一流資產者」的方向發展了。對英國幸運的是，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15]中自相殘殺殆盡。他們的繼承人，雖然大部分是這些舊家族的後裔，但是離開嫡系已經很遠，甚至形成了一個嶄新的集團，他們的習慣和傾向，與其說是封建的，倒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懂得金錢的價值，而且立即著手增加地租，辦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戶趕走，而代之以綿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亂處理教會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資產階級地主；在整個十七世紀繼續不斷地發生的大量沒收大采邑分贈暴發戶或半暴發戶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因此，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工業生產的發展，反而力圖間接地從中取得利益；而且經常有這樣一部分大地主，由於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願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人物合作。這樣，1689年的妥協很容易就達成了。 「官職、閒差、厚祿」這些政治上的戰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其條件是充分照顧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而這些經濟利益，在當時已經強大到足以決定國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細節問題上或許發生過爭執，但是總的說來，貴族寡頭非常清楚，他們本身的經濟繁榮同工商業中等階級的經濟繁榮是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的。

從這個時候起，資產階級就成了英國統治階級的微末的但卻是得到承認的一部分了。在壓迫國內廣大勞動群眾方面，它同統治階級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廠主本人，對自己的伙計、工人和僕役來說，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還說的那樣，站在「天然首長」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從他們身上盡可能取得盡量多和盡量好的勞動；為此目的，就必須把他們訓練得馴服順從。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經是他用來戰勝國王和貴族的旗幟；不久他就發現這同一個宗教可以用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他們服從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的主人的命令。簡言之，英國資產階級這時已經參加鎮壓「下層等級」、從事生產的廣大人民群眾，而用來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也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這就是唯物主義在英國的興起。這個新的學說，不僅震動了中等階級的宗教情感，而且還宣布自己是僅僅適合於世界上的學者和有教養的人們的哲學，而跟適合於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沒有受過教育的群眾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為至高無上的王權的保衛者登上了舞台，並且號召君主專制制度鎮壓這個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伙子〕，即人民[16]。同樣地，在霍布斯的後繼者博林布羅克、舍夫茨別利等人那裡，唯物主義的新的自然神論形式，仍然是一種貴族的、秘傳的學說，可見，唯物主義之所以被中等階級仇視，既由於它是宗教的異端，也由於它具有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繫。於是，同貴族的唯物主義和自然神論相反，過去曾經為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提供旗幟和戰士的新教教派，繼續提供了進步的中等階級的主要戰鬥力量，並且直到今天還是「偉大的自由黨」的主要骨幹。

這時候，唯物主義從英國傳到了法國，它在那裡遇到了另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學派，即笛卡兒學派[17]的一個支脈，並且和這個學派匯合了。在法國，唯物主義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學說。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呈現出來了。法國的唯物主義者沒有把他們的批評局限於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把批評擴大到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個科學傳統或政治設施；而為了證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他們選擇了最簡便的道路：在他們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書」中，他們大膽地把這一學說應用於所有的知識對象。這樣，唯物主義就以其兩種形式中的這種或那種形式——公開的唯物主義或自然神論，成了法國一切有教養的青年的信條。它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發時，這個由英國保皇黨孕育出來的學說，竟給了法國共和黨人和恐怖主義者一面理論旗幟，並且為「人權宣言」[18]提供了底本。

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義，然而這是第一次完全拋開了宗教外衣，並在毫不掩飾的政治戰線上作戰；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獲得完全勝利。在英國，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後的製度之間的繼承關係、地主和資本家之間的妥協，表現在訴訟程序被繼續應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誠地保存下來這方面。在法國，革命同過去的傳統完全決裂；它掃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跡，並且在Code civil[19]中把古代羅馬法——它差不多完滿地表現了馬克思稱為商品生產的那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法律關係——巧妙地運用於現代的資本主義條件；它運用得如此巧妙，以致這部法國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本。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雖然英國的法律仍然用野蠻的封建的語言來表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這種語言之符合於它所表達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於英文的讀音一樣（一個法國人說過：vous écrivez Londres et vous prononcez Constantionopole〔你們寫下倫敦，而讀出來卻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這個英國法律把大陸上那些在君主專制時期已經喪失而到現在還沒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復起來的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獨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華部分，保存了幾個世紀，並且把它們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還是回過來談我們的英國資產者吧。法國革命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機會，使他能夠借助大陸上的君主國家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兼併法國的殖民地，並且完全摧毀法國爭霸海上的野心。這是他向法國革命進行鬥爭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的胃口。這不僅僅是由於這次革命的「可惡的」恐怖政策，而且還由於這次革命企圖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走向極端。英國資產者如果沒有本國的貴族教他像貴族一樣待人接物，替他開創新風氣，給他提供陸軍軍官去維持國內秩序，提供海軍軍官去奪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場，那他怎麼能行呢？誠然，資產階級中也有少數進步的人，他們並沒有從妥協中得到多大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階級，他們同情這次革命[20]，但是在議會中沒有勢力。

這樣，如果說唯物主義成了法國革命的信條，那麼敬畏上帝的英國資產者就更加緊緊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難道巴黎的恐怖時代沒有證明，群眾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唯物主義愈是從法國傳播到鄰近的國家，愈是得到各種類似的理論思潮、特別是德國哲學的支持，唯物主義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陸上普遍地真正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必需具備的條件，英國的中等階級就愈是固執地堅守它的各種各樣的宗教信條。這些信條，盡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它們全都是明顯的宗教信條，基督教信條。

當革命在法國保證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勝利的時候，在英國，瓦特、阿克萊、卡特賴特以及其他等人，開始了產業革命，這一革命把經濟力量的重心完全轉移了。資產階級的財富，比土地貴族的財富增長得快得多。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等，愈來愈被工廠主推到後台去了。 1689年的妥協，甚至在經過一些逐步的對資產階級有利的修改以後，也不再適合這個妥協的參與者的力量對比了。這些參與者的性質也改變了；1830年的資產階級，同前一世紀的資產階級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貴族手中並且被貴族用來抵制新工業資產階級的野心的政治權力，已經同新的經濟利益不能相容了。於是必須同貴族進行一次新的鬥爭；這一斗爭的結局只能是新的經濟力量的勝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激下，不顧一切抵抗，通過了《改革法案》。這使資產階級在議會裡獲得了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隨後是《穀物法》的廢除，這永遠確定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即工廠主對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勝利；然而這也是它專門為自己的利益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它後來取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分享，這個新的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對手。

產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產業工人的階級。這個階級，隨著產業革命對一個又一個的工業部門的佔領，在人數上不斷地增加；而隨著人數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這一力量早在1824年就表現了出來，當時它迫使議會勉強地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21]。在改革運動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進的一翼；當1832年的法案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要求寫進人民憲章，並且為了同強大的資產階級反穀物法同盟[22]相對抗，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政黨，即憲章派。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後來，大陸上發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在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接著而來的是普遍的反動。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憲章派的失敗；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被鎮壓；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後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戰勝巴黎。這樣，工人階級的要求的嚇人聲勢，至少在短時期內被壓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價啊！如果說，英國資產者先前已經確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緒，那麼，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一定會如何更加強烈地感覺到這種必要性呢？他不理會大陸上的伙伴們的譏笑，年復一年地繼續把成千上萬的金錢花在向下層等級宣傳福音方面；他不滿足於他本國的宗教機關，還求助於當時宗教買賣的最大組織者「瓊生大哥」，從美國輸入了基督復活派[23]，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後他還接受了「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恢復了早期基督教的宣傳，把窮人當做上帝的選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對資本主義，從而使早期基督教的階級對抗的因素得到滋長，這對於目前在這上面花現錢的富翁來說，總有一天會帶來麻煩的。

看來這似乎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長時期地——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樣獨自掌握政權。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消滅了的法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也只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完全掌握了政權。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即1830—1848年，是極小一部分資產階級統治著王國，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則被高標準的選舉資格限制剝奪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時代，即1848—1851年，整個資產階級統治了國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資產階級的無能，帶來了第二帝國。只是在現在，在第三共和國時代，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掌握了政權達二十年以上；而它已經顯露出衰落的鮮明徵兆了。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美國那樣一個從來沒有過封建制度而且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的繼承者——工人，也已經在敲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掌握過全權。甚至1832年的勝利，也還是讓土地貴族幾乎獨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級職位。富裕的中等階級對此表示的溫順態度，在自由黨的大工廠主威·愛·福斯特先生髮表那次公開演說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次演說中勸告布萊得弗德的青年學習法語，以此作為出人頭地的手段，並且援引自己的經驗說，當他作為一個內閣大臣而必須出入於那種說法語至少和說英語同樣必要的社交場合時，他是感到多麼難堪！的確，當時的英國中等階級通常都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暴發戶，他們沒有辦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級職位讓給貴族，因為那裡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條件，而不是加上了商業幹練氣味的島國狹隘性和島國自大心。［註：即使在商業上，採取民族沙文主義的自大態度也是足以壞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國工廠主還以為，英國人不說本國話而說外國話，是有失體面的，而且當他看到外國的「可憐蟲」遷居到英國，使他免去向國外推銷產品的麻煩時，便頗為自傲了。他根本沒有覺察到，這些外國人（大部分是德國人）這樣一來就控制了英國對外貿易（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國人的直接對外貿易則變得幾乎只局限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洲了。他也沒有覺察到，這些德國人同在外國的其他德國人進行貿易，後者逐漸組織了一個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業殖民地網。大約四十年前，當德國認真地開始生產出口商品的時候，這個商業殖民地網，就給德國幫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時期內從一個輸出糧食的國家變成一個頭等的工業國。後來，大約十年前，英國的工廠主才大吃一驚，去問英國的大使們和領事們：為什麼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顧客。他們的得到一致答覆是：（1）你們不學你們的顧客的語言，卻要求他們說你們的語言；（2）你們不但不設法去適應你們的顧客的需要、習慣與愛好，反而要他們遷就你們的英國式的需要、習慣和愛好。 ］甚至目前報紙上關於中等階級教育的無休止的爭論，也表明英國中等階級仍然認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為自己尋找某種比較謙卑的東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穀物法廢除以後，那些取得了勝利的人物，科布頓們、布萊特們、福斯特們等等，還不能正式參與統治國家，直到二十年之後，新的《改革法案》[24]才為他們敞開了內閣的大門。直到今天，英國的資產階級還深深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錢去豢養一個供裝飾用的有閒等級，要它在一切莊嚴的場合體面地代表民族；而且當他們自己中間有人被認為有資格進入這個歸根到底是他們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權集團裡去的時候，他們便認為是無上的光榮。

這樣，工商業中等階級還沒有來得及把土地貴族從政權中完全趕走，另一個競爭者，工人階級，便已經登上舞台了。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以後的反動，以及1848—1866年英國貿易的空前繁榮（通常以為這只是由於自由貿易，其實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於鐵路、遠洋輪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發展），重新迫使工人階級處於依附自由黨的地位，他們在這個黨內，也像在憲章運動以前一樣，組成了激進的一翼。可是，工人們對選舉權的要求逐漸成為不可遏制的了；在輝格黨人即自由黨的首領們「畏縮不前」的時候，迪斯累裡卻顯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黨人抓緊有利的時機，在城市選區中實施了戶主的選舉權，並且重新劃分了選區。隨著實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戶主的選舉權推廣到各郡，並且又重新劃分了選區，使各選區在某種程度上趨於平衡。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力量，使工人階級至少在150個到200個選區中現在已經佔選民的大多數。但是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尊重傳統的最好的學校；如果說，中等階級曾經懷著敬畏的心情仰望約翰·曼納斯勳爵所戲稱的「我們的老貴族」，那麼，工人群眾則以尊重和恭敬的態度去看待當時所謂的「優越者」即中等階級。的確，大約在十五年前，英國的工人是模範工人，他們對雇主的恭敬，以及他們在為自己要求權利時所表現的克己的謙遜，大可排解我們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由於他們本國工人的不可救藥的共產主義傾向和革命傾向而產生的煩惱。

但是英國的中等階級——畢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國的教授們看得遠。他們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階級分享了政權。他們在憲章運動的年代裡領教過人民這個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伙子〕的作為。從那時以來，他們被迫把人民憲章的大部分要求納入了聯合王國的法律之中。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響群眾的精神手段中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於是，學校董事會中就讓牧師佔據優勢；於是，資產階級日益增加自我捐稅，以維持各種基督復活派，從崇禮派[25]直到「救世軍」。

現在，英國的「體面」庸人戰勝了大陸資產者的自由思想和對待宗教的冷淡態度。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叛亂者。他們全都感染了社會主義，而且根據相當充分的理由，他們在選擇取得統治的手段時，絲毫不在乎這種手段是否合法。這個puer robustus〔強壯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malitiosus〔心懷惡意〕。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只好採取最後的辦法，不聲不響地丟掉了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像一個年輕人感到暈船暈得厲害的時候把他在船上裝模作樣抽著玩的雪茄煙悄悄地丟掉一樣；嘲笑宗教的人，一個一個地在外表上變成了篤信宗教的人，他們畢恭畢敬地談論教會、它的教條和儀式，甚至在實在不得已的時候，自己也行起這些儀式來了。法國資產者每逢星期五進maigre〔素食〕，德國資產者每逢星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聽完新教的冗長的佈道。他們已經吃了唯物主義的苦頭。 《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須為人民保存宗教」，這是拯救社會於完全毀滅的唯一的和最後的手段。對他們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們發現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已經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來嘲笑他們了：「蠢才！這個我早在兩百年前就可以告訴你們了！」

然而，無論英國資產者的宗教愚鈍，或是大陸資產者的post festum〔事後〕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的潮流。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於它只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因此，宗教也不能長期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物。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在一定社會內佔統治地位的經濟關係的或近或遠的枝葉，那麼，這些觀念終究抵抗不住因這種經濟關係完全改變而產生的影響。除非我們相信超自然的奇蹟，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任何宗教教義都不足以支持一個搖搖欲墜的社會。

事實上，在英國，工人也開始重新動起來了。毫無疑義，他們還被各種傳統束縛著。有資產階級的傳統，例如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以為只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和通過偉大的自由黨來謀取自身的解放。還有工人的傳統，從工人們最初摸索著從事獨立行動的努力中繼承下來的傳統，例如，把一切沒有經過正規學徒訓練的工人排斥於許多舊工聯之外；這就等於每一個採取這種做法的工會在為自己培養工賊。但是儘管如此，英國的工人階級還是在前進，甚至布倫坦諾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這一點告訴他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同仁[26]。如同英國的一切事情一樣，工人階級用緩慢而適度的步伐前進著，前進中有時躊躇不定，有時做一些沒有效果的嘗試；它在前進中有時對「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表示過分的不信任，同時卻逐漸地吸收著社會主義的實質；運動在擴展著，並且一批接著一批地把工人吸引進來。現在它已經把倫敦東頭的沒有技術的工人從沉睡中喚醒了，我們全都看到這些新的力量反過來又給了工人階級以多麼有力的推動。如果運動的步伐趕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麼就請他們不要忘記：正是英國工人階級保存著英國民族性格的最優秀的品質，在英國，一個進步一經取得，照例以後永不會失去。如果說老憲章派的兒子們，由於上述原因，還做得不夠，那麼，孫子們則可望不辱沒他們的祖父。

但是，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只依靠英國一個國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證。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大大超過了英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裡的工人運動在最近二十五年所獲得的進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進著。如果說，德國的中等階級已經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紀律、勇氣、堅韌和毅力，那麼，德國工人階級則充分證明了自己具備這些品質。四百年前，德國是歐洲中等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依目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道不可能同樣成為歐洲無產階級第一次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註釋

[1] 這篇導言是恩格斯為他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頁）的英文版寫的。英文版於1892年在倫敦出版，譯者是愛·艾威林，書名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寫的「馬爾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頁）一文作為附錄收在這一版中。

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這篇導言譯成德文，在7月間寄給「新時代」雜誌，發表於1892年第1期和第2期，標題是：「論歷史唯物主義」。雜誌編輯部在發表這篇導言時，刪去了前面的七段，並在腳註中說，這幾段文字的內容在德國是盡人皆知的，不會引起德國讀者的興趣。

導言的個別部分曾以「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三次會戰」、「工人政黨」為標題，用法文發表於1892年12月4、11和25日，1893年1月1和9日「社會主義者報」第115、116、118、119和120號。導言還曾用保加利亞文發表於1892年「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第3期（刪去前面八段）。

這篇導言的俄譯文第一次於1926年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發表於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 

[2] 《火花》編者註：指德國當時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派系（愛森納赫派）和傾向機會主義的派系（拉薩爾派）於1875年合併成「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也就是後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身。

[3]指以下這幾部著作：歐·杜林《哲學教程——嚴格科學的世界觀和生命形成》1875年萊比錫版（E．Dü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 1875），歐·杜林《國門—社會經濟學教程，兼論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1876年萊比錫第2版（E．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Aufl． ，Leipzig，1876），歐·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2．Aufl．，Berlin，1875） 。 

[4] 複本位制是金銀兩種金屬同時起貨幣作用的幣制。 

[5] 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338頁）以一系列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以及1877年7—12月和1878年5—7月的該報附刊。第一版單行本於1878年在萊比錫出版。

「前進報」（《Vorwärts》）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根據1876年黨的哥達代表大會的決定，該報從1876年10月1日起在萊比錫出版，用以代替愛森納赫派的機關報「人民國家報」和拉薩爾派的機關報「新社會民主黨人報」（《Neuer Sozialdemokrat》）；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頒布後，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 

[6] F． Engels．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1880．這本小冊子是恩格斯根據《反杜林論》中「導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一、二兩章，並對它們做了一系列增補和一些修改而編成的。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1883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書名。 

[7] 恩格斯指的是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eté》．Stockholm，1890）和「原始法權，第一分冊：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Первобытное право，выпуск Ⅰ，Род》．Ｍ．，1886）。 

[8] 唯名論者代表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派別，認為一般的類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維和語言的產物，它們只能用來表明現存的單個事物。同中世紀的實在論者相反，唯名論者認為概念不是產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創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們承認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這個意義上，唯名論是中世紀唯物主義的最初表現。 

[9] 按照古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的學說，同素體是可以無限分割的、具有質的規定性的極小的物質粒子。阿那克薩哥拉認為，同素體是萬物的本源，它們的結合構成各種不同的物體。 

[10] 自然神論是一種宗教哲學學說，認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預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在封建教會世界觀統治的條件下，自然神論往往站在唯理論的立場上批評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揭露僧侶們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為。 

[11] 指1851年5—10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工商業博覽會。 

[12]「救世軍」是反動的宗教慈善組織，1865年由傳教士威·布斯在英國創立，後來它的活動又擴展到其他國家（1880年按軍隊編制改組後才採用這個名稱）。該組織利用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進行廣泛的宗教宣傳，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機構，其目的是使勞動群眾離開反對剝削者的鬥爭。救世軍的某些傳教士進行社會性的蠱惑宣傳，表面上譴責富人的利己主義。 

[13] 1522—1523年的德國貴族起義和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作了闡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頁） 。 

[14] 英國資產階級歷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變稱為「光榮革命」，由於這次政變，在英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確立了建立在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妥協基礎上的、以奧倫治的威廉（從1689年起）為首的君主立憲制。 

[15] 紅白薔薇戰爭（1455—1485年）是兩個爭奪王位的英國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間即約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間的戰爭。約克族的紋章上飾有白色薔薇，郎卡斯特族的紋章上飾有鮮紅色薔薇。站在約克族方面的有經濟比較發達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騎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北部諸郡的封建貴族。這次戰爭幾乎完全消滅了古老的封建家族，結果在英國建立了新的都鐸王朝的統治，實行了專制政體。 

[16] 語出霍布斯「論公民」（《De Cive》）一書序言，該書於1642年在巴黎寫成，最初流傳的是手抄本，1647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 

[17] 笛卡兒學派的哲學是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拉丁文為Cartesius）的繼承者的學說，他們從他的哲學中做出了唯物主義的結論。 

[18] 恩格斯指的是1789年制憲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其中闡明了新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政治原則。 1791年的法國憲法中包括了這篇宣言；根據它起草的1793年雅各賓派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被置於1793年國民公會通過的法國的第一個共和憲法的前面。 

[19] Code civil（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國在拿破崙第一時代製訂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稱為拿破崙法典）、系統地闡明資產階級法權的五部法典之一。恩格斯把1804年通過的民法典稱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11頁）。

[20] 恩格斯指的是英國小資產階級激進階層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採取的同情態度。聯合在倫敦革命協會中的、主要是聯合在倫敦通訊協會和英國其他各大城市通訊協會中的法國革命擁護者（在協會的組織者和參加者中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宣傳革命思想，提出實現普選權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訊協會都受到英國寡頭政治的執政者的迫害。 

[21] 1824年英國議會在工人的群眾運動的壓力下被迫通過了一項廢除禁止工人結社（工聯）的法令。 1825年，議會通過了結社法亦稱工人聯合法，這項法律重申廢除禁止工聯的決定，但是嚴格限制工聯的活動。例如僅僅宣傳工人結社和參加罷工就被看做「強制」和「暴力」，而受到刑事處分。 

[22] 反穀物法同盟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組織，於1838年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所創立。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穀物法（見註266），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土地佔有者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穀物法廢除以後，同盟即不存在。 

[23] 瓊生大哥（Brother Jonathan）是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時（1775—1783年）英國人給北美人起的綽號。基督復活派是新教教會中的一個流派，十八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流行於北美。它的信徒力圖通過宗教說教和組織新的信仰者的團體來鞏固和擴大基督教的影響。 

[24] 指1867年得比—迪斯累裡的保守黨政府實行的議會改革。 

[25] 崇禮派（更流行的名稱是皮由茲教派）是產生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國教會中的一個流派。它的信徒號召在英國國教中恢復天主教的儀式（崇禮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義。

[26] 恩格斯指的是路·布倫坦諾論述英國工聯的著作和言論（見註184）。在這些著作和言論中，布倫坦諾竭力稱讚英國的工聯主義，說它是工人階級組織的典範，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使工人階級狀況得到根本的改善，並擺脫資本主義剝削。按照布倫坦諾和其他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說法，組織得很好的工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政黨成為多餘的。恩格斯在「布倫坦諾contra馬克思」這部著作（本卷第107—213頁）中揭露了這種說法的虛偽性質和階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