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始終認為，俄國革命的最終勝利與世界革命的勝利休戚與共，他的國際主義直接延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際主義思想。但在1924年，史達林打破了這個傳統，提出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反動理論。在這篇文章中，尼克拉斯·阿爾賓·斯文森(Niklas Albin Svensson) 解釋了為什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為什麼史達林要修正馬克思主義，以及這將在未來幾十年產生怎樣的災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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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同時發表於第十期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期刊，點此閱讀全部文章）

共產主義者一直都是國際主義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寫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話被刻在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共產）國際的旗幟上。國際主義原則是列寧和十月革命思想的核心。但100年前，也就是1924年秋天，史達林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代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背離，為共產國際的衰落和1943年的最終解散種下了理論禍根。

至今這錯誤理論的影響仍能被感受到。隨著新的一代轉向共產主義思想，我們必須理解和捍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傳統。

國際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辭令或道德原則，它反映了客觀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認為，共產主義不僅僅是一個強加給世界的好主意。相反，他們解釋說，共產主義的基礎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的現實物質條件。

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體系，每個國家都與世界市場相連並受其支配，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命題。透過世界市場的建立，生產本身也變得全球化，世界一個地區的工廠，使用來自另一個地區的原料和第三個地區生產的機器來生產商品。

生產過程涉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數萬甚至數十萬擁有特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工人以及各種自然資源。世界經濟日益緊密的相互連結在馬克思時代已經初具雛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1]

在反對封建秩序的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的基礎上，資產階級建立了民族國家，克服了地方封建制對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在這方面，它發揮了進步作用。但是，在過去的150年裡，即使是民族國家也不夠了。它已經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阻礙了人類的發展。

現代帝國主義的興起其實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生產和交易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發展如何導致巨型跨國壟斷企業和銀行佔據主導地位，它們都試圖從開採原材料到佔領市場和投資領域等方面來統治世界。透過這種方式，資本主義部分地「克服」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同時將整個系統的矛盾加劇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結果是驚人的不平等、深重的危機和帝國主義戰爭。

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和遍布全球的供應鏈表明，生產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家市場。它們發現自己越來越受到民族國家之間邊界的束縛。他們所謂的“全球化”，即自由貿易的擴張，正是試圖克服這一限制。

這對共產主義者來說很重要，因為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生產力於資本主義下發展到其最高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而且這只能在國際的尺度上被實現。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寫：

「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 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只有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基礎上，工作日才能縮短，工人階級才有能力充分參與社會運作。這是廢除階級社會的必要物質前提。

因此，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正是將生產力從民族國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無論是在科學、技術知識或商品的共享方面。它將使全世界的工人、科學家和產業之間能夠進行真正的合作：

「各個人的全面的依賴關係、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經濟）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

他們繼續解釋說，資本主義下已經實現的生產力的發展「使每一民族都依賴其他民族的變革」。 [4]

換句話說，國際主義是工人階級歷史角色的一部分。不可能不是這樣。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工人沒有祖國時，他們的意思就是如此。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奠基文獻《共產黨宣言》中，我們讀到：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

這樣做的原因不僅是為了打破敵對資本主義國家間不可避免的封鎖和軍事幹預，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即使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也需要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出來的最先進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本身就是國際性的。這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立場。今天，這一點比《共產黨宣言》撰寫時更真實一百倍。

「不斷」革命論

我們所說的國際主義並不意味著幾個國家的工人必須同時起義奪取政權。民族國家的存在，即每個國家都有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本國階級鬥爭，這意味著工人不會一下子同時在所有國家奪取政權，而是會先在一個國家擊敗統治階級。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6]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意識到，工人可以比最先進的國家的工人更早地在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奪取政權。但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革命必須傳播到其他國家，最重要的是傳播到最先進的資本主義中心。

1850年，馬克思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發表演講時，談到了德國未來的革命，當時，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行會制度下活動，分散在幾十個半封建的小國家中：

「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 [7]

馬克思談到革命是「不斷」的，是指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例如當時德國的國家統一）轉向社會主義任務——剝奪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權力，然後把它從一個國家擴展到另一個國家。

俄國革命

對俄國革命者來說，落後的條件提出了一個挑戰：如何將這種關於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最先進的生產力之上的普遍認知應用於俄國？顯然，俄國本身還沒有為社會主義準備好條件。

1905年，托洛斯基根據馬克思概述的革命策略勾勒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托洛斯基在評論資本主義如何在世界各地發展，將世界轉變為單一的經濟和政治有機體時解釋：

「這就使當前情勢的發展從一開始就立即具有國際性，以及最廣闊的前景：俄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政治解放事業，將會把這個領導階級的地位提到歷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資源，使它成為消滅世界資本主義的首倡導者，歷史已經為資本主義的消滅創造了一切客觀條件。」

也就是說，無論俄國多麼落後，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存在的。因此，俄國工人可以開始世界革命，然後世界革命會在歐洲完成。托洛斯基的策略將世界經濟之於社會主義的成熟和不同國家（尤其是俄國）階級鬥爭的發展程度和節奏之不同統一了起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下，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沙皇帝國——斷裂了。 1917年2月，反對戰爭和專制的革命爆發，沙皇被資產階級民主的「臨時政府」取代。同時，工人和士兵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員會，俄語名字叫做「蘇維埃」。

當時得到大多數俄國工人支持的孟什維克黨加入了臨時政府，聲稱工人的任務現在是支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而不是爭奪權力。

他們以俄國太落後而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為由為此政策辯護。因此，他們推斷，只有資產階級才能奪取政權。他們推斷，只有在經歷一段漫長而不確定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之後，俄羅斯才能最終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實際上，這意味著保衛軟弱墮落的俄羅斯資產階級，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停止土地改革，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

簡言之，孟什維克把自己置於反革命陣營。

為因應這種針對工人階級的背叛，列寧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即意味著工人和農民奪取政權，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1917年4月，列寧解釋：

「俄國當前情勢的特徵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憑藉這種觀點，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蘇維埃的多數席位，工人階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於十月奪取了政權。

但無論是列寧或託洛斯基，都沒有突然變成唯心主義者，認為只要在俄羅斯掌權，就可以在沒有必要的物質條件的前提下建立社會主義。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的綱領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才有意義。

在布爾什維克黨至關重要的四月會議的一項決議（「關於目前情況的決議」）中，列寧將俄國革命置於國際背景中：

「俄國革命不過是戰爭所必然引起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第一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10]

正是本著國際主義精神，俄國共產黨與其他33個國家的代表於1919年3月成立了共產國際。成立共產國際的目的正是將世界革命傳播到新工人國家的邊界之外。

同年，在捍衛蘇維埃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列寧提出了以下觀點，作為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真正國際主義立場：

「如果這場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而我的任務，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的任務，就是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大廝殺慘禍的唯一出路。我不應該從’自己’國家的角度來推論（因為這是民族主義市儈這類可憐的笨蛋的推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物），而應該從我參加準備、宣傳和促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來推論。」 [11]

換句話說，列寧不僅在俄羅斯準備革命，而且在為全世界的革命做準備工作。他繼續說：

「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正確的策略；它……不是建築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築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上面……而是建築在對歐洲革命局勢的正確的（在戰前，在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是一致公認的）估計上面。的革命。」 

事實上，俄國革命之後，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和其他國家掀起了革命浪潮。然而，統治階級和社會民主黨要么成功鎮壓了這場運動，要么將其引向（編者加：對統治者而言）更安全的軌道。

直到因病無法工作，列寧仍然堅持認為，如果沒有其他地方，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不可能的。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一書中，他寫道：

「現在我們生活的一般特徵是這樣的： 我們摧毀了資本主義工業，曾力求完全摧毀中世紀設施和地主的土地佔有製， 並在這個基礎上培植出小農和極小農，他們由於相信無產階級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著它走。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由於經濟的必然性，仍停留在極低的勞動生產力水準上。 」

重要的是，他補充說：

「…我們的文明程度也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雖然我們已經具有這樣做的政治前提。」[14]

換句話說，當列寧談到蘇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時，他總是說要使工人國家存續（ 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直到革命能夠蔓延到西方。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相互競爭的政策；它們內在本身就是彼此相連的。

史達林修正馬克思主義

列寧逝世後，情況是這樣的：帝國主義列強未能摧毀蘇聯並恢復資本主義，因為它們自身的內部危機和工人階級的強大運動阻止了它們這樣做。這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暫時的但本質上不穩定的平衡。

蘇聯在經濟極度落後的情況下，因內戰和與世界市場的隔離而被嚴重削弱。工人階級的規模減少至比革命前更小，工人們由於生活條件惡劣而難以充分參與蘇維埃。

擴散革命的經濟必要性正在殘酷地顯現出來，尤其是在這個落後的經濟體中。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為生活必需品而鬥爭」確實延續了下來，甚至變得更糟。

蘇聯不得不向市場讓步以刺激生產。這被稱為新經濟政策(NEP)。列寧解釋說，正是因為這個國家如此落後，所以有必要訴諸資本主義手段，直到工人階級在更先進的國家取得勝利。列寧和托洛斯基都不斷警告這樣做可能帶來的危險。

新經濟政策加速了不平等的發展。這意味著資本主義被允許在農業中蔓延，使最富有的「富農」受益。在工業和商業中， 產生了一小群資本家，他們被稱為“耐普曼” 【譯者註：NEPmen，指投機者， 野心家，奸商們】。

不平等也加強了國家官僚機構的力量， 他們必須管理不平等。官僚機構可以依靠這些資產階級階級來對抗工人階級。

1923年秋天德國革命的失敗加劇了這個問題，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進步時期畫下句點。

一種新的疲倦感開始出現。人們對世界革命綱領產生了懷疑，這與蘇聯工人在經歷了三年的世界大戰、兩次革命和三年的內戰之後的疲憊感相呼應。

同時，1924年1月，列寧不幸過世。這為一種新的政治傾向的公開出現提供了機會。

來自富裕農民和耐普曼的敵對階級壓力越來越多地反映在執政的共產黨中，特別是其右翼。這種傾向的典型代表是尼古拉·布哈林。

他聲稱社會主義可以以“烏龜速度” 在“糟糕的技術基礎”上建立起來。換句話說，你可以在生產力水準較低的情況下建成社會主義。這與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完全相悖，但它完全符合資產階級和官僚階層的聯盟，他們都厭惡工人階級和革命， 且將他們視為威脅。

根據這個論點，沒有必要去經歷世界革命的困難；沒有必要再經歷更多的動亂； 我們可以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說， 社會主義的勝利只需要讓官僚好好工作就可以實現。

1924年秋，史達林向年輕的黨內積極分子發表了一系列演講，這些演講隨後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

在1924年4月的小冊子原版中，人們可以找到以下內容：

「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

雖然這本小冊子總體上是對托洛茨基及其1923年成立的左翼反對派的攻擊，但它仍然保留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立場。

但幾個月後，這本小冊子停止發行。新版發行，上面這段話被替換為：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既然已經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著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 。

與其說透過世界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工人國家（這裡指蘇聯）工人的首要任務是轉向自己建立社會主義。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目前）仍在繼續，但現在只是為了確保社會主義社會不受外部干涉。

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解釋了他認為前一種立場的缺陷：

「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連結成一個問題：第一個是可能用一個國家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可以認為它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就有免除外國武裝干涉…」[17]

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解因此被刪除。史達林刪除了對俄羅斯落後和革命需要蔓延到已開發國家的提及。史達林認為，現在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像20世紀20年代的俄羅斯這樣落後和貧困的國家內，都可能建立起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

放棄世界革命

史達林甚至半承認自己正在改變這個立場，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寫道：

「其次，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

史達林的論點完全不誠實，故意把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混為一談。問題從來不在於無產階級能否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斯基認為革命應該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一個國家，這假設革命總得有一個起點。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能否僅靠一個國家的物質資源建立起來。這是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

列寧過世後，這個稻草人論證被用來當作對付託洛斯基和左翼反對派的武器。史達林聲稱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對派有一個荒謬的想法，除非所有地方同時發生革命，否則工人就無法在自己的國家發動革命。於是他可以爭辯說，俄國革命推翻了他們的論點。在這個過程中，他可以找出列寧嘲笑這種想法的各種引文。

這種為了派係目的而扭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思想，成為了史達林主義根深蒂固的傳統。

史達林甚至在1926年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辯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只適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他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矛盾尖銳，只要「帝國主義戰線」被打破，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取得勝利是可能的。這完全顛倒了事實。相反，現代世界經濟的極端相互依存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在今天比在他們有生之年更適用。 1928年，托洛斯基認為， 政治上的民族狹隘性是「將來不可避免要犯下民族改良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錯誤的前提條件」。 [19] 歷史的進程證明托洛斯基是對的。

採用「一國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理論導致蘇聯領導層放棄世界革命。在其手中，共產國際只不過是莫斯科執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1943年，為向盟國表態， 蘇共官僚解散了共產國際。列寧創立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已被徹底摧毀。

今天，為新的共產主義運動奠定堅實的基礎，回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只有用這些思想重新武裝工人運動，我們才能確保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