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府的角色與社會民主
（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7年7月7日，是艾倫·伍茲為由IMT瑞典支部出版的瑞典文《國家與革命》起草的新序。由微博賬號階級與哲學翻譯發表。經我方發現後自行校對，重刊在此。譯者：彼得潘）
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瑞典同志們先前請我為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寫一篇簡短的序言。考慮到這部作品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鬥爭的巨大重要性，我欣然同意了這項任務。奇怪的是，盡管國家問題具有巨大的意義，但即使是最先進的工人通常也不會注意到這方面。
這一點並非偶然。如果人們不相信國家是一種無害的、公正的、高於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東西：一種「僅僅存在」的、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那麼國家對統治階級就沒有任何用處。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讓群眾注意到我們稱之為國家的機構的真正內容，並不符合當權派的利益。憲法、法律、軍隊、警察或「司法」系統：任何質疑所有這些東西在目前這個自稱為「民主」的體系中幾乎都是禁忌。幾乎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些機構為什麼存在，或者如何以及何時可以取代它們。任何關於它們的嚴肅討論都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有損品味的，就像在教堂裡說髒話一樣。歸根結底，國家是「我們所有人的財產」。不是嗎？
但事情很少是表面上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國家（也就是說，所有的國家政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可能是中立的。早在150多年前寫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解釋說，國家「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而事實也確實如此。誰控制了這個生產系統，誰就最終控制了國家權力。國家權力的根源在於生產關系，而不是個人素質。
在早期人類社會中，部落首領的權力取決於他在戰鬥中的勇敢，部落長老的權力取決於他們的智慧，等等。但如今，國家是由一群不露面的個人、匿名的官僚和職能人員管理的，他們的權力是由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和被賦予的頭銜來賦予的。國家機器是一個非人化的怪物，雖然理論上是為人民服務的，但實際上是作為人民的主宰站在人民頭上。
階級社會的國家權力必然是高度集中、等級分明和官僚主義的。最初，它具有宗教性質，並與祭司種姓的權力相混合。在它的頂點站著神王，在他手下有一支官員隊伍，即官僚、文士、監督員等。寫作本身作為一種神秘的藝術，只有這些少數人知道，因而受到敬畏。因此，從一開始，國家的行政系統就被神秘化了。真正的社會關系以一種異化的姿態出現。
現在的情況仍然如此。在英國，這種神秘化是通過儀式、浮誇和傳統刻意培養的。在美國，它是通過其他方式培養的：對總統的崇拜，他代表了國家權力的化身。每種形式的國家權力都代表著一個階級對社會其他部分的統治。即使在其最民主的形式下，它也代表著一個單一階級的獨裁，即統治階級：那個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階級。
國家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中占據了核心位置，如恩格斯的《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和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總結他對國家的歷史分析時說：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像和現實』。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在恩格斯的開創性著作之後，最能解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精髓的書無疑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該書寫於1917年夏天俄國革命的熱潮中，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裡，列寧解釋說，剝去所有非本質的東西，國家歸根結底是「武裝人員的團體」：軍隊和警察。它是代表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鎮壓的機關。
改良派和國家
資產階級法律理論認為國家是站在階級和特殊利益之上的公正的仲裁者。這種觀點得到了各種改良派的認同。但它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每個國家的本質，以及它的武裝機構、警察、法院和其他外衣，都是為社會中的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就是資產階級。
法國著名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2]寫道：「法律以其強大的平等性，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偷竊面包。」幾個世紀前，雅典憲法的作者梭倫對憲法和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他提出了以下看法。「法律就像一張蜘蛛網，小的被抓住，大的把它撕碎」。這些話以無情的現實主義彰顯了資產階級法制的現實。
在像瑞典這樣的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下，任何人都可以說（或多或少）他們想說的話，只要銀行和大壟斷企業能決定發生什麼。換句話說，資產階級民主只是表達大企業獨裁統治的另一種方式。這一論斷可以很容易地從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幾十年來的經驗中得到證明。
在瑞典，社會民主黨[3]仍然有其群眾基礎。它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掌握著政府權力，並進行了許多重要的改革。這是可能的，因為瑞典的資產階級願意做出讓步，而擁有強大組織的瑞典工人階級能夠而且確實要求采取這種措施。但是，社會民主黨總是小心翼翼地把社會的管理和控制權留在銀行家和資本家手中。但現在條件已經改變，瑞典工人階級面臨的未來不是改良，而是改惡。
幾十年來，特別是在經濟繁榮和階級鬥爭相對平靜的時期，社民黨和工會披上厚厚的官僚主義外殼，它對工人運動起到了強有力的牽制作用，因此成為了資產階級的主要防線。這種情況在瑞典尤其明顯。就像國家將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一樣，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改良派官僚機構也將自己凌駕於工人階級之上並支配著它。
瑞典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國家密切相關，它對資產階級國家嚴加保護。事實上，社會民主黨的官僚機構、社民聯(SSU)和工會聯合會(the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LO)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鏡像。表面上它們是「民主」的，但實際上它們卻站在民主的對立面。社會民主黨變成了一個充當警察角色的鎮壓機構，它長期以來無情地鎮壓所有嚴重的異議和反對意見，迫害和驅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其熱情和效率恐怕會讓克格勃羨慕。
而瑞典的左翼黨（Vänsterpartiet）則成立於1917年，當時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因批評該黨的右翼轉變而被開除。青年部被指責為「黨內的黨」，因為他們拒絕接受對內部批評的禁令。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新成立的黨最初迅速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然而，左翼黨早已失去了它的革命本源，幾十年來逐漸淪為蘇聯的史達林主義者的忠實鷹犬。
最近，他們越來越多地充當了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並通過為他們的削減政策提供左翼掩護來幫助他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正是在左翼黨內出現了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威脅，因為他們批評了領導層的政策。在資產階級議會中工作了幾十年後，他們已經適應了資產階級政治的條件。而且往往與社會民主黨的職業政治家有更多的共同點，而不是一度構成該黨骨干的工人。
瑞典的國家形式
英國統治階級將其統治隱藏在從中世紀野蠻狀態繼承下來的厚厚的傳統、華麗和儀式的幕後，而瑞典資產階級則有一個更復雜和「現代」的方法。瑞典的國家似乎更像一個家庭，更有人情味和民主氣息。瑞典當局是世界上第一個廢除老闆和普通工人之間敬語稱呼的國家，而只是用非正式的「du」（你）或名字來稱呼對方，這並非偶然。
但是，盡管有禮貌，老闆還是老闆，工人還是工人。形式上的「禮貌」是為了掩蓋階級劃分、壓迫和剝削的真實內容。這就像中世紀的醜惡形像一樣，是一種欺騙和幻覺，它美化了如今的英國國家，掩蓋了它的真實性質。
在瑞典，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很深。這一事實是建立在物質條件之上的。瑞典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經濟增長期，所以有條件對工人階級作出某些讓步，從而使階級鬥爭變得緩和，並創造了一個和平民主社會的假像。
但現實是，國家是有組織的暴力。對於瑞典這樣的民主國家來說，這一點和其他地方一樣真實。唯一不同的是，這一現實被巧妙地掩蓋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微笑面具後面。但這種假像在現在國際上出現的動蕩時期將無法生存，瑞典不能繼續孤立於此。
如果人們想對瑞典國家的性質形成一個準確的概念，就有必要詢問那些曾遭受警察暴力的移民。顯而易見的是，警察在處理移民問題上絕不公正，在對待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方面也不公正。事實不言自明。
2014年在瑞典馬爾默市，警察暴力襲擊了一次和平的反法西斯示威。在警察騎著馬、開著裝甲車進入毫無防備的人群之前，示威者沒有得到任何警告。10名示威者後來被判定犯有暴亂罪，其中包括向警察投擲塑料瓶和推搡警察，與騎馬衝入人群相比，這些罪行相對較輕。同時，針對警方的初步調查當然也被停止了。這是一系列示威活動中的一次（Jönköping，斯德哥爾摩等），在這些活動中，小股法西斯分子得到了警察的保護。此外，對清真寺和難民收容所的多次襲擊，至今沒有得到警方的回應。
當反法西斯分子因涉嫌破壞和平而遭受警察的暴力和嚴厲的判決時，在街頭挑起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卻被從輕發落。2014年，極右派對左翼活動家Showan Shattak的謀殺未遂，導致一個法西斯分子被判定為「故意傷害」，只被判處三年監禁，而另一個法西斯分子則被宣告無罪。從資產階級法律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是一個法西斯分子，那你在一個人的背後捅一刀就不過是「自衛」。但同時，大量的反法西斯分子正是因為對類似的法西斯和警察攻擊進行自衛而被處以罰款和長達五年半的監禁。
當然，在這個階段，法西斯團伙對瑞典的統治階級來說沒有直接利用價值。瑞典銀行家和資本家的利益受到其他更值得尊敬的力量的很好保護，即社會民主黨和瑞典工會的領導人。納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代表著微不足道的力量，統治階級在大多數情況下將其視為一種需要鎮壓的刺激物。然而，近年來，他們開始給他們增加回旋的餘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他們。統治階級或許知道，未來可能需要他們的服務。
有必要指出，警察今天對移民使用的暴力，明天也會對瑞典工人和青年使用。瑞典在世界資本主義中的特權地位不會永遠持續下去。資本主義危機的冷風將吹走最後舒適繁榮的殘余，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當統治階級不能再以 「正常」手段控制工人階級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在這一點上抱有任何幻想都是致命的。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嚴重影響瑞典的時候，這個面具將被丟到一邊，暴露出警察鎮壓和國家暴力的現實。對民主的幻想將被警察的警棍從人們的頭腦中打掉。
無產階級專政
在描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狀態時，馬克思談到了「無產階級的專政」。這個詞彙引發了嚴重的誤解。當今人們對專政這個詞的理解是馬克思在世時所不知道的。在一個人們普遍知道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可怕罪行的時代，它讓人聯想到極權主義怪物、集中營和秘密警察的噩夢般的景像。但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東西甚至在想像中都還不存在。對馬克思來說，專政這個詞來自羅馬共和國，它意味著在戰爭時期，正常的秩序規則被暫時擱置的情況。像史達林時代的俄國那樣的極權主義獨裁的想法，即國家會為了官僚特權階層的利益而壓迫工人階級，只會讓馬克思感到發指。
實際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工人階級政治統治或工人民主的另一個術語。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基於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公社政權是世界工人階級歷史上的一個光榮事件。以工人為首的人民群眾第一次推翻了舊國家，開始了改造社會的任務，在沒有明確的行動計劃、領導和組織的情況下，群眾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氣、主動性和創造性。然而可惜的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膽而有遠見的領導和一個明確清楚的方案，這些努力最終以可怕的失敗而告終。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公社繪制了一份詳盡的總結，指出了公社的進步以及它的錯誤和不足之處。這些幾乎都可以追溯到領導層的失敗。公社的領導人是一個混合的群體，從少數馬克思主義者到更接近於改良派或無政府主義的分子。公社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沒有對在附近的凡爾賽成立的反動政府發動革命攻勢。這給了反革命勢力集結和進攻巴黎的時間。導致超過30,000人被反革命勢力屠殺。巴黎公社實際上被埋在了屍堆之下。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現代國家是一頭官僚巨獸，吞噬了工人階級生產的大量財富。馬克思主義者同意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即國家是一個可怕的壓迫工具，必須予以消除。問題是：如何消除？由誰來消除？什麼將取代它？這是任何革命的一個基本問題。
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在總體上和原則上拒絕國家。乍看之下，這一立場似乎非常具有革命性。但在實踐中，它卻恰恰相反。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必須從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轉向其實踐。
1936年，無政府主義工人——西班牙工人階級中最勇敢和最革命的部分，在巴塞羅那的戰鬥中奮起，打敗了准備加入佛朗哥反革命叛亂的法西斯分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工人們就控制了局面。工廠在工人的控制下被占領，巴塞羅那的唯一權力機關是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CNT）[4]和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武裝民兵。舊的國家政權被摧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被架空。實際上，權力已經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中。
政府主席康帕尼斯(Companys)承認這一事實。他把無政府領袖們請到他的辦公室，並對他們說：「好吧，先生們，看來你們有權力了。你們應該組建一個政府」。無政府領袖們憤怒地拒絕了這個提議，理由是他們反對所有的政府。這是一個摧毀革命的致命錯誤。實際上，無政府主義者要在加泰羅尼亞建立一個工人政府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召集一個由工廠委員會和工人民兵選出的代表大會，然後就可以組成一個革命的工人政府，可以呼籲西班牙其他地區的工人和農民效仿它。如果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政府或國家這個詞，他們可以把它稱為公社或其他他們喜歡的東西。但是，保證革命成功的唯一方法是給工人階級的實際權力以有組織的形式。他們拒絕這樣做。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在幾個月後，通過史達林主義者的幫助，資產階級重建了舊國家，並采取行動中止了革命。1937年5月，史達林主義者自導自演了一場挑釁，並趁機鎮壓了巴塞羅那的無產階級。
無政府領導人在這一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拒絕在加泰羅尼亞組建工人政府之後，他們又加入了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政府，該政府正在清算西班牙革命的成果，為佛朗哥的勝利鋪平道路。無政府主義的部長們（是的，有無政府的部長！）積極參加鎮壓巴塞羅那的革命。費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seny)親自到街壘去勸說工人投降。他們放下了武器，史達林主義者立即對無政府者和POUM發起了猛烈的攻勢。這就是西班牙革命宣告結束的序幕。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他們主張舉行反對戰爭的總罷工。但是，1914年戰爭一爆發，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領導人就忘記了他們的原則，加入了與資產階級的愛國聯盟，即所謂的 “神聖團結”（Union Sacree）政府。
所有這些都證明了托洛茨基所寫的內容的正確性，他說無政府主義的國家理論就像一把充滿漏洞的傘——恰恰在下雨的時候沒有用。在俄國革命後的內戰期間的一次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演講中，托洛茨基恰當地總結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立場：
「資產階級說：不要碰國家權力，它是屬於受教育階級的神聖世襲特權。但是無政府主義者說：不要碰它，這是地獄的發明，是魔鬼的手段，不要跟它扯上任何關系。資產階級說：不要碰它，它是神聖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不要碰它，那是罪惡的。雙方都說：不要碰它。可是我們說：不要只是碰它，要把它抓在手裡，讓它為你自己的利益工作，為了廢除私有制、解放工人階級而工作。」（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裝它自己的》，第1卷，1918年。London: New Park, 1979）
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歸納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立足於現有的國家政權，而必須推翻和摧毀它。其基本立場在《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概述，列寧在書中寫道：「馬克思的思想是，工人階級必須打破、粉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僅僅局限於對它的掌握。」
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混亂思想，馬克思認為，工人們需要一個國家來克服剝削階級的反抗。但馬克思的這一論點被資產階級和無政府主義者扭曲了。工人階級必須摧毀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意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但是，然後呢？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重建，需要一個新的力量。無論你把它稱為國家還是公社，都是一個無所謂的問題。工人階級必須把自己組織起來，從而使自己成為社會的領導力量。
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國家，但這將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國家。一個代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國家不需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或警察部隊。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半國家，就像巴黎公社一樣。它遠不是一個官僚極權主義的怪物，它甚至將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民主—當然比今天的瑞典更民主。
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評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時寫道：
「這種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大膽見解，在取得政權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寫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上，包括關於軍隊的一章。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量，但是沒有軍閥！並不是防衛的任務產生出軍事和國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會的階級結構，把官僚制度帶入防衛的組織中。軍隊只是社會關系的一種覆印本。為抵御外來的威脅，工人國家自然與其它國家一樣，需要一種特別的軍事技術組織，但是決不需要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黨的綱領要求用武裝的人民，去代替常備軍。」
「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開始就不是原有意義的『國家』了，即不是用來壓制大多數人民的一種特殊機關了。物質的權力，連武裝在內，都直接並且立刻轉到工人階級組織（如蘇維埃）手上。所以從無產階級專政第一天起，那作為官僚機關的國家，就開始消亡了。」
1917年的工人國家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建立的工人國家既不是官僚主義也不是極權主義。相反，在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從群眾手中篡奪控制權之前，它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國家。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不是由馬克思或列寧發明的。它們是基於巴黎公社的具體經驗，以及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自然產生的蘇維埃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由普通工人、農民和士兵組成的議會，而不是由職業政治家和官僚組成。它不是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外來權力，而是一個基於人民自下而上的進行直接倡議的權力機構。它的法律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制定的法律不一樣。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一般存在於歐美先進國家仍然盛行的那種議會制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權力形式。
在此後的每一次革命中，蘇維埃、工人委員會或蘇維埃的雛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自發在群眾中產生。
恩格斯早就解釋過，在任何一個藝術、科學和政府由少數人壟斷的社會中，這個少數人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和濫用自己的地位。列寧很快就看到了在普遍落後的物質條件下，革命政權向官僚主義退化的危險。真正的工人國家與今天的畸形官僚政權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與史達林主義俄國的官僚怪物更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列寧是官僚主義的死敵。他一直強調，無產階級只需要一個「其建立後將立即開始消亡並不能不消亡」的國家。這是他在《國家與革命》中提出了工人民主的基本條件：
1. 自由和民主的選舉，人民有罷免所有官員的權利。
2. 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得高於技術工人的工資。
3. 沒有常備軍或警察部隊，將全體民眾武裝起來。
4. 漸漸將所有的行政工作交由所有人輪流完成。「每個廚師都應該能當總理，當每個人都輪流當『官僚』時，就沒人能當官僚了。」
這些是列寧規定的條件，不是為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為了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即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這個工人民主的方案直接針對官僚主義的危險。這又構成了1919年黨綱的基礎。
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積極自覺地參與社會、工業和國家的管理，才能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一種建立在真正民主和人人富足基礎上的更高形式的社會。它不是由好心的資本家或官僚吏員親切地傳授給工人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整個概念都是基於這一事實。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個方案是完全民主的，是官僚專制的對立面。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的，否則它就什麼都不是。
共產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
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希望通過試圖將共產主義思想與史達林主義俄國的畸形官僚和極權主義政權相提並論來混淆工人和青年。「你想要共產主義嗎？你看那些國家! 這就是共產主義! 柏林牆是共產主義! 1956年的匈牙利鎮壓是共產主義! 創造古拉格的蘇聯是共產主義！」不僅資產階級和改良派，而且無政府主義者也重復這些論調。這是一種愚蠢的誹謗。
布爾什維克革命建立的工人國家與史達林創造的官僚極權主義怪物截然相反。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蘇維埃國家的建設是為了方便把工人拉到控制和核算的任務中去，以確保不間斷地減少官場的「特殊功能」和國家權力的進展。對官員的工資、權力和特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以防止形成一個特權階層。正如列寧所解釋的：
「其基本標志是：（1）權力的來源不是議會預先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來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眾的直接的創舉，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裝代替脫離人民的、同人民對立的機構即警察和軍隊；在這種政權下，國家的秩序由武裝的工農自己，即武裝的人民自己來維持；（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別的監督，變成不僅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一經人民要求即可撤換的官吏，處於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們從占有能領取資產階級高薪的「肥缺」的特權階層，變為特殊『兵種』的工人，其報酬不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
巴黎公社這一特殊的國家類型的實質就在於此，而且僅僅在於此。」（列寧，《論兩個政權》）
早期的蘇維埃共和國實際上根本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國家，而只是勞動人民革命力量的組織化表達。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一個「半國家」，一個被設計成最終會枯萎並溶入社會的國家，讓位於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對社會進行的集體管理，沒有武力或脅迫。這，也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國家的概念。然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蘇維埃工人民主制度並沒有延續下去。到1930年代初，上述各點都被廢除了。在史達林的領導下，工人國家遭遇了官僚主義的墮落過程，最終建立了一個畸形的極權主義政權，列寧的黨實際上被消滅了。史達林主義之所以在俄國實現政治反革命的決定性因素是一個物質文化相當落後的國家在革命後的長期孤立。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釋了這種政治反革命發生的方式。
在駭人的物質落後、資源困乏和文化野蠻的條件下，俄國工人階級無法守住他們所控制的權力，而被墮落的官僚集團所攫取，這導致了史達林主義的建立。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謊言相反，史達林主義不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物，而是其最可怕的敵人。
為社會主義而戰
目前，當世界範圍內的資產階級對生活標准、工資水平、養老金、工作條件發起野蠻的攻擊時，有必要了解，即使工人階級成功地從資本家那裡獲得了讓步，這些也只是暫時的。老闆們今天用右手給的東西，明天就會用左手收回來。在某個階段，這將意味著階級鬥爭的愈演愈烈。不言而喻，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主途徑來維護我們的權利，為將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做好准備，包括參與地方、地區和國家選舉。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是，我們明白，如果沒有資本主義下日常的民主鬥爭，沒有為各種進步要求和改革而作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將是不可想像的。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在鬥爭過程中充分組織和教育群眾——只有這樣才能鍛造出改造社會的必要武器。
在我們反對資本家把危機的負擔放在勞動人民及其家庭肩上的每一個企圖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為一個真正的工人政府而鬥爭，這個政府將執行把銀行、土地和大型壟斷企業國有化的計劃，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這是捍衛生活水平和來之不易的權利的唯一途徑。
最重要的是，必須向工人階級說出真相，他們已經厭倦了謊言和欺騙。事實是，解決當前危機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社會的徹底轉型，這將結束大銀行和壟斷企業的統治。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都只會變成災難性的。如果想像統治階級在一個真正決心改變社會的工人階級政府出現時只是袖手旁觀，那就太天真了。一個工人政府將立即面臨銀行家和資本家的凶猛反撲。而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總是指責馬克思主義者鼓吹暴力。考慮到統治階級堆積的巨大武器庫、全副武裝的軍隊、警察、監獄，等等等等，這非常具有諷刺意味。而以往的歷史則表明，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會不經鬥爭就放棄自己的財富、權力和特權地位：這通常意味著一場毫無保留的鬥爭。而每場革命運動都會遭遇這種國家鎮壓機器。
在鼓吹暴力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們准備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允許我們的每一個機會，但我們不應抱有幻想。在資產階級民主的薄薄外衣下，是銀行和大公司獨裁的現實。雖然人們被告知，他們可以通過選舉民主地決定國家的方向，但實際上，所有真正的決定都是由董事會作出的。極少數銀行家和資本家的利益遠比數百萬普通公民的選票要重要得多。統治階級根本不反對暴力本身。事實上，它的統治是以許多不同形式的暴力為基礎的。統治階級憎惡的唯一暴力僅僅是當窮人、受壓迫者和被剝削的群眾試圖保護自己免受資產階級國家的有組織暴力。也就是說，它反對任何針對其階級統治、權力和財產的暴力。這種大企業的獨裁通常被掩蓋在微笑的面具後面。但在關鍵時刻，「民主」的假面會滑落，露出資本獨裁的醜陋真實面目。
問題是，我們人民是否有權利與這種獨裁統治作鬥爭，並努力推翻它。美利堅合眾國的開國元勛們當然這樣認為。他們維護人民對暴政的武裝起義的權利。1784年的《新罕布夏州憲法》[5]告訴我們，「不抵抗專橫的權力和壓迫，是荒謬的，是奴性的，是對人類的利益和幸福的破壞。」多麼言之有據啊！革命是否一定意味著暴力？這取決於一些情況。統治階級總是壟斷著暴力，這在國家本身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但是社會上有一種力量甚至比最強大的國家或軍隊還要強大：那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一旦它被組織和動員起來改變社會。沒有工人階級的允許，就沒有車輪的轉動，就沒有電話的響聲，就沒有燈泡的閃耀！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一旦這種巨大的力量被動員起來，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
瑞典勞工運動代表著一種巨大的力量，有可能改變社會。強大的工會組織是存在的，如果他們所代表的數百萬工人被動員起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將更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工會和改良派政黨的領導人手中握有能夠實現社會和平轉型的力量。但是，如果工會和改良派領導人不准備使用這種力量，就會為將來的暴力結果奠定基礎，而這完全是改良派領導人的責任。
沒有改良派領導人的幫助，資產階級政權就不可能在任何時間內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問題是，這些領導人並不打算領導一場嚴肅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相反，他們害怕這樣的鬥爭，就像魔鬼害怕聖水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說，歸根結底，人類的危機能被歸結為為無產階級的領導危機。瑞典工人階級最緊迫的第一任務不是推翻國家，而是為贏回對自己階級組織的控制而鬥爭。
革命傳統
瑞典工人階級在過去有非常激進和革命的傳統。工人組織是在一波又一波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罷工中誕生的。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引起了瑞典工人的同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活動，包括在軍隊中。
多年前，我遇到了安東·尼爾森（Anton Nilson），一位著名的瑞典革命家。他年輕時曾因在一艘由罷工者組成的船上負責布置炸彈而被判處死刑。後來判決被減為無期徒刑，出現了一場釋放他的群眾運動，最終在1917年5月1日有一萬名工人到監獄游行抗議，要求釋放他。這次示威沒有達到目的，但在1917年10月，安東·尼爾森和另外兩人被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政府赦免。安東·尼爾森獲釋後立即前往俄羅斯，在那裡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作為飛行員在內戰中作戰。尼爾森幫助組織了莫斯科的空中防御，後來又指揮了波羅的海前線的空軍。由於他的竭誠服務，戰友們推舉他接受托洛茨基的嘉獎。當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是一位90多歲的老人了，但革命的火焰仍然在他的靈魂中熊熊燃燒。他的頭腦一如既往地敏銳，眼睛明亮，聲音洪亮，對社會主義革命的信念與他年輕時一樣堅定。抵達倫敦後，安東·尼爾森堅持要到海格特公墓，到卡爾·馬克思的墓前。站在他的英雄的墓前，他作了一個演講，以這樣的話開始。「好吧，卡爾·馬克思，我終於來到這裡了」。我不記得其他內容了，只記得那是對他的革命信仰的重申，令人感動和鼓舞。不久後他就去世了。
在1920年代前半期暴風雨般的罷工浪潮中，資產階級平均每年要損失9萬名工人和400萬天的工時。1930年代初，激烈的爭端持續不斷，參與的工人較少，但在罷工中損失的天數同樣很多。1931年5月，在瑞典奧達倫的一次大罷工中，瑞典軍隊用重機槍向和平示威者開火。四名示威者和一名觀眾被擊斃，另有五名示威者受傷。槍擊事件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縣長受到審判，但被宣告無罪。負責的官員，梅斯特頓上尉和貝克曼上尉最初在軍事法庭上被定罪，但在上訴時被宣告無罪。這一判決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確認。操作機槍的士兵也受到了審判。其中一人被無罪釋放，另一人被認定有罪，並被判處三天「軟禁並扣發工資」。這種對殺人犯的寬大處理與對示威者的嚴厲判決形成鮮明對比。被認為是領導人的阿克塞爾·諾德斯特倫（Axel Nordström）被判處2-1/2年的苦役監禁。受傷的示威者和五名死亡工人的家屬都沒有得到賠償。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瑞典國家的真實面目，它是如此的粗暴。瑞典工人階級永遠不應忘記這一點。
經過長期的階級和平，工業活動在20世紀70年代再次回升，並在1980年的大罷工中達到頂峰，當時大規模的停工被罷工所取代，這場衝突吸引了超過80萬名工人，損失了420萬天工時。
不幸的是，這些傳統已經沉睡多年，但它們注定要在徹底改變的條件下重新出現。維持工人階級和資本之間的舊政治共識的條件早已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活動家將看到需要一個一致的革命方案。這只能由馬克思主義來提供。
瑞典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中心任務是建立一個在工人階級和青年群眾中具有堅實基礎的革命政黨。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建立革命的政黨。革命黨是工人階級的記憶。我們有責任提醒瑞典的工人和青年注意過去的偉大傳統，向他們提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在今天和一個世紀前剛寫出來時一樣具有意義。
完筆於2017年7月7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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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譯者注：《國家與革命》是俄國思想家列寧創作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1918年首次出版。《國家與革命》包括兩篇序言（「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正文六章。第一章談國家的本質、職能和國家消亡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對待國家的態度等問題。第二、第三、第四章總結了1848~1851年歐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闡明了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新型國家的思想。第五章論述了無產階級國家職能及其消亡問題。第六章批判機會主義者在國家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篡改。《國家與革命》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特別是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2月革命的經驗，回答了革命所面臨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的學說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2] 譯者注：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本名蒂波·法朗索瓦，生於巴黎一書商家庭。「法朗士」是他父親的名字法朗索瓦的縮寫，又因他愛祖國法蘭西，故以祖國的名字作為自己的筆名。少年時的法朗士經常替父親編寫書目、圖書簡介等，置身於書海之中。187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金色詩篇》，爾後以寫文學批評文章成名；1881年出版《波納爾之罪》，在文壇上聲名大噪。以後他寫了一系列的歷史題材小說。由於受法國唯心主義歷史學家列南的「人類永遠也不能接近真理」的影響，他的這些作品均流露出歷史循環論、社會改造徒勞無益論的悲觀情緒，但更多的是充滿對社會醜惡的嘲諷和抨擊。法朗士的散文平如秋水，含蓄雋永，韻味深長。
[3] 譯者注：瑞典社會民主黨，簡稱瑞典社民黨（Swede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簡稱SAP），又稱為「工人黨—社會民主黨」或者直接縮略為「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4月23日。是瑞典歷史上成立最早的政黨。瑞典社民黨的標志是一朵紅色的玫瑰。從一戰開始到2007年，瑞典社會黨長期在瑞典執政，基本上一手造就了瑞典的國家性格。瑞典社民黨的基本執政理念來自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通常所稱的「民主社會主義」或者是「社會民主主義」。他們支持高社會福利以及進步稅收政策。在經濟領域，支持社會合作性質的經濟發展體制，包括融合自由主義私有經濟和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近年來，隨著第三條道路的興起，瑞典社民黨也成為其支持者。
[4]譯者注：全國勞工聯盟（西班牙語：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縮寫為CNT）是西班牙的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工會。1910年於巴塞羅那成立。盡管早期被視為不合法，全國勞工聯盟一直致力為工人發聲，推廣工人自治及互助思想（英語：Mutual aid (organization theory)），於西班牙工人權益運動有著重要的地位。在西班牙內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與國際工人協會（AIT）關系緊密，被合稱為「CNT-AIT」。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合會（西班牙語：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ica，簡稱FAI），又稱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聯合會，是一個成立於1927年，主要活動在20世紀初西班牙的無政府工團組織。盡管在西班牙民主化後該政黨已合法化，且現今仍有活動，但該黨實際上已不再參政。該黨成員身份隸屬於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且兩組織彼此間關系密切，因而常在歷史資料中作為CNT-FAI共同出現。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合會發行《土地與自由》報。
[5] 譯者注：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又譯為新罕布夏州）是位於美國新英格蘭區域的一個州，因為本州盛產花崗岩而被稱為「花崗岩州」。1622年，因一位船長是英國罕布什爾（漢普郡）人，因此命名該地區為新罕布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