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收到一位支持者的投書，分享了其對於台大舍監性騷擾案的意見，投書內容對於台灣性別壓迫議題有相當程度的討論，我們選擇展示投書內容以及評論，並在最後提供我們火花的補充意見。

2023年，一起涉及國立臺灣大學的性騷擾案件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法律爭議。一名女博士生指控宿舍女舍監對她進行性騷擾，但校方性平會的調查結果裁定性侵害與性騷擾不成立。此案隨後引發立委、市議員的介入，並在教育部的要求下被重新審視。然而，臺大校方選擇等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結果，而拒絕重啟調查。

根據當事人（案件的被害人，新聞中用「博士生」或是「學生」指稱，以下簡稱當事人）於Dcard上發表的文章《補充，當舍監趴在我身上磨蹭的那一刻》和《文長，當舍監趴在我身上磨蹭的那一刻》，她詳細描述了自己的經歷以及對校方處理方式的不滿。當事人指出，性平會不僅否定她的經驗，還質問為何她不反抗，甚至指責她為何與舍監保持聯繫。她的回應直指權力的不對等：舍監掌握宿舍鑰匙，負責資源分配與空間管理，而她作為博士生處於被管理與監控的地位。這樣的權力結構卻被校方選擇性忽略，將案件簡化為「朋友間的誤會」，顯示出性騷擾／性侵害調查過程中對結構性不平等的回避。

此案的核心問題在於權力結構中的壓迫機制，而非性別本身。然而，調查過程過於強調性別與性向的差異，忽視了這些差異在權力結構中的實質性位階。性平會在調查過程中詢問當事人的性傾向，將性別與性向視為案件處理的關鍵要素，反映其仍舊依循了異性戀規範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僵化框架。當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定義被侷限於異性戀框架時，非主流性別或性向群體的經驗常常被邊緣化。（在此澄清，儘管當事人明確表達其異性戀身份，當事人的性向跟此案件的性質沒有關係，本文提到的「非主流框架」指涉的是此案發生在同性之間，並非更常被關注的異性間的性騷擾／性侵害。）並且，無論此案件的當事人／施暴者的性別／性傾向如何，該事件仍屬於權力性侵，與性傾向無關。此案件發生於同性別之間，且屬於非主流情境的性侵犯，反映了在同性情境中的性騷擾／性侵害行為被忽視或不當分類，以及非主流受害者在性暴力討論中的邊緣化現象。試問，如果這個舍監是個男的，受害者是女性，那麼這起案子的結果還會是這樣嗎？明明是一樣的事情，為什麼換了個性別就不再是「錯的」、「值得被關注的」？

Miranda Fricker在《知識的不正義》中將性騷擾視為認知不公的典型例子，指出受害者面臨的雙重傷害：一是性別偏見導致受害者的敘述被質疑或忽視，貶低了他們作為知識提供者的地位；二是性騷擾概念的缺乏導致受害者難以清楚表達自己的經歷。書中提到，在性騷擾這個字出現以前，職場女性難以形容自己的經歷，並且她們對此等事件的情緒反應只會被當成「想太多」或是「開不起玩笑」，也就是她們的經驗被邊緣化了。在性騷擾這個字出現以後，這個女性群體才終於有個足夠的智識資源（Epistemic resources）描述這種事件。將場景切換到現在的台灣，儘管性騷擾的概念已經相當普及，Me Too運動也一路延燒進台灣，掀起了很大的社會運動，但此案的處理方式以及當事人的敘述不免讓人回想起Fricker在書中所描述的、「性騷擾」這個字還沒出現前的社會。本案的當事人所經歷的，不也是一種經驗的被邊緣化嗎？她經歷的跟Fricker書中所提到的女性群體所經歷的，又有什麼不一樣？我們的政府所宣稱的先進文明、性別友善、亞洲先鋒的台灣究竟有多「進步」？

在這起案件中，權力壓迫才是核心問題，但性平會卻不斷聚焦於性別與性向，忽視了深層的結構性不平等。這種處理方式凸顯了現行性騷擾／性侵害框架內部的侷限性，這些框架仍被異性戀規範與性別刻板印象所塑造。而更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究竟服務於誰的利益？誰才是那個「主流」以及「值得被看到的人」？這場「審判」及審判結果保護了誰？

我們將問題置於更大的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在現在的台灣，性別平等與反性騷擾的法規常被塑造成現代性與進步的象徵，為國家與企業提升形象，吸引資本與人力。然而，這些法律往往只關注主流性別與性向框架內的議題，忽略了非主流經驗及權力壓迫問題。換句話說，只要某個個體的經驗／敘事不符合某些機構的利益，那麼他們的經驗就可以被抹煞。以此案為例，舍監的權力來源於宿舍管理體系，而宿舍在大學內部既是資源分配的單位，又是生產知識勞動力的基礎設施。當博士生作為勞動者，處於這樣的壓迫性環境中，她的經驗卻被校方與法律架構視為「個人行為」或「性向相關問題」，這種去結構化的處理方式，正是資本主義對衝突矛盾的典型吸收與掩蓋手段──將結構問題扭轉成個人問題──將權勢性侵扭轉成了兩位女性的友誼間的矛盾。同時，在此案件中，性騷擾／性侵害的法律框架並未挑戰權力與階級的不平等，反而維持了既有制度的運作，以保障學術與經濟系統的穩定。

性別議題與馬克思主義

性別議題可能難以與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相連結，但筆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深受異性戀霸權結構的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運作建立在異性戀規範上，並在性別角色分工中確立了男性與女性的既定位置，這些角色被資本主義體系所利用與強化。性別、性向與家庭勞動分工反映了這一權力結構，並維護異性戀關係作為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因此，資本主義不僅限於物質生產，還塑造並鞏固異性戀性別規範。此案的判決結果也跟我們（資本主義結構下的）社會對於男性與女性的想像脫不了關係，畢竟（容我再問一次）：如果這個舍監是個男的，受害者是女性，那麼這起案子的結果還會是這樣嗎？從更加性別批判的角度來說，這是不是又延續了男性陽剛、女性陰柔，並且女性只能作為無能者、受害者的想像？或是延續了女性就是想太多的標籤？

當前的法律結構往往服務於強勢階級與主流利益，並在維護社會秩序及階級權力的過程中，固守既有的不平等結構。儘管現行法律體系表面上承諾保護弱勢群體（如女性或是LGBTQ+社群），其實際功能卻常常是鞏固既得利益者的社會地位與權力。這種「關懷」並不總是出於真誠的社會責任感，而更可能是受特定利益驅動，意在宣揚社會進步以爭取支持與資源。因此，這樣的法律框架所進行的所謂變革，並非源自於對弱勢群體的真正關懷，而是基於維護當前社會結構及價值觀的需求。此案可作為具體例證，調查結果最終仍然維護了台大作為權威教育機構的秩序與體面，犧牲了當事人的經驗與敘事，因為這些敘事並未符合當局的利益。

火花補充意見

作者這一篇文章的分析相當到位，明確點出資本主義建立在異性戀規範之上，並且利用了明確的性別分工，因此性別偏見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建築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

在台大舍監案的案例本身，作者也明確指出問題並不是性別本身，而是在於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我們要在這邊指出，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涉及到它的物質基礎，換句話說，對資源的佔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最廣泛的形式是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故得以奴役勞工。從企業到學校，都廣泛地反映著一方掌握資源呈現出的「統治—被統治」關係。

就如作者在文中所言，現有的法律體系與框架不僅未在此次爭議中發揮作用，反而成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並未挑戰造成這一問題的體系。因此我們要指出，若要釜底抽薪地解決問題，勢必要挑戰權力不對等及固有性別偏見的根源——「資本主義」，只有通過資本主義下最廣泛的被統治者勞工階級的抵抗，才能終結這一惡性循環，否則這些事件只會如資本家的商品一樣，不停被生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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