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政客的官場現形記

今年七月，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共同上演了一齣無恥的官場現形記，這場鬧劇再次證明資本主義代議制下的政客，無法如他們所宣傳的那樣，反映人民的意志，並且為社會中佔絕大多數的受薪階級「謀福利」，事實正好相反，政客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國家」這個資產階級的特權機關則是方便他們達成目的的工具，一張醜陋的遮羞布。

七月初，民進黨籍的前桃園市長鄭文燦被指控於2017年收受五百萬的賄款後，在一場土地開發案中發揮自身的政治影響力。這個案件經幾次審理，台灣高等法院認為鄭文燦犯行重大，於7月12日裁定鄭文燦羈押禁見兩個月。

接著，毫不意外地，國民黨的腐敗政客們當然不會在貪汙的風暴中缺席。7月17日，新竹縣長楊文科遭指控涉嫌圖利護航偷工減料的無良建商「豐邑機構」，被依貪汙罪嫌起訴。國民黨另一位政客顏寬恆去年的貪汙案，歷經一年的審理，台中地院在7月26日重判7年10個月，108萬餘元犯罪所得被沒收。

貪汙當然不是藍綠兩黨的專利，自詡為「新政治」的新興統治階級勢力台灣民眾黨也無法置身事外。先前助理費官司纏身的高虹安，一審判決於7月26日出爐，台北法院依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判處高虹安有期徒刑 7 年 4 個月，褫奪公權 4 年，並沒收其犯罪所得 11 萬 6514 元。民眾黨過去不遺餘力地宣稱自己是新政治，是能夠改變台灣的第三勢力，然而，就如同我們過去的文章所指出的，民眾黨終究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的綱領和政治路線不可能為勞苦的受薪階級帶來任何出路。高虹安的貪汙案不僅表明了「新政治」是場笑話，柯文哲及其黨徒過去不斷建立的「超越藍綠」之政治形象也將被目光雪亮的群眾所看破，而無法繼續用他們那破敗的政治綱領來欺騙民眾。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政治人物的貪汙事件？國家在這些貪污事件當中扮演什麼角色？主流輿論習慣將貪污問題歸咎為個人道德問題，這樣的看法正確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指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並且有義務提供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基礎的階級視角，來破除主流觀點的迷思，指出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缺陷正是造成貪污問題的主因。

國家是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工具

為了對貪污問題有更清晰的認識，首先我們必須簡短、淺白地勾勒出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國家」（指任何形式的國家政權）的本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早已指出「國家」作為一個統治階級機構的壓迫性：

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國家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１］

「國家」這個高踞於整個社會的特殊力量出現於階級對立的矛盾中，統治階級掌握了國家機構的控制權，將其變成壓迫另一階級的工具，透過建立「秩序」（例如制定法律）來使自身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合法化，藉此鎮壓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國家因此成為一個完全疏離於整個社會、群眾的特權機關。

由於國家政權的特權性質（以及它「維持現狀」的政治需求），原本應該由每一位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政治事務，被壟斷在少數的官僚手中。在這個制度下，僅有少數國家官員和資本雄厚的大企業家有權力參與並行使政治、經濟事務的決策權，曼德爾（Ernest Mandel）（雖然我們不同意他某些立場）的說法似屬可採：

國家的誕生是雙重的轉變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出現了永久性的社會剩餘產品；這使社會上一部分人不必為了維持生存而工作，因此創造了物質條件讓這部分人專門擔任積累和管理的職責；另方面是發生了一種社會和政治的轉變，使社會上其餘的人喪失了行使政治職責的機會（政治職責一向是人人有份的）。［２］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裡，資產階級自然就是占優勢地位的統治階級，因此他們掌控了國家機器，使其變成自己的工具。所以，我們不需要意外政治人物的貪污狀況這麼嚴重。那些掌握公共事務生殺大權的官僚和資本家們，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利益交換的齷齰勾當，而除了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外，沒有任何話語權的小老百姓，當然什麼也做不了。

一次又一次的貪汙案向我們表明，國家這個寄生於社會之上的贅瘤（馬克思語）無論如何偽裝自己，設法與民眾拉近距離，最後終究會因其內在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和唬弄民眾的拙劣話術而暴露出特權專政的壓迫性，以及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骯髒本質。看清事實的民眾將撕下國家那張「為民服務」的假面具，然後狠狠地把高高在上的官員們踹下政治舞台。

國家與資本的緊密結合

從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視角出發，我們能夠看清國家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而是被資本家滲透、控制並服務於資產階級利益的特權機關。貪汙行為背後的結構成因，以及政客們在貪汙案當中扮演的無恥角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審視下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收了五百萬的賄款，然後在土地開發案裡動手腳，恐怕沒有人會意外。更不意外的是，當這起貪污案浮上檯面，人們才發現這不只是某個政客貪得無厭的故事，而是一整張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綠營民代們組成購地集團，聯手炒作土地，房價因他們的投機操作翻漲，年輕人買不起房，他們卻在背後分贓。開發商通過賄賂政客，獲得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這並不是臨時策劃的陰謀，而是政治人物與資產階級長年累積下來的默契。

政治人物與資產階級互相親熱的現況是不分黨派的，新竹縣長楊文科亦涉嫌圖利建商，讓偷工減料的建案獲得政府庇護，最終，這些建商節省下的每一分成本，都轉嫁到民眾身上，使民眾必須承擔更大的安全風險（我們可以從另一個無恥的建商「興富發」屢次造成的工安意外看見這種官商勾結的結果）。這類事件幾乎成為台灣藍綠白資產階級政治的固定劇碼，政黨之間的惡鬥可以演得劍拔弩張，立法院內的攻防戰可以激烈異常，但這些戲劇性的政治場面，掩蓋不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資本家的利益需要政策打掩護時，藍綠白政客便會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利益最忠誠的守護者。

問題的根源並不是有幾個收賄的政客，而是國家與資本的緊密結合。政客手握公權力，資本家手握金錢，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不是偶然，而是資本主義國家運作邏輯的必然。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其主要職能之一就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和穩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需要與資本結合，從而保證資本的增值和再生產。同時，政治人物為了選舉或升官，也相當樂意為資本主義的秩序服務，以獲得資本家的金錢和人脈支援。由此可見，貪污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症狀。

貪污是個人道德問題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無論是鄭文燦、楊文科還是高虹安，政客利用職權為資產階級提供政策便利，換取金錢或政治利益的回報，或是動用個人職權鑽漏洞詐領助理費，這樣的行為是否如主流輿論所言，僅僅能以「個人貪念」來解釋？若貪污僅是個體的道德缺陷，那麼，為何它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反覆發生？這並非偶然，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就如同上文所強調的，貪污問題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

問題的核心不是哪個政客的道德更腐敗，而在於這套體制如何驅使他們走向腐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要求資本持續增值，而政策的制定與變動，則成為影響資本積累的重要變數。於是，資本家積極尋求政策上的優勢，以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客的選舉需要資金，仕途需要靠山，導致政治權力與資本互相依存。這不是少數人的墮落，而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因素將政客與資本捆綁在一起。

即便某些政治人物試圖維持清廉，在競爭激烈的政治環境中，他們往往會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當所有競爭對手都能藉由資本的支持步步高升，當資本與政治的結合成為常態，當「不合群」的代價是失去資源、被邊緣化甚至政治生命的終結，還有多少人能堅持到底？這套遊戲規則不只是懲罰「不夠貪婪」的人，更獎勵那些最擅長操弄權力與資本關係的政治玩家。

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法則，從市場擴展到政治，無論是企業爭奪市場份額，還是政客競逐權力，都離不開資本的運作。這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體制邏輯的必然結果，貪污不是「意外」，而是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必然導致的矛盾。

列寧早在《國家與革命》中就精準地描述資本透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掌握權力這一現象：

「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３］

列寧這段話，雖然是針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政治做出的分析，但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臺灣政治（以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所在。只要資本主義仍然屹立不搖，無論我們修法提高貪汙治罪條例的罰則，甚至更換一批新的特權官僚，都不可能解決問題。只要資本主義制度性的結構力量依然存在，貪汙、特權、官商勾結就會持續發生。

讀到這裡，讀者一定會好奇，既然簡單的改良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結構，解決貪污問題，那麼能讓勞苦大眾找到一條出路的方案是什麼？

結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方案

前文已經指出，貪污問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症狀之一，而不是造成資本主義運作失靈的問題根源。我們必須辨明，真正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這個體制本身，而不是這個體制所造成的弊病。如果認知錯誤，採取一些被歷史證明沒用的改良方案（例如提高貪汙罪的刑責），就是治標不治本，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

我們認為，真正能為所有勞苦的薪資受雇者帶來解放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工人政黨（見我們的小冊子〈什麼是工人政黨？〉）。這個工人政黨必須以工人階級（薪資受雇者）為主體，使勞動者聯合起來，透過集體行動來向有錢有勢的政客和資本家展現工人階級的力量。

當然，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僅是工人保衛自身利益，與資本家周旋的防禦性手段，也必須要具備一個明確清晰的階級綱領，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中讓群眾明白，唯有受壓迫者團結起來，才有機會推翻既有的權力結構，徹底打敗那些地方派系、大財團以及他們在政府裡面的無恥走狗，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

同時我們也要避免史達林主義的錯誤，避免蘇聯中後期那種官僚橫行，貪汙成性的狀況出現，當年蘇聯官僚是工人國家的寄生增長物，是無休止的浪費、腐敗和管理不善的根源，史達林式的官僚竊據了工人民主，使其變成一個畸形的工人官僚國家。一個真正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必須盡一切辦法捍衛真正的工人民主，不可以讓任何形式的官僚主義再次出現，不可以讓革命再次被背叛。

「革命的歷史，首先乃是群眾強行踏進自己命運之主宰圈的一種歷史。」［4］，貪汙政客和資本家的做法終究會讓群眾看清資本主義的本質，意識到命運必須由自己掌控的工人階級，將會對這些有權有閒的壓迫者發起反抗，並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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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Friedrich Engels，2018，《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91。
2. Ernest Mandel，2009，《社會進化與人類出路》，向青譯，新苗出版社，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03.htm。
3. Vladimir Lenin，2015，《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5。
4. Leon Trotsky，1930，《俄國革命史》第一卷，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