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戰爭：第二次美國革命
美國內戰在世界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場革命戰爭耗費了美國社會整整四年漫長而血腥的時間，推翻了奴隸制這一剝削方式，為美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夯實了基礎。這一階級鬥爭中的生動插曲展示了蓬勃的革命動力，且值得所有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青年都應學習。(按：本文原文發布於2023年2月10日，譯者：石頭灘打滾的深海魚）
在這篇摘自《捍衛馬克思主義》雜志第38期的文章中，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譯者注：革命共產國際（RCI）的前身】的約翰·彼得遜審視了這些影響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
南北戰爭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四年戰爭，隨之而來的是硝煙彌漫的革命和重建時期的反革命。至此以後，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概念從復數（are）轉變為單數（is）。如果我們要了解今天的美國，就必須清楚地認識這段時期的意義。正如美國南方的偉大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所說的那樣「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還沒有過去」。
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160年前發生的事件對今天反對剝削、種族主義和一切形式壓迫的鬥爭以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有著直接的影響。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殺害後的「黑命貴」運動有力地提醒我們，制度性種族主義依然存在，反對不平等和壓迫的鬥爭不能與反對階級剝削的鬥爭相分離，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帶來嚴肅的、系統性的變革。
革命和反革命
當我們為不遠的將來的革命做準備時，我們必須冷靜地分析過去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僅是鼓舞人心的勝利，還有失敗和背叛，以及士氣低落和反動的時期。對革命的研究不能與對反革命的研究割裂開來，因為這兩個過程是辯證地相互關聯的。我們必須研究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動態、矛盾和緊張關系，並關注特定社會中不斷變化的階級和財產關系。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尤其有興趣了解群眾在這些進程中的作用。在歷史上，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當社會頂層出現深刻分歧時，群眾如何在這一暗流中探索到機會，並從下層奮起，將命運抓到自己手中。即使他們沒有一個清晰的計劃，也沒有一個能夠勝任事件所提出的任務的領導層，他們也會在歷史進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第一次美國革命見證了十三個殖民地從當時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手中贏得獨立，其中不乏群眾鬥爭和犧牲的英雄事跡。然而，說到美國歷史的戲劇性，沒有什麼能與南北戰爭相提並論。
馬克思將其稱為「時代的最偉大事件」並非沒有道理。恩格斯把它稱為「同時代歷史上的第一場大戰」。列寧以其獨特的論戰風格寫道，只有迂腐者和白痴才能否認「1863—1865年國內戰爭的極偉大的、世界歷史性的、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
隨著戰爭的展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戰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仔細關注著戰爭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諸多曲折。他們就這些事件撰寫了數十篇極具洞察力的文章和信件，值得強烈推薦。馬克思甚至代表第一國際給林肯寫了一封信，祝賀他在1864年連任，並很好地總結了他對事件的評價：「如果說您在第一次當選時的適中的口號是反抗奴隸主的權勢，那末您在第二次當選時的勝利的戰鬥號召則是：消滅奴隸制！」
一段自相矛盾的旅程
革命之前總是會有經濟、政治、社會危機交織在一起的時期，通常還伴有軍事危機。就像地震和火山爆發一樣，這些都是非線性的過程，源於不斷積累的矛盾和壓力，最終達到一個臨界點，釋放出前一時期積聚的所有能量。
群眾的力量就像大自然的力量，就像大壩後面的洪水。隨著壓力的積累，即使是微小的裂縫也會導致整個結構的破裂。如果沒有辯證的方法，就很容易淹沒在事實和數字中，無法理解最復雜的社會現像，包括戰爭、革命和反革命。
從本質上講，美國內戰是北方歷史上進步的工業資本主義與南方種植園主和奴隸主反革命之間的一場激烈鬥爭。
但即使這樣說也有些過於簡單化，我們不應片面地看待這場戰爭或其他任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衝突。與官方的說法相反，這並不是一場由憎恨奴隸制的資本家、反種族主義的工人和小農團結為一方，與愛好奴隸制的種植園主和種族主義貧農聯合大軍進行的鬥爭。
各階層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階級矛盾，其中當然包括數百萬奴隸和數十萬逃亡奴隸。全國各地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包括許多廢奴主義者。雖然他們客觀上是在反對奴隸制，但大多數北方白人對奴隸，尤其是被解放的奴隸心存疑慮，認為他們是工作和土地的競爭者。
在更廣泛的南北地區內部，也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和文化差異。例如，南方特拉華州和馬裡蘭州的經濟和利益與德克薩斯州或密西西比州不同。馬薩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等北方州與威斯康星州或明尼蘇達州等當時處於西部邊疆的州相比也是如此。
盡管紐約早在幾十年前就廢除了奴隸制，但該市的金融家從奴隸貿易中獲得的利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紐約市市長費爾南多·伍德向市議會鄭重建議，紐約應該宣布自己為「自由城市」，並充當北方和南方之間中立的商業聯絡人。伍德是臭名昭著的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的核心人物，他熱衷於讓奴隸和棉花貿易的收入源源不斷，這為該市民主黨的政治贊助添磚加瓦。
內戰的起源最終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之初以及第一次美國革命的不徹底性。從英國獨立出來的勝利已經贏得，但許多通常與列寧所說的國家民主革命相關的歷史任務仍未完成。需要進行另一場革命、另一場巨大的社會動蕩以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重組，以促進美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
經過數十年與傑斐遜和傑克遜「州權」特殊主義離心勢力的妥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聯邦黨的繼承者們最終在林肯的領導下贏得了勝利。戰爭導致了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以資助和調動勝利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關稅、稅收、征兵、第一種國家紙幣，甚至鐵路和電報的部分國有化。
但是，南北戰爭之所以真正成為一場革命，是因為它不僅僅是由上層推動的。北方的普通工人和小農大規模參與了這場戰爭，他們為保衛聯邦而戰，最終粉碎了奴隸制。他們是在聯邦和資產階級自由的旗幟下，在宗教正義和1776年革命精神的鼓舞下這樣做的。許多人是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移居國外的歐洲革命者。20萬德國移民加入了聯邦軍隊，其中許多人已經在革命武裝鬥爭中磨練過。數萬名來自愛爾蘭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革命者也加入了鬥爭。除此之外，數十萬奴隸也加入了北方的隊伍，成千上萬的人披甲持兵，在自己的解放事業中發揮了定海乾坤的作用。
偶然性，必然性，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人人皆知革命體現了深刻的社會和經濟矛盾。但是，這種進程的確切結果來自各種活生生的力量的鬥爭，其中有著無數偶然因素交織，而絕非預先板上釘釘的設計。雖然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而且在某些發展節點上可能起決定性作用，但事件的主要進程並不是由參與者個人的主觀意願決定的。
亞伯拉罕·林肯的本能驅使他理解了這一點。正如他所說：「我自稱沒有控制事態的發展，但我明確承認是事態發展控制了我。」他的思想和行動在衝突過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為改良主義演變為革命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起初，他采取的主要是一種法律主義的方法，因為他的目標是在平定地區叛亂的同時維持現狀，包括奴隸制。他只是在將奴隸制擴展到領土的問題上態度強硬。
然而，他最終還是迫於形勢，對奴隸制發動了一場席卷八荒的革命戰爭，而奴隸制正是南方起義的根本原因和支撐點。如果他把鬥爭局限於重建一個和過去一樣的舊秩序，他幾乎肯定會失敗。但是，一旦他認識到條件發生了變化，並允許自己被浪潮所席卷，他就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了這一進程，並推波助瀾，將其完全轉變為一場革命鬥爭，而這場鬥爭反過來又為自己帶來新生。
階級和財產關系
南北戰爭之前，資本主義在整個國家占主導地位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馬森-狄克遜線兩邊都是如此。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市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一次革命後的幾十年裡，美國的商人資本家已經轉變為資本主義制造商和工業家。
在同一時期，北方「自耕農」基本上自給自足的獨立家庭生產也發生了轉變。由於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因素，首先是日益增長的市場壓力，他們被迫成為農業小商品生產者，或失去土地成為雇佣勞動者，或在某些情況下自己成為小資本家。
南方也有一些小農，有些擁有自己的土地，有些是別人土地上的佃農，還有些是沒有土地的農業流動工人，或者只是在社會邊緣勉強度日。南方也有一些制造業。事實上，由於擔心完全依賴北方的制成品，在前貝拉姆時期，人們曾有意識地努力擴大制造業。
但占主導地位的剝削模式以及對南方經濟貢獻最大的是動產奴隸制，這種奴隸制生產的農產品在國內和世界市場上出售以獲取利潤。
因此，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整個國家占主導地位，但各地區的統治階級卻以截然不同的剝削方式為基礎，因此，他們的優先事項和利益也越來越不一致。
每一件事物都會走向其反面
長期以來，奴隸制在整個國家的資本積累和擴張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奴隸於1619年首次來到弗吉尼亞十三殖民地，到1790年，即憲法通過後不久，美國已有近70萬奴隸，大約每六個居民中就有一個奴隸。由此可見，盡管南方人口遠低於美國，但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南方在聯邦政府中基本上占據了主導地位。
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棉紡廠的興起創造了對棉花的無限需求。1793年軋棉機的發明使棉花生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並刺激了對越來越多的奴隸的需求，以擴大這種勞動密集型作物的種植。因此，1790年至1860年間，奴隸人口翻了兩番多，達到近400萬，其中90%的奴隸居住在農村地區，集中在種植園。然而，也有許多奴隸居住在城市地區或在農村工業部門工作，在大多數南方城市，奴隸約占人口的20%。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奴隸和自由黑人的人數實際上超過了白人。
南方經濟依賴奴隸制生產出口原材料，這固然為「種植園主」及其金融家帶來了巨額利潤，但同時也抑制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雖然多年來也有一些創新和變革，但總體而言，南方經濟在19世紀50年代與19世紀20年代大致相同。
另一方面，北方的經濟發展則更為顯著，家庭生產轉變為小規模制造業，而制造業則轉變為全面的工業。隨著北方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正在崛起的大資產階級希望獲得與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權力。
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個部分一直保持著共生的關系，盡管有時關系緊張。在第一次革命後的歲月裡，他們在反對英國人、反對謝斯叛亂和其他內部叛亂的鬥爭中利益一致，並且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通過談判共同分享同一個國家的權力。但最終，這種互惠互利的關系達到了極限，開始朝著反方向發展。
一旦資本主義在非洲大陸真正興起，奴隸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就會大打折扣。奴隸主們還面臨著一個挑戰，即如何在整個農業周期以及農產品價格波動時，讓他們的奴隸保持有用的工作。他們的解決辦法是使種植園不僅在糧食生產方面，而且在工具制造、鐵匠制作等方面盡可能自給自足。這就阻止了在他們控制的土地上進行小商品和工業商品生產。隨著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威脅到他們在棉花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地理擴張對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生存至關重要。他們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種植棉花，或以其他有用的方式讓奴隸工作，例如在西部的牧場和采礦業。
但奴隸制的領土擴張對工業資本的進一步擴張和對雇佣勞動的剝削構成了威脅。北方工業家不僅依靠剝削雇佣勞動，他們還依靠擴大農業小商品生產作為主要市場。也就是說，他們需要有能力購買他們生產的商品的獨立小農，而正是這些人與將奴隸制推廣到西部領土的企圖發生了直接衝突。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迫使北方將自己的經濟形式強加給整個民族國家，包括在向西擴張的過程中，即使這些目標是以道德或宗教的名義，或以抽像的「自由」的名義提出的。
所有這些都對南方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致命威脅，而南方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所謂的動產奴隸制這一「特殊制度」之上的。本文不打算重述奴隸制的恐怖、從非洲到美洲的「中間航程」，以及僅在美國就發生了約250起大大小小奴隸起義的歷史。我只想說，奴隸制並不是被奴役者被動接受的，以美國為家的數百萬奴隸和自由黑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式、交流網絡和反抗方法。
然而，從廣義上講，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實體、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身份被迫共存於同一個民族國家中——從長遠來看，這是站不住腳的。林肯在1858年說過一句名言：「一個分裂的國家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分為奴隸州和自由州的政府也是站不住腳的，它們必須都是自由的，或者都是奴隸的；它們必須非此即彼」。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危機不可避免。美國最初的《憲法》和《權利法案》框架已達到極限，即將以暴力和戲劇性的方式爆發。
妥協的失敗
在其他許多旨在將十三個截然不同的殖民地拼湊成一個統一國家的妥協方案中，《美國憲法》包括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五分之三妥協方案」。它否認了奴隸的人性，但在計算一個州的人口以分配眾議院和選舉團席位時，卻將奴隸算作五分之三的人。歷史學家謝爾比·富特（Shelby Foote）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邦聯同情者，他將南北戰爭歸咎於美國人未能「做我們真正擅長的事情，那就是妥協」。
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基本的階級問題上不可能有永久的妥協。歸根結底，一個或另一個階級必須掌握和行使權力。一個或另一個階級必須主宰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所有重大問題最終都要通過階級鬥爭來決定，在工作場所，在街頭，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在戰場上，而不是在投票箱、國會或司法機構。
正如亞伯拉罕·林肯所理解的那樣：「在各種罪惡的選擇中，戰爭不一定是最壞的」。也正如列寧所解釋的，所有戰爭都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而政治是經濟的濃縮。內戰不僅僅是軍事對抗。它首先是不同階級之間和內部的政治和社會鬥爭。
戰後，所謂的「失落事業」（Lost Cause）辯護者試圖將前南方浪漫化和神話化。他們將這場衝突稱為「北方侵略戰爭」，並聲稱這只是為了捍衛各州的權利和美國憲法。就南方各州為爭取剝削奴隸勞動力的權利而戰而言，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這也是對憲法的捍衛，因為最初通過的憲法事實上允許並保護奴隸制。
這就是建國者們在國家治理文件第四條第二款中寫下的內容：「根據一個州的法律，在該州服役或勞動的人，如果逃到另一個州，不得由於該州的任何法律或規定而解除這種服役或勞動，而應根據這種服役或勞動的應得方的要求將其交出。」
「服役或勞動」是奴隸制和契約奴役的代號，是另一種形式的剝削性奴役。因此，即使在《1850年逃亡奴隸法》頒布之前，各州也有憲法義務將逃亡的人類財產歸還其主人。南方的事業歸根結底是為了不到40萬奴隸主的反動階級的利益，企圖將國家強行維持在其發展的更早、更惡毒的階段。
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
對於那些試圖在戰後把水攪渾的人來說，一個事實是，在戰爭開始之前，他們就公開承認，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為了奴隸制。他們多次明確承認並譴責北方崛起的力量對奴隸制構成的威脅。
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分離法令中，他們抱怨聯邦政府沒有維護為保障奴隸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通過的法律，並譴責「非奴隸主州對奴隸制的敵意日益增長」。
1861年3月，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在佐治亞州薩凡納發表「基石」演說，明確闡述了分離的真正原因：「我們新政府的基礎，即其基石，就是建立在黑人與白人不平等這個偉大真理之上；奴隸制中對於優越種族的服從是其自然和正常的狀態——我們的新政府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念之上。我們的新政府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基於這一偉大的物質、哲學和道德真理的政府。」
正如馬克思當時所評論的：「關於美國內戰的原則問題，已經由南部在破壞和平時發布的戰爭口號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總統斯蒂文斯在脫離派的國會上宣稱，在蒙哥馬利新近制造出來的憲法與華盛頓、傑弗遜的憲法的主要區別在於：現在奴隸制度第一次被承認為本身就是一個福音的制度和整個國家建築的基礎；而革命的前輩，那些被十八世紀的偏見所愚弄的人們，卻把奴隸制度看做是一種從英國輸入並將逐漸消滅的罪惡。」
美國憲法與南方邦聯憲法之間唯一真正的區別在於，在若干條款和章節中加入了明確的措辭，明確規定不得通過「否認或損害黑人奴隸財產權的法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分裂之前，奴隸制各州希望聯邦政府代表他們保護奴隸制，幾十年來，聯邦政府確實這樣做了。當這不再是百分之百的永恆保障時，他們就想要脫離聯邦了。
從亞歷山大·斯蒂芬斯和其他人的演講中可以看出，南方已經形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道德觀，為該地區的社會和信念辯護。大種植園主們把奴隸制說成是一種良善的制度，是種族上層賜予劣等亞人的恩惠。他們抨擊北方投機商和投資者的虛偽，這些人雖然自己不擁有奴隸，卻通過奴隸貿易賺取了巨額財富。他們甚至嘲笑北方的資本家沒有能力為工人提供衣食和就業保障，而這些都是他們這些仁慈的奴隸主慷慨地為奴隸提供的。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無論如何粉飾自己，他們始終都是為了私有財產和私人財富。
戰爭前夕，奴隸是美國的頭號資產，約占所有家庭財富的16%。根據奴隸市場上的「商業」價格，這些人類動產的價值約為35億美元，超過了全國所有鐵路、工廠和銀行的總和。據估計，這相當於今天的10萬億美元。棉花是王者，英國和北方的紡織廠對棉花有著貪婪的欲望。世界上80%的棉花和英國大工廠消耗的8億磅棉花中的77%是由美國南方的奴隸生產的。
因此，當南方邦聯決定獨自出擊時，他們自認為擁有一手好牌。他們故意扣留出口，甚至在戰爭一開始就燒毀了250萬包棉花，成功地制造了棉花短缺，而迫使英國站在他們一邊參戰，或至少給予正式承認的企圖卻慘遭失敗。
簡而言之，創造了南方絕大多數財富和北方相當一部分財富的400萬人不是為了做奴隸而做奴隸，也不是因為抽像的種族主義而做奴隸。他們是為資本牟利的奴隸，資本樂於從任何形式的剝削中攫取價值。奴隸制就是鈔票，伴隨奴隸制而來的種族主義夢魘反映了這種經濟剝削，並旨在為這種經濟剝削辯護。
風雨欲來
除了像威廉·揚西（William Yancey）這樣的火熱的分離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這樣的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以及當時美國陸軍的最高將領溫菲爾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之外，在前貝魯姆時期，很少有人能預料到即將發生的大災難。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戰爭將帶來深刻的社會和經濟變革。
即使在最初的幾個州宣布退出聯邦之後，北方的大多數人也認為這只是政治上的邊緣政策做得太過分了，是一種強硬的談判策略，目的是為了獲得讓步。他們最多認為，他們面臨的是一場相當小的地區性「叛亂」。他們相信，不需要耗費太多的鮮血和財力，就能大致按照原來的路線重建聯邦。至於南方，許多人真誠地相信，他們可以簡單地脫離美國，以大致相同的形式繼續他們的制度，排除北方佬的干擾。
並非每個南方人都支持分離，也並非每個北方人都贊成武力鎮壓南方。有些人希望林肯放南方各州一馬。但事態迅速發展達到了一個臨界點——一個只有火槍、大炮、馬匹、鐵甲艦和鐵路才能決定問題的時候。
一觸即發
早在1787年，甚至在《憲法》正式生效之前，奴隸制及其向西擴展的問題就以《西北法令》的形式出現了，該法令禁止在西北領地（包括今天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和明尼蘇達州的部分地區）實行奴隸制。它由喬治·華盛頓簽署，當然，他本人也是奴隸主。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並是一次重大的領土擴張，再次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些新領土是自由制還是奴隸制？
1820年，《密蘇里妥協法案》允許密蘇里州作為奴隸州加入聯邦，以換取緬因州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從而確保自由州和奴隸州之間微妙的力量平衡得以維持。緊張局勢暫時得到緩解，但這為奴隸制的進一步擴張開創了先例。歲月流逝，經濟和人口不斷增長，兩部分人的利益繼續發生分歧。
這些分歧產生了關於政府作用的具體問題。例如，聯邦政府是否應該籌集資金投資鐵路、運河、港口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還是應該降低政府開支，讓各州來解決這些問題？由於南方認為只要有幾個港口、鐵路和水路就可以了，因此南方的政治家們傾向於反對北方所希望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
再比如，北方希望聯邦政府制定關稅，以保護和培育其年輕的工業，而南方則傾向於自由貿易，以允許廉價的奢侈品進口。由於實行聯邦制，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對各州的影響相同。1828年的關稅法案再次引發了緊張局勢，該法案對進口商品征稅，旨在保護北方的工業家，因為他們發現很難與從英國進口的廉價商品競爭。
這導致了1832-33年的無效化危機，南卡羅來納州已經出現了分離的幽靈。1831年納特·特納（Nat Turner）在弗吉尼亞發動叛亂，殺害了60多名白人，此後南方的恐懼和焦慮情緒一浪高過一浪。作為回應，奴隸主們也做出了回應：惡毒的暴行和冷酷的恐怖主義。特納被處以絞刑、拔刀割喉、砍頭、無名埋葬。為了殺一儆百，還有多達200名奴隸被屠殺，其中大部分人與起義毫無關系。
隨後，1845年得克薩斯州並入聯邦，1846年至1848年與墨西哥爆發掠奪性戰爭。美國贏得了這場後來被尤利西斯·格蘭特稱為「邪惡」的戰爭，並侵占了墨西哥大約一半的領土，包括現代的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以及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羅拉多和懷俄明的大片地區。然而，問題再次出現：這些領土是自由領土還是奴隸領土？現在，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到目前為止，兩個部分的利益已經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
1850年，《逃奴法案》的出台是另一項重大妥協，該法主要是對「地下鐵路」的回應。「地下鐵路」是一個由活動家和財政支持者組成的日益壯大的網絡，他們幫助奴隸逃跑，主要是逃往北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個網絡幫助數千名奴隸逃往南方的墨西哥。
《逃奴法案》強化了《憲法》中的規定，規定所有奴隸無論在哪個州被抓獲，都必須歸還其主人，聯邦政府將在全國範圍內執行這一規定。這是對接納加利福尼亞為自由州的補償，由於1849年發現了金礦，加利福尼亞的合並迫在眉睫。為了將黃金運回東部，必須在狂野的西部建立法律、秩序和基礎設施。然而，正如南方對通過保護性關稅的不滿一樣，北方也對《逃奴法案》產生了極大的不滿，因為該法實際上在全國各地派駐了捕奴隊。
1852年，《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出版。該書詳細描述了奴隸制的恐怖，進一步激發了北方的廢奴情緒，激怒了南方。隨後，1854年頒布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從西部劃出兩塊新的領地，作為建立兩個新州的前奏，這是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的必要步驟。這導致了「流血的堪薩斯」，支持和反對奴隸制的力量圍繞新州是自由州還是奴隸州展開了一場內戰的預演。
共和黨成立於1854年，是一個反對奴隸制擴張的自由土壤和自由勞工黨派，這使得局勢更加動蕩不安。1856年，共和黨的第一位總統候選人是著名探險家約翰·弗裡蒙特（John C. Fremont），他被南方視為激進的廢奴主義者。同樣在1856年，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在參議院被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用拐杖暴打，理由是他侮辱了南方的榮譽。
1857年，最高法院受理了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該案裁定，由於黑人不是美國公民，他們不能享有任何公民權利。因此，奴隸主帶到自由州的奴隸仍然是奴隸，即使該州不存在奴隸制。這實際上使奴隸制在全國範圍內合法化，為奴隸制在美國大陸的蔓延打開了大門。
危機層層疊加，全面爆發的勢頭正在加快。所謂的1857年經濟大恐慌更是雪上加霜，這是一場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但是，使天平徹底傾斜的是不屈不撓的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正如他被赫爾曼·梅爾維爾稱為「戰爭的流星」那樣。
廢奴主義和約翰·布朗
在南北戰爭之前，廢奴主義者通常是少數派政治運動，其中最先出現的是門諾派和貴格會。廢奴主義者的情緒在新英格蘭和紐約等地尤為狂熱，但在西部部分地區也逐漸受到重視，甚至在南方也有一些廢奴主義者。這是一群極其執著和熱情的人，其中包括亨利·沃德·比徹（Henry Ward Beecher）這樣的宗教領袖、威廉·勞埃德·加里遜（William Lloyd Garrison）這樣的報紙編輯，還有一些人兩者兼而有之，比如廢奴運動的早期殉道者伊利亞·洛夫喬伊（Elijah P. Lovejoy）。
大多數廢奴主義者只是想改革奴隸制，而不是一夜之間廢除奴隸制。盡管反對奴隸制，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認為黑人和白人之間可以實現真正的平等，並支持將獲得自由的奴隸重新安置在非洲。
盡管這場運動的力量相對薄弱，但它還是打動了南方奴隸主的心。他們害怕奴隸起義，同時也害怕聯邦政府的控制權落入具有輕微廢奴主義情緒的人手中，因為這將意味著奴隸制終結的開始。
一些廢奴主義者是「地下鐵路」的活動家，比如哈莉特·塔布曼，她在19次深入南方的過程中，英勇地護送了大約300名奴隸獲得自由。還有一些人是始終如一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比如無與倫比的演說家和逃亡奴隸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還有約翰·布朗，一位革命的廢奴主義者和宗教狂熱者，他相信「需要的是行動——行動」。
布朗熱切地相信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他明白奴隸主貴族不會不戰而屈人之兵。他在「流血的堪薩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在波特瓦托米溪大屠殺中，五名支持奴隸制的活動家被人用劍砍死。1858年，他在安大略省查塔姆舉行了一次會議，作為其計劃的一部分，他準備對阿巴拉契亞進行一系列突襲，以解放和武裝成千上萬的奴隸。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由獲得解放的奴隸組成的共和國，恐嚇南方，使奴隸制的繼續在經濟上行不通。
1859年，布朗突襲了位於哈珀斯渡口的美國聯邦兵工廠，他的這些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在南北戰爭歷史進程的蜿蜒曲折中，當時還是中校的羅伯特·李（Robert E. Lee）率領一支海軍陸戰隊分遣隊抓獲了布朗和他的戰友。盡管失敗了，但約翰·布朗明白，他死後比活著更有力量。正如他所說
「如俗話所說，我一敗塗地了。但我確信，從我的脖子被掛上絞繩的那一刻起，這場災難造成的所有損失都能被挽回……」
他在被送上絞刑架的途中給獄卒的便條上寫道「我，約翰·布朗，現在非常確信，這片罪惡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鮮血才能洗刷。我曾妄自尊大地認為這項偉大的事業不需要多少鮮血的澆灌。」
用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的話說：「他對自由事業的熱忱遠遠勝過我。我的熱情如微光，他的熱情如烈日。我的熱情被時間束縛，而他的熱情延伸到永恆的寂靜海岸。我可以為奴隸說話，約翰·布朗可以為奴隸而戰。我可以為奴隸而活，約翰·布朗可以為奴隸而死”。當馬爾科姆·X被問及白人能否加入他的非洲統一組織時，他回答說：「如果約翰·布朗還活著，我們也許會接受他。」
約翰·布朗的起義激發了整個北方群眾的想像力。幾乎從戰爭一開始，部隊就在篝火旁和公眾集會上高唱《約翰·布朗之軀》。詩人兼廢奴主義者朱莉婭·沃德·豪（Julia Ward Howe）正是在其中一次檢閱中聽到了這首革命頌歌，並在她的啟發下用同樣的曲調創作了《共和國戰歌》。此外還創作了許多其他更明確的革命版本，讓人們了解到戰爭期間社會各階層的革命熱情。
與此同時，南方的許多人多年來一直在公開考慮分離。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脫離聯邦，他們就可以通過征服墨西哥、加勒比海，甚至南美洲，建立一個龐大的奴隸帝國。畢竟，古巴已經擁有40萬奴隸和大量未開發的土地，而且那裡的種植園主在與西班牙的鬥爭中也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
但約翰·布朗對哈珀斯費裡的突襲讓矛盾徹底爆發。這充分證明，北方佬想要煽動奴隸起義，掠奪南方的財富，摧毀南方的文明。整個蓄奴州都在制定計劃、購買武器、訓練民兵，準備與北方決一死戰。
政治危機
在共和黨崛起之前，民主黨和輝格黨是美國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政黨。民主黨傳統上主張擴張領土，將整個北美囊括在內，而輝格黨則主要主張在現有疆界內進行內部改良，在基礎設施、教育、工業等方面進行聯邦投資。到了19世紀50年代，輝格黨和民主黨都開始出現派系分裂。
所有政黨都表達了階級利益。當經濟和社會力量發生變化時，新政黨會出現，舊政黨會分崩離析或重塑自我。這種時期的特點是不穩定性增加，人們四處尋求能夠打破僵局並指明前進方向的思想、領袖和政治表達方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一系列瘋狂而奇妙的政黨和運動，從本土主義的「一無所知黨」到「自由土地黨」，當然還有共和黨。
共和黨幾乎是一個純粹的派別黨，主要代表北方的工業家、小店主、農民和廢奴主義者。他們的黨綱以輝格黨的舊綱領為基礎，主張聯邦投資基礎設施，征收關稅以鼓勵「全國工業利益的發展」，並為工人提供「自由的工資」。大多數共和黨政治家並非出於對黑人或工人的熱愛。相反，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到，奴隸勞動和奴隸制的擴張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鞏固和擴張。
就在該黨成立六年後的1860年，亞伯拉罕·林肯以共和黨選票當選總統。如果說約翰·布朗的行動讓分離和戰爭之杯滿溢，那麼林肯的當選則讓這只杯子碎成了無數塊。林肯當選後，馬薩諸塞州廢奴主義者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宣布：「偉大的革命已經真正發生……國家一勞永逸地擺脫了奴隸主的統治。」
然而，幾個月後林肯才宣誓就職。現任總統、民主黨人詹姆斯·布坎南是一個「面團臉」，是一個同情南方的北方人。這場危機讓他完全癱瘓了。在他看來，南方分裂是非法的，但聯邦政府以武力阻止分裂同樣是非法的。那該怎麼辦？
林肯在四州競選中以不到40%的選票當選——他甚至沒有出現在南方10個州的選票上。雖然他個人鄙視奴隸制，但他是個「溫和派」，只想限制奴隸制向領地擴張，而不是在奴隸制已經存在並受到憲法保護的地方終止奴隸制。但所有人都知道，結束擴張意味著奴隸制最終徹底消亡。
馬克思當時寫道：「因此，把奴隸制度嚴格地限制在其舊有地區之內，由於經濟規律，勢必使奴隸制度逐漸消亡，使蓄奴州通過參議院所行使的政治領導權歸於消滅，最後，勢必使奴隸主寡頭集團在他們本州內部處於「白種貧民」的威脅之下。所以，共和黨人提出應當用法律完全禁止奴隸制度的進一步擴展的原則，就等於要從根割斷奴隸主的統治。因此，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勝利才必然導致北部和南部之間的公開鬥爭。但是，這次選舉勝利本身，如前所述，則是民主黨陣營內的分裂所促成的。」
分離主義
南方許多所謂的「食火徒」實際上是在慶祝林肯的當選——因為他們知道這將加速分離的趨勢。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是追隨著建國一代的腳步的革命者，捍衛自己和憲法，反對剝奪公民合法財產的暴政企圖。有些人甚至認為，北方已經事實上脫離了明確認可奴隸制的聯盟，華盛頓政府已經被一群共和黨激進分子篡奪。其他人則認為美國憲法是一次失敗的實驗，他們希望用一部更加明確支持奴隸制的憲法來取代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
雙方都希望憲法能夠反映他們的階級利益，因此都對憲法提出了上訴。然而，到那時，這張紙所反映的力量對比已經過時。只有通過血腥的武力衝突和對《憲法》的重大修改，才能為美國在新的基礎上繼續存在建立一個法律框架。
盡管如此，直到最後一刻，雙方仍對達成某種協議抱有希望。要麼在聯邦內部進一步保護奴隸制，要麼通過談判達成友好的分離協議，包括就如何處理分離州內的聯邦財產達成君子協定。
南方的其他人則希望給即將上台的林肯政府造成既成事實，從而限制他的回旋余地，並向其他蓄奴州施壓，使其加入他們的事業。為此，1860年12月20日，即林肯就職前幾個月，南卡羅來納州宣布脫離聯邦。隨後，密西西比州、佛羅裡達州、阿拉巴馬州、佐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等主要棉花帶州也相繼宣布脫離聯邦，最後又有四個州宣布脫離聯邦，最終在當時聯邦內的33個州中，共有11個州宣布共同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對此，林肯采取了務實、慎重的外交策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擔心激怒弗吉尼亞、肯塔基、密蘇里和馬裡蘭等尚未脫離聯邦的重要邊境州。他希望南方的親聯邦情緒最終會堅持自己的立場，並迫使雙方迅速統一。當一位好心人告訴林肯，他確信上帝在衝突中會站在他這一邊時，林肯總統打趣道：「我希望上帝站在我這邊，但我必須擁有肯塔基。」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邊境各州在政治、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
在首次就職演說中，林肯盡力做到面面俱到，向南方伸出橄欖枝，同時拒絕接受任何州脫離聯邦的事實，無論他們宣布了什麼。分裂代表著少數對多數的否決和暴政。聯邦是通過集體協議締結的，各州不能單方面解散聯邦。盡管他將分裂和暴力的責任歸咎於南方各州本身，但他堅定地宣布，他將「持有、占領和擁有屬於政府的財產和土地」。
這顯然指的是薩姆特堡，一個被美軍占領的聯邦要塞，恰好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港口的入口處。盡管薩姆特堡並不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但它已成為所有聯邦法律、財產和整個聯邦的像征。
但是，即使是從林肯這位美國總統中最善於雄辯的人口中說出的精心選擇的言辭，也無法關閉已經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幾周前的2月18日，傑斐遜·戴維斯就任美國南方邦聯總統，兩個政治實體正在走向衝突。正如歷史學家布魯斯·卡頓（Bruce Catton）所說：「傑斐遜和林肯是在這片只能容納一個國家的土地上，兩個國家的對立領導人。」
經過數月的緊張局勢，薩姆特堡最終在1861年4月12日遭到南方軍隊的轟炸。此後不久，林肯征召軍隊鎮壓叛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大局已難改變，現在只有公開的戰爭才能解決問題。盡管肯塔基州、密蘇里州、馬裡蘭州和特拉華州仍勉強留在聯邦內，但征兵「脅迫」南方的行動將弗吉尼亞州、阿肯色州、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推向了邦聯。
弗吉尼亞州的脫離尤其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其在所有奴隸制州中擁有最大的經濟和人口，它幾乎使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戰爭成為了必然。弗吉尼亞州西部地區繼續脫離該州，並於1863年正式重新加入聯邦，成為西弗吉尼亞州，這也反映南方各州的矛盾本質。
戰爭爆發
與林肯和北方其他人的設想恰恰相反，公開敵對行動的開始切斷了任何殘余的聯盟主義。它在事實上，將大多數南方人逼上梁山，當然，階級矛盾、反對戰爭的人、逃兵、叛變，甚至南方邦聯首府裡士滿的因為飢餓引起的騷亂依然存在。但在分裂的兩邊，民眾都對戰爭充滿熱情，在許多方面，民眾推動著政治家甚至軍事政策本身。
幾十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裡昂·托洛茨基正在維也納。他是這樣描述當時群眾的情緒的——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恐怖毫無預感，而是被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所煽動：「日復一日，生活在單調無望中的人很多；他們是現代社會的中流砥柱。戰爭動員的警報像一個承諾一般，闖入了他們的生活；熟悉的、憎恨已久的事物被推翻，新的、不同尋常的事物取而代之。未來，他們將面臨更多不可思議的變化。這是好是壞呢？當然是好的，對於[普通人]來說，還有什麼比‘日常’的狀況更糟糕的呢？」
北方和南方都彌漫著類似的情緒，成千上萬的人動員起來，參加他們認為會是短暫而光榮的小冒險。
邊境各州、尚未脫離聯邦的奴隸制州，以及對脫離聯邦，但州中卻具有強烈聯邦主義的部分地區來說，局勢尤為緊張。在這場微妙、高風險的政治博弈中，贏得或保持盡可能多的州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弗吉尼亞州西部直接從弗吉尼亞州分離出去，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州。在其他地區，實際上是內戰中的內戰，特別是在密蘇里州等地，還有肯塔基州、田納西州東部等地的部分地區。在馬裡蘭等州，人們組建軍團，在衝突的對立面作戰。南北戰爭是一場兄弟之間的戰爭，這一概念在這些地區的許多地方都得到了真實的體現。例如，在葛底斯堡，來自馬裡蘭州的邦聯士兵和聯邦士兵在卡爾普山對峙，他們一邊向昔日的朋友和鄰居問好，一邊相互廝殺。
雖然南方不擇手段地尋求一切支持，但邊境各州的支持對聯邦來說同樣至關重要，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戰略上。林肯在1861年9月寫給一位支持者的信中寫道「我認為失去肯塔基州幾乎等於滿盤皆輸。肯塔基州沒了，我們就守不住密蘇里州，我認為甚至馬裡蘭州也守不住。這些州若是都反對我們，我們手上的任務會重如泰山，這樣的話，我們還不如立刻同意分離，甚至雙手獻上華盛頓。」
華盛頓特區被弗吉尼亞州和馬裡蘭州包圍，這兩個州都是蓄奴州，但其中只有一個州脫離了聯邦。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周，對首都和林肯及其政府其他成員構成的威脅極大，能讓華盛頓得到效忠於聯邦的部隊的唯一途徑就是巴爾的摩，那裡親南方邦聯的情緒高漲。盡管炮火猛烈，但薩姆特要塞無人喪生，因此戰爭中的第一場流血事件發生在1861年4月19日，當時巴爾的摩的一伙分離主義暴徒襲擊了前往華盛頓的馬薩諸塞州部隊。4名士兵和12名平民暴徒被打死。
雖然林肯曾接受過律師培訓，在處理許多事情時都從法律角度出發，但他不會讓一紙空文使自己束手束腳，甚至讓聯邦解體。為了讓馬裡蘭州和密蘇里州等州繼續留在聯邦內，也為了捍衛整個憲法，林肯不惜將該文件的某些方面曲解得面目全非，不擇手段地發動戰爭，以確保政府和國家的生存。
這包括在美國部分地區中止人身保護令、建立特勤局、公民內部護照制度，以及逮捕和監禁親邦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特區的市長、國會議員亨利·梅、肯塔基州前州長查爾斯-莫黑德以及許多北方報紙的編輯。雖然不清楚戰爭期間政府到底逮捕了多少反戰抗議者，但估計人數從13000到38000不等。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林肯的明確譴責，他的行為似乎像一個暴君。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如果目的本身是正當的，那麼目的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即使那些實施手段的人並不完全清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就林肯和南北戰爭而言，鏟除奴隸制的革命戰爭的確是正當的目的。或者，套用激進共和黨人賽迪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的話說，戰爭法高於憲法。
為了實現這一切，林肯必須以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才華來處理他的朋友、對手、內閣、將軍、媒體和公眾輿論。他在各種壓力和角色之間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地進行平衡，這在整個美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些壓力和角色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這位偏僻鄉村的律師更聰明、更有資格。
腥風血雨將至
北方的基本戰爭戰略是「蟒蛇計劃」，由開戰時的聯邦軍總司令溫菲爾德·斯科特制定。盡管該計劃在媒體上遭到了雙方的嘲諷，但從大體上看，它是聯邦最終取得軍事勝利的重要原因，並最終將戰爭轉變為一場革命解放戰爭。從本質上講，該計劃要求通過聯邦陸軍和海軍的聯合壓力，協調扼殺南方。通過對南方海岸線的海上封鎖，以及對密西西比河的協同推進，奪取這條關鍵水道的控制權，將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有效地把南方分裂成兩半。
戰爭開始時，聯邦軍隊只有16000人，其中大部分駐扎在西部。盡管不是所有最優秀的軍事干部，但西點軍校訓練出來的一大批軍官都投奔了南方聯盟。南方得到了羅伯特·李（Robert E. Lee）、石牆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詹姆斯·朗斯特裡特和詹姆斯·尤厄爾·布朗·斯圖爾特等人。但北方得到了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威廉·特庫姆賽·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菲利普·謝里登（Philip Sheridan），以及盡管有許多缺點，但仍是組織高手的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
雙方都有不少軍事蠢才和不稱職的政治將領，他們之所以能夠掌握指揮權，僅僅是因為他們擁有財富和資金來組建和裝備自己的部隊。南方邦聯的許多人認為北方人軟弱無能，不像南方人熱情好客。
但是，正如喬治·蒂克諾在薩姆特堡遭到轟炸後不久從波士頓寫來的信中所說：「（北方）熱情而真誠，給了我們源源不斷的人力和財富；我們中最優秀的人都自願加入，一往無前，可以預見，將有數不清的金銀財寶追隨著他們……我們戰爭的熱情曾經十分慢熱，但我們終於淬出黃金，即便這烈火將在漫長的歲月裡燃燒殆盡，但這份溫度將始終在歷史的長河裡留有余香。」
在南卡羅來納州宣布退出聯邦後的日子裡，威廉·謝爾曼曾先知先覺地告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南方朋友：
「你們南方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個國家將血流成河，天知道結局會如何！這是愚蠢的，瘋狂的，是對文明的褻瀆！你們對戰爭說得如此輕描淡寫；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胡話。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
你們也誤解了北方人民。他們是和平的民族，但也是真誠的民族，他們也會戰鬥。他們不會作壁上觀，看國家毀於一旦，而不付出努力拯救它……此外，你們的人和戰爭工具憑什麼能對付他們？北方可以制造蒸汽機、火車頭或火車車廂；你們卻幾乎不能制造一碼布，一寸履。
你們急於與地球上最強大、機械最精巧、意志最堅定的民族開戰，而他們近在咫尺！你們注定要失敗——你們在精神和意志上做好了準備，但在其他方面，你們束手無策，這是必敗的開局。起初，你們會取得進展，但隨著你們有限的資源開始枯竭，你們將被歐洲市場拒之門外，你們的光輝偉業將節節敗退。如果你們的人民能夠停下來思考須臾，他們一定會看到——你們終將失敗。」
薩姆特堡事件後，林肯征召了75000名為期三個月的志願兵。但他最終不得不又征召了42,000人，然後又征召了500,000人，同時將征兵期限延長至三年，並實行全國征兵。戰爭結束時，超過210萬人在聯邦軍隊服役，聯邦軍隊是世界上人數最多、訓練最好、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約有18萬名黑人士兵，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曾是奴隸。另有75萬人在南方軍中服役。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次巨大的動員。雖然與早期戰爭相比，早期交戰非常血腥，但很快就可以看出，這不會是一場輕松或短暫的戰爭，這是一場夢魘般的屠殺。
一場前所未見的戰爭
尤利西斯·格蘭特後來在其非凡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夏羅之役之前，我和其他成千上萬的公民都相信，[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一支軍隊可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反政府叛亂就會突然很快崩潰。[但在夏羅之役之後，]我放棄了所有溫和拯救聯邦的想法，除了徹底征服，我們別無選擇。」
![「[但在夏羅之役之後，]我放棄了所有溫和拯救聯邦的想法，除了徹底征服，我們別無選擇。」//圖片來源：Adam Cuerden](https://marxist.tw/wp-content/uploads/2025/03/Battle_Shiloh_Image_Adam_Cuerden.jpg)
全國上下都對夏羅之役感到震驚，林肯受到很大壓力，要求解除統帥尤利西斯·格蘭特的職務。但林肯感覺到格蘭特身上的一些需經歷大浪淘沙才能發現的優秀特質，正如他所說：”我不能輕易讓這個人離開，他會戰鬥。」
還有一次，當有人污蔑並投訴格蘭特在執勤時酗酒時，據說林肯說：
「但你們知道他從哪搞來的威士忌嗎？」
「我們不知道，總統先生。但您為什麼想知道呢？」
「如果我知道的話，我就會給軍隊裡的每個將軍送一桶這種醇香濃厚的威士忌」
這些趣聞軼事讓我們對林肯作為一名領導者有了深刻的了解。他知人善任，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才干和能力，盡管他們有弱點；他知道如何從相互矛盾的性格和利益中建立一個團隊；只要工作完成得好，與他人分享功勞，他沒有任何意見。
許多最著名的戰役，包括安蒂特姆戰役、弗雷德裡克堡戰役、錢斯勒斯維爾戰役、葛底斯堡戰役、莽原戰役、史波特斯凡尼亞郡府戰役、冷港戰役和隕石坑戰役，都發生在弗吉尼亞州和馬裡蘭州的東部戰場。但在西部戰區，田納西州和佐治亞州的夏羅（Shiloh）、斯通河（Stone’s River）【譯者注：位於田納西州默弗裡斯伯勒】和奇卡莫加（Chickamauga）等地，也發生了大量慘烈而血腥的戰鬥。
許多聯邦將軍同情奴隸制和南方，並積極破壞林肯的政策。他們設想的是在展示壓倒性的武力後恢復現狀，而不是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徹底改變社會關系。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B. McClellan）、安布羅斯·伯恩賽德（Ambrose Burnside）和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等高級將領高估了敵人的實力，或者根本就不在狀態，面對肩上的重任，他們陷入了僵局。
例如，麥克萊倫成功組建了一支規模宏大、訓練有素、耗資巨大的部隊——波多馬克軍團，但他一直找借口不實際使用這支部隊，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這支部隊。這讓氣急敗壞的林肯在1862年春天感嘆道：「如果麥克萊倫將軍不想使用這支軍隊，那我倒是想借用一段時間——只要我能看看如何讓它發揮作用！」
馬克思的批評甚至更為尖銳，他認為麥克萊倫的將領才能差勁到「足以斷送最強大和最有訓練的軍隊」。然而，馬克思認為，北方將領的這種弱點有其政治和階級基礎：
「麥克累倫和大多數基干軍官們一樣，是西點軍校出身的；一種小團體觀念【esprit de corps】把他多多少少同敵方的老伙伴們聯系在一起。所有這些人都對「非軍人」出身的後起之秀懷著嫉妒。在他們看來，戰爭應當按照純業務的方式進行，戰爭的目的始終應當是在舊基礎之上恢復聯邦，因此，戰爭首先必須排除原則性的和革命性的傾向。對於一場本質上是原則之戰的戰爭抱著這種看法真是妙極。當年英國議會軍的第一批將軍們也曾犯過同樣的錯誤。
‘但是’，——克倫威爾在1653年7月4日在向長期議會的‘渣滓’致詞時說——‘一當信奉虔敬和宗教原則【a principle of godliness and religion】的人們起來領導，一切都變化得多麼大呵！’」
與英國革命初期相提並論尤為恰當。在這裡，反對君主制的鬥爭最初是由議會領導的，議會議員們花了很多時間搖擺不定，試圖與保皇派陣營找到共同點。然而，一旦克倫威爾和更多的革命分子接管了革命的領導權，事態就迅速發展起來。這不僅加強了戰場上的革命，還激發了全國上下群眾對克倫威爾模範軍的支持。
同樣，在美國，由於政治上的動搖和其他領導問題，聯邦軍在東部的戰鬥在頭兩年相當不順利，北方的士氣和信心也出現了劇烈波動。然而，包括士兵在內的廣大民眾堅決支持戰爭，並希望將戰爭進行到底。
相比之下，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戰術、戰略和作戰天才、鬥牛犬般的勇氣和韌性、在炮火中的冷靜、對後勤的精通以及對他所面對的敵軍指揮官的個人熟悉程度，使他在西部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包括攻占肯塔基州的亨利堡（Fort Henry）和田納西州的多納爾遜堡（Fort Donelson）。格蘭特的軍事哲學簡單明了：「戰爭的藝術很簡單。找出你的敵人在哪裡。盡快找到他。盡力打擊他，然後繼續前進。」
格蘭特對戰李將軍
戰前，沒有人會想到尤利西斯·格蘭特會崛起成為聯邦軍隊的統帥，並最終成為美國總統。盡管他是西點軍校訓練出來的軍官骨干，但他離開軍隊時卻因酗酒而謠言四起。
邦聯方面，最著名的將軍無疑是羅伯特·李。他是一位所謂的「紳士戰士」，據稱他本人憎恨奴隸制，但為了保衛他深愛的家鄉弗吉尼亞州而英勇作戰。但關於他性格的真實情況卻有些不同，在本文作者和尤利西斯·格蘭特看來，作為一名軍事指揮官，他也被高估了。
盡管李在薩姆特要塞前宣布，如果能拯救聯邦和防止戰爭，他將釋放所有奴隸，但在他看來，黑人是下等人，需要白人堅定的文明之手。作為種植園主，他將奴隸家庭分開——這是比毆打更殘酷的懲罰。這樣的事也不少。他的兩個逃跑的奴隸被抓回來後，他不僅鞭打他們，還把鹽水倒進他們的傷口裡。
與之相比，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做法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某個時候，格蘭特從他的岳父那裡得到了一個名叫威廉·瓊斯的奴隸，他的岳父擁有一個中等規模的種植園和多達30來個奴隸。格蘭特與瓊斯和其他奴隸一起在他簡陋的基地裡干活，其中包括一個手工建造的小木屋，木屋的名字很諷刺，叫「貧瘠之地」。1859年3月29日，格蘭特前往聖路易斯法院，寫下了一紙釋放書，合法地將瓊斯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格蘭特當時經濟拮據，本可以以1000美元或更高的價格將瓊斯賣掉，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至於他們的軍事才能，雖然李在戰場上表現出了戰術天才的時刻，但他也犯了不少錯誤，其中一些還相當嚴重。也許最重要的是，在更廣泛的戰略思維方面，李的視野要比格蘭特局限得多。這種差異主要源於這兩位將軍所表達的不同階級利益以及他們自身的階級背景。
在美國，李是一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他的父親是一名革命戰爭英雄，也是一名種植園主，娶了喬治·華盛頓養子的女兒為妻。而格蘭特則是一個皮匠的兒子，他是一個失敗的農民和小商人，在人生的低谷時，為了生存不得不賣掉一車車的木柴。戰爭開始時，他正在伊利諾伊州加萊納父親的皮革店裡當店員。
「違禁品」
戰爭初期，逃亡的奴隸在越過聯邦防線後實際上被交還給了他們的邦聯主人。畢竟，他們是「有生命的財產」，財產權必須得到尊重。但在1861年5月，三名被用來修建邦聯防御工事的奴隸越過了弗吉尼亞州漢普頓路門羅堡的聯邦防線。本傑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將軍沒有將他們歸還為奴，而是將他們作為「戰爭違禁品」被扣押，就像在海上攔截槍支彈藥一樣。
林肯並不承認南方邦聯是外國勢力，也不清楚這些被奴役者究竟屬於誰，或者他們現在乃至將來是否永遠自由。盡管缺乏明確性，但這一看似簡單、有限的戰爭措施卻表達了更深層次的歷史需要，並產生了自己的生命力。它開創了一個先例，並迅速傳遍了整個南部邦聯——包括奴隸主和奴隸。
幾個世紀以來，奴隸們以無數種方式反抗他們的主人：他們放慢工作節奏、破壞機器、裝病、毀壞莊稼。他們與主人和監工爭吵、打架。許多人偷竊牲畜、食物或貴重物品。有些人學會了法律禁止的閱讀和寫作。還有人焚燒森林或建築物，或用武器或毒藥殺死主人。數以千計的人逃到北方、加拿大、墨西哥或南方的沼澤地，在那裡建立了獨立的黑奴社區，或加入美洲原住民群體，塞米諾爾黑人就是一例。還有一些人自殺或自殘，以毀掉自己作為財產的價值。
隨著聯邦軍隊從四面八方逼近南方邦聯，成百上千的奴隸越過戰線，以各種方式幫助聯邦軍作戰，包括最終成為穿軍裝的士兵。
無論聯邦軍隊、戰艦、軍官或士兵是否有意這樣做，早在解放成為官方政策之前，南方的整個社會結構就已經被顛覆了。在許多地區，大多數白人都逃跑了，留下了他們的奴隸。他們把聯邦軍隊當作解放者來歡迎，同時自己組織起來，占領並耕種前主人遺棄的土地。在聯邦軍隊一步步前進時與這些自我組織起來的奴隸相遇時，革命也就這樣一點點進行起來了。這場原本只是鎮壓地區叛亂的行動，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一些聯邦將軍，如密蘇里州的弗裡蒙特和佐治亞州的戴維·亨特，在戰爭初期曾單方面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受到了林肯的約束。1861年12月，戰爭剛剛開始幾個月，林肯就在向國會發表的第一次年度講話中明確表示「在考慮鎮壓叛亂的政策時，我一直非常焦慮和謹慎，以確保為此目的而不可避免的衝突不會演變成暴力和無情的革命鬥爭。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認為應將聯邦的完整作為我們計劃中的首要目標，而將所有不具有重大軍事意義的問題交由立法機構”。
但林肯最終意識到，聯邦不僅是在與南方邦聯的軍隊作戰，也是在與南方的大多數民眾作戰，他們認為這是一場防御戰。奴隸勞動是南方經濟的基礎，也讓更多的南方人加入了南方邦聯的軍隊。為了加速戰爭的結束和制止流血，必須摧毀叛亂的社會和經濟根源。
羅伯特·李在1862年夏天擊退麥克萊倫入侵弗吉尼亞州的七日戰役中取得了巨大勝利，由此，北方試圖在維持奴隸制不變的情況下結束叛亂的改良主義戰略破滅了，這是歷史的一大諷刺。這次軍事勝利非但沒有捍衛奴隸制，反而使奴隸制的毀滅變得不可避免。
幾周後，即1862年8月，林肯在寫給廢奴主義報紙編輯霍勒斯·格裡利（Horace Greeley）裡這樣說道：
「我在這場鬥爭中的首要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毀奴隸制。如果我可以在不釋放任何奴隸的情況下拯救聯邦，我會這樣做；如果我可以通過釋放所有奴隸來拯救聯邦，我會這樣做；如果我可以通過釋放一些奴隸而放過另一些奴隸來拯救聯邦，我也會這樣做”。
很顯然，林肯已經認定解放奴隸是聯邦的王炸。現在，他需要找到出牌的最佳方式和時機。同樣是在1862年8月，馬克思以其一貫的遠見寫下了如下文字：
「他【林肯】要是設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詞和理智的論辯來說服「忠誠的」奴隸主，那他就錯了。他們只對實力讓步。
迄今為止，我們所看的只是內戰的第一幕，即根據憲法進行的戰爭。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進行的戰爭，就要開始了……因此，不管軍事上誰走運氣，現在已經可以有把握地說，黑奴制度的壽命不會比內戰長。」
僅幾周後，1862年9月，馬裡蘭州的安提塔姆戰役打響，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雖然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但麥克萊倫成功地擊退了羅伯特·李對北方的首次入侵。林肯利用這一勢頭宣布了《解放奴隸宣言》，承諾在1863年1月1日釋放任何仍處於叛亂狀態地區的所有奴隸，同時在未脫離聯邦的邊境各州保留奴隸制度。
正如馬克思所評論的：「較之進軍馬裡蘭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冊上有其獨特之處的【sui generis】人物。他從不首倡什麼，從不表現激情，從不裝出姿態，從不使用歷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動，他也總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他不久以前發表的宣言，這份在聯邦成立以來的美國史上最重要的文件，這份撕毀了舊的美國憲法的文件——林肯關於廢除奴隸制度的宣言，也具有這種性質。」
《解放奴隸宣言》不僅解放了叛亂地區的奴隸，還允許將他們武裝起來，編入聯邦軍隊。格蘭特本人對這一措施表示了極大的支持。正如他所說：「通過武裝黑人，我們增加了一個強大的盟友。他們將成為優秀的士兵，從敵人手中奪走他們[將]削弱敵人，同時也增強我們的力量。因此，我堅決支持推行這一政策。」
革命性的戰爭
現在，戰爭的利害關系一目了然，戰爭的第二幕，即革命階段，將比第一幕更加慘烈和血腥。正如激進共和黨人賽迪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在解放黑奴並將武裝自由黑人作為官方政策之前所說的那樣：
「戰爭不會結束，除非政府更充分地認識到危機的嚴重性；除非他們發現這是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必須被徹底壓倒，進一步努力的力量將被徹底摧毀。這是一個可悲但真實的選擇。」
「只要戰爭按照目前的原則進行，南方就永遠不可能淪落到這種地步。在采用新的戰爭模式之前，擁有數百萬人口和無數財富的北方永遠不可能征服南方。只要這些州還保留著通過強迫勞動耕種田地的手段，你們就可以年復一年地耗費成千上萬人的鮮血和數十億美元的財富，卻絲毫不會達到目的，除非你們通過自己的屈服和國家的毀滅來達到目的。奴隸制在戰爭時期給南方帶來了巨大的優勢。他們不需要也不會將他們的目光從土地耕種中移開。每個體格健壯的白人都可以從軍隊中抽調出來。黑人哪怕不拿起武器，他們都是戰爭的中流砥柱……
賜之利劍，予之經綸，他（將軍）須臾就能鎮壓叛亂，平定四方。」
解放奴隸制最初被視為一項戰爭措施，旨在削弱邦聯發動戰爭的能力，它意味著自1863年1月1日起，在那些反抗聯邦政府的地區，所有作為奴隸的人都將「從此獲得自由，永遠自由」。雖然不包括那些沒有戰亂的邊境州的奴隸，但這仍占奴隸人口的八分之七，這一決定性數字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其余奴隸最終獲得自由。奴隸不再被視為被沒收的財產或違禁品，這意味著戰爭結束後，他們也不可以被歸還奴隸主。
雖然在1862年7月《第二次沒收和民兵法案》頒布後，路易斯安那州、堪薩斯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組建了一些黑人步兵部隊，但在該法案頒布後組建的第一支正式的全黑人部隊是著名的馬薩諸塞州的第54部隊，該部隊由該州的廢奴主義者州長於1863年2月初組建，電影《光榮戰役》對此曾有所描述。然而，即使身著軍裝，歧視依然存在，黑人士兵的軍餉一直低於白人士兵，直到戰爭後期。
正如我們所見，約有18萬黑人士兵在聯邦軍隊服役，約占總數的10%。其中約有一半是不久前逃亡的「違禁品」，四分之一來自對聯邦效忠的邊境各州，另外四分之一來自北方的自由黑人。在戰爭期間犧牲的4萬名黑人士兵中，有1萬人死於戰鬥，另有3萬人死於感染或疾病。當南方軍與黑人部隊交戰或俘虜黑人部隊時，他們尤其會成為目標或被直接屠殺，例如在皮洛堡和圍攻彼得斯堡期間的火山口戰役中發生的情況。
幾個月後，黑人部隊才開始大規模作戰，但戰爭遠未結束。對聯邦軍來說，還有許多考驗、磨難、逆轉和千鈞一發，更不用說還有數十萬人死亡。
1862年12月，在弗吉尼亞州北部的弗雷德裡克斯堡戰役中，聯邦軍將領安布羅斯·伯恩賽德（Ambrose Burnside）派出一波又一波的部隊，對堅固的守軍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徒勞無功的衝鋒，造成聯邦軍近 13000人傷亡，而邦聯方面僅有4,000多人。1863年1月下旬，約瑟夫·胡克將軍接替了伯恩塞德的職務，但這次可恥的，試圖繞過邦聯部隊襲擊裡士滿的「泥濘行軍」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
那年5月，聯邦軍波托馬克軍團在離弗吉尼亞州弗雷德裡克斯堡不遠的一個小十字路口，即錢瑟勒斯維爾，再次迎戰羅伯特·李及其主要部下石牆·傑克遜。這是李將軍的大勝之戰，他冒險分兵（兵力約為二比一），對聯邦軍隊發動了一次大膽而血腥的突襲，胡克傷亡17000人，而他自己僅傷亡12000人。
這是一場輝煌的戰術勝利，但從長遠來看卻具有毀滅性，因為聯邦軍可以承受這樣的損失，而南軍卻無法承受。更直接的後果是，石牆·傑克遜在一次偵察行動後返回的途中被自己的部隊意外射殺，幾天後他就去世了，這讓李失去了他最信任、最久經考驗的指揮官。盡管如此，這場勝利還是讓李壯起膽子嘗試第二次入侵北方——挺進賓夕法尼亞州。他的目的是打擊聯邦軍的士氣，促使北方民眾轉而反對戰爭。
他的遠征於6月開始，7月初達到高潮，17萬多名士兵彙聚在葛底斯堡小鎮，這幾乎肯定是戰爭中最著名的戰役。戰鬥打響時，波托馬克軍團最新的指揮官喬治-米德才上任幾天，這更增加了戰鬥的戲劇性。
這是戰爭中規模最大、最血腥的一場戰役，包括西半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炮擊。從第一天比福德將軍的輕騎兵和鋼鐵旅的壯舉起，到麥田（Wheatfield）、桃子園（Peach Orchard）和魔鬼穴（Devil’s Den）的大規模屠殺、到第一明尼蘇達旅衝下墓園嶺，至第二天約書亞·張伯倫和第20緬因州旅衝下小圓頂，再到第三天皮克特臭名昭著的衝鋒，雙方集體和個人的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令人難以置信，為無數的書籍、文章和電影提供了靈感。
北方在葛底斯堡取得勝利的消息在7月4日獨立日當天傳到了華盛頓。同一天，密西西比州維克斯堡的陷落使聯邦有效控制了被林肯稱為「父親河」的密西西比河。
雖然聯邦已經占領了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奧爾良，它也是聯邦最大的城市，但密西西比河的戰略要地仍在叛軍手中。林肯在提到維克斯堡時說過：「戰爭永遠不會結束除非那把鑰匙在我們的口袋裡」
數周以來，尤利西斯·格蘭特冒著酷暑在沼澤地裡艱難跋涉，在完全切斷補給線和通訊線的情況下，進行了一系列規模雖小但卻精彩絕倫的戰鬥，最終將南軍趕入要塞重鎮維克斯堡。經過幾次失敗的進攻和創造性的艱苦圍攻，守軍被迫在格蘭特的壓力下無條件投降。
許多人認為，在葛底斯堡和維克斯堡同時取得的勝利是戰爭的決定性轉折點，是「叛亂轉折點」——盡管戰爭又血腥地持續了兩年。
格蘭特掌控大權
格蘭特在維克斯堡表現出頑強和創造力後，林肯知道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將軍。在經歷了這麼多挫折和失望後他宣布：「格蘭特與我休戚與共，剩下的戰爭我為他肝腦塗地！」
格蘭特被授予西部聯邦軍隊的總指揮權，該戰區發生了更多的血腥戰鬥，包括9月的奇卡莫加戰役（總傷亡人數僅次於葛底斯堡）和11月的查塔努加戰役。查塔努加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它的陷落為謝爾曼幾個月後進入佐治亞州和南方縱深地區開辟了道路。
1864年3月，格蘭特被調往東部，全面指揮全國的聯邦軍隊。羅伯特·李的神秘色彩令一位又一位聯邦軍指揮官望而生畏，因此碌碌無為。但格蘭特知道，與他所面對的其他將軍一樣，李只是一個人，而不是神——實際上，他在與墨西哥的戰爭中與李見過一面。
在莽原之役中，氣急敗壞的格蘭特曾對他的軍官說：「哦，我已經聽膩了李將軍要做什麼。你們中的一些人似乎總以為他會突然翻兩個筋鬥雲，然後同時落在我們的後方和兩翼。回到你的指揮部去，想想我們自己應該做什麼，而不是他要做什麼。」
不幸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對格蘭特的了解都被親邦聯軍的「失落事業」論調所左右，認為他是個「酒鬼」，是個腐敗的壞總統，是個不顧部下死活的莽夫。直到最近，歷史學家才開始承認他的真正品質和低調的天才，以及他基本的誠實和人性的正直。正如托馬斯-卡萊爾對奧利弗-克倫威爾所做的那樣，他們不得不「把[格蘭特]……從一紙荒唐、一大堆誹謗和遺忘中拖出來」。
協同進攻
戰爭初期，密蘇里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亞州、大西洋沿岸和海灣沿岸等全國各地幾乎都在進行著幾場獨立的小規模戰爭。沒有協調，北方所享有的許多優勢就無法得到利用。
南方軍在數量和經濟上都處於劣勢。但他們不得不發動一場以防御為主的戰爭，而且得益於內部防線，可以根據需要將部隊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盡管如此，面對數量和技術上都占優勢的敵人，南軍需要保衛如此廣袤的領土，而且從一開始就嚴重缺乏資源，因此無法阻止聯邦軍攻克一個又一個戰略據點，尤其是在沿海地區。
早在1862年1月，林肯就曾寫信給他的一位將軍唐·卡洛斯·布埃爾（Don Carlos Buell），內容如下：
「我對這場戰爭的總體看法是，我方兵力較多，而敵方則更善於將兵力集中在衝突點上；除非我們能找到某種方法使我們的優勢超過敵方的優勢，否則我們一定會失敗；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同時在不同地點用優勢兵力威脅敵人；這樣，如果敵人不作任何改變，我們就可以安全地攻擊其中一個點，或兩個點；如果敵人削弱一個點以加強另一個點，我們就不要攻擊被加強的那個點，而是奪取並守住被削弱的那個點，這樣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
隨著陸軍和海軍的迅速壯大，聯邦迅速獲得了對南方施加「難以承受的壓力」的手段。南方的許多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並擔心一旦北方的資源被充分調動起來，將會發生什麼。林肯在將軍們實施計劃時遇到了很多困難。除了普遍缺乏協調之外，軍方和文職指揮部內部和之間還存在腐敗、無能以及一系列小的爭權奪利和不信任。
但格蘭特與林肯有著共同的戰略眼光，即通過協調努力來結束戰爭，更重要的是，他有不惜花費時間、金錢和人力取得勝利的意志。格蘭特深知南方缺少資源，因此他的計劃包括同時調動五支獨立的聯邦軍隊，從四面八方向南方軍施壓，防止他們利用內線。
他還知道，除了扼殺經濟、解放和武裝奴隸之外，一勞永逸地摧毀南方士氣的關鍵是粉碎李將軍的北弗吉尼亞軍，因為該軍是南方事業的化身和驕傲。一旦這些武裝人員的屍埋疆場，分離主義者和奴隸制的游戲就結束了。
南方不一定要攻占華盛頓特區、入侵或占領北方才能獲勝。他們所做的這些嘗試主要是為了獲得政治影響力，但這並不是他們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他們的主要需求是抵抗聯邦軍隊足夠長的時間，以消磨北方的士氣，迫使他們進行和平談判，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獲得世界大國的承認和某種支持。
然而，解放後，要想得到英國或法國的承認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面臨著來自工人階級的巨大壓力，要求他們不要支持反動的奴隸政權。例如，1863年3月26日，倫敦貿易委員會在聖詹姆斯大廳召開會議，3000多名工人聚集一堂，表示聲援和「同情美國北方各州，支持解放黑人」。
盡管由於紡織廠缺乏南方棉花，英國工人的生活極為困苦，但他們還是這樣做了。
苦戰
這場衝突已經從一場僅僅為了維護聯邦而進行的戰爭轉變為一場為了鏟除奴隸制而進行的戰爭，而且全世界對聯邦事業的支持與日俱增。為了加速戰爭的結束，必須削弱南方的經濟。一旦林肯找到了伏龍降虎的戰地指揮官，願意政策執行並能夠協調一致，北方的經濟和人口實力幾乎是勢不可擋的。
諸如威廉·謝爾曼等人的聯邦將領們認為，必須讓南方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最終，戰爭深入南部邦聯的腹地，大批奴隸被釋放，鐵路和其他財產被摧毀，種植園和糧食被沒收。在北方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南方經濟卻一落千丈，軍隊和平民都遭受了可怕的苦難。
一般來說，任何一方都不會把平民作為大規模暴力或大屠殺的目標。從古至今，在許多其他內戰中，勝利者都會圍捕、處決、賣為奴隸等等。當然，如果說軍隊在全國各地縱橫馳騁時沒有濫用權力，那也是荒謬的。特別是在邊境各州，雙方的准軍事游擊隊都對平民進行了惡毒的報復。
謝爾曼的「流浪漢」並不總是對當地的種植園主和藹可親，他們在1864年下半年穿過佐治亞州向大海進軍時沒收了這些種植園主的貨物。在葛底斯堡戰役期間，一個很重要的細節是，賓夕法尼亞州的黑人居民被李的北弗吉尼亞軍追捕和圍捕，即使他們以前從未當過奴隸，卻任然被送往南方淪為奴隸。
但可以說，和俄國革命後內戰期間白軍占領紅軍占領區時發生的情況，甚至和羅馬人在許多國內衝突和征服戰爭中對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對比的話，美國內戰期間發生的情況和它們截然不同。在前者的戰爭文獻中，不乏友愛和善待受傷或被俘敵軍士兵的例子。
然而，「全面戰爭」的方法不僅針對軍隊、要塞和其他戰略要地，還針對經濟（包括奴隸制），最終這耗盡了南方的士氣和在戰場上維持軍隊的能力。
在陸上戰役期間，格蘭特在一系列血戰中頑強地追擊李，從莽原到史波特斯凡尼亞郡府，再到冷港以及中間的各個地點，並在圍攻彼得斯堡和裡士滿期間施加了壓倒性的壓力。這是一場漫長而殘酷的磨礪，北方的許多人都懷疑他是否真的能成功。
菲利普·謝里登（Philip Sheridan）摧毀了弗吉尼亞州謝南多河谷的經濟，而該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南方聯盟的糧倉。謝爾曼圍攻並最終奪取了重要城市亞特蘭大，電影《亂世佳人》中焚燒亞特蘭大的場景成為永恆的經典。隨後，他向海岸和薩凡納進軍，然後穿過南卡羅來納州進入北卡羅來納州，他的數萬名士兵在當地大肆破壞，並靠這些劫掠為生。
謝爾曼估計，僅在佐治亞州，他就造成了1億美元的損失——相當於今天的16億美元左右。其中大約五分之一「對我方有利」，而「其余的則是簡單的浪費和破壞」。他的部隊破壞了300英裡的鐵路、無數橋梁和數英裡的電報線路。他們繳獲了5000匹馬、4000頭騾子和13000頭牛，沒收了950萬磅玉米和1050萬磅飼料，還摧毀了數不清的軋棉機和磨坊。近兩萬名獲得自由的奴隸追隨他的軍隊而去，他們經常成為復仇的南方人的謀殺目標，因為他們無法對抗聯邦軍隊本身。
正是在薩凡納期間，謝爾曼簽署了第15號特別野戰命令，劃出40萬英畝沒收的邦聯土地，以便「每個（前奴隸）家庭可以擁有一塊不超過40英畝的可耕地」。一些人還得到了舊的軍用騾子。這就是「40英畝和一頭騾子」作為奴隸制賠償形式的起源。
結束的開始和開始的結束
正如我們所見，南方聯盟無法獲得歐洲主要大國的承認。因此他們將希望寄托在1864年的大選上，當時林肯的前高級將領喬治·麥克萊倫作為「和平」候選人參加了民主黨的競選。
毫無疑問，這次選舉是對戰爭和解放的一次全民表決，就連林肯本人也認為自己沒有多少勝算。但最終，他在士兵的壓倒性支持下以壓倒性優勢再次當選，而就在大選前幾周，亞特蘭大的陷落更是為他贏得了巨大的支持。
在1865年3月4日發表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林肯說出了以下鏗鏘有力的話語：
「我們衷心希望，我們熱切祈禱，希望這強大的戰禍能夠盡快過去。然而，如果上帝旨意讓它繼續下去，直到奴僕二百五十多年的辛勞所堆積的財富全部沉沒，直到鞭子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劍來償還干淨，就像三千年前所說的那樣，那麼仍然必須說耶和華的審判是真實的，是完全公正的。」
「讓我們不抱惡意，懷著對所有人的仁慈，懷著上帝讓我們看到正確的堅定信念，努力完成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
當然，那是一場將四百萬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戰爭。總統任期對林肯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戰爭的壓力和緊張不僅給他留下了印記，他11歲的兒子威利在白宮期間也不幸去世。但這位偉大的解放者決心將戰爭進行到底。
幾周後，1865年4月2日，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圍攻，南方軍在第三次彼得斯堡戰役中屈服於格蘭特不可抗拒的壓力，不得不放棄裡士滿。格蘭特一如既往，只追求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而非個人榮譽，他沒有凱旋進軍敵軍首都，而是立即繼續追擊北弗吉尼亞軍。
4月9日，在弗吉尼亞州阿波馬托克斯法庭這個十字路口的小村莊，李和南軍主力的末日到來了。為了防止戰爭陷入曠日持久的游擊戰，並加快民族愈合的進程，格蘭特向李及其部下提出了異常寬松的投降條件。
不到一周後，即4月15日，林肯在福特劇院被著名演員、親南方狂熱分子約翰·威爾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刺殺。副總統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和國務卿西華德（Seward）也成為刺殺目標，但均幸免於難。
林肯被謀殺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毫無疑問，它改變了重建的進程。如果林肯在位，利用他高高在上的個人權威、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在條件需要時改變方向的能力，引導國家走過這始終會是一個充滿暴力和混亂的過程，情況幾乎肯定會大不相同。
相反，田納西州的安德魯·約翰遜主持了戰後重建的第一階段。盡管他對南方種植貴族恨之入骨，但他並不是「黑人的朋友」，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上與約翰遜目光相接時就准確地推測出了這一點。
戰爭的代價
聯邦和邦聯之間的戰鬥總共持續了四年，跨越10000多個戰場，其中約有237場重大戰役。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一些戰役中，傷亡率高達30%或更高。在安提塔姆戰役中，一天之內陣亡、受傷或失蹤的士兵人數超過了美國以往所有戰爭的總和：23000人。相比之下，這相當於二戰期間美軍在諾曼底登陸時傷亡人數的四倍。
在戰爭期間，估計有624511名士兵和水手死於戰場傷病、意外事故或疾病。這約占1860年人口的2.4%，相當於今天約800萬美國人的死亡人數。還有數十萬人受傷和致殘。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平民傷亡或流離失所。
在聯邦軍中，普通士兵的死亡幾率約為四分之一，更多時候是死於疾病而非戰鬥。南方聯盟的記錄不太精確，但有些州的適齡男性軍人死亡率高達25%。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866年，密西西比州整個州預算的20%都花在了假肢上。
戰後，邦聯的辯護士們編造了一個「失落事業」的神話，認為他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但不幸的是，由於北方在經濟和人口方面的壓倒性優勢，他們的事業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毋庸置疑，延續奴隸制的事業並不高尚，但他們的論點也有一定的道理。
北方各州的人口為1850萬。南方邦聯的人口只有900萬，其中350萬是奴隸。在沒有脫離聯邦的南方邊境各州，還有250萬自由居民和50萬奴隸，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雙方都從這些州募集了軍隊。因此，原始的人口統計絕大多數都有利於北方。更具決定性意義的是經濟。
1860年，南方生產的制成品不到美國制成品的10%。僅紐約州的工業產值就比整個南方大四倍。南方在19世紀40年代曾試圖實現工業化，以對抗北方不斷上升的工業實力，但奴隸勞動和單一的棉花出口過於有利可圖且根深蒂固，這使得南方的工業化未能真正起步。在戰爭期間，南方不僅失去了進入北方市場的機會，而且日益有效的封鎖也切斷了它與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聯系，當然，仍有一些走私活動往返於北方和國際之間。
在那個時代，鐵路是經濟的支柱，是經濟相對發展和工業化的堅實標志。戰爭開始時，北方有24000英裡的鐵路，戰爭期間又修建了4000英裡。南方在戰爭開始時只有9000英裡，而且只修建了400多英裡。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來修建更多的鐵路。
而就資源總體而言，以2019年美元計算，南方軍的戰爭支出約為230億美元，而聯邦軍的支出超過680億美元，幾乎是南方軍的三倍。
因此，可以公平地說，只要北方繼續戰爭的意願依然存在，那麼從長遠來看，它就一定會取得勝利。眾所周知，盡管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包括1863年在紐約發生的反征兵和反黑人的暴力騷亂，但這種繼續戰鬥的意願依然存在，而這些騷亂是由剛剛從葛底斯堡戰場歸來的聯邦軍隊鎮壓的。
為什麼要維護奴隸制？
提起南方奴隸制，大多數人都會想到擁有數百甚至數千奴隸的大型種植園。實際上，在1860年，只有一個南卡羅來納州的水稻種植園擁有超過1000名奴隸，只有13個種植園擁有500到1000名奴隸。大多數奴隸居住在規模較小的莊園裡，奴隸人數在20人或20人以下。
盡管大多數人都知道大多數南方人並不擁有任何奴隸，但許多人驚訝地發現，南方只有大約385000名奴隸主，其中大多數人擁有的奴隸不到20個。就直接所有權而言，奴隸制並沒有影響到南部邦聯的大多數人。然而，大多數不擁有奴隸的南方白人還是認同並維護奴隸制。
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憎恨大奴隸主的財富、權力和貴族式的傲慢，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渴望自己也擁有奴隸，並加入社會精英的行列。在經過幾個世紀的種族主義恐嚇之後，四百萬自由奴隸的前景令他們感到恐懼。從根本上說，他們認為奴隸是對稀缺土地和工作崗位的競爭。
奴隸制讓許多沒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貧窮白人有了優越感。他們或許貧窮，但至少他們不是奴隸，也不是黑人。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如此頑強地對抗聯邦的原因很簡單，用一名邦聯士兵的話來說：「因為你們在這裡。」
自由的兩面
雙方都聲稱要為「自由」而戰。但什麼樣的自由呢？他們的定義最終反映了國家兩半的階級基礎。他們是指個人自由和自由勞動嗎？擁有財產的自由？什麼樣的財產？是土地和人身動產，還是商業農場和工業資本？很明顯，哪種形式的自由最終勝出——資本剝削雇佣勞動的自由。
戰爭結束後不久，聯邦少將戈登·格蘭傑於1865年6月19日在得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發表的「六一宣言」簡明扼要地總結了這一點：
「得克薩斯州人民獲悉，根據美國行政部門的公告，所有奴隸獲得自由。這意味著前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絕對平等，他們之間先前存在的聯系變成了雇主和雇佣勞動者之間的聯系。可是，他們只被建議安靜地呆在他們現在的家中，為工資而工作。他們被告知，不允許他們在軍事哨所領取工資，也不允許他們在軍事哨所或其他地方無所事事。」
毋庸置疑的是，解放奴隸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無償革命征用之一。正是奴隸們自己的大規模行動迫使林肯和他的將軍們束手無策。正是他們在戰鬥中的英勇表現進一步激化了北方的公眾輿論，使其支持廢除奴隸制。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成千上萬的奴隸冒著生命危險逃跑，加入聯邦軍隊，並在韋伯·杜波依斯所描述的奴隸「總罷工」中抵制、破壞和阻礙南方經濟的發展。然而，正如一位前種植園主所說：「被解放的奴隸一無所有，因為除了自由，他們一無所有。」
資本主義的終極革命
南北戰爭和隨後的重建時期代表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進步階級的最後一次偉大推動。事實上，美國內戰也許是最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在以往的革命中，資本家階級並沒有像在將其偏好的階級和財產關系強加給整個國家的過程中那樣有意識地直接扮演階級的角色。
北方利用戰爭和其後續在全國範圍內瓦解，或加速瓦解非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生產形式，還利用這場動亂鞏固國家機構，為此後一個世紀的無限制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張建立政治和法律框架。
以美元為例。戰前，聯邦政府發行的唯一貨幣是金幣和銀幣，或稱作投幣。私人銀行發行了數百種不同的紙幣，在特定銀行服務的有限區域內可以兌換成現鈔。林肯的財政部長正是今天財富500強銀行的命名者——薩蒙·蔡斯。1862年2月25日，第一部《法定貨幣法》獲得通過，聯邦政府開始發行後來被稱為綠鈔的貨幣，這對經濟的發展以及聯邦政府的作用和權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戰爭還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以便為戰爭勝利提供資金和動員所需的人力物力：關稅、稅收、征兵，甚至鐵路和電報的部分國有化。它從根本上塑造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現代美國。
但是，與所有資產階級革命一樣，這場巨大的進步運動無法根除所有剝削和壓迫。最終，它只能使一個財產所有者階級凌駕於另一個更加反動的階級之上，並以更加民主的形式鞏固其對國家鎮壓權力的控制。正是在這種現代形式下，美國資本家對美洲大陸的原住民發動了種族滅絕戰爭，對黑人工人、農民和佃農發動了凶殘的私刑暴民，建立起了人類歷史上最凶殘的帝國主義勢力。
我們無需美化這個怪物，就能體會到它誕生的意義，它鑄就了我們今天生活的國家，並為下一次美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隨著奴隸制被一掃而空，生產力得到了飛躍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工人階級，他們很快成為革命力量和權力的競爭者。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在北美合眾國，只要奴隸制使共和國的一部分還處於殘廢狀態，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都是癱瘓的。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從奴隸制的死亡中，立刻萌發出一個重新變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戰爭的第一個果實，就是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運動，這個運動以特別快車的速度，從大西洋跨到太平洋，從新英格蘭跨到加利福尼亞。」
僅僅幾年後，1871年，世界見證了巴黎公社，這是工人階級第一次奪取政權。從那時起，世界上所有重大的革命運動都或多或少的靠向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
今天，只有強大的美國工人階級才能完成南北戰爭和重建時期未完成的民主和社會任務。在南北戰爭的歷史中，我們發現了革命決心和犧牲精神的光榮遺產。因此，每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應該研究這一劃時代時期的事件和教訓，為未來的艱苦鬥爭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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