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二年前的這一周，階級鬥爭的烈火席卷了南韓。在群眾爭取民主和推翻軍隊的抗爭中，人口近百萬的光州市內發生了一件相當英勇的事件。當地的工人們合力擊退了殘暴的國軍，並幾天之內實際上接管了全城，且使其曾短暫地處於武裝工人民兵的控制之下。（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2年5月27日。譯者：Affroins）

在與引發巴黎公社的情況無異的圍困條件下，光州的工人開始自行運作社會。盡管他們最終被軍政府的鎮壓淹沒於鮮血之中，但光州無產階級的鬥爭卻讓世界再度見識到了工人階級手中握有的變革性力量。

朴正熙之死與民主鬥爭

1950-1953年韓戰後的南韓是一個充滿壓迫、剝削和苦痛的地方。群眾在兩個接替的右翼獨裁者手中遭受著苦難，且沒有享受到西方社會內一般人所握有的任何民主權利。自詡為「自由與民主」捍衛者的美國則向獨裁者提供了不懈的支持，而作為回報，後者不僅允許了美國維持在該國的駐軍，更容許其繼續直接指揮著韓美的聯軍司令部（CFC）。

對於美國來說，朝鮮半島則是其反抗二戰後所爆發的革命浪潮的反革命聖戰前線。而南韓群眾的福祉只被其看待為微不足道的籌碼。

到了1980年，南韓已經在軍事獨裁者朴正熙（박정희）的統治下將近二十年了。朴正熙自於1961年通過政變上台，便忠實地為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服務，同時以鐵腕鎮壓了南韓群眾。所有的反對派和工會都被壓制或取締了。而與此同時，南韓中央情報部（KCIA）也效仿著它們的美國同行，通過暴力和酷刑來鎮壓異見人士。朴正熙政權雖然是基於與北朝鮮畸形的工人國家所不同的財產制度，但卻也同樣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警察國家。

然而，哪怕是在朴正熙政權之下的國家也被迫需要去大力干預經濟以刺激發展，以朴式奪權後的銀行國有化為起點。盡管市場體系和私有財產依舊完好無損（現有的被稱為「財閥」的大型資本主義企業是沒有被征用的），但朴正熙政權卻迫使他們投資於國家指示的產業。由於引導經濟發展的政府的大力干預，而非市場經濟的結果，導致了前李承晚政權所未見的重工業和出口部門的出現。在此期間，南韓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0%。國內生產總值則從1960年的39.6億美元增加到了1980年的654億美元。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和受過教育的學生人口也得以增長。到了1970年代後期，盡管朴正熙政權依舊實行著鐵腕統治，但訴求民主權利的抗議活動——其通常由學生領導——卻已經開始在各地爆發開來了。

勞工運動也隨之而來，1979年8月YH貿易公司的紡織女工的靜坐罷工就是一個特別閃耀的例子。而政權則以血腥鎮壓所有反抗行為作為回應，但鬥爭仍然繼續升溫。南韓統治階級和國家就這樣陷入了內部恐慌狀態。期間，南韓中央情報部部長則決定暗殺了朴正熙。

然而獨裁者的突然死亡並沒有導致獨裁政權的崩潰。相反，大將全斗焕（전두환）則上台成為新的獨裁者。他發布了戒嚴令，動員軍隊以鎮壓抗議活動，並逮捕了著名的反對派領導人。但學生和群眾卻依舊繼續在多個城市與獨裁政權進行著鬥爭，其中就包括全羅南道的光州。而全羅南道在朝鮮半島的過去歷史內具有悠久的鬥爭傳統。

反動的鞭笞

馬克思在以前便說過，革命往往是由反動的鞭笞所推動的。對於光州的群眾來說，情況也當然如此。5月18日，軍政府將第7空降旅的第33和第35營部署到了光州的朝鮮大學和全南大學——該地區的兩個學生抗議的溫床。這些身經百戰的傘兵以無情的暴力迎接了學生。刺刀上膛的士兵們對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學生使用了棍棒和催淚瓦斯。

面對著壓倒性的暴力，學生們逃離了校園，並重新集結在城市內繼續抗議，同時對外傳播著軍隊暴行的消息。隨著同情的群眾加入進學生的遊行隊伍，士兵們則以更大的報復性暴力追趕著他們。就連路人也遭到了狂暴傘兵的惡毒襲擊。

被記錄在案的第一個在軍隊手中喪生的受害者是金敬喆（김경철），他不過是在與朋友共進午餐後回去上班的耳聾鞋匠。這個倒霉的年輕工人在街上撞見了傘兵。幾個小時後，他便因顱骨、左眼窩、右臂、背部和左腿被打碎而被緊急送往醫院，隨後傷重不治。

在整個城市中所發生的類似的暴行的消息不但沒有激起恐懼，反而激起了群眾的憤怒和勇敢的戰鬥意願。與政權所希望的結果相反，光州的抗議活動反而因市民的憤怒而擴大了。許多工人積極地向學生伸出了援手，為他們提供避難處，同時也用基本的武器武裝起了自己。

而軍方則以加倍的惡行作為回應。5月19日，政權宣布封鎖光州，並派出第11空降旅協助鎮壓。士兵不僅被允許向抗議者開槍，而且還被允許做出其他難以置信的暴行，以在民眾中制造恐懼。在士兵們最初試圖鎮壓日益激烈的鬥爭中，他們持槍強奸和折磨了街頭上或是已被拘留的女性，而這是南韓政府在38年後才承認的事實。

但是群眾並沒有被這種野獸般的攻擊所嚇倒。相反，工人階級挺身直面了士兵們。出租車和公車司機們勇敢地衝撞警察街壘。許多工人也開始運用他們的絕對數量優勢來直接面對士兵。而其他人則組織起來將受傷的示威者帶往安全處。同時光州群眾也注意到了，媒體要麼是在淡化當地局勢，要麼就是在向全國其他地區誤報情況，因此他們憤怒地燒毀了當地的文化廣播公司（MBC）電台。

隨著出租車和公車司機們大無畏地向軍隊和警察陣地的進發，群眾規模開始增加，同時也隨著新的工人階層的加入鬥爭而變得更加強大。盡管擁有著強大的火力，但士兵們還是被迫撤退到了政府大樓內部。到5月21日，成千上萬的人走上了街頭，與將自己駐扎在省政府大樓和其他幾個地點的軍隊對峙。

工人民兵和工人力量

經過最初的成功反擊，群眾士氣大增，並決心將士兵趕出光州。然而，士兵們的陣地戒備森嚴，且還擁有著直升機和裝甲車。而群眾所使用的簡易武器和民用車輛無法解決問題。於是，工人們明白了武裝自己的必要性。

一些光州的工人戰士們前往了附近的礦業城鎮，從礦工那裡獲取了炸藥，並呼吁礦工加入他們的行列。其他人則搜羅了光州和附近縣的警察局，以獲取槍支和彈藥。工人們迅速將自己組織成民兵部隊，並取名為「Simin-gun（시민군）」或者說是「市民軍」 。

從廣泛的各種行業中所組成的工人民兵，據《光州日記》的目擊者記述，「包括了從建築工地、小作坊和擦鞋行業來的人；還有撿破爛的、街頭小販、服務員和打雜的工人們。此外，身著後備軍軍裝的中年人們也加入了群眾的行列，為死去的親友們報仇。」

後備軍人的參與尤其關鍵。他們的軍事訓練意味著他們可以為基本上即興發揮和缺乏經驗的工人民兵組織帶來組織化的訓練，其被編成了清晰的戰鬥細胞。此外，他們還為任何願意加入戰鬥的人都進行了軍火訓練。

在這些後備軍干部的帶領下，工人民兵成功地將傘兵們趕出了堅固的陣地，使他們不得不倉促地逃離光州。

盡管許多人在鬥爭中獻出了生命，但這場勝利卻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士氣，促使工人階級將城市控制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雙重政權與來自內部的反動

除了與軍隊的軍事交戰之外，光州的無產階級也開始即興發展自己的階級權力機構，以維持社會的運轉。早在5月21日，樂天糕點(Lotte Pastry)和可口可樂工廠的工人就負責了向群眾分發麵包和飲料的責任。而食物分配網絡則是由小商販和家庭主婦自發組織起來的。

隨著新的階級秩序在光州的出現，便有了這樣欣欣向榮的場景：

「戴著面具的民兵開著車跑遍了全城，把槍對著窗外，邊唱歌和邊高呼。他們的車上寫著血字：『結束戒嚴！』和『打倒全斗焕！』他們就像是凱旋歸來的士兵。戰士們走到哪裡都收到了歡呼，他們從家庭主婦那裡得到了食物和濕毛巾，從藥劑師那裡得到了滋補飲料，從小商店老板那裡得到了香煙。他們回答群眾的各種問題並講述著戰鬥中的故事。盡管後來有人將民兵及其盟友們描述為醉酒的暴徒，但其實並沒有人喝酒。」

「黎明時分，郊區的民兵小組在與傘兵進行了通宵戰鬥後返回了城市。他們聽說了政府撤軍的消息，並且正准備著迎接戒嚴部隊的迫在眉睫的入侵。這些小組還必須對城市進行監管，並在光州公園前重新組織起來。幾個年輕人在被征用的車輛上塗上了數字，開始指派司機。小型汽車用於傳遞信息；而更大的車輛則被用於人和物資的運輸；吉普車用於偵察和巡邏；以及還有戰鬥內獲取的軍用卡車。而已登記的司機則被告知要鼓勵其他的戰士也要登記一下他們的車輛。」 （摘自《光州日記》）

一個以無產階級權力為基礎的新權威正在興起。然而與此同時，混亂和反動的一個重要來源卻並不是來自於政權，而是來自其城市內部。

雖然權力在實際上是掌握在了工人的手中，但他們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與工人力量平行的還有光州先前便存在的統治階級分子，而他們現在並沒有軍隊或警察部隊作為靠山。這些人表面上反對著軍隊的鎮壓（他們怎麼能不反對呢？），但他們的全部活動卻都致力於扯工人階級的後腿。而也正是由於工人並沒有果斷宣布奪權，全羅南道的副省長丁時采（정시채）才得以召集全市的資產階級分子組成了一個「市民處理委員會」。

這個機構的構成絲毫不能代表群眾。相反，它是由「傑出公民」組成的：十五名神職人員、天主教神父、律師、政府官員以及大商人。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談判向政府投降，讓工人們以為這是改變社會的唯一途徑。

雖然處委會在工人群眾之間並沒有強大的威信，但當時卻也沒有一個革命政黨可以幫助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治領導，以掃除處委會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並努力在全國範圍內傳播反叛並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沒有這種觀點，又被處委會的第五縱隊不斷地挖牆腳，起義便只能被限制在了軍方所建立的封鎖範圍內，並逐漸失去氧氣。

光州的淪陷與美帝國主義的角色

與處委會所告訴工人們的安慰性的信息相反，軍方並無意和平結束戰鬥。反之，全斗焕政權正忙於獲得美國的支持，來使光州鮮血塗地。而全斗焕最終得到了他所尋求的批准，5月27日，政府軍步兵和機械化步兵的5個師團——總計20,000多人——從四面八方逆襲光州，鎮壓了起義。武裝直升機則被動用來向群眾直接開火。

反革命導致了無數人的死亡。不同時期的官方數據都僅將死亡人數計算為數百人。但許多消息來源都表明，真正的傷亡數字可能是數千人。而鎮壓的殘暴則給光州群眾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且仍能感受至今。

美帝國主義完全是這場反革命血腥屠殺的同謀。美軍和使館都清楚光州起義的社會影響，並依舊給予全斗焕政權支持，盡管其一直逃避著官方責任。

但是沒有美國的同謀，這樣的大屠殺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在韓美聯合司令部的指揮結構下，任何大規模軍隊部署，尤其是像全斗焕所使用的那種動員規模，都必須得到當時是約翰·威克曼將軍(John A. Wickman)所作為美國指揮官的明確批准。

此外，據獲得當時美國官員與南韓政權通信記錄的資深美國記者蒂姆·肖羅克（Tim Shorrock）稱，早在光州起義之前，全斗焕就已經在與美國討論對南韓各地的抗議活動進行軍事鎮壓了。而隨著光州鬥爭的全面展開，美國駐南韓大使威廉·格萊斯汀(William H. Gleysteen)則一度恐慌地要求鎮壓光州：

「5月23日，在白宮會議幾小時後，格萊斯汀先生致電代理首相朴正熙，傳達了美國的立場。而在討論中，格萊斯汀先生則回復說：『我想說，5月17日的政策決定真是讓我們大吃一驚。』然而，這兩位官員則『一致認為有必要采取堅決的防暴措施，但隨之而來的政治鎮壓卻是政治上的錯誤，並且其顯然助長了光州秩序的嚴重崩潰。』」

「格萊斯汀先生還指出，美國『正在盡我們所能為恢復秩序做出貢獻』，並還引用了前一天在華盛頓發表的官方聲明及『當被要求將聯軍 [交給]南韓指揮部在光州使用時，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組文件中，肖羅克發現，與南韓軍政府所兜售的對外宣傳相反，美國實際上完全理解北朝鮮與光州起義完全無關：

「國防情報局(DIA)於1980年6月5日的一份報告，以及根據南韓軍方內部未具名的消息來源，都令人吃驚地聲稱道，在5月27日起義被鎮壓後，光州地區約有2,000人『獲得了武器並發動野戰』。雖然叛亂行動中的參與者向我方觀察者否認在光州附近的被韓軍嚴密巡邏的山區內任何此類活動，且自豪地表示『（有人）進入山區並不是共產黨的啟發』，而『叛軍……是全羅南道人民的真正代表。』」

「此外，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公開嘲笑了全斗焕聲稱北朝鮮干預的說法。這可以從國防情報局的一份秘密電報(日期為1980年6月2日)中看出，該電報稱南韓國防部的一份官方報告中說明，一名北朝鮮特工在光州『煽動示威者』後在首爾被捕。對此，美國國防情報局將南韓軍方關於『共產黨滲透』的說辭歸結為『數據是片面的，有些被扭曲過的』。而美方分析師則有點諷刺地補充說：『南韓政府希望我們相信，（為了對抗）這些匪諜煽動(原文如此)……軍政府是為了順從民意才擴大戒嚴的。』」

簡而言之，美帝國主義並沒有將對光州的鎮壓看待為同北朝鮮政權的軍事衝突，而是針對南韓工人階級所發動的的社會戰爭。他們害怕真正的民主工人力量會在南韓興起和傳播，並在東亞重新掀起革命浪潮。

對革命蔓延的恐懼也解釋了為什麼北朝鮮、中國和蘇聯的官僚政權對鎮壓光州工人表現出了完全的被動態度。對於光州群眾所遭到的殘酷鎮壓，這些政府僅僅做出了純粹像征性的口頭譴責。

如果他們是真正的革命政權，那麼他們就會動員一切可用的資源來支援光州起義者，並幫助南韓工人趕走資本主義和美帝國主義。但事實上則是，它們都是由官僚專政統治的畸形工人國家，他們對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恐懼遠勝於害怕帝國主義的力量。幫助光州工人權力的發展會違背他們作為寄生官僚機構的利益，甚至還有可能會鼓勵本國工人效仿。

保護工人抗爭遺產

盡管光州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最終以慘敗告終，但在南韓其他地方的反獨裁鬥爭卻持續得有起有落。到1990年代，大規模罷工和抗議再次出現。然而，這些反獨裁運動的領導權卻落入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手中，他們構成了今天南韓民主黨的基礎。

這些人沒有推翻資本主義或讓工人階級掌權的意圖。相反，他們將群眾鬥爭的能量導向合法渠道，並在美國的默許下推進了漸進式的變革。結果就是當今在南韓的有限資產階級民主體制，不僅保留了美帝國主義的駐軍，且前獨裁政權的許多要素也同樣被保留了下來。

而那些與過去的獨裁者有直接聯系的人，則在財閥寡頭的支持下，構成了南韓現代右翼保守陣營的基礎。他們甚至能夠通過選舉贏得幾屆總統大選，其中就包括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以及今年就任的尹錫悅。

而光州以及無數南韓階級戰士的屠夫全斗焕則畢生都沒有受到任何制裁。「民主化」後的制度，仍然讓他像這樣的人占據高位，且安享晚年。這名終其一生都在剝奪年輕生命的殺人魔，居然得以以90歲高齡安逸離世。

盡管獨裁統治已經消失，但同樣的資本主義體制和殘害南韓工人的統治階級卻依舊存在。因此，南韓無產階級的任務還仍然沒有完成，他們與世界工人一起爭取解放的歷史還沒有結束。然而，光州起義已經在這段歷史上確立了不可抹去的地位。它毅然地展示了工人階級掌握在手中的潛在力量。

因此，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階級戰士都有責任保存光州的記憶，讓各地的工人都能從中汲取靈感和啟發，直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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