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國大革命》這篇文章原本是艾倫．伍茲在1989年為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寫。他在1999年加上了新的序言。伍茲解釋了革命之中的內部張力，以及群眾在革命中的重要角色。（翻譯：Henry Chan，校譯：大王，原譯本刊登於香港「夜貓」網站）

以下這些文章是為慶祝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所寫，當中所述的事件，至今依然具啟發性及參考意義。對現代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運動家而言，法國大革命的種種細節，蘊含海量的學習資源。所以，現在重發這些文章，本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過，因為文章是在十年前（譯按：1989年）所寫，當中提及當年的政局，也許對現在的關係不太大，尤其是提到戈爾巴喬夫（Gorbachev）改革的部份，現在彷已成了久遠的往事。不過，當年所有人都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歡呼喝采的時候，我們藉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分析了為何這些改革最終會失敗，而我們的估計亦成為了真實。蘇聯極度腐朽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沒有帶來一個通向真正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反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為前蘇聯的人民帶來最為災難性的後果。不過，這並不是這些文章的主題。

起初我曾經打算重寫這些文章，但這又太花時間，所以我決定就這樣重新發佈，但加上一篇序言，以聚焦和探究其中的某些主題。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法國的革命，與俄國革命一樣，是影響整個世界的歷史事件。現代的社會主義者，如果要了解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就應該深入研究1789到1793年的事件。同樣地，如果要了解俄國革命之中斯大林主義所導致的倒退，研究法國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的崛起就是很有價值的線索。

今日，柏林圍牆已倒下十年，資產階級發動了前所未見的大反擊，對抗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這波反擊所圍繞的信條是：資本主義是唯一可能的制度。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釐清這個謊言，向人們揭示資本主義跟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的政權一樣，注定是要失敗的。理論層面的探討，對革命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年一整代優秀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持續地對建制進行激進的批判，為革命鋪路。而今日，革命理論的重要性更加明顯。社會內現成的制度、道德、宗教、政府和偏見，都是變革的重大阻礙，它們必須被挑戰和揭發，才能促進社會的改變。

群眾的角色

仔細研究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就能夠反駁所謂「革命只是一小撮人的煽動」的詆毀。革命向前的每一個階段，都由群眾推動。而當群眾的熱情開始冷卻時，革命就立即終結，而且不進則退，轉為走回頭路。這在法國和俄國也同樣發生了，直接導致反革命，首先是「熱月政變」（譯按：革命政府領導人羅伯斯庇爾及雅各賓派其他二十一人被逮捕及處死），然後是波拿巴派崛起。讀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後，很難不為革命群眾的成就感到驕傲。這正是切實的證據，足以否定所有質疑群眾強大潛能的懦夫。

托洛茨基認為，所謂「革命」，就是群眾（也就是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投身政治，決意親手掌握自己的生命和命運的時刻。革命把社會從根本地改變，使本來處於被動和「非政治化」的人民也鼓動起來。女性在法國大革命中的角色就是十分貼切的例證。1789年10月5日，是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六、七千名巴黎女性在傾盆大雨之下向凡爾賽宮進發，要求食物以及迫使國王遷到巴黎居住，使男人們因為自己的不作為感到羞恥，一同加入這個被稱為「麵包師傅、妻子和兒女」的遊行，並把法國國王變成革命群眾軟禁下的囚徒。

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固然是偉大的人，米拉波（Mirabeau）是優秀的演說家和政客；丹敦（Danton）不論生前死後，都是革命的旗號，在革命處於嚴峻關頭時的集結點；而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儘管有其過失，但始終代表著雅各賓派中最傾向巴黎貧苦大眾和半無產階級的一翼，維持著革命的動能。毫不意外，日後的資產階級的評論員往往會把用盡最毒辣的言論，去抵毀那些始終堅持傾向貧苦大眾的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經歷一代又一代的史家醜化，現在才終於勉強獲得承認。但馬拉（Marat）這個優秀而勇敢的人，至今仍然被視為無關重要的死者。至於埃貝爾（Hébert）這類群眾領袖，則是往往被完全無視。

但是，革命之中最重要的主角並沒有名字，他就是革命群眾本身，是在整個過程之中無數的無名英雄。不少歷史分析之中，群眾要不是被忽視，要不就是被視為一群因為受苦所以就造反的愚昧動物，但這種認知並不公允。群眾自發的運動，的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也不是全然「自發」。這些運動一定有自己的領頭人，運作著各種有如政黨般的組織，只是絕大部份的名字也沒有流傳下來。

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單位，尤其是在巴黎，是協會和秘密組織。這些革命協會的重要性不可能被低估，因為其中最著名的協會，正是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憲法之友協會」）。在這些地方，群眾會辯論當日最熱門的議題、聆聽最受歡迎的領袖演說、去歡呼、去責備、去辯論——還有去做決定。通過這些革命協會，群眾向國民議會的民選代表施加壓力；他們動員這些群眾表達意見；他們成為表達不滿的渠道。其實這種模式很像蘇維埃，革命的進展就在不同協會的崛起和衰落所體現出來，而比較激進的一方總是勝過比較溫和的——直至革命終於退卻，因疲憊而止步。類似的過程在17世紀中期的英國革命也同樣發生，當時克倫威爾（Cromwell）的「新模範軍」就同時有著革命協會和蘇維埃的角色。

到了1790年底，雅各賓俱樂部有1,100名成員——也就是差不多整個激進中產階級都參與其中。到君主制終於被推翻時，有另外超過一千個組織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而成員亦包括了越來越多的工匠和其他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雖然領導層仍然是牢牢控制於羅伯斯庇爾這種中產專業人士之手。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和其他地區的公社都模仿這樣的模式。在1789年6月，三級會議中的407名民選代表，在巴黎市政廳成立了一個非官方的地區政府。到了同年12月，多次地區起義過後，法國市鎮和村落已經遍佈同類的組織。這些組織很多都成為了日後革命運動的組織，尤其是在巴黎，但在很多其他地方亦如是。

1792年8月，巴黎的工人階級為主的地區爆發了起義，人民攻入杜樂麗宮，逮捕國王。他們要求男性普選和成立新的國民公會取代立法議會，同時成立了巴黎革命政府，或稱為「公社」，羅伯斯庇爾獲選為代表。公社由巴黎雅各賓中的激進派把持。實際上，這情況就像俄國二月革命後的雙重政權，巴黎公社長期向並立的國民議會施加壓力，為羅伯斯庇爾和其他左翼雅各賓派提供力量。在公社的壓力下，男性普選單議院制的國民公會終於在1792年底成立。這就是推動革命前進的力量。

關於暴力

革命的敵人永遠會以暴力和流血，試圖玷污革命的形象。事實是，群眾的暴力是對舊統治階級的暴力無可避免的反彈。「恐怖統治」﹙the Terror﹚之暴力，源於應對內外的反革命敵人推翻革命政權所施行的暴力的需要。革命政府向所有跟隨法國的腳步，為自由而戰的各國人民提供「友誼和援助」。法國大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體現於國民議會的十二月決議：在所有革命軍佔領的地區，廢除所有封建義務，充公教會和貴族的資產。歐洲的戰爭不再是貴族間的矛盾，而是一場革命。這是法國革命軍隊對抗君主制封建反動力量取得極大成功的原因。

因為革命戰鬥的需要，然後有革命的專政。革命黨人專政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當時法國對外要面對封建制國家的軍隊，對內則要進行階級鬥爭。羅伯斯庇爾領導的國民議會，用了很多措施對付富人，尤其是暴發戶，另外也有很多惠及窮人的措施。稅收和充公財產都是為了重新分配財富、《全面限價法令》嘗試透過限制加價，控制通脹。一開始，恐怖統治是群眾的武器，用以對付革命的敵人——貴族、地主、奸詐的資產階級和頑固的教士。的確，當中有很多其他人受害，尤其是在內戰頻仍的地區，但初心是為了消滅和嚇唬反動勢力。連David Thompson這個經常批判羅伯斯庇爾和「恐怖統治」的歷史學家都承認這一點。

「雖然十分殘暴，」他寫道，「但和現代的獨裁統治相比，恐怖統治算是溫和而且有針對性。」（David Thompson，《拿破崙以來的歐洲》，Europe Since Napoleon，第41頁。）

不過，當革命開始衰落，「恐怖統治」的槍口指向了革命份子，這有著根本性的分別。羅伯斯庇爾死後的「白色恐怖」（the White Terror），除了90名雅各賓領袖被即時處決，也有無數革命份子被秘密地殺害。雅各賓派的改革被反改革取代、《全面限價法令》被廢除、流亡的反動份子被允許回國，同時革命份子則被殺或囚禁。David Thomson這樣描述新的督政府及其支持者的階級本質：

「支持督政府的新統治階級，和後期的國民公會一樣，包括生意人、金融界、軍火商和地主農——所有從革命和戰爭之中賺得最多的中產階層。這些新的富豪，品味庸俗而且沒有道德，只是想鞏固和增加自己的收獲。」（David Thompson，《拿破崙以來的歐洲》，Europe Since Napoleon，第44頁。）

法國與俄國

以上的形容，基本上可以整個套用在俄國在列寧死後，篡奪政權的暴發官僚。他們迫害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如同熱月黨的反動份子迫害雅各賓派。在這兩個情況，我們看到的都是在群眾被多年的努力和犧牲過後，開始跌回被動和漠不關心的態度，小資產階級就抓緊時機進行反革命。這是法國雅各賓派和俄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在對抗道德和知識方面都遠遜於他們的對手時，遭遇失敗的原因。

當然，法國大革命的階級組成與俄國十月革命是十分不同的。所有歷史的類比都有它的限制。熱月黨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真正得益的新資產階級代表，斯大林主義官僚則不是一個階級，至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指那個意思。它不是擁有生產資料，而是寄生於工人國家，它的權力和特權來自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國有財產形式。為了保住這些財產形式免被俄國資產階級搶走，斯大林主義者可以利用工人階級去攻擊富農和生意人。但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回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民主蘇維埃政權，而是建立一個諷刺的、野獸般的獨裁工人國家。在法國，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帶來了資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但在俄國，斯大林領導之下，無產階級革命的倒退，導致了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

基於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本質，其實沒有任何其他可能的結果。的確，貧苦大眾的參與造就了法國大革命的成功，達到了只有資產階級的反抗不可能達到的高度，但得出結果卻是，群眾繼續受壓迫，需要被「教訓」！於是整個1795年爆發的一連串起義都被血腥鎮壓，尤其10月在巴黎的起義，就被巴拉斯（Paul Barras）將軍和他的手下拿破崙．波拿巴打得血流成河。

大革命的終章，是1796年由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領導，史稱為「追求平等的密謀」（the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的事件，是絕望之下的最終嘗試。先賢祠協會（the Society of the Panthéon）在巴黎成立，希望阻止革命跌入反動，以及反對富人的權力和特權。大革命的舊夢被重新喚醒，以前的雅各賓派積極參與協會，在墓穴之內拿著火把會面，又發行自己的報紙。在意識到這協會很可能會成為下次起義的領頭人後，督政府在1796年2月派了拿破崙親自領軍遣散協會。

協會之中的極左派，由巴貝夫領導，並建立了一個六人委員會去預備起義。但這只是空洞的組織，當中的骨幹早已經瓦解。巴貝夫的運動，發生得太早，也太遲。在運動已經壽終正寢、到達了其歷史限制的時刻，才注入新的氣息，已經太遲；但在社會主義未成氣候之際，以其口號發動革命，則來得太早。所以，由一開始，巴貝夫的密謀就注定失敗。它的目的是很理想主義的：喚回1793年的憲法和大革命開初的理想。時光倒流當然是不可能，但巴貝夫的運動同時指向未來，不是回到1793年，而是面向工人階級為了社會主義的鬥爭進發。他把「平等共和國」、廢除貧富差別的共產主義理想寫進了他的旗幟。

常言道，「教會是建於烈士的血之上」。其實革命和更廣泛的所有工人階級運動也一樣。巴貝夫的平等革命是一次勇敢的對抗，喚醒了後來很多個世代的人民。我們不能怪責組織者，沒有理解到當時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未發展到能夠實現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因為這是半個世紀以後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重要的是，他們始終站在人民的一方，永遠沒有放棄，寧願赴死也沒有投降。他們被打敗——也注定被打敗——但他們為後世留下了一面旗幟和一個傳統。同樣地，俄國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對抗斯大林派政治反革命的鬥爭，建立了一個後世可以立足之上的傳統。他們犧牲了自己，使革命的傳統得以保留下來。

巴貝夫遠遠不是僅僅在造夢，他是一個切實的革命家，而且切實地一步步計劃一次成功的起義。他的準備十分充足，儲存了武器、屯積了彈藥、仔細計劃了如何發信號去攻佔主要公共建築和食店。但致命的弱點，其實在其重心放於滲透軍隊、警察和政府的時候已經能看出。這是默認了形勢的改變，而群眾都疲憊而被動。他們的不滿只能是小聲甚至無聲的責罵督政府，以前的好戰精神已經消失。這也是為甚麼巴貝夫要把過份的希望放於滲透軍隊和政權。在這個情況下，運動只能密謀地進行——也就是一個在群眾背後策動的運動。

這樣的運動，很容易就被政府滲透。就像斯大林這個前任布爾什維克，自然清楚知道小型革命組織的危險一樣，督政府的前雅各賓派也對革命戰術非常了解，亦因而能夠由一開始就安插間諜在這些密謀家之中。在起義當晚，他們就毅然出擊。起義領導者全部被逮捕審判。這根本是斯大林「作秀公審」的開山始祖，為的是唬嚇群眾，以及所有想要挑戰這個新的貴族社會的人。審判是在一個特別法院（也就是肯定會判處想要的結果）進行，持續了三個月。不過這就是與莫斯科審判的類比結束的地方。斯大林那邊的受害人，完全沒有任何辯護或者表達意見的機會，但巴貝夫至少能在法庭上攻擊政權和宣揚自己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想。在巴貝夫體面地為自己辯護後，他嘗試自殺，以逃過上斷頭台的命運，但卻失敗。巴貝夫的處決，標誌著白色恐怖的落幕，法國大革命的結束。在此之後，所有的事件都只是倒退。

在腐敗的督政府過後，是同樣腐敗的波拿巴的一人獨裁，重建了舊貴族秩序的一切門面裝潢，但保留了大革命的主要社會經濟得益：土地劃歸於農民。於是波拿巴及其繼承人得到了法國農民的瘋狂崇拜。波拿巴主義，說到底就是以武治國——是一個軍事強人的個人獨裁統治。但同時它也有另一個特色，波拿巴主義的獨裁者往往會平衡各階層的利益，把自己塑造成國家的化身，站於所有階層之上、正與邪之上。在針對左翼的極度迫害之後，督政府把天秤推得太右，令國民公會中的君主主義者越來越過份。1797年9月，督政府被迫請求波拿巴協助驅逐國民公會中剛獲選的君主主義代表，這一步令波拿巴化身成法國的最高仲裁者。之後的一連串事件，都只是為必然的結局鋪路。11月9日，波拿巴在巴拉斯和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支持下，政變奪權。新憲法真正準確地描繪波拿巴政權的本質：「從下以來的信心，從上以來的權力。」

正如斯大林會吸納沙皇時代的官員，拿破崙的隨從之中也有很多前君主主義者，很多舊政權的門面裝潢也重新出現，法律以反革命的精神改革、女性的地位在父權思想下退化，妻子從屬於她的丈夫，離婚變得更為困難。最重要的是，新法典極為強調私有財產的神聖地位，同時也保障那些從貴族和教會奪取土地的人民的產權，這拉攏了很多農民，因為他們大多在革命中取得社會經濟上的得益。單是這個保證，就解釋了法國農民（也因此是整個法國軍隊）對拿破崙極度盲目的忠誠。

這些對法國大革命的些許反思，固然不是事實的全部，但如果這些文章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繼續鑽研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最後到達必須的結論，這些努力就不會白費。

倫敦，1999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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