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第20屆德國聯邦選舉的結果顯示，德國兩極分化的進程仍在繼續。公眾輿論從未如此動蕩，選民從未如此猶豫不決，議會也從未如此四分五裂。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系正處於危機之中，但在這次選舉中卻找不到階級鬥爭的替代方案。（按：原文發表於2021年9月30日，譯者：洪磊）

這次選舉中，最大的輸家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派，即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基督教社會聯盟（CSU），以及他們的總理候選人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基民盟在聯邦選舉中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差的成績。它最終只獲得了18.9%的選票。基社盟的得票率為5.2%，只是剛剛超過了5%的門檻。基民盟和基社盟總共獲得了24.1%的選票，下降了8.9個百分點。

與上一次大選相比，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得票率增加了5.2%，但這依然是其在聯邦選舉中倒數第三的成績。社民黨現在能夠在四個立法期後再次提名一位總理。自由派的綠黨也取得了強勁的收益，盡管他們沒能接近民意調查中28%的短暫高峰。他們獲得了14.8%（+5.8%）的選票，成為了第三大強勢力量。同屬自由派的自由民主黨（FDP）也以11.5%的得票率在此次選舉中略占優勢。

除基民盟外，種族主義黨派「德國另類選擇」（AfD）和左翼黨（DIE LINKE）的選票流失尤為嚴重。選擇黨的得票率為10.3%（-2.3%），但還能夠保持其選民基礎的穩定。左翼黨的得票率則為4.9%，未能達到5%的目標。與上次大選相比，它的得票數幾乎減半了。只是由於贏得了三次直接授權，它才得以作為一個議會團體重新進入聯邦議會（Bundestag）。

8.7%的人投票給了沒有進入聯邦議院的其他政黨。選民投票率為76.6%，與上次選舉相同。近1500萬合格選民沒有投票。因此，不投票者就是最大的「政黨」。此外，有950萬名達到投票年齡的外國公民或德國境內的無國籍人士沒有被允許投票。

社民黨的險勝

這次選舉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非政治化。然而，需要討論的問題並不少，例如氣候變化，特別是在經歷了7月災難性的洪水、Covid-19全球疫情、經濟危機等等事件之後。但焦點卻集中在了各黨派之間的政治人物聲望競爭上，因為沒有一個黨派能給民眾提供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他們的方案彼此之間只有很小的差別。因此，各政黨總理候選人的個人支持率對其政黨的表現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奧拉夫·肖爾茨（Olaf Scholz）。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選舉似乎將會是基民盟/基社盟和綠黨之間的決戰，但選民對媒體關於這兩個政黨的喋喋不休感到厭倦。然而，社民黨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其支持基礎的強大，也不意味著它的危機正在減輕。//圖片來源：Steffen Prößdorf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選舉似乎會演變成綠黨和基民盟/基社盟之間的競賽，資本的各個派別也都在支持這些政黨。一場爭奪第一名的肮髒的媒體大戰隨之而來。例如，整個媒體都在討論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如候選人簡歷中的錯誤；綠黨頭號候選人安娜琳娜·貝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一本書；以及拉舍特在7月洪災之後、在社民黨的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Steinmeier）發表演講時被發現在台後竊笑。然而，資產階級戰略家顯然高估了對綠黨和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的穩定程度。在這場媒體宣傳戰中，民眾對各黨派和政治家普遍感到不滿和不信任，多年來的虛假承諾更是火上澆油。拉舍特和貝伯克最終都在這場媒體的舌戰中引火自焚。

與此同時，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奧拉夫·肖爾茨的聲望也得到了提高，從而加強了社民黨的實力。僅因為他不是另兩位候選人之一，他就得到了優勢，而且在基民盟掌權的四個立法期後，人們普遍希望防止基民盟領導的政府再次出現。肖爾茨是相對不太邪惡、獲勝機會最大的人。

然而，社民黨在選舉中的上升勢頭並不意味著它幾十年來所陷入的危機的逆轉。肖爾茨之所以獲勝，並不是因為社民黨的方案。社民黨並沒有得到顯著的成員增長，也沒有像馬丁·舒爾茨（社民黨）2017年在社會問題占據中心舞台時競選的那種熱情。社民黨只能在其持續的危機中享受短暫的喘息機會。

誰會分得最大的一杯羹？

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漫長的政府組建階段。兩個自由派政黨，即綠黨和自民黨，在2017年的分歧使他們無法在政府中分一杯羹後，希望進行「預談判」。兩黨現在正在為部長職位的談判制定其核心立場。肖爾茨寄希望於一個「紅綠燈聯盟」（取自社民黨、自民黨和綠黨的政黨色彩）。作為選舉的贏家，社民黨在形式上享有占據總理職位的權利。但理論上也不能排除綠黨和自民黨與基民盟/基社盟的聯合。因此，綠黨和自民黨在談判中擁有強勢地位。

就基民盟/基社盟而言，它並不排除自己領導政府的可能性。它正在試探所謂的「牙買加聯盟」（CDU/CSU-FDP-Greens）。事實上，一個由基民盟領導的政府是非常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在下一個立法期內，它引入了不受歡迎的舉措，那麼這將使基民盟/基社盟陷入更深的危機。從資本的角度來看，最好是給該黨一些時間，恢復其作為「反對派」的實力。

談判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一個所謂的「紅綠燈聯盟」，其中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共享權力。這個聯盟將會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進步的政府，適合德國的統治階級——他們需要一個讓民眾抱有一定幻想的政府。// 圖片來源：合理使用

此外，一個「牙買加聯盟」並不會成功地給人留下社會進步的印像。它將使有關各方和資產階級更難獲得他們采取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措施所需的社會支持。這樣的聯盟從第一天起就會非常不受歡迎，也不值得工人和青年的信賴。

很有可能的是，我們將看到一個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的「紅綠燈聯盟」領導的新政府。對公眾來說，它將把自己推銷為一個「社會-環境-自由主義」集團，旨在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實際上，這個政府將采取不受歡迎的措施，就像2000年代初的紅綠政府那樣。

然而，首先，這個聯盟更容易保持人們對它的一種幻想，即它將是一個能夠提供氣候保護、社會改革和技術進步的政府。一個大多數人都對其抱有幻想的政府正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德國資產階級的代表，如紡織公司Trigema的負責人沃爾夫岡·格魯普（Wolfgang Grupp），希望讓社民黨牽頭，並認定它將「負責任地」執政，即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作為最直接代表資本利益的政黨，自民黨的加入尤其說明，工人階級生活推薦的實質性改善必然將被排除在這樣一個「紅綠燈聯盟」的方案之外。

所有政黨內部的危機

幾個月前，在拉舍特（基民盟）和索德（Söder，基社盟）之間為爭奪總理候選人資格的權力鬥爭中，基民盟/基社盟中間的衝突已經達到了高潮。現在，這番衝突正在再次加速。各種傳言正在浮出水面。例如，有人認為索德應該領導聯盟談判並爭取成為總理。薩克森州（Saxony）的總理克雷奇默（Kretschmer，基民盟）再次表示反對基民盟對政府的任何要求。與此同時，諾伯特·羅特根（Norbert Röttgen，基民盟）也暗示了在黨內進行人事更新的想法。拉舍特作為基民盟的聯邦領導人能堅持多久？潛在的權力鬥爭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爆發，將取決於這些聯盟談判會拖多長時間，也取決於設計基民盟的聯盟首先能有多大的現實意義。無論如何，基民盟的危機正在加深。

「德國另類選擇」已經能夠在整體上鞏固自己，並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批認可該黨充滿蠱惑性的種族主義傾向的選民。在圖林根州（Thuringia）、薩克森州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Saxony-Anhalt），它總共贏得了16個直接授權。但「德國另類選擇」也遭受了損失，這加劇了其不同分支之間的衝突。在該黨的發展方向上的衝突將繼續下去，並將削弱該黨的實力。約爾格·默爾騰（Jörg Meuthen）已經在與頂級候選人二人組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和蒂諾·克魯帕拉（Tino Chrupalla）的新聞發布會上對該黨的路線表示了批評。此外，「德國另類選擇」的結果表明，除了蠱惑人心和種族主義以外，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因此目前無法取得與奧地利自由黨（FPÖ）或法國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水平相當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自民黨和綠黨能夠在年輕人和新選民中獲勝。對於很大一部分年輕人來說，氣候危機是一個關鍵的選舉問題。許多人仍然對綠黨抱有希望和幻想，但綠黨將無法用他們的方案來阻止氣候危機。另一方面，自民黨以「自由化」、「數字化」和「創新」為重點，能夠在許多年輕人和新選民的心目中獲得加分。Covid-19的大流行暴露了一些僅在學校和大學中存在的問題。自民黨將無法改變這一狀況，因為它依賴於對富人的稅收減免，同時又主張減少國家債務。它不會為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必要投資規模做出貢獻。年輕人對這兩個政黨的幻想不會持續太久。隨著這些幻想的破滅，這些政黨在選舉中的成功也將隨之粉碎。

政治中間派得到加強？

議會甚至變得比上次選舉後更加分散了。如果我們看一下政黨之間的選民遷移，就會發現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的社會基礎正在減少。社民黨的很大一部分選票都來自於從其他政黨轉來的選民。另一方面，基民盟/基社盟仍然擁有較大的核心選民份額，而這個份額卻大量流失到了其他政黨。兩黨的選民也都在老齡化，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社會基礎。

直到199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都能獲得80%以上的選票。聯盟主要是由一個或另一個政黨與自民黨之間組成的。直到1998年的聯邦選舉，社民黨和綠黨之間才形成了聯盟。2000年代中，所謂政治「中間派」的分化過程開始在德國切實進行起來了。

越來越多的選民遷移表明，社會正在變得政治化，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不再是那些尋找社會問題答案的人的唯一參考點。目前正在取得進展的政黨——綠黨和自民黨——不會為資本主義危機提供答案，因此它們在建立強大的社會基礎方面將遇到巨大的問題。

所謂的「邊緣」可能在這次選舉中失利，但中間派卻沒有得到加強。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和左翼的左翼黨都無法證明它們自己是現狀的替代者。然而，中間派確實正在瓦解。社民黨和基民盟/基社盟正在衰退，而自民黨和綠黨也只是政治化和兩極分化過程中的中間站而已。

情勢為何會如此發展？

政治制度危機的基礎是資本主義世界性的普遍危機及其社會後果。這場危機始於1970年代，並一直在慢慢向前演進。自1970年代以來，德國的失業率開始增長，2005年達到了11%，是有史以來最高的失業率。與此同時，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下降。德國的資本家階級及其國家機器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為了遏制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增加他們的利潤，制定了裁員政策。

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所謂的「2010議程」和21世紀初的其他反向改革舉措，這些反向改革是當時由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社民黨）領導的紅綠政府所推動的。這些舉措對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最重要的是，這些舉措加劇了剝削。

因此，工資較低的部門有所增長，自2011年以來影響了24%的有保險的雇員。非典型的就業增加了。超過800萬工人從事非全日制工作。另有700萬人是邊緣性就業。臨時工、偽自雇、零時合同和固定期限就業都有了巨大的增長。在35歲以下的雇員中，超過60%的人是以固定期限的方式就業的。

這種非典型就業的擴大降低了失業率——2019年有4500萬的就業記錄——但同時，工資份額與2000年的水平持平。這意味著，盡管就業人數大幅增加，但2019年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並不比千禧年之初更高。剝削現像也在急劇增加。

其後果便是不平等的加劇。在德國，以基尼系數衡量，不平等的水平在2010年至2019年期間增長了19.3%，且根據政府的第六次貧窮與財富報告，該系數已經達到了0.81。因此，德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雖然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產越來越多，但他們擁有的東西卻越來越少；由於剝削的增加，資本家階級則越來越富有——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這種階級分化，是現在終於落在了德國頭上的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基礎。階級分化也導致了政治分化，因為人們開始質疑現有的秩序，並開始尋找個人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

梅克爾時代的結束

自2000年代以來，發生了許多危機，盡管從2000年梅克爾（Merkel）登上總理寶座開始的梅克爾時代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時期。最大的危機是金融危機、歐元危機、難民危機和Covid-19疫情。她之所以能夠經受住這些考驗，是因為她非常靈活地根據情況調整了她在各種問題上的立場，首先是為了適應資本家的利益和需求。

梅克爾時代盡管被視為德國的穩定時期，但實際上它也受到了一些危機的衝擊。然而，梅克爾以靈活的方式處理了這些危機——例如，在2015年的難民危機中，她從反對「多元文化」的仇外立場轉向了將自己描繪成一個人道主義者。//圖片來源：Raimond Spekking

在歐債危機中，德國政府特別熱衷於拿希腊做例子，以鞏固德國的政治主導地位，並保持歐盟的團結。在難民危機中，梅克爾突然采用了人文主義的語氣，並公開表示支持救援一些難民。這是必要的，首先是因為絕大多數人對難民感到團結，但資本家也認為難民的湧入是非常方便的，因為在相對上升的時期，他們可能會壓低工資標准。直到這時，梅克爾采取的立場還都是「多元文化社會已經失敗」，認為穆斯林不願意融入，並強制移民融入「德國文化」。在難民危機暫時得到解決後，她又重新開始奉行排外政策。

隨著國際政治的重大動蕩近在咫尺：美國、中國和歐盟之間的經濟衝突；工業數字化的競爭；歐盟緊張局勢的加劇；氣候危機，以及大流行病政策的經濟後果，即將成立的聯邦政府將發現自己可以依靠的穩定支柱少得多了。這將摧毀一切存在於其中的幻想，而將給群眾留下一種痛苦的感覺，即所有政黨都是同樣糟糕的。這只會加劇所有政黨和整個政治體系的危機。

只要不與資本主義決裂，事件的走向就會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決定。對工人階級和青年人的攻擊將會增加。即將離任的政府在大流行期間推行的政策只是加強了這種發展態勢。中央銀行和政府分發的大部分錢都給了大公司，以挽救它們的利潤。迄今為止，這些措施已經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9%。工人階級在某個時候將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更不用說氣候危機的代價了。

工會的危機

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推翻資本主義才能解決。但勞工運動的群眾組織對此並不感興趣。大型工會的領導層——德國工會聯合會（DGB）——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協助著管理危機。德國近年幾乎沒有任何罷工活動。裁員、關閉工廠、逃避集體談判以及資產階級和政府的其他攻擊也都沒有受到抵抗。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工會的這種弱點變得格外明顯。工會領導層幾乎沒有對政府的措施提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批評，也沒有提出任何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有可能克服工人之間分歧的替代方案。在選舉活動中，他們沒有宣布效忠於任何政黨，也沒有解釋他們將如何實施對下屆政府的要求。

因此，德國工會聯合會下屬的工會對這個選舉結果也負擔有一定責任。由於沒有工會的觀點和階級鬥爭的領導，社會的兩極分化主要是沿著所謂「中間派」的資產階級政黨的界限展開的。

德國左翼黨的慘敗

左翼黨扮演了類似的角色，因此也給自己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左翼黨的聯合主席蘇珊·亨尼格-維爾索（Susanne Hennig-Wellsow）評論說，該黨的結果是其過去的錯誤造成的。我們當然可以同意這一評價。亨尼格-維爾索女士成為黨領導本身就是該黨錯誤的表現。在她的執掌下，左翼黨的階級合作進程明顯加快了。

左翼黨的失敗是其在勞工運動，特別是工會中的根基嚴重削弱的結果。與此相伴的是，該黨一直在與社民黨和綠黨眉來眼去，並且隨之發生了黨綱的右移。這一點在兩位頂級候選人迪特瑪·巴奇（Dietmar Bartsch）和亞寧·維斯勒（Janine Wissler）的「直接方案」中得到了尤為清晰的說明。該方案提前清除了左翼黨的一切特征，希望能成為紅-紅-綠聯盟（社民黨-左翼黨-綠黨）的一份子。該黨在這次競選過程中放棄了一切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真正的社會改革方案，這是左翼黨注定失敗的決定性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在基層將如何討論和評價這次選舉的失敗？左翼黨的危機將在這次選舉失敗後出現，且目前還沒有反對派能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而奮鬥。該黨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活躍的，而且缺乏前景。在黨的領導層和組織架構中，存在著五花八門的改良主義流派——他們都要對選舉結果和黨的總體軌跡負責。一個左翼政黨如果不把自己作為一個嚴肅的、激進的選項，卻在綱領上與更大的社會民主黨保持一致，那他們的存在就是多餘的，也必然是沒有說服力的。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社會主義方案——一個面向工人階級及其鬥爭的堅定方向，以及在工作場所、工會和街區建立真正的結構。簡而言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真正支持社會改善、反對資本和政府的緊縮政策和攻擊的政黨，也就是說要有一個真正代表替代方案的政黨。它將被視為一個足以替代現狀的選項，並能夠贏得大多數工人對其綱領的支持。

未來的階級鬥爭

最重要的鬥爭之一是成功的「征用德意志房屋公司」（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公投，其中由居民投票決定征用柏林私人房地產公司的財產。這次公投由一個基層運動建立了兩年多，獲得了56%的贊成票和38%的反對票。這是柏林公眾情緒的一次突破性表達。但它也說明了整個社會的普遍情緒。大多數人對工人階級在私有財產上的立場持開放態度，並贊成征用地主和房產大亨的財產。

Covid-19危機和氣候變化的後果都要求工人階級采取革命性的解決方案。超過40%的人口希望能有根本性的改變。他們害怕氣候變化，擔心自己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脅。大多數人認為德國的財富分配是不公正的。在這種情緒的基礎上，必須建立起一個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替代方案。只有社會主義方案才能解決勞動人民和青年所面臨的問題、

下一屆政府將是一個危機政府。它的任務是爭取讓德國大多數人接受某種「危機時期政綱」，而這個政綱將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各個政黨已經不受歡迎，或者在人民中幾乎沒有信任度了。這將導致抗議的爆發，以及對政府、資產階級政黨和整個政治體制的破壞。

因此，下一時期的階級鬥爭將會加劇，許多人將得出反對資本主義的結論。我們邀請所有理解了階級鬥爭替代方案的必要性的人加入我們，與我們一起建立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我們正在勞工運動和青年中建立起一股強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潮流，以最終推翻資本主義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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