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動者和獨裁者：什麼是波拿巴主義？
資本主義不斷加深的危機正在全世界造成巨大的政治動盪。這種情況下，「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 政府數量的增加引發了人們對「鐵腕」政治崛起的討論。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本文分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和馬克思關於「波拿巴主義」的概念，以回答這個問題，並為階級鬥爭對當今政治的影響提供一個視角。(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3年八月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季刊，點擊這裡閱讀全部文章）
今天，資產階級評論家們討論的一個共同話題是所謂「強人」領導者的崛起。據說，近年來「民主的衰退」正在產生越來越多威脅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獨裁者。這讓統治階級中「負責任」的一派非常擔心。
去年，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出版了一本題為《強人時代：對領導人的崇拜如何威脅著世界各地的民主》的著作，為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威脅敲響了警鐘。
在他的書中，拉赫曼將一長串的領導人歸入「強人」類別，其包括：普丁（俄國）、埃爾多安（土耳其）、習近平（中國）、莫迪（印度）、歐爾班（匈牙利）、強森（英國）、川普（美國）、穆罕默德·本· 薩勒曼（沙特阿拉伯）、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博索納羅（巴西）、奧夫拉多爾（墨西哥）和阿比·艾哈邁德（埃塞俄比亞）。
拉赫曼的分析集中在列舉入選者表面上的共同點：民族主義觀點、對「全球精英」的排斥、個人崇拜、對社交媒體的控制以及貪腐傾向等等。然而他卻避談產生這些政權的基本過程。
拉赫曼以俄羅斯的普丁政權為例來申論這種政權是如何立足於腐敗和民族主義之上的。但這等於什麼也沒說，因為腐敗和民族主義在任何時候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每個資本主義政權中。俄羅斯的腐敗和民族主義為什麼以及如何在歷史的特定時刻產生了普丁政權，仍然沒有得到解釋。
相反，拉赫曼提供的是孤立的、個別「強人」領導人的表皮樣貌，這使他的「政治」 本質上成為個人特征和奇思妙想的產物。這不僅掩蓋了普丁等政權與川普等所謂「民粹主義」政府之間的重要差異，而且如果我們跟隨拉赫曼的錯誤，那我們也會完全失去正確預期未來發展的能力。
拉赫曼缺乏對每個社會和全球範圍內階級鬥爭的分析。任何試圖理解一個國家及其政治特征，但不評估某一特定時期階級鬥爭的節奏和強弱的嘗試，都會導致膚淺的結論。
另一方面，卡爾·馬克思研究了階級鬥爭的歷史和發展，它的軌跡，以及它帶來的政治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1]。定義我們現在所處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的，既不是專業媒體的輿論導向專家，也不是賄賂到正確的人的總統。它們只能被理解為階級鬥爭中某個特定階段的產物。
在他的書《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分析了另一個「強人」拿破侖三世的崛起。他得出的理論性結論在今天也仍然是分析國家性質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樣用於對所謂「強人」的觀察。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在我們對一個特定政權的性質下結論前，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獨裁專制，我們都需要了解國家在社會中的作用。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一個工具。它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由特定的統治階級所擁有和運作的。例如，現代國家與資產階級利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商業和政府之間有一扇臭名昭著的旋轉門，確保部長和公務員在政府監管者和他們應該監管的公司之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大企業利用威脅和賄賂，迫使政府按照資產階級的利益行事。法院、監獄、警察和軍隊被用來維護富人的私產，而窮人住房和飲食的權利如果不是被忽視，就是後者自己通過階級鬥爭爭取的。
政府部長、高級公務員、法官、將軍、警察局長和其他國家職能部門的職員通常來自於以資本主義的階級觀念培養和教育的狹窄社會階層。在英國，65%的高級公務員曾就讀於精英和專屬的私立學校，65%的高級法官、70%的將軍和65%的政府高級部長也是如此。
國家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這種關係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事實上，自從大約5000年前國家首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它就一直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自從社會被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來，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管理他們之間的衝突，否則社會就會被撕裂。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
「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2]
然而，國家遠不是競爭階級之間的中立仲裁者，它是社會中主導階級手中的工具，以維護其統治地位和財產關係。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3]
這就是為什麼國家當局可以合法壟斷警察、軍隊和監獄使用暴力。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4]
為了成功地維護財產關係，對抗階級鬥爭，並證明其對暴力的壟斷是合理的，國家必須顯得高於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疏遠社會。它必須用威嚴和神秘主義來掩蓋其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角色。
歐洲的封建君主聲稱他們的統治是神聖的，是奉上帝的意志選擇和引導的。另一方面，現代「民主國家」用「投票」、「人權」和「法治」的詞語來掩飾自己。
這些「民主」的外衣有利於資產階級。首先，它們允許整個資產階級通過他們在議會、大眾媒體、司法機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和武裝部隊中雇佣的代表，對國家的基本機關實施控制。
2022年英國特拉斯政府的短暫任期清楚地表明了這點。市場對特拉斯政策的反應，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資本主義機構的尖銳批評，迫使她在就任44天後就下台。只要試問特拉斯是否能將批評她的統治階級關進監獄作為回應，就足以展示資本家和他們的政治家之間的真正關係。
但除此之外，資產階級「民主」也給選民帶來了幻覺，他們可以把個人和政黨投進和投出政權，但同時不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威脅。它增加了一個神話，即國家是中立的，站在社會中各階級的爭鬥之上。
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本主義下最有效的國家類型是民主共和國。
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5]
暴力的壟斷和國家與社會的疏離，對於它作為統治階級武器的有效性至關重要。但在某些條件下，這些東西可以擁有獨立活動的能力。恩格斯解釋說：
「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 [6]
就像「巫師的學徒」一樣，統治階級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國家機器已經發展出它不再能夠控制的力量。
例如，2000年，弗拉基米爾·普丁成為俄羅斯總統，並立即將媒體大亨、銀行老板和房地產大亨古辛斯基（Gusinsky）監禁和流放，因為後者擁有的媒體對普丁持批評態度。
普丁隨後對石油大亨、俄羅斯首富和政治對手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下手。2003年，霍多爾科夫斯基入獄，其財富和資產被沒收。
乍看之下，普丁不是俄羅斯統治階級的僕人，而是他們的主宰。這種以「偉大領袖」 為首的國家機器將自己置於社會其他部分之上的現像，就是馬克思所謂的「波拿巴主義」。
波拿巴主義
作為所謂統治階級的僕人，國家已經不是第一次反過來對付它以前的一些主人了。這種現像的典型是拿破侖·波拿巴本人。
拿破侖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上台的。確切地說，他是在大革命的退潮期上台的。從1789年開始，資產階級、巴黎的半無產階級群眾和法國農民的聯盟終結了君主制，把土地給了農民，並向歐洲封建社會宣戰，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鋪路。
革命的公共安全委員會對試圖恢復君主制的反革命勢力發動了雅各賓式的恐怖。然而，巴黎群眾被他們的成功所鼓舞，開始走得更遠。他們將「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奉為圭臬，開始采取措施反對私產制。
這是革命的最高點，但也引起了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反感。比起巴黎的「暴民」，後者的人數更多，開始將鐘擺擺向另一邊。首先，羅伯斯庇爾和公共安全委員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督政府，它對最革命的分子實施了新的「白色」恐怖，要求恢復「秩序」，他們所指的是新建立的資產階級秩序。
資產階級在1789年號召群眾進行鬥爭，但在推翻了君主制之後，卻不能果斷地控制局勢。鬥爭陷入僵局，暴力成為決定性因素。
在保皇黨人的陰謀和起義（如西部的舒昂黨人）以及雅各賓派在巴黎復活的威脅之間，資產階級渴望「穩定的政府」和一勞永逸地結束「無政府狀態」。
此時的拿破侖，剛剛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並獲得了主要來自農民的軍隊的忠誠，他是許多人一直在尋找的救世主。督政府主要成員西耶斯神父（Abbe de Sieyes），警察部長約瑟夫·福謝（Joseph Fouche）和外交部長查爾斯-莫裡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遂邀請拿破侖在共和國建國後第八年（1799年11月9日）利用軍隊推翻他們自己的政府。
一上台，波拿巴就在陷入僵局的各階級之間取得平衡。對資產階級，他承諾建立秩序，結束暴亂和革命。對士兵和群眾，他承諾將革命從君主主義的陰謀中拯救出來。與此同時，他還把自己和他的暴力機器凌駕於社會各階層之上。
盡管拿破侖蠱惑人心的伎倆經常是自相矛盾和委婉的，因為他試圖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願望，但他還是捍衛了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私有財產制度。
在這點上，他別無選擇，因為他的支持基礎是農民，他們組成了軍隊的主體。他們對巴黎半無產者的訴求沒有興趣，只想保留自己在反對君主制的革命中獲得的土地私有權。
隨著經濟的發展，拿破侖在鞏固自己權力的同時能夠讓群眾保持沉默。他對於革命說一套做一套，同時清算了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他只保留了已經取代了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新經濟基礎。
在確保了自身地位後，他依靠蠻力維持統治。他建立了一個間諜網絡，重新開放了君主主義的監獄，審查了新聞，恢復了教會，並開始了軍事冒險和海外掠奪。他用劍進行統治，到1804年，他自己加冕為皇帝。所有這些都是作為既成事實提出的，然後經過「 公民投票」進行表決，沒有討論的自由，也沒有提出替代方案。
這些都沒有根本上改變革命後政權的資產階級特征。他並沒有使革命的主要成果倒退，如廢除封建財產和重新分配土地。拿破侖改變的是政權的政治特征，它變成了一個獨裁政權，而不是一個民主政權，其龐大的國家機器由資產階級和群眾共同花錢養活。
這是典型的波拿巴主義，托洛茨基將其定義為「在兩個對立陣營之間保持相對平衡的高於社會的官僚-警察政府」[7]，將自己喬裝為國家的「公正仲裁者」。
然後，強人通過赤裸裸的武力進行統治，使每個人都屈服於他的行政權力，而不改變政權的基本階級特征。由於政權在各階級之間取得了平衡，所以其常常對統治階級的個別成員或其某些部分以及群眾使用暴力。
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幾乎完全遵循了他叔叔的榜樣，在1851年通過軍事政變推翻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並於第二年自立為皇帝。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解釋了在1848年革命後對群眾的鎮壓中，資產階級如何被迫解散國家的所有民主機關，以避免它們被社會民主黨的「紅軍」 占領。同時，資產階級把越來越多的權力賦予了以波拿巴總統為首的國家行政機構，正如馬克思所說，波拿巴最終是「一個從外國來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擁為領袖的冒險家做首腦，而這些士兵是他用燒酒和腊腸收買過來的」[8]。
那些醉醺醺的士兵殺死了數百名抗議路易· 波拿巴政變的工人，並逮捕了數萬人，同時對新聞界實行了嚴厲的審查制度。
暴力和鎮壓不僅是針對工人的，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 「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的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9]
針對資產階級個別成員的暴力和波拿巴手下進行的掠奪從未威脅到社會的基本資產階級性質。私有財產關係始終得到維持。資產階級的個別成員不一定能免受刀劍統治的影響，但如果路易·波拿巴能「維持秩序」和結束1848年後的革命動盪時期，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是樂於容忍他的掠奪行為的。
普丁的俄羅斯
無論是拿破侖的還是他侄子的政權，都不能作為一個不變的藍圖。當馬克思主義者將政權描述為「波拿巴主義」時，我們在談論其與拿破侖政權的類比。
例如，拿破侖·波拿巴和弗拉基米爾·普丁之間有某些相似之處，盡管遠非一摸一樣。
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於俄羅斯內的重建是對俄羅斯群眾的巨大打擊。它激起了新興俄羅斯資產階級的黑幫狂歡。國有資產被變賣，腐敗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階層。
在總統葉爾欽的領導下，資產階級的墮落和工人階級的苦難蘊含著著引發群眾不滿情緒湧上心頭的風險，就像它多次出現的那樣。作為回應，「民主」的葉爾欽政權采取了越來越多的鎮壓措施，甚至在1993年炮擊俄羅斯國會，當時代表們還在裡面。
這種方法通常會被自由主義評論家認為是相當「專制」的，但有趣的是，當時整個資產階級報刊都稱贊葉爾欽是一個勇敢的領袖和民主的捍衛者。原因很簡單：葉爾欽發動的鎮壓遠遠不是對所有階級的暴力統治，他只是資產階級寡頭手中的一把劍，盡管是在特別不穩定的情況下。
隨著危機的持續，不僅是葉爾欽，整個統治機構在群眾眼中都變得徹底可恨。1996年至1998年，罷工和占領工廠的浪潮席卷全國，表達了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激進反對。但這場運動的巨大潛力被所謂的共產黨領導人埋沒了。
工人推翻政權的失敗並沒有結束困擾俄羅斯社會的危機和不穩定。在這種絕望下，法律和秩序開始瓦解，綁架和謀殺富商的行為比比皆是。這讓新形成的，通過掠奪國有財產而腰纏萬貫的新資本主義「寡頭」階層感到恐懼。
因此某種「仲裁人」就變得必要；一個既能保護寡頭的財產，又不與美帝國主義和國家中猖獗的腐敗密切聯系的人。普丁，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和完美的官僚，就是這個人。他起初並沒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國家；他是由寡頭集團內的一個分支挑選出來的，呈現給人民用來展示與過去的決裂。
普丁在20世紀90年代末上台，並向寡頭們承諾，只要他們支持他，他就會保護他們的財富。同時，對於某些作為普丁政敵的俄羅斯資本家，他通過指控其腐敗來對某些俄羅斯資本家進行公開打擊，同時擺出一副 「人民之友」的姿態。
他在爭鬥的階級之間取得平衡，對這兩個階級作出承諾和蠱惑人心的呼吁，同時加強他的國家機器和安全機構，使其凌駕於社會之上，對所有階級一視同仁地發號施令。
由於競爭階級的相互消耗，階級鬥爭已經達到了某種平衡。資產階級很弱，沒有能力直接進行統治，而群眾也沒有能力奪取政權。這種局面的形成的過程與拿破侖的法國不同，原因也不同，但各階級之間僵局的最終結果是一樣的。
這種平衡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最終必須找到擺脫危機的方法，而當它不能通過一個或另一個階級的政治統治找到時，它將由組成國家的「特殊武裝機構」找到，並由一個「強人」領導。
2000年普丁當選後不久，俄羅斯《生意人報》（Kommersant）刊登了一份泄露的文件，這是一份加強俄羅斯國家機器的藍圖，以促進普丁的統治。
這份名為「第六次修訂案」的文件提出了擴大聯邦安全局（FSB）的職能、削減媒體的獨立性以及利用國家監視和臥底特工操縱選舉結果的計劃。
這為普丁的俄羅斯在過去20年內的統治定下了基調。他的政治對手被逮捕，甚至被殺害。他操縱選舉，踐踏俄羅斯憲法。
在普丁的領導下，國家機器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因為他鞏固了對權力的控制。國家保護著俄羅斯的資產階級，但同時又不在其控制之下。這就是普丁的政權成為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原因。
川普，強森，和博索納羅
但是，拉赫曼列舉的其他一些政權卻不能與拿破侖政權做同樣的類比。
唐納德·川普、鮑裡斯·強森和雅伊爾· 博索納羅的上台並不來自於階級鬥爭中雙雙疲憊的僵局。美國、英國和巴西當然沒有經歷過如1789年的法國革命或1990年代初俄羅斯資本主義重建那樣程度的階級鬥爭大地震。
事實上，在這三個國家的選舉時，工人階級才剛剛站起來，施展拳腳，準備戰鬥。
以美國為例，在明尼亞波利斯警察謀殺喬治·弗洛伊德後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群眾運動之一，而且發生在川普的任期內。
2020年5月26日至8月22日，在全國2240多個地方爆發了超過7750次與BLM有關的示威活動。運動的力量使明尼亞波利斯市議會投票決定完全解散自己的警察部門。
同樣，在巴西，數百萬工人於2019年6月14日舉行了罷工，反對博索納羅政府對養老金和教育的攻擊。全國380個城市都發生了示威活動。博索納羅試圖召集反示威活動，但在主要城市的參與人數不超過2萬人。
這些國家的階級鬥爭遠沒有陷入僵局，反而是剛剛開始升溫。因此，把川普、強森或博索納羅與普丁相提並論，是對這些國家階級鬥爭正在經歷的階段的嚴重誤診。
誠然，作為個人，川普、強森和博索納羅都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各自統治階級的控制。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這三個人卻試圖嘩眾取寵。在他們的「反建制」言論中，有一些在階級之間取得平衡的因素。
但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只是公式的一小部分。即使川普、強森或博索納羅希望真正成為波拿巴式領導人，現實條件也不允許他們如此行動。這取決於社會中的階級力量對比，以及階級鬥爭正通過哪個階段。
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國家機器，特別是構成其核心的武裝機構，仍然牢牢地處於統治階級的控制下，而不是白宮、唐寧街或晨曦宮裡那些不可靠的特立獨行者。
2019年，鮑裡斯·強森休閉了英國國會。他繞過了民主程序，以強行通過英國脫歐立法，這一決定隨後被最高法院推翻了。
同樣，博索納羅在他的政府裡塞滿了軍事人物，包括現役將軍和其他軍事指揮官。他威脅說，軍方將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自行計票，因為據稱司法部門和選舉法院存在偏見。
與此同時，川普騷擾他不喜歡的記者，包括吊銷他們的記者證，並呼吁推翻美國憲法。與博索納羅一樣，他也被指控試圖操縱選舉結果。
顯然，這些人物都不是經典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客。博索納羅用曖昧的懷舊眼光看待巴西的軍事獨裁，而川普則公開欣賞普丁的波拿巴主義政權。然而，一個人並不能構成一整個政權。
盡管他們蔑視資產階級民主規範，但強森、川普和博索納羅都是在有限範圍內進行統治的。他們的政權都不能被定性為依靠槍炮統治。
當路易·波拿巴面臨著通過憲法手段失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職位的前景時，他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因為他同時獲得了參謀長和大多數士兵的忠誠。另一方面，博索納羅和川普在面臨類似問題時，鼓動支持者組裝武裝暴徒，然後試圖衝進政府大樓。但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被國家武裝力量迅速而果斷地粉碎了，而國家武裝力量仍然被統治階級牢牢控制著。
這些「政變企圖」的無能性表明，無論川普和博索納羅多想依靠有組織的暴力來支持他們，都是不可能的。在川普的特殊冒險中，他甚至沒有想到他的暴徒支持者會進入國會大廈。從「叛亂者」們漫無目的地在大廳裡游蕩、搶奪自動售貨機和自拍的方式來看，他們自己之前也沒有計劃如此的行為。
將一個政權定性為波拿巴主義，就是將其視為獨裁政權，其嚴重程度各不相同。這顯然不適用於川普、博索納羅或強森的政權。他們在執政時也沒有任何可能建立這樣一個政權。其原因恰恰是拉赫曼沒有注意到的，或故意忽略的：這些國家的階級力量平衡。
今日波拿巴主義的前景
拉赫曼說，我們正處於「強人時代」，並描繪了一幅災難性的畫面：一個又一個國家淪為波拿巴主義領導人的受害者，他們威脅要永遠扼殺自由民主。
這是許多所謂的左派評論員所轉述的一個觀點。但是，簡單地宣布每一個不喜歡的政府都是「威權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是非常不准確和懶惰的。此外，這導致了一種手忙腳亂的悲觀主義，這是那些不了解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力量的「領袖」的典型表現。這種悲觀主義和懶惰思緒無助於我們理解不同的政權，而不了解它們，我們就沒有機會推翻它們。
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當前時代的特征是一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期，其特點是暴風雨般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所處的前所未有的危機而愈演愈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裡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2022年10月說，以遵守全球規則、低利率和低通貨膨脹為特征的舊秩序，正在讓位於‘任何國家都可以更容易、更經常地被拋離軌道’的新秩序。
她還大大地補充道：
「我們正在經歷全球經濟的根本性轉變，從一個相對可預測的世界……到一個更加脆弱的世界——更大的不確定性、更高的經濟波動性、地緣政治對抗，以及更頻繁和破壞性的自然災害。」 [10]
這場深遠的危機在社會各個層面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由於群眾中兩極分化的日益嚴重和統治階級本身出現的分裂，民主政權正在進入危機。正是這些現像，而不是簡單的「威權主義」，解釋了不可靠和不穩定的政府的出現，如強森和川普的政府。它們所顯示的不是社會不可避免地墮入波拿巴主義的統治，而是統治階級及其政權的衰弱。
同時，這場危機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激起了階級鬥爭的急劇加劇。而在全世界的許多地方，工人階級沒有被擊敗，並準備好了戰鬥。
即使在根深蒂固的波拿巴主義統治下的國家，例如伊朗，這些領袖也不是新強加於被打倒的工人階級的獨裁者。相反，伊朗政權源於1979年革命的失敗，而工人階級顯然已經從中恢復過來。
2022年底，由道德警察謀殺年輕女性馬赫薩·阿米尼（Mahsa Amini）所引發的群眾運動震動了伊朗政權的根基。而這只是自2018年以來在反動波拿巴主義者腳下以越來越大的力量爆炸的一排地震中的最新一炸。
在俄羅斯，普丁的聲望被2015年以來持續的經濟危機所動搖，以至於該政權最終停止公布支持率民調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普丁加強了鎮壓措施，並利用烏克蘭戰爭將民眾團結在他周圍。這些都不是一個穩定統治著一個疲憊的工人階級的政權的表現。相反，這些跡像表明，政權的基礎正在被日益嚴重的不穩定所破壞，預計在不遠的將來，階級鬥爭會更加激烈。
習近平在中國的集權，也恰恰表達了中共政權基礎的不穩定，它不再相信可以用過去的方法進行統治。
在每個國家，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不是「強人」的可怕力量，而是工人階級它那軟弱和怯懦的領導。
在任何地方，面對群眾的憤怒，統治階級都試圖加強其鎮壓手段。這表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獨裁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必須捍衛資本主義制度。今天，地球上的每個政權都不如過去安全。但至少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對任何朝向刀劍統治的舉動都極為警惕，這將在工人群眾中激起巨大的反彈。如果有的話，它將使革命更有可能發生，而不是更少，資產階級最清醒的代表知道這一點。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應該自滿。在一邊是極端的資本主義危機，另一邊是工人階級缺乏革命領導的條件下，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現像。如果統治階級由於危機而不能穩定其統治，而工人又無法通過社會主義手段奪取政權和解決危機，那麼行政部門就有可能開始以波拿巴主義的方式讓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
托洛茨基分析了法國和德國的戰時政權，並以這種方式描述了它們的特點。他解釋說，1934年在「國家團結政府」領導下上台並開始在議會控制外進行統治法國的杜梅格政府是波拿巴主義。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 由於反革命陣營攻擊和革命陣營之間的暫時相互抵消，權力的軸心已經提升到了階級和他們的議會代表之上。」 [11]
但是，拿破侖的政權是建立在各階級相互耗盡的基礎上的，而杜梅格內閣期間 「暫時互相抵消」所達成的平衡則是建立在深刻的資本主義危機時期對革命的預期上。事實上，在大罷工的喧囂和內戰的威脅中，該政權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洶湧風暴在九個月內將其淹沒。
穩定政權的崛起，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波拿巴，未來都不會發生。相反，不穩定和危機才是各地的前景。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指出，「第四政體資料集（Polity IV）內所謂的‘無體制政體’國家(anocracies)——即不連貫、不穩定和無效的政府——的數量在增加。無體制政體國家的數量已經從1984年的21個和1989年的39個上升到2016年的49個。」[12]
當階級鬥爭達到平衡時，波拿巴主義政權通過在主要競爭階級之間進行平衡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但在未來的時期，任何平衡都可能是極其不穩定的。就階級鬥爭的風暴和壓力所產生的具有波拿巴主義特征的政權而言，這些政權可能是短命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只要革命陣營和反革命陣營還沒有在戰鬥中衡量自己的力量，波拿巴主義就不可能達到穩定。」 [13]
還應該強調的是，在1930年代，即使像法國和德國這樣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大量的農民。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階級力量的平衡更堅定地向著工人階級傾斜。
由於許多國家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地球上的工人數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人口的56%——44億人——目前生活在城市，其中絕大多數是工人。拿破侖政權賴以生存的反動和波拿巴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經被削去了。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民已經被徹底消滅。這將使建立哪怕是相對不穩定的波拿巴主義政權變得更加困難，這意味著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漫長的革命和反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將有多次機會奪取政權。
如何對抗波拿巴主義
盡管如此，想要與任何和專制傾向作鬥爭是許多工人和青年的健康本能。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工人階級如何能夠捍衛他們過去贏來的民主權利。
有一些所謂的「左派」期待著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結盟以獲得保護。自由主義者，例如吉迪恩·拉赫曼，不喜歡劍走偏鋒的統治，或者說他們是這樣聲稱的。他們更喜歡自由民主體制，認為這是捍衛私有財產和資產階級利益的最佳方式。因此，左派的一些組織和評論員得出結論，我們應該形成盡可能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像川普、博索納羅、強森等人的「獨裁」甚至「法西斯」 傾向。
但恰恰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統治催生了這些民粹主義政府。正是自由主義者實施了緊縮政策並通過了反工會法案。此外，歷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當迫不得已時，面對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會與一個承諾維護資本主義而不是將權力交給工人的獨裁者碰運氣。例如，熱愛自由的《經濟學人》雜志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支持在智利建立邪惡的皮諾切特獨裁政權。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解釋了這一點。他展示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面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階級鬥爭浪潮時，如何打著「恢復社會秩序」的名義將越來越多的權力交給路易·波拿巴。
作為結論他寫道：「工業資產階級就這樣卑屈地鼓掌歡迎了12月2日的政變，歡迎了議會的滅亡，歡迎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毀滅和波拿巴的獨裁。」 [14]
這告訴我們，自由民主制是無法對抗波拿巴主義的。
當階級鬥爭處於抽搐的脆弱平衡時，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用工人階級的力量解決這種平衡。通過打破平衡狀態，我們能過防止任何企圖利用劍的力量將自己提升到階級鬥爭之上的波拿巴主義者獲得權力。
這就是1917年2月至10月間俄國的發展。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後上台的克倫斯基政權，正試圖成為一個波拿巴主義政權。
工人們在行動，但在2月，他們在蘇維埃中有軟弱的領導人，不願意讓工人階級進一步掌握權力。在另一邊，資產階級太軟弱，無法自己掌握權力。
克倫斯基向階級鬥爭的雙方承諾，在他們之間進行周旋，並試圖依靠軍隊。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信他的假話，也沒有像孟什維克那樣期待自由派的領導，而是確立了獨立的工人階級立場——概括為口號：「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
列寧解釋道，當時：「克倫斯基內閣無疑是波拿巴主義已邁出頭幾步的內閣。」。他還說， 「庸人的立憲幻想是很愚蠢的」。相反，他認為我們應「在廣泛的政治範圍內開始進行一場嚴肅而頑強的打倒波拿巴主義的鬥爭，一場以深刻的階級利益為依據的鬥爭。」 [15]
正是這種明確獨立的無產階級路線使天平向工人傾斜，並阻止了克倫斯基或任何其他可能的獨裁者建立波拿巴主義政權。
波拿巴主義只能被工人階級爭取權力的獨立鬥爭有效打擊，而不是階級合作。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蘇丹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警告。
這是給各地工人的一個教訓。例如，在俄羅斯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們哀嚎著缺乏資產階級民主。我們也不主張階級合作主義，因為這將使我們與資產階級自由派保持一致。
我們主張對這些政權進行獨立的、工人階級的鬥爭，這種鬥爭的基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群眾性革命方法和力量。在波拿巴主義政權下，這種鬥爭很可能要利用民主口號與要求，但我們強調，這些要求和口號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鬥爭實現。
這種獨立的無產階級政策是建立革命政黨的核心。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高責任是制定這種政策，並以革命黨的形式建立一個政策的載體，將其帶入工人運動。只有這樣，我們反對波拿巴主義、資本主義和階級社會的鬥爭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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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 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
[3] 同上
[4] 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
[5]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2.htm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
[7] L Trotsky, 「Before the decis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athfinder Press, 2019, pg 443-444
[8]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7.htm
[9]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
[10]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2/10/06/sp-2022-annu-al-meetings-curtain-raiser
[11] 托洛茨基，「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https://www.marxist.com/trot-sky-bonapartism-and-fascism-cn-sim-plified.htm
[12] M Wolf,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23, pg 42
[13] L Trotsky, 「Before the decis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athfinder Press, 2019, pg 444
[14]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6.htm
[15]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2卷，「波拿巴主義的開始」，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lenin-cworks/32/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