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的政治動蕩困擾了全球統治階級。他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抗議和不穩定的浪潮。他們正在越來越拼命地利用國家開支和其他讓步來穩定局勢。這一點在上個月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就可以看出。（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2月19日。譯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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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雪山上的達沃斯鎮，每年都會有世界富豪們來參加一次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疫情迫使他們在網上參會。這個在線活動顯然不是通常降落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上的那個門票19000美元的完整馬戲團。這是一個規模縮小了的公開活動，沒有任何「非官方」的對話或網絡。

盡管如此，參加此次活動的依然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選和非民選政府首腦，以及各大跨國公司的CEO。

這次活動的主題是「大重置」（The Great Reset）。這是以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今年夏天出版的一本書命名的，由英國王位繼承人威爾士王子查爾斯·溫莎（Charles Windsor）贊助。這本書被傳得沸沸揚揚，甚至引發了一波圍繞它的陰謀論，其中右翼評論員（比如澳大利亞天空新聞的羅文·迪恩）也搞不太清楚應該認定這是准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當然，它兩者都不是。

施瓦布和他的同道中人對處理氣候變化和不平等等問題缺乏進展感到擔憂。他們認為，應對這場疫情是「重置」資本主義、恢復到某種穩定狀態的機會。他們給出的警告是，在這個問題上，統治者們如果不做出改變，就會被改變：

「如果不能解決並修復我們社會和經濟的深層弊端，風險可能就會增加，就像歷史上發生過的那樣，最終將通過衝突甚至革命等暴力衝擊來完成重置。我們有責任迎難而上。這場疫情給了我們這個機會：它『代表了一個難得而狹窄的機會之窗，讓我們得以反思、重新想像並重置我們的世界』。」

這對世界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個相當嚴厲的警告：如果你們繼續沿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道路前進，你們就將面臨暴力衝突甚至革命。施瓦布認為，這是一個改變的機會，是時候抓住它了。

他提出的補救措施是什麼呢？施瓦布提出了「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即不總是把股東放在第一位，而是應該考慮到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環境、工人和消費者。他所謂的措施是環境稅、商業稅、教育和大規模的綠色投資。

在很多方面，他們呼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聯合國和其他大型國際機構提出的觀點。這些機構一直堅持在醫療衛生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以及大規模的赤字支出，以應對這一疫情。

疫情的效應，以及對弗裡德曼的拋棄

當疫情在去年三月真正爆發的時候，統治階級已經走投無路了。他們要麼面臨醫療系統、社會關懷系統和文明社會許多其他方面的崩潰，要麼關停經濟，讓數百萬人失業，要麼在等待疫苗的同時發行巨額債券，為經濟提供資金。最終，他們選擇了後者。

在過去的一年裡，各國政府在和平時期的開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比2008至2009年危機時的開銷多了一倍。巨額赤字已經積累了起來，平衡賬目的前景十分渺茫。今年的政府債務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水平。中央銀行印制了數萬億的資金來維持企業和政府的運轉，其中大部分資金將永遠無法償還。由於擔心泡沫破滅，他們讓泡沫進一步膨脹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向凱恩斯主義的全面掉頭。突然間，像克魯格曼（Krugman）這樣的人成了本月的風向標，甚至連人們對現代貨幣理論中一廂情願的經濟學也越來越感興趣了。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幾十年來，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思想主導了資本家階級的思想。他認為大蕭條是由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一般來說，政府做的越少越好。這對「底線」，也就是利潤，也有極大的好處。他們告訴我們，如果富人真的富起來了，那麼這些財富就會有一部分「涓滴」到窮人手中。這當然是個謊言，但這是一個官方的謊言，在全世界每一門經濟學課上都會講到。國家是壞的，而私人企業是好的。

2008年，黎曼兄弟的倒台給這個想法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一時間，所有的銀行都跑到國家那裡尋求施舍。要求越高、越離譜，就越有可能得到批准。大型金融機構挾持了政府，稱如果不給他們數千億美元，就會引發崩潰和災難。他們的要求確實得到了滿足。「自由」企業也就到此為止了。

90年代中期，當貨幣主義和弗裡德曼學說正處於巔峰時，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就預言了他們無可避免的終末：

「『每一個動作都有與其相等和相反的作用力。』這一定律不僅適用於物理學，也同樣適用於社會。私有化的趨勢將達到其極限。這在英國已經開始發生了。在某一階段，國有化的趨勢將重新表現出來。」（泰德·格蘭特《斯大林主義的崩潰與俄國的階級本質》）

實際上，這揭示了金融市場明顯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一些銀行是大到根本不能倒閉的，而國家（政府和央行）就是銀行系統的最後保證人。幾十年來，政府和媒體評論員一直堅持認為，沒有錢能用於醫院、學校、病假津貼等。現在，突然間，卻有數千億的資金可供銀行使用。

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私下裡表示，他當時很驚訝沒有更嚴重的反彈，但他認識到，反彈在一段時間的延遲之後，還是隨占領華爾街等運動開始了。早期這種工人階級反應的缺位，可能給了統治階級采取更大膽措施的信心。

從2010年左右開始，在最初的震蕩平息之後，他們決心通過緊縮撙節政策讓工人為危機付出代價。這對公共部門的工人影響最明顯，但對私營部門的工人也產生了嚴重影響。臨時工制，以及對養老金、工作福利和工資的攻擊，都助長了媒體所謂的「民粹主義反彈」。

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當時發生的情況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了2008年危機的嚴重衝擊，首當其衝的就是經濟。為了試圖修補經濟狀況，公司和政府對工人的條件和福利國家發起了攻擊。隨後，這導致了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和選舉的極大不穩定，選民紛紛轉投新的政黨，舊政黨或被拋棄，或被迫轉型。因此，舊的政治秩序正逐漸被破壞。換句話說，恢復經濟平衡的企圖破壞了政治和社會的平衡。然而，資本家階級及其代表將為他們的過度自信付出代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編制了今年夏天的大規模抗議指數。這是他們第一次這樣做，顯然是為了了解時間的發展速度。他們利用多語種報紙文章的龐大數據庫，模擬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抗議運動的興衰。不出所料，2019年迎來了該指數中最大的抗議高潮，遍布世界各地。唯一一個接近這種抗議水平的時期是「阿拉伯之春」期間，但那時也沒有這麼廣泛。

不穩定性上升

談到2020年該指數的發展情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0月份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評論稱，由於疫情，抗議活動有所緩解，但他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持續：

「我們有理由預計，隨著危機的消退，動蕩可能會在以前存在的地方重新出現。這並不是因為新冠肺炎危機本身，而僅僅是因為潛在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果危機暴露出或者加劇了一些問題，例如對各機構缺乏信任、治理不善、貧窮或不平等，那麼威脅也可能更大。」

然而，即使是在疫情期間，2020年美國也出現了可能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數千萬人參與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議活動。當時的群眾參與程度讓後來衝進國會大廈的川普支持者相形見絀。如果說2020年對政治穩定來說是糟糕的一年，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的那樣，未來幾年可能會更糟糕。

人們對當權派的信任度正處於歷史最低點。愛德曼公關公司在27個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7%-59%的人認為政府領導人、企業領導人和記者在故意誤導人們。這背後的原因是對未來深深的憂慮：84%的人擔心失業（53%的人對此感到恐懼）；54%的人所在的公司已經出現了失業或工作時間減少的情況；56%的人擔心疫情會加快工人被人工智能或機器人所取代的速度。

去年，在疫情發生前，同樣是這家公關公司透露稱，56%的受訪者認為「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弊大於利」，74%的受訪者表示有不公正感，73%的受訪者渴望改變，還有48%的受訪者認為「制度讓我失望」。

然而，除了抗議活動以外，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在議會中也同樣明顯。民意的快速波動和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正在破壞各地議會的穩定。在西方，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國。大約五分之二的國會投票不承認總統選舉的結果，大多數人都試圖彈劾即將離任的總統，因其組織了叛亂。歷史學家能想到的這個事件的唯一先例是美國內戰前，也就是第二次美國革命之前的時期。

1915年，列寧描述了革命形勢產生的條件：

「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年）

他描述了這種形勢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現，並且其中的一部分情況直至今天還依然成立：

「政治危機已經存在：任何一個政府也不敢擔保明天會怎樣，任何一個政府也擺脫不了財政破產、割讓領土、被逐出自己國家（就像比利時政府被逐出比利時一樣）的危險。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眾表現出主動性和英勇精神。歐洲的整個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誰都不會否認我們已進入了（並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戰這天寫到這一點的）巨大政治動蕩的時代。」（出處同上）

顯然，由於戰爭，當時的危機特別嚴重，但其中許多內容在今天依然可以適用。事實上，很多人都表示，大規模流行病和戰爭形勢十分類似，而這在一定範圍內確實是成立的。列寧接著寫道：

「戰爭正在擴大。歐洲的政治基礎日益動搖。群眾處於極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為隱瞞這種困苦狀態而作的種種努力，愈來愈多地遭到失敗。某些資本家集團從戰爭中獲得了空前的驚人的高額利潤。各種矛盾非常尖銳。群眾內心忿忿不平，閉塞愚昧的階層模糊地期待著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層』中開始發出怨聲——這一切都已存在。而戰爭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國政府本身就愈是會鼓勵而且一定會鼓勵群眾的積極性，號召他們做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犧牲。」（出處同上）

對於目前的情況有很多可說的，但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的苦難敏銳度卻並不存在。原因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統治階級一開始就明白，這將是對付更加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良方。在沒有任何形式的安全網的情況下，任由大規模企業發展，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實現，更不用說無利可圖了。

花錢消災，花錢消災，還是花錢消災！

於是，我們迎來了整個政治光譜上態度的巨大轉變。突然間，政府不再是一個肮髒的詞了。事實上，它正被要求撕毀自1980年代以來指導其活動的任何規則。

我們遇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即川普與共和黨人創造了美國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福利計劃。長期以來，美國的失業救濟金確實低的不像話，但額外補足的每周600美元的聯邦福利對許多工人來說，意味著失業比工作更好，這讓他們的雇主非常失望，因為他們更願意讓工人處於絕望而被迫接受悲慘的工資。發給所有人的1200美元支票同樣也是為了掩蓋企業需要承擔的大量施舍。

當時，救市措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比如反對2009年經濟刺激政策的參議員帕特·圖米（Pat Toomey）現在也希望實行統一稅，並希望廢除美國聯邦稅務局（IRS）。他認為：「這應該被認為是一個非常畸形的黑天鵝事件，而是不在普通情況下會被再次考慮的事情。」

今年達沃斯會議討論的問題不是如何處理眼前的局勢，而是如何在疫情之後繼續沿著同樣的路線前進。正如喬·拜登在總統競選活動上所言，「更好地重建」。

不時能夠做出敏銳觀察的極右派政客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去年春天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已經造成了改變：

「『（至於那些訴求回到）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的時代，小政府的保守主義（的人）？』談起反對擴大政府項目和聯邦借款的俄亥俄州參議員時，川普總統曾經的政治導師史蒂夫·班農這樣說道，『他們脫節了。跟本地脫節了。』「（《新冠病毒意味著大政府時代……回來了》）

達沃斯會議也反映出了同樣的態度。例如，我們看到了福特基金會主席達倫·沃克（Darren Walker），該基金會正是通過宣傳米爾頓·弗裡德曼的意識形態而名聲大噪的。他說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資本家，這裡指的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他說他是資本家，因為他相信資本主義，但是：「如果資本主義想要持續發展，我們就必須放棄米爾頓·弗裡德曼所宣傳的意識形態。」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談到拜登時，也寫了很類似的話：

「但所需的轉變仍然可以發生，只要拜登政府能迅速證明，相信政府的人能夠建立起一個稱職可行的政府。它必須證明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英語中最可怕的九個字是：我是政府派來幫忙的』——是錯誤的。對健全體面的民主治理的信任不是自由的敵人，而是其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不難看出這種新出現的對窮人困境的關注來自哪裡。在達沃斯論壇期間，可口可樂公司的CEO詹姆斯·昆西（James Quincey）指出，企業領導人必須幫助塑造一個「對所有人都可行」的經濟。Paypal的總裁丹·舒爾曼（Dan Schulman）問道：

「如果有人認為這個體系不適合他們，我們又怎麼能指望他們接受民主呢？…我們作為企業確實有義務站出來，與公共部門合作，與我們所服務的所有社群合作。」

他的意思是：當目前的經濟制度只能為群眾帶來痛苦時，資產階級怎麼能指望群眾避免革命呢？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在論壇上的演講中警告說，目前的時代與20世紀30年代初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就是關於不平等的問題。他說，不平等同時助長了右翼和左翼中的激進主義，並導致了極端主義運動的增加。普丁本人也相當清楚政府面臨的困難，在他自己的人氣急劇下降之後，他越來越需要依靠欺詐和警方措施來維持政權。

一段時間以來，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等人一直主張對富人征稅。2017年，他對川普的公司減稅表示了懷疑。2018年，他在比爾·蓋茨（Bill Gates）客串編輯的一期《時代》雜志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然而，市場體系也讓很多人無可奈何地落伍了，尤其是當市場體系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的時候。這些毀滅性的副作用是可以改善的：一個富裕的家庭會照顧到家中所有的孩子，而不僅僅是那些適合市場的人才。」

馬丁·沃爾夫最近也表達了非常類似的觀點：

「各國政府必須花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必須將重點從拯救轉向可持續性增長。如果最終必須增加稅收，那麼這些稅收必須要落在贏家身上。這是政治所必需的，也是正確的。」（《長期經濟疫情的威脅正在顯現》）

恰恰是社會上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在推動著世界領導人的這種反思。正如馬丁·沃爾夫所言，這是「政治所必需的」。人們對「民主」即資本主義的信心急劇下降，令資產階級及其在媒體和政界的代表深感憂慮。因此，「大重置」所要做的，首先就是恢復對資本主義的信心。

一廂情願

聯合國秘書長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使人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我們需要一個]政府、人民、民間社會、企業和更多人之間的新的社會契約，將就業、可持續發展和社會保護結合起來，並以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機會為基礎。」

他們的問題是，這都是一廂情願的做法。當然，目前他們正在做出一些讓步。拜登正在大張旗鼓地將美國聯邦最低工資標准翻倍至每小時15美元，但這只能在2026年實現，並且它也可能會發現自己其實有一個很方便的借口，那就是國會將阻止這一提議。同樣，英國的保守黨也從科爾賓（Corbyn）的工黨那裡學到了不少政策，比如在經濟刺激方面。

然而，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酒店業、運輸業和制造業正在準備大規模裁員，各大公司正在對工人的條款和條件發起重大攻擊。這些公司不是投資機械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而是通過惡化條款和條件來競爭，試圖讓工人與工人對立起來。當工人被迫接受20%或更多的減薪時，工人們就會自己開始懷疑，這到底是怎樣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大重置」還涉及到各類綠色投資策略的討論，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趨勢。英國首相強森（Johnson）已經宣布了120億英鎊的「綠色工業革命」（這個名字借用了工黨2019年的宣言）。據報道，拜登政府希望在可再生能源投資2000億美元。綠色投資也是歐盟18000億歐元復蘇基金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都采用了類似的語言，像「重建」、「轉型」等等，然而這種轉型最終只會走回原點，即資本主義危機。因為無論是經濟還是環境的危機，都是哪怕2萬億也無法解決的。

改革派的政客們現在正倒戈相向，試圖支持這些計劃。桑德斯（Sanders）和其他左翼美國民主黨人對拜登的態度很有啟發意義，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這場爭論」。然而，他們大錯特錯了。現實情況是，統治階級可以感受到來自下面的壓力。他們能感受到火山爆發前的一陣震顫。事實是，統治階級急於穩定政局，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出一些讓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國保守黨曾經指責工黨相信「神奇的搖錢樹」。現在他們自己也都相信了。實際上，帝國主義大國的中央銀行家和政府已經成為了現代貨幣理論（MMT）的追隨者。也就是說，他們通過創造（印刷）新的貨幣來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而且他們並沒有平衡賬目的計劃。這與現代貨幣理論支持者的想法非常相似，他們就認為沒有必要平衡預算，因為國家只需要創造更多的錢就可以了。

美國一家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被彭博新聞社問到：「你們是否已經成為了現代貨幣理論的追隨者？」他說「沒有」，稱央行人士認為只有在危機時期才應該這樣做，或者像共和黨人帕特·圖米所說的那樣，只是為了應對「黑天鵝事件」。

但重點是，他們通過量化寬松印鈔已經12年了。特殊情況已經成為了新常態。問題是他們能保持這種狀態多久。美國新任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克林頓政府工作時，曾經是平衡賬目的倡導者。當時的國家債務相當於GDP的50%左右。現在，她說，相當於GDP的100%——即目前的水平——的債務是可持續的，盡管她認為200%的債務就不可持續了。事實是，她其實並不知道。非常顯然，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如果預算赤字相當於GDP的15%，還不認真對其進行削減的話，不到十年就會達到200%的水平。

不可持續

當然，現實是，沒有人知道極限在哪裡。絕對的限度是不存在的。不同國家的極限是不同的，因為這取決於它們在世界範圍內的相對實力，且關鍵取決於金融資本。這意味著，美國和歐洲可以比巴基斯坦或巴西堅持得更久，中國能比泰國堅持得更久，等等。事實上，相對來說，很少有國家能長期在這樣的政策下存活下來。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來說，這並不是一個選擇。

這種情況只能在通脹水平和利率保持歷史低位的情況下得以維持。如果通貨膨脹率上升，中央銀行將被迫增加借貸成本，這就將很快使這些巨額債務無法持續下去。正如IMF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所指出的：

「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危機都是在多年的低差之後發生的，市場的預期可能迅速而突然地發生轉變，在幾個月內就把各國拒之於金融市場門外。」

也就是說，一切都會顯得很好，可以持續，直到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應該記住，希腊債務危機並非發生在2008年，而是在危機誕生幾年後才發生的。只要央行在買入政府債務，風險就會減少，但這只是把問題從政府轉移到央行身上。各國政府、央行行長和評論員都希望能夠控制住局面，在災難來臨之前抽身而退，但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這純屬是一廂情願罷了。

已經有一些評論員發出了警報，包括歐巴馬（Obama）的前任財政部長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他多年來一直在警告世俗的停滯。現在，他擔心最新的刺激措施會造成「我們這一代從未見過的通脹壓力」。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er Blanchard）也表示了同樣的擔憂，他警告說，拜登的190萬美元計劃「可能會導致經濟過熱，以至於適得其反」。在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無計劃的經濟中，不可能實現判斷出多少錢才算太多。

還有一個方面。讓步越多，特別是鬥爭之後做出的讓步越多，工人階級就越能看到爭取要求的好處。有趣的是，在前述的信任晴雨表中，50%的就業者表示他們「現在比一年前更有可能向管理層表達我的反對意見或參與職場抗議」。盡管這項調查也顯示人們擔心失業，但這一情況還是存在的。

統治階級現在正面臨著一個極為艱難的抉擇。如果他們發動攻勢，試圖讓工人為危機付出代價，那麼本已困難的政治局勢就會迅速惡化。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試圖做出讓步，那麼就會冒著鼓勵工人提出更多要求的風險，就連臨時方案也會變得非常難以收回。正如米爾頓·弗裡德曼所說的那樣，「沒有什麼東西能像政府的臨時方案那樣長久」。只要看看關於美國失業救濟金的討論，就足以明白他的意思。

此外，沒有一個政府真正有資金來實施這些計劃。每個政府都必須借錢，而且只有在中央銀行印鈔資助的情況下，它才能借錢。這就是一場早晚都會發生的災難。「大重置」是以犧牲經濟平衡為代價，試圖恢復政治平衡的一次嘗試。

最終，政府的支出並不能解決危機，而只是推遲危機的發生。資本主義經濟是以盈利為基礎的。如果大企業的工廠所能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他們就根本不會建立新廠；如果連鎖酒店有很多空余房間，他們就不會建設更多的酒店，諸如此類。大規模的能源投資並不能解決這種產能過剩的問題。

已經積累下的巨額債務是對世界經濟的巨大拖累，制造越來越多的債務只會推遲算賬的日期，正如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那樣。目前的情況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自由市場」失敗的一個典型例子。

在一段時間內，「大重置」和類似的想法將占據統治階級的頭腦。他們需要為自己爭取一些時間，試圖穩定政治局勢。然而，他們的措施將不足以遏制他們所激起的憤怒和怨恨；通過做出讓步，他們將向工人群眾表明，鬥爭是有成果的。當這一政策達到極限時，他們就會被迫回到緊縮和削減的軌道上，從而再次證明，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是沒有出路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試圖用國家來維持經濟的發展，恰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失敗。現代資本主義遠沒有像貨幣主義者想像的那樣被國家束縛，而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國家。正如泰德·格蘭特所指出，這種國有化表明，生產力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有消除了利益動機，人類才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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