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年末，中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后文简称《草案》）。 这一所谓「大修」立即在中国公共领域引起了大量褒贬不一的回应。 《草案》的热度本身已经说明了性别议题在今日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看待《草案》及其背后性别平等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在当代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地位。 这一情况最好的明证就是经济数据。 哪怕是在相对发达的中国城镇中，女性的平均薪资也仅为男性的81.6%。 与此同时，女性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包括育儿等家内再生产劳动）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女性从事这些「无酬劳动」的平均时间与中国男性的相比，要多出1倍还多！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家务劳动量的差别是由于全职主妇的存在而产生的。 没错，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妇的数量随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大大增加了。 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990年至今，从不足10%增长到了接近15%。 可是只要是稍懂数学的人就能看出来，即便是庞大的全职主妇群体仅靠自身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差别。 事实是，大多数妇女在完成一天的生产劳动后，还要进行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至于主妇，她们由于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并长期远离劳动市场，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都往往占弱势，因而也是中国性别不平等的表现。

现在让我们回到《草案》吧。 比起原先的版本，《草案》要详细些，也要进步些。 比如说，《草案》新增了禁止「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与”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专案”的规定，并且提出”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 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 新华社赞扬《草案》「进一步阐释『歧视妇女』含义」，倒是没有说错。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草案》真的能够有效推动性别平等吗？

以前文提到的对妇女就业权益与家庭权益的修订为例：禁止「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的效果恐怕十分有限，毕竟即便雇主 不能够得知女性求职者的具体婚育情况（《草案》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点），也可以采取普遍地歧视青年妇女的办法;至于家务补偿的条目，其实际作用也不大。

首先，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因为家务劳动的私密性，提供「承担较多义务」的法律证明是有困难的。 哪怕撇开这点不谈，在广东高院给出的「典型案例」中，为了生产和育儿脱离工作三年的妻子李女士，仅仅在离婚后得到一万元的”家务补偿款”。 更重要的是，对女性往往「承担较多义务」本身，《草案》是不闻不问的。 家庭中的劳动不平等只有在离婚时才能得到处理，这难道不正是对《草案》第六十二条，「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的讽刺吗？ 再说了，尽管《草案》道貌岸然地「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在中国这个若无双方同意，便只能通过诉讼来离婚（况且常常驳回）的国家，离婚并非对所有人都是易事，而徐州丰县更是出现了多起拒绝被拐卖妇女离婚要求的判决。 虽然徐州的案例是少数，但一个能够以「原告未提供证明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为借口危害妇女自由的法律系统怎么能让人相信 它能保障妇女的婚姻权益呢？

上述的问题在《草案》中绝非例外。 《草案》所做的不过是强调了字面上的平等，并在个别地方做些小修小补，却对不平等的根源无能为力。 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无论是《草案》还是未来的什么法律条文都不能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系统源源不断地为父权制输送养料。 女性劳动者因为要在养育子女与照顾家庭方面承担更多义务，便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中受到歧视，而歧视导致的经济劣势又生产或再生产 出打压妇女的文化。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体系，丝毫没有动机去为生育和家务拖累的妇女赋权或是对抗厌女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女德」之流的厌女封建文化的复苏与资本主义复辟是同步进行的）。 可要是不消灭经济和文化上的性别不平等，就不可能有实质平等，无论法律中规定了多少条平等权利。

要根除对女性的压迫，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 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解放运动。 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一有机会就为劳动妇女谋求平等与自由的权益，如从离婚自由和堕胎权，到争取对单亲母亲劳动者的经济补助等一系列能够将女性从私有制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权益。 可是，只有把人置于利润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给一切为生育子女而做出牺牲的妇女她们应得的保护与说明，决不让她们因生育而沦为二三流的劳动者，从而消灭不断生产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加入我们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吧！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