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常常將共產主義者描繪成暴力分子，認為他們會不擇手段，直到讓社會陷入血海。因此，在一場關於成立革命共產黨的採訪中，丹麥最大的媒體——B.T.報試圖引導丹麥分佈的同志承認他們支持暴力。這種詭計並不讓我們感到意外。（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4年5月22日，譯者：托馬）

在這裡，讓我們堅定而正直地回答這個問題：共產主義者支持「暴力革命」嗎？不，我們為儘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奮鬥。

在當下這個資本主義世界裡，面對每天發生的無數恐怖和罪行，系統的捍衛者們保持沉默，卻對未來純粹假想的共產主義革命「暴力」發出驚恐尖叫，這種行為令我們嗤之以鼻。

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正在製造屠殺。本就貧困的國家，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從加薩到烏克蘭到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海地等地，已有1.14億人因戰爭和暴力而流離失所。自去年十月以來，整個西方媒體和政治機構將以色列對加薩人民的集體屠殺美化為「正當自衛」——這種「自衛」已經導致35,000人確認死亡，其中70%是婦女和兒童。

然而，當我們作為共產主義者說，儘管我們渴望社會的和平轉變，工人階級依然有權捍衛自己及其勞動成果時，這些媒體卻表現出恐懼之情。

資本家的虛偽是有其邏輯的。統治階級總是能為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暴力辯護，因為他們的財富和特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對於任何威脅到他們統治的人，無論是和平地還是暴力地，他們都一視同仁的徹底抹殺。

隨著社會內部的憤怒不斷積聚，即使在所謂的民主國家，統治階級也在展示他們為捍衛自身利益所準備的暴力手段。想想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當時法國民眾因燃油價格上漲而起來反對「民主」的馬克宏政府，這一事件引爆了民眾對整個系統的廣泛不滿。

「街頭暴力將不被容忍」，馬克宏總統鄭重地向全國宣佈，然後派遣了武裝憲兵，部署了用於「控制人群」的爆炸性彈藥，導致17人失去雙眼，三人不得不截肢。一名未參與抗議的女性在陽台上被催淚瓦斯彈擊中面部後身亡。

最近，暴力被用來驅散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和平營地。這些絕非特例——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計算，2022年，54%的國家政府向和平抗議展開暴力鎮壓，哪怕這種鎮壓被其法律所禁止。

然而，當群眾運動威脅到他們的核心利益時，資產階級將不擇手段地施加暴力。1973年，在美國支援下的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民主選舉的社會主義政府之後，皮諾切特政權屠殺了1萬名工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活動人士。法律對智利人民來說毫無保護作用。

當他們的權威真正受到威脅時，正如在革命中一樣，我們可以看到統治階級能施加何種暴力。即使是最和平的革命運動，只要威脅到他們的統治，他們的復仇慾望就會成倍地上升。群眾如果沒有準備好反擊，必要時甚至需要手持武器，他們將毫無防禦之力。在智利，阿連德不願意武裝群眾，讓皮諾切特不費一槍一彈就奪取了政權，導致了一場大屠殺。

我們也可以以蘇丹為例。在2019年至2023年間，蘇丹經歷了一場完全和平的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恨的巴希爾軍事獨裁政權。在喀土穆及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大規模的佔領行動、總罷工以及大規模抵抗委員會的成立。革命的領導層——主要是蘇丹職業人士協會——不僅致力於和平手段，還將革命群眾的所有希望寄託在舊統治者的善意上，與他們進行善意的談判，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武裝群眾進行自衛。

但當革命勢頭消退時，舊統治者拋棄了談判，發動了進攻。組織成快速支援部隊（RSF）的軍事民兵團夥襲擊了喀土穆，無所顧忌地進行謀殺、狙擊和強姦。這場反革命僅僅是新的內戰的血腥前奏，這場內戰已經使8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包括喀土穆一半的人口。布爾漢和赫梅蒂這兩名由不同地區和帝國主義勢力支援的匪徒，如狼似虎的一般爭奪戰利品。

群眾應該像待宰的羔羊一樣被牽引嗎？共產主義者的回答是，不！我們絕對支持群眾自衛的權利！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對統治階級的良心發現抱有任何幻想。

蘇丹的悲慘教訓很明確：唯一能夠阻止這種野蠻屠殺的方法，就是革命領導層採取果斷措施，預先武裝群眾，進行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用武力解除舊政權那些嗜血匪徒的武裝。

和平革命是可能的，但只有當組織起來的工人和無產階級的壓倒性力量使舊統治階級相信抵抗是徒勞的情況下才可能。

統治階級會告訴我們，革命是暴力的，因此任何提倡革命的人都是在提倡暴力。但歷史講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現代時代的革命往往相對和平地開始。正是為了結束現狀的壓迫和暴力，被壓迫者才訴諸革命。

正是在反革命進攻的時候，我們才看到可怕的暴力。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是如此和平，以至於十年後在拍攝冬宮襲擊事件的影片時死去的人比實際事件中死去的人還要多。正是21支外國軍隊的帝國主義干預，才將這個國家推入了可怕的內戰。

再看看1918年的德國革命，這是一場相對和平的事件，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但在工人們未能奪取政權後，統治階級派遣了自由軍團在德國各地獵殺共產主義者和激進工人。最終，當1929年新的危機襲來時，統治階級寧願將權力讓給希特勒，也不願面對新的革命爆發，為大屠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數百萬人的死亡鋪平了道路。

統治階級寧願將舊世界徹底摧毀，也不願看到一個從他們的統治下奴役和墮落中獲得自由的新世界。

資本主義的危機將迫使群眾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在堅定的革命領導下，採取果斷的行動，並擁有壓倒性的力量，才能保證最和平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工人階級具有壓倒性的力量，在許多地方，統治階級會看到抵抗的無用性，無論他們是否願意，都會被剝奪抵抗的手段。

相反，如果工人領導人優柔寡斷，或者抱有和平主義的幻想，舊統治階級就會看到機會，製造血腥和混亂，重新爬上權力的頂端。最諷刺的是，導致最血腥災難的不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而是和平主義的幻想。

歷史的記錄顯示了統治階級的復仇會是什麼樣子的。從公元前71年斯巴達克起義反抗羅馬後，沿阿庇亞道釘死6000名奴隸，到1871年5月巴黎公社被鎮壓後「流血週」中3萬名巴黎工人被屠殺——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統治階級的反革命取得勝利，他們都會試圖用鮮血淹沒革命。

原因很簡單：他們必須給被剝削的群眾一個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教訓。正如理查二世據說在1381年對戰敗的起義農民所說的：「你們過去是鄉巴佬，現在還是鄉巴佬。你們將繼續處於奴役之中，不再像以前那樣，而是更加嚴酷。」

通過聲稱共產主義者是暴力的，統治階級試圖扭轉局面，把我們變成被告。相反，我們站在這裡，作為資本主義的控訴者。

他們站在被告席上，面臨著最野蠻罪行的指控。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提供任何辯護或減輕罪責，他們驚恐地指著法官和陪審團說：「你們怎麼能指控我？我才應該是控訴者。你們這些怪物會判我暴力罪行，而在執行判決時對我施加更嚴重的暴力！」

這不過是企圖矇蔽工人的眼睛。我們的復仇不會以無意義的流血形式出現。我們的復仇將是對資本主義階級的剝奪，並創造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新未來社會，取代他們現在威脅要製造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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