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于2020年5月4日发表。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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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暴露无遗，引发了深刻危机，其严重程度堪与1930年代相比。在封锁期结束之后，情况并不会有所好转，反而经济将持续萧条下去。

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下，整个世界天翻地覆。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向着巨变迈出第一步了。

市场体制正在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的法则已经破裂。伴随着生产的瘫痪，供给面已经崩塌。然而，因为人们都被限制在家，所以需求也同样骤减。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不知道该指向何方了。

史无前例地，油价变成了负数。在许多国家，原已跌至谷底的利率现在也确实下降成了负值。而随着中央银行和政府联合起来以支撑起资本主义这座轰然倒塌的大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不见了。

那些曾经宣扬过自由市场如何「高效」的人，现在却在要求以最极端的手段和国家干预来挽救资本主义。据英国保守派的报纸《旁观者》（The Spectator）说，新冠危机甚至正在「把保守党变成社会主义者」。

统治阶级正将上万亿资产投入到全球经济之中。破产的大型企业要求获得财政援助。而类似于「直升机空投」货币这种曾经一度被嘲讽、鄙视的理念，现在却得到了严肃的资本战略家的公开考虑。

但即使这样也依旧不够。经济正如自由落体一般，其下跌甚至比2008年那次崩溃时还要更快、更严重。失业率直线上升，仅美国就有超过三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截至目前的官方数据）。这可以毫不夸张地与大萧条相提并论了，甚至可能连大萧条也无法匹及这次的危机。

毕竟，现在全世界的人口——以及工人阶级——远比1930年代庞大得多。并且，重要的是，现在的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相互交融。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与此前任何低潮期不同，是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

资本家们的希望永不止息

然而希望只是在资本家们的胸中永不止息。 「这一定只是暂时现象而已吧？」大富翁先生和他的银行家朋友们这样心想。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于「V字形」经济恢复的乐观展望：经济活动在隔离期间骤减，但随后又将会充满活力地反弹回来。

这项预测的前半段是毫无疑问的。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中，美国的GDP折合成年度预计将会收缩三分之一，而在整个2020年度则会收缩超过5%。类似的估计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以及欧洲的经济。

这项预测的后半段却不一定如此了。毕竟，当我们谈到对资本主义曲线的描述时，还有许多其他可能出现的形状。

有些人提到了「U字形」，即在一段较长的下降期后最终回升。另一些人提出了「W字形」，代表着一种「二次探底」的衰退——如果病毒会出现第二波爆发的话，这个形态将极有可能出现。同样被提出的还有一种不祥的「L字形」，代表着一次新的萧条。有些人甚至发出了「I字形」的警告：无穷无尽的直线下跌！

那么，究竟这些形态中的哪一个才是最可能的情况呢（如果有任何一个的话）？而那个乐观的「V字形」资本主义图景的基础是什么呢？

对于迅速恢复的预测，其基础正是一直以来刺激着人们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那种理想主义假想：市场的万能，以及他们对这个万能市场难以抑制的信任。在此之上，还存在着一种信念，即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阶段罢了。

是的，我们现在或许正在经历猛跌，相对乐观的资本主义者这样说道。但是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常态」也是会回来的。然后经济就会重新开放，就像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动物那样，充满著热情，而人们就又可以开始快活地赚钱了。

确实，最自由主义的声音甚至欢迎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到来，因为它引发了一次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Schumpetarian ‘creative destruction’）。

这显然正是川普总统在美国所推行的立场。他断言「药物不会比疾病更糟糕」。同样的无情策略也被英国保守党的一个派系所宣扬，代表着大企业的利益，而对把利益放在生命之前没有丝毫顾虑。

经济病毒的传染

然而，现实是世界经济不会回弹了。这场疫情将会留下一个永久的伤疤。当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按下了暂停键那么简单。那些停摆了的行业，以及如今被「暂时」放了无薪假的工人们，可能再也不会迎来曙光了。

就像病毒本身一样，「经济困难也是传染性的，」经济学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金融时报》中这样写道。而「隔离封锁的经济代价也呈指数式增长。」

「一天的封锁不过相当于一个公共假期而已，」哈福德继续写道，「两周的封锁威胁著那些已经处于危险地位的人们。三个月的封锁则将会造成持续数年的大范围破坏。」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被压抑的需求会在封锁解除之后涌现而出。旅游业、零售业、娱乐业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为从前那样了。例如，大约60%至70%的人表示，出于经济以及健康考虑，他们基本不可能在2021年计划度假了。只有20%的人相信只要商店一开门他们就会冲去购物（如果商店还会开门的话）。

在其他地方，随着航线几乎从空中消失而转向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整个航空产业的未来都处于不确定之中。石油部门也是一样——尤其在美国，投资者们已经在过去十年中向页岩油倾注了数十亿资产。现在，随着需求和价格的崩溃，美国石油公司正面临着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

同样如此的还有全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巨头们，其中许多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处境艰难了。一些公司，如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在仅仅三个月的关闭后就要做好破产的准备了。另一些公司，如福特（Ford）和雷诺（Renault），也只是比它们晚几个月而已。而且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行业不但直接雇用着上百万名工人，而且也为一个广阔的供应商网络提供著商机。

与此同时，一批「僵尸」企业在近年一直以长期廉价信贷作为其生命线而勉强生存著。这样一场新的低潮终于能够将它们埋葬了。银行已经全副武装，准备面对接下来将会在整个金融体系蔓延开来的债务拖欠现象。各处的泡沫都在破裂，投资者从风险较大的企业中退出，而带着现金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资本主义体制的有机性危机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溜溜球。经济是不能简单地下行又上行的。这样的衰退有时的确会发生，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循环」有节奏的呼吸。但这次危机——在2008年严重萧条之上紧随而来——显然并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一。

相反，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衰竭的时代，正面临着一次资本主义的有机性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其体系被拉入进了严重的下行漩涡中；失业将导致需求的减少——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投资的减少，从而使得失业率进一步升高，如此循环来回。

此外，与2008—09年不同，这次危机真正是全球性的。在这之前，正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金融时报》中简要说明的那样，中国当时基于巨额的凯恩斯式支出（Keynesian Spending）项目，取得了破纪录的增长水平。这样的举措反过来又带动了主要商品出口国的经济——例如巴西和南非——以及石油生产商。

然而现在，中国因此陷入了债务之中。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样，北京的领导人在这次危机面前已经弹尽援绝了。虽然隔离已经（暂时）结束，中国经济依旧面临着坎坷的前路。毕竟，当全球其余地方都还处于停摆状态时，谁会来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呢？

其余每一个国家都以相反的方式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商业能够恢复如常，美国或德国如果没有世界其他地方作为其产品的市场，又怎么可能复苏呢？

在资本主义下，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正如美国国父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正确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hang together），否则就必然只能各自灭亡（hang separately）。

那么，当下的低潮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是代表着世界历史中——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消亡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沉重的真相很快就会被烙印在哪怕最愚钝的资本主义者的头脑中。而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要全面认识的革命现实。

膨胀、紧缩、抑或混乱？

在他们挽救资本体系的努力中，资本阶级集体抛弃了几十年——不，是几百年——的正统自由市场理论。国家干预才是如今的必然选择。

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正在成为「贷方、借方以及花光积蓄者」，以保护银行和大型企业，并支撑其整个经济体。又一次地，似乎「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在政策制定者们为这次困境穷尽办法时，政府债务正像气球一样迅速增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年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增长六兆美元——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105%上升至122%。

然而，特殊时期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特殊行动。一些在不过几个月前还会被人们所痛恨的建议，如今也被提了出来。在这些建议之中，其一便是让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债务提供资金支持。

正常情况下，国债会在市场上以债券形式出售；而政府则需要找到有意愿的债权人。但在困难时期，他们愿意跳过中间人，而让美联储（the Fed）、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等自行购入大量的政府债券。

而我们又可以理所当然地问道：这项工作的资金该从何而来呢？简单来说：通过印刷纸币而来。

这自然会引发对于通货膨胀威胁的顾虑。毕竟，资产阶级自己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指责委内瑞拉魔鬼的机会。委内瑞拉曾经就试图通过加印纸币来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而其结果便是猖獗的恶性通货膨胀。

的确，在其他所有条件保持一定的前提下，大量现金涌入经济体理应造成通货膨胀。据马克思解释，纸币在其根本上是一种价值符号——代表商品在流通中的价值。如果有更多的纸币来追随同样多（甚至更少）的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就会普遍上涨，即发生通货膨胀。

但是现在，就像上文中所强调的，显然其他条件并不是保持一定的。与之相抵消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因全球封锁而产生的需求骤减。供给或许受到了限制，但是需求下降的速度甚至更快。这便形成了使价格下跌的巨大压力。

负油价就是其最严重的表现。但随着市场缩小、竞争加剧，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食品）以外，价格普遍都在下跌。

所有行业都面临着崩溃的可能。大规模的失业会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加速这个过程。一场经济萧条的下行漩涡已经开始了。因此，许多相对有远见的资本家代表们，惧怕长期上的通货紧缩要远甚于通货膨胀。

我们还要牢记，在如今的时代，纸币供应并不是由中央银行所主导的。他们只是负责设定「基础」供应量。经济中的纸币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以信贷的形式产生的，由私人银行创造，目的是响应企业和家庭对贷款以及购房贷款的需求。

但是，随着「有效需求」——以投资和消费的形式——的减少，人们对信贷的需求也正在锐减。换句话说，若想克服银行系统向私人提供的纸币的崩溃，中央银行向全社会公开提供的纸币只能是徒劳的。

生产过剩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所涵盖的的过程也类似于这种新近提出的中央银行购买债券的方式。但在量化宽松政策下，并非是中央银行直接买清政府债务，而是他们创造纸币来从银行购买这些资产，由此释放出能够在实体经济中被借给企业的资本。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事实上，这种额外的量化宽松现金从来没能真正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因此，总体来说，也造成了过去几十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不足。

与理论相反，银行只会手握著这些额外的钱，并把它用于扩大自己的利益。而由于到处都没有能够盈利的投资渠道，所以资产泡沫膨胀，股票市场虚假繁荣，充斥着投机与股份回购的现象。

这次失败的试验只能揭示出，正像老话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逼它喝水。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可以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但他们不能强迫资本家把这些钱用于投资。

资本主义是一个追求利润的生产体系。资本家只有在能够获利的时候才会进行投资。十多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商品的过量、公司的无息现金储备，以及「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

换句话说，商业投资正处于历史低水平上，而这不是因为缺钱（「流动性资产」），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疫情不仅远远不能控制住此危机，反而还会进一步激化现有的矛盾张力。

然而，随着封锁力度逐渐减弱，通货膨胀的危险在某些地方可能会开始出现。现在，商店都关着门，工业还在暂停当中，被投入到经济体中的纸币因此无处可去。其中许多便会被留到以后商业重新启动的时候。这可能会导致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消费的急剧上升。

但是，生产的重启是零散而不平均的，全球供应链已经被打断，而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很可能将会抬头。因此，增加的需求可能会迎面受到有限供应的阻碍。某些部门的通货膨胀便非常可能紧随其后。

如果各处政府都同样无限制地追求财政赤字和扩张性政策，那么这同样也会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因为人工扩大的需求将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限相冲突。

我们不可能精准地预测出事情在实践中将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动态的、复杂的、矛盾的体系做出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残余的那些稳定性很快也会消散了。波动和冲突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在普遍的萧条和通货紧缩之上，还会存在通货膨胀的间歇性发作。其最显著的特点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混乱。

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他们全都高高兴兴地在短期内向危机投入资金的时候，相对严肃认真的资本家们还会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所积攒下的政府债务，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被还清了——还有利息。总有人是要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的。

在近期的一篇社论中，《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大致列出了全世界负债对资产比率高的政府所面临的几种选择。总的说来，这份自由派杂志得出的结论是，解决债务会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税收、通货膨胀或者违约拖欠。

文中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那时英国产生了相当于GDP的270%以上的国债。在当时，扩张性政策和税收的增加被结合起来，共同用于将债务减少到了GDP的50%以下。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样对英国起到了帮助作用，因其减少了与整体经济规模相关的债务负担。

那篇文章提出要在今天部署一个类似的经济储备。但是，就像自由派总是会做的那样，那份杂志的作者避开了这个选择中心的政治问题：由谁来为此付出代价？

在他们提出的这三个反击方向中，没有一个是「中立」的。最终，他们还是要回答一个阶级问题。例如，税收并不是抽象的数字。它不是要落在资本家阶级的头上，就是要落在工人阶级头上。但是前者可以暂缓商业投资的进行，而后者却深陷消费的泥潭。

拖欠债务也是类似的。说到底，被拖欠的债权方是谁呢？同样，不是把国债作为其投资篮子里区区一部分的资本家，就是将其作为养老金以及其他毕生积蓄的工人们。

同样的还有通货膨胀，而《经济学人》自己便承认其「将会带来财富的随即再分配，从而对穷人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我们必须强调，疫情之后的经济前景将不会是增长式的。战后的繁荣景像不会再重演，因为引发当时繁荣的各种因素预料之外的连锁反应在今天不会再重现了。

的确，债务——公共的和私人的——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前就已经在令人沮丧的水平上了。随着家庭、企业和政府偿还这些过去积攒下的债务，未来的需求将会受其影响而被消减。

反之，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受抑制的需求会对价格产生压力，导致潜在的通货紧缩。而减少了的消费者需求也同样意味着毫无生气的增长——如果还能有任何增长的话。这一切举措都会提高债务的真正价值——以及其负担。

阶级斗争

这场隐隐显现的漩涡将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一场海啸般的伤害。例如，在疫情之初，因为公司需要降低它们对工人的依赖，自动化程度很可能会提高，从而让人产生「与机器赛跑」的焦虑感。

此外，随着全球劳工市场因为远程工作、视讯会议等新型办公通讯技术而有所扩张，工人之间的国际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由于工资并不会与之相应地上涨，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对于工人来说都相当于工资的缩水。而随着工人们试图夺回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这将会引发一波罢工和斗争的浪潮。

以上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激化，正是自由派评论员们的笼统评估所缺失的。不过，就连《经济学人》那些脱离实际的记者们也都不情愿地被迫得出结论：「无论怎样，该来的帐单总是要来的。当我们真的不得不付清帐单的时候，没有一种解决办法是不会造成阵痛的。」

在最后的分析中，社会在根本上是以阶级为区分的。不是资本家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总有一方要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决定最终结果的，不是经济学公式或者智库所描绘的蓝图，而是实际活跃力量之间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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