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边缘的世界:蓄势待发的革命
(按:本文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世界领导团队于2020年9月12—13日讨论后共同发表的文件,更新了我们组织对现今局势的观点。)
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我们正经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会从过去历史寻找参考点或先例。但似乎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真正比拟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
英国央行表示这是30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但即便如此的描述也是不够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
要想找到类似的案例,我们必须追溯到14世纪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那次瘟疫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
当时的人们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实际上,这并不是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是一种叫做封建主义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的消亡。而封建主义的消亡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阶级——即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标志着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目前的新冠疫情确实还没有达到这样戏剧性的程度。但到头来,它将被证明是更具破坏性的。
新冠疫情的无情蔓延,在那些没有办法有效防疫的贫穷国家内造成严重破坏。这一流行病正在失去控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美国也是如此。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造成像黑死病这样的巨大死亡人数。但9月底全球死亡人数预期将达到100多万人。在本文执笔之际,全球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总数已超过2400万。
尽管一些政府声称已经推出疫苗,发出了令人鼓舞的声音,但这些疫苗的有效性仍有待证明。但一如往常的,受苦最深的还是穷人。市场经济暴露出它无法为数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资本主义体制正日益受到质疑。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流行病疫情并不是造成目前经济危机的原因。早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经济危机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一流行病无疑使整个局势变得复杂,加深了危机。辩证地去看,是因变成了果,而果又变成了因。
加速的进程
恩格斯曾指出,在历史上有些时期,20年的时间像一天一样过去了,但他补充说,还有一些时期,20年的历史可以用24小时来概括。
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当前局势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事件发展的速度。整个局势中隐含着急剧和突然的转折。
如果有人在今年1月份就预测到接下来六个月的发展,是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事实上,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完全疯了。
首先,经济崩溃的速度惊人。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远比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19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更快、更严重。
美国的经济崩溃和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样严重,但1929年后的经济收缩期绵延了四年,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爆炸则是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发展的。
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后,股市崩盘50%以上,信贷市场冻结,导致了大规模破产,同时失业率飙升,GDP也急剧萎缩。但这一切的发展都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在当前的危机中,类似的经济和金融崩溃发生,在三周内就完成了。美国股市仅用了15天时间就从高峰期下跌了20%——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下跌。而在几个月或几周内,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4000万人。消费、资本支出和出口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自由落体。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
「即使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像今天的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大部份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真的停摆了。」
全球危机
从任何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
川普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忘了加上一句: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经济民族主义是他思想的总和(如果他真的会思考的话)。他大胆地宣称,贸易战是件「好事」。但这只会让危机更加剧烈。
他对中国的猛烈攻击有可能破坏世界贸易和全球化的脆弱结构。然而,这只是这一现象的一个表征。他也对其他一些国家征收关税,其中包括了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所谓的盟友。新冠疫情使情况变得更糟,催生新一轮的保护主义,还有估计的世界贸易量下降13%。
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遭遇到一场深度的经济萧条。我们应该铭记:造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的原因不是1929年的股市崩盘,而是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竞争性货币贬值和「以邻为壑」政策的浪潮,这些政策试图要将失业问题出口其他国家。
对企业巨大的援助
为了避免经济立即的崩溃,各国政府投入了数兆美元。在全国封锁后的几天内,美国国会就同意了一个经济刺激计划,是迄今为止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各地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截至6月底,G20(二十国集团)的各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达到了10兆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2%。但此后欧盟又批准了8500亿美元的方案,美国国会也将至少再通过一兆美元的刺激计划。
为了应对封锁对经济带来的史诗级冲击,美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调动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在2008年股灾后的7年时间里,美联储分次购买了价值约3.5兆美元的资产。在这次危机的三个月内,央行就买入了价值3兆美元的资产。其中一半用于购买政府债务来促进经济刺激计划,一半用于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市场。
为了减轻影响而向大企业提供的巨额援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即使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让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相较之下也微不足道的金额,显然也不足以阻止经济的下滑。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目前还能得以存在,全是靠政府大量资金投注。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债台高筑,而债务迟早是要偿还的。
经济会不会出现回升?
为了安慰自己,经济学家们预测将出现强有力的经济复苏。但这是一种错觉。事实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避免立即崩溃,各国政府已经向经济体系投入了数兆美元。
2020年4月9日,《外交政策》发表了一些关于危机的有趣评论,其中提到:
「目前(各国政府)这种巨大而直接的(经济)弥补行动,已阻止了全球金融的立即崩溃。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的消费和投资下降时期,进而推动了进一步的经济收缩期。」
鲁比尼教授则写道:
「只有中央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资产负债表,才足以防止私营部门的崩溃。」
但他又补充道:
「但这些赤字资助的干预措施必须完全货币化。如果它们通过标准的政府债务来进行融资,利率就会急剧上升,则经济复苏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印行钞票,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
鲁比尼对那些对所谓「V型复苏」过于自信的预测嗤之以鼻:「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收缩,看起来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或『L型』(急剧下滑后停滞不前),而是像一个『I型』:一条代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暴跌的垂直线。」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即使没有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也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有国家的群众将面临的,是几十年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失业和撙节,而不是他们曾被承诺过的经济回升。
谁来买单?
谁来为这些公共支出买单?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问的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
「即使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较,新冠疫情迫使政府财政支出更是大幅增加。而这在当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管理这笔债务,又是谁来支付。」(《金融时报》,2020年7月20日)
但答案是明确的。所有危机的重担将落在那些最无力支付的人身上:穷人、老人、病人、失业者和一般工人阶级。但中产阶级也难以全身而退。
一些左派改良派(例如西班牙的Podemos)愚蠢地认为,从公款中给予公司支付被解雇工人的巨额款项,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是带着笑脸(凯恩斯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隆重回归。
而这些女士和先生们竟敢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当那些花费了他们并不拥有的巨额资金的政府,通过增税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从人民手中掠夺资金时,这些人又会改说另一种论调。
巨大的财政负担将在今后数年内——也许数十年内——被感受到,从而阻止了任何实际经济复苏的可能性。而大规模的赤字迟早会造成高通货膨胀、信贷紧缩、贷款大规模收缩和新的经济崩溃。这是可见未来内的真实前景,是所有国家阶级斗争的标准流程。
从《金融时报》于3月9日的报导看来,统治阶级中比较有思想的代表都明白这一点:
「为此次疫情支付的费用将引起所有同样的问题。恢复紧缩政策将是疯狂的——即使没有引发革命,也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动荡,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是天赐良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长一段时间——财政账单将不得不支付。然而,只有在新的社会契约背景下进行调整,承认大多数人的福利高于特权阶层的利益,自由民主才能在这第二次巨大的经济冲击中幸存下来。」 (《金融时报》, 2020年3月9日)
究竟如何实现这个奇蹟,《金融时报》没有解释。但这些文字非常有启示意义。这些都表明,资本的战略家们正在得出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资产阶级左右为难。他们明白目前的形势蕴含着革命爆发的前景。而他们并没有想错。
「跌向灾难」
托洛茨基于1938年将世界统治阶级形容为「闭着眼睛跌向灾难」。这些话也可以写在今天。资产阶级及其聘用的政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是:盲目恐慌。
过去,即使在深刻危机和战争的时刻,人们也觉得政府即便不能完全控制局势,至少也有某种摆脱危机的计划。
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的战略家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严肃的资产阶级报刊的社论反映了一种困惑和惊恐的状态,这种状态接近于绝望。
世界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中——旧的经济教科书一夜之间被丢进了垃圾箱。公司无法预测未来,投资也正在崩溃,而经济遭受的危机比1930年代严重得多,而且蔓延得更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预测完全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目前疫情的结果。
政治领导们之间的情况更糟。有一句老话说:「人民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政府。」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正确。但完全正确的是,在目前的危机中,统治阶级得到了它应得的政府。
美国的川普、英国的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巴西的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代表了处于衰老阶段的资产阶级在知识和道德上的破产。他们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国家带向深渊的边缘,并把它们抛向深渊内。糟糕的领导使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惨不忍睹。资产阶级撕扯著自己的头发大声抱怨,却无能为力。
美国
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美国,也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据说,尼禄皇帝在罗马燃烧的时候弹奏他的琴。现在,川普皇帝正在模仿他臭名昭著的罗马前辈,不过他终于同意戴上口罩——这至少是一种进步。
数百万名美国人被解雇或被迫休无薪假。快餐店的工人和杂货店的出纳员为了最低工资冒着生命危险,而疫情却失去控制,使数百万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美国新的失业救济金申请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表明被裁员人数众多,劳动力市场迅速萎缩。
突如其来的崩溃让数百万美国工人感到震惊。政府的施舍暂时缓解了局面。但新冠病毒的爆发造成的损失却在无情地上升。
而对那些主要由有色人种和其他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居住的贫困地区影响最大,使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比以前更加明显。
起义性运动
在美国数百万穷人,特别是黑人之间长年酝酿的不满和愤怒,终于因为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杀害事件而爆发。这场运动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几十年的剥削、压迫、贫穷、恶劣的居住环境、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结果。
历史学家、莱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Douglas Brinkley)令人钦佩的清晰程度描绘了现况:
「我们的公民生活的常态可能会开始解体,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触即发的情势之中。」
几十年来,类似佛洛伊德这类的警察谋杀案不断发生,但没有引起如此规模的抗议。可是对美国数百万穷人来说,佛洛伊德的谋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震惊的警察暴力画面就像一根点燃的火柴落在火药桶上。
在这场运动开始的明尼亚波利斯,警察不得不逃离一群愤怒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接着烧毁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都是具有起义性质的场景。但更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
仿佛被某只无形的手所推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从一个海岸涌向另一个海岸,吞噬了一座又一座美国城市。美国人口内至少有10%参加了抗议活动,更多人则对其表示支持。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美国人(54%)表示,烧毁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分局大楼是合理的。而更大的潜在意义是有29个港口举行了声援罢工,而在一些城市,公共汽车司机拒绝运送镇暴警察。
国家政府随后以极端粗暴的方式进行镇压,并在200个城市实行宵禁。然而抗议活动仍持续了几个星期。这预示著未来的发展,是一种美国革命的彩排。
这种事件在美国近代史上确实没有先例,并完全驳斥了所有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行动,尤其是美国工人的怀疑论者和懦夫。
统治阶级的分裂
统治阶级的分裂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第一个迹象。川普想用军队来镇压叛乱。但这激起了部份军队将领,甚至部份共和党人的反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总统宣布准备部署军队在美国城市维持秩序之前,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就已经出现了「深刻的、日益严重的不适感」。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不要动用军队」的文章,解释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美国的街头上看到军队更有可能煽动而不是平息(暴乱)…。」
川普后来从国土安全局部队内派兵镇压波特兰的示威活动。正如《华尔街日报》所预测的那样,结果造成了一场更大规模、更暴力的运动,俨然形成了街头上的内战。因此,川普非常有效地激发群众寻求革命!
这表明了国家政府力量的局限性,预示着我们将见到的未来。
自发性的局限性
1938年,托洛茨基写道,人们可以把人类的危机归结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我们应该仔细思考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群众运动永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结论在革命的真正问题开始的地方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美国的各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它们揭示了群众的巨大潜在力量。它们向我们表明,社会上有一种力量,甚至比最强大的国家、军队或警察部队还要强大。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的自发性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但自发性运动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成功。
同样,蒸汽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动力,并一直推动经济生活到今天。但是,只有当蒸汽集中在一个点——活塞箱中时,它才是一种力量,它集中了它的力量,并使其增加了千倍。如果没有这个用来集中的活塞箱,蒸汽只会毫无用处地消散在空气中。
革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必须的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将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实际的力量。
战争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英勇的大军,被经验丰富的军官所率领的,且纪律严明的小部队打败的例子。而阶级之间的战争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表明,当面对像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群众起义时,国家力量本身的局限性。这种群众的自发性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但自发性运动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成功。它还缺少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能够指明前进方向的组织和领导。
如果没有必要的组织和领导,抗议活动迟早会消退。但这场运动竟然惊人地持续了这么久。这是一场革命吗?显然还不是革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可以被看作是未来革命的彩排。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在美国,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在上升。67%的年轻人会投票给一位社会主义者总统。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30%的65岁以上的人也会如此。但他们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激起千百万人的希望后,虽然有很大的支持,但他拒绝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创立新政党参选。相反,他选择支持拜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使用的论据是他们必须击败川普。这个论点无疑会对很多急于摆脱川普的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有很多人会厌恶地转身离开。
从现在到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之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选战已经开打。川普试图打出「法律与秩序」的牌,但结果适得其反。现在,他不断重复说,选举将透过邮递投票被操纵。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他预期自己会输。民调的确显示他正在失去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胜负已定
很多人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选择可言。而人们对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思想的兴趣也在相应增长。这不仅表现在我们IMT美国支部取得的快速进展上,也表现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社(DSA)在全国各地分会的会员人数激增上。据内部数据显示,自3月以来,估计有1万人加入了该组织,使该组织的成员总数达到约66000人。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无论明年谁入主白宫,一切都将不再相同。美国的未来将是动荡的时代。会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在整个时期,局势将急剧向左移动。
辩证法的必要性
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超越表面(事实),深入到表象之下慢慢成熟的真实过程。
肤浅的经验主义者和印象主义的观察家们对这些运动感到吃惊,因为这些运动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就像晴朗大蓝天的一道雷。但目前的社会动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由之前整个时期所预备的。
缺乏辩证思维是资本战略家完全无能为力的原因,他们无法解释当前的危机,也无法提供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也适用于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这些人被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所反映出的大绝望模式所侵袭,而后现代主义则否认了普遍进步的可能性,原因仅仅是资本主义下的进步已经停滞不前。
辩证地看,一切事物迟早都会变成它的反面。工人阶级的意识不是直线发展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可能会滞后于事件的发展。但迟早,它会轰然赶上。这正是革命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过程就在我们眼前展开。
我们必须记住,革命的动荡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在苏丹、黎巴嫩、伊拉克、厄瓜多尔、智利等等。最重要的是,激进化反映在群众意识的迅速变化上。
意识是如何改变的?
我们过去曾评论过的意识滞后问题,现在已被群众意识的强大爆发所取代。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日益增长的不满、愤怒、暴怒和对现有秩序的憎恨。
这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我们到处都看到,群众、工人和青年开始行动起来,向旧秩序挑战并与之斗争。我们只要提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就足够了。
让我们举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以色列和黎巴嫩。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许多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就是以色列。在大多数人看来,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现在危机已经降临到以色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增加。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纳坦雅胡政府。
在黎巴嫩,我们有一个更加突出的例子。继去年年底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之后,贝鲁特市港区发生的爆炸摧毁了该市,使30万人无家可归,并引发了一场新的、更加坚定的革命运动。不久前,由于黎巴嫩社会宗教分歧严重,这种运动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巨大高潮,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这些人民愤怒的爆发不是从云端掉下来的。它们是由整个前一时期的过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的撙节政策准备的。
白罗斯和俄罗斯
在白罗斯,类似的戏剧性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在那里,一场反对独裁总统卢卡申科(Aleksander Lukashenko)的抗议运动已具有群众性规模。诚然,这一运动也具有混乱和矛盾的性质。
小资产阶级领导层想让白罗斯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和与欧盟关系更加密切的道路上。但工人阶级作为关键力量的出现,朝着总罢工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整个情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产业的工人不会像自由派那样热衷于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在此的情况与过去的乌克兰不同,在乌克兰的运动是由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公开的法西斯份子主导的。在白罗斯,民众中没有同样的反俄情绪。白罗斯在经济、语言和历史上与俄罗斯紧密结合,很难看到它与莫斯科决裂并转向西方。
目前的运动将如何结束,还不好说。普丁将越来越警惕地关注这些事件。但普丁在白罗斯的选择是有限的。武装干预会使人民对立,并产生反俄情绪,将他们推向西方,也因此对普丁来说是疯狂的。无论如何,普丁不仅对拯救卢卡申科没有特别的兴趣,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
克里姆林宫集团无疑会与明斯克的高层官僚们纠缠不清,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改革派」人物来接替蒙羞的卢卡申科,与莫斯科达成交易。这种花招能否成功,取决于群众运动本身未来的发展。
白罗斯的运动将对俄罗斯产生严重影响。普丁有理由担心,类似的运动会在俄罗斯爆发。爆发在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市的抗议行动显示,这些顾虑并非杞人忧天。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被毒害可能是俄国当局的一种恐慌性反应。无论如何,俄罗斯的矛盾都指向爆炸性局势的成熟
欧洲
当前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不是国际合作。这也威胁到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痛苦地建立起来的整个脆弱的国际贸易体系。
中美贸易战只是这一现象的一个表象。但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有贸易战。而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也持续出现危险的新断层。
我们早已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但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不景气,这一进程就会被推倒、逆转。现在的情况显然是如此。
德国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它受到当下危机的严重打击。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出口能力,但这种优势现在变成了它的主要弱点。中国经济放缓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危机导致出口急剧下滑,特别是在关键的汽车产业部门。
德国的GDP已经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下降。现在,受到对出口的依赖所拖累,德国的GDP下降幅度预计将超过美国。汽车生产过剩,导致大部份经济领域的工厂倒闭、解雇,以及工作机会遭到摧毁。至少有三百万人失业。这还不包括自营职业者或学生。
这一切都暴露了所有撕裂欧盟的断层。
分裂的欧盟
东欧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欧盟位于布鲁塞尔的中心内许多人认为,像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只有放弃被批评者视为对法治的攻击的司法改革政策,才能得到资金。
然而,现在的主要分歧在于受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如义大利和西班牙——和一些寻求保住国库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最早爆发疫情的欧洲国家之一义大利,已经有3.5万人的死亡纪录,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紧张关系在最近的会议上暴露无遗,在这次会议上,欧盟领导人竭力谈判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各国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但同时还要不超过欧盟7年10万欧元的预算。
瑞典、丹麦、奥地利和荷兰与芬兰一起顽固地拒绝以赠款形式向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提供5000亿欧元。他们认为,目前拟议的一篮子计划过于慷慨,无论如何不应该是施舍,而是贷款的方式援助受灾国。这些所谓文明的领导人,其中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争论就像中世纪市场上的讨价还价。
在一场漫长而又充满争议的会议结束时,欧盟领导人互相辱骂,马克宏(Emmanuel Macron)拍桌威胁要退场,最终达成了一项令人不安的协议。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一个妥协协议。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团结的理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义大利
这次争吵的核心是义大利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可能导致义大利联合政府的崩溃,萨维尼和他极右且反欧的联盟党有可能死灰复燃。
欧盟危机的中心已经从希腊转移到义大利,义大利现在是欧洲的病夫。它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义大利的危机对欧盟未来的威胁远远大于希腊。希腊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义大利是一个经济大国,它的GDP占欧盟的11%。义大利250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可能会使欧盟财政崩溃,义大利的崩溃可能会导致欧盟自身的毁灭。这也是梅克尔(Angela Merkel)态度谨慎的原因。她不可能对义大利采取和对希腊一样的强硬态度。她不得不部份改变自己的调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国总统在最近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怒发冲冠的原因。
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了义大利资本主义的极端软弱和政府核心的腐败与无能。义大利北部是新冠病毒危机的重灾区,占义大利GDP的50%。然而,这个繁荣的地区却出现了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死亡和破坏场景。
政府处理新冠病毒危机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愤慨。工人们不得不在没有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2到14个小时,甚至在周六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医疗工作者。这体现了老板们对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残酷漠视。
群众意识的突然急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教师和学生已经激进起来,并准备进行抗争。由基层自发号召的非正式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但改良派和工会领导人却竭力阻挠运动。老板们正在发动进攻,但工会领导人却寻求全社会「团结合作」,尽管根本没有达成这件事的条件。
这种矛盾导致工会领导层的权威迅速丧失,为今后时期更大的社会爆炸做好了准备。阶级斗争爆发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这是197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势,对整个欧洲都有严重影响。
法国——下一个重灾区
尽管最直接的问题是义大利的危机,但法国本身也不甘落后。这解释了总统马克宏对北欧各国的顽固态度的反应。据报导,他拍桌威胁要退出协商,指责「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瑞典和丹麦)将整个欧洲项目置于危险之中。
法国总统表示他「别无选择」,只能成立一个基金来「发行有共同担保的共同债务」,根据成员国的需求而不是经济规模提供资金援助。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德国和荷兰的反对。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进一步澄清了马克宏的威胁:
「要么欧元区以统一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要么欧元区回到六、七十年代的状态,面临消失的危险。」(《金融时报》,2020年3月23日)
但欧洲并没有以统一的方式作出反应。相反,经济危机极大地加剧了国家间的分歧,使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英国脱欧只是一个解体过程的开始,而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并将造成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危机。
英国
脱欧的直接影响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对英国来说是毁灭性的。英国资产阶级在离开欧盟后,将发现自己处于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境地。
所有向来愚蠢的沙文主义幻想骗局都将被残酷地揭穿。英国将发现自己将沦为欧洲海岸边一个不重要的小岛。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将暴露出主仆之间的屈辱关系。它过去在世界上享有的威望将在一夜之间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
沃尔夫在《金融时报》的一篇灰暗的社论中预测:
「一个『全球的英国』不会出现。出现的是一个从各个争吵不休的贸易大国之间寻找面包屑的英国。」(《金融时报》,2020年5月21日)
撕裂联合王国结构的民族矛盾已经凸显出来。随着对保守党政府的仇恨和不满的增加,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7到9个百分点。
首相强森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不是大不列颠,而是小英格兰的首相。
中国
中国是上个时期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现在,一切都辩证地变成了它的反面。中国不再被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份,而是问题的一部份。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但内部需求无法消化这一巨大的生产潜力。中国必须靠出口来维持既有体制的运作。但它在出口业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其竞争对手的激烈反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
在本次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以惊人的速度放缓,但危机却将经济推到了边缘。在第一季度的时候。摩根大通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比前三个月下降40%,这是至少50年来最大的一次萎缩。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失业率为5.9%,是自1990年代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但这个数字显然严重低估了中国内部的危机,因为统计数字中不包括移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采取措施加强其独裁权力,粉碎香港的运动。这是为未来中国阶级斗争的爆发做准备,而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正在酝酿。
「永无止境的恐怖」
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永无止境的恐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警告说,超过2.65亿人受到面临饥荒。新冠病毒疫情的社会后果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够糟糕了,但穷国面临的绝对是一场灾难。
即使在像美国这样最富有的国家,疫情也在社会最贫穷阶层中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但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将面对完全不同高度的危机。
新冠病毒疫情病残酷地暴露了世界上不平等的残酷程度。地球上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于贫穷的人来说,疾病可能是一个死刑判决。在全球范围内,有20亿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无法获得病假工资,其中大多数人在贫穷国家。
该病毒对穷人、日薪工人和非正规工人的影响最为严重,其中许多是妇女,他们缺乏财政和社会保护。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上工,面临着被致命病毒感染的可能,因为他们无法应付收入的损失以及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在这些国家,许多人生活在非正式的城市住区或贫民窟,那里往往极度拥挤,卫生条件差。当多达250人共用一个水龙头时,怎么能谈得上社交距离、洗手和追踪病例,以阻止病毒进一步蔓延?
然而,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在医疗系统上进行投资,以抵御病毒的侵袭,反而要将宝贵的资源用于偿还债务。仅在2020年,77个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支付额就将达到至少400亿美元。因此,即使在半个世界被可怕的疫情病蹂躏,数百万人面临疾病或饥饿的死亡时,帝国主义吸血鬼仍在继续从他们的血管中吸血。
非洲
南非是单日病例增幅最大的国家之一,是非洲大陆确诊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埃及的病例数自5月中旬以来迅速上升,莱索托和纳米比亚的病例也在近日急剧增加。
人们对奈及利亚发生的情况越来越感到关切,在非洲大陆迄今记录的病例总数中,奈及利亚位居第三。死亡率最高的五个国家是查德、苏丹、尼日、赖比瑞亚和布基纳法索。在马拉维整个国家仅有25张重症监护床和16台人工呼吸机来供应1800多万人使用。在赞比亚,每12000人内只有有一名医生。
在许多国家,市场被打乱,社区隔离导致收入损失。数百万工人已经被无薪派遣回家。其他从事收入最低、最无保障工作的人则无法与致命病毒隔离。联合国警告:非洲有一半的工作岗位将面临消失的危险。
印度和巴基斯坦
新冠病毒疫情病在巴基斯坦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印度的情况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人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新冠病毒造成的传染和死亡的真实程度。官方数据显示超过200万人被感染,但这几乎肯定是一个低估的数字。
科学家们还警告,印度离爆发的高峰期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尽管它已经有第三高的确诊病例。包括孟买和班加罗尔在内的受灾最严重的城市的医院已经被病人淹没。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试图通过驱赶住在德里、孟买和其他城市街头的数百万穷人来「解决」这场疫情病。这只会使这种流行病蔓延到缺乏最基本卫生条件的村庄和省份,后果将是骇人的。
在印度4.71亿劳动人口中,只有9%的人有社会保障,90%的人没有正式的就业合约,1.39亿人是移工。他们之中许多人被送回村子里头逃亡。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莫迪和他的印度教沙文主义团伙正试图通过煽动印度教沙文主义和社区主义的火焰来转移人们对危机的注意,为印度受苦受难的群众挑起更多的痛苦和暴力。他不满足于对克什米尔地区进行恶毒的镇压,从而挑起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接着又与中国进行边境战争,他将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得鼻青脸肿。
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新冠病毒现在已经表现得最为凶猛。在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疫情正在失控。在厄瓜多尔的一些城市,墓地爆满,尸体横陈街头。
各国右翼政府已经表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威胁人民生命的危机。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残酷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使危机恶化了一百万倍。但是,美国的抗争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基层的情绪。
群众抗议活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振奋了美国以南的人民,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从不相信在帝国主义的核心会发生这种事情。群众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但这又是一个攸关领导的问题。
巴西和智利
在巴西,尽管所谓的左派和宗派们愚蠢地歇斯底里,认为随着博索纳罗的胜选,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胜利,但他的基础已经缩小,而他的政党已经分裂。
巴西已经有近四百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总统在内。但没有人会为博索纳罗流泪。他将有最好的医生。但对于巴西的许多穷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死刑判决。
新冠病毒的危机暂时阻碍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但在表面之下有着针对政府的巨大愤怒。当封锁政策缓解时,这个愤怒将透过在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暴动来表现。
巴西的情况众所周知。但智利当局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右翼政府正在主持一场全国性灾难。
于2019年秋季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性抗议的智利,现在开始了一场新新一轮的抗争,主要针对私有化的养老金服务——这是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继承的体制。为了生存急需用钱的人们要求有权从私有化的养老基金中提取现金。
政府正在抵抗来自社会基层的要求,但在议会中已经遭受了两次失败。一场新的运动很容易使它倒台。最近有一个码头工人的罢工,抗议关于养老金的恶政。现在矿工们也威胁要罢工了。
皮涅拉政府被迫对养老金体制做出让步,允许人们提取10%的资金。这表明他的政府是多么的软弱。政府只是因为议会左派和工会领袖的妥协态度而继续执政。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新的社会爆炸正在准备中。
改良主义的危机
整个局势中隐含着革命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表现在社会的一个阶层,特别是青年的日益激进化。
资本的战略家们胆战心惊地观察著这一趋势。 《金融时报》评论道:
「金融危机塑造了千禧世代青年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在推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包括年轻人更愿意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千禧世代让科尔宾( Jeremy Corbyn)得到英国工党党魁的地位,将桑德斯提升到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边缘。新冠病毒很可能会使这个世代之间的许多观点变得更加尖锐。 」
这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说明资本的严肃战略家是如何得出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似的结论的。他们也明白,新觉醒的社会层级将首先转向左翼改良派。这种发展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左翼改良主义
由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势力的薄弱,新激进画的社会阶层会首先转向左翼改良派的政治人物,因为这些人似乎提供了一条摆脱危机的途径。
在群众的压力下,左翼改良派可以采用一种听起来很激进的言论,但归根结底,他们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的观点。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改良的,可以变得更人道、更民主等等。正如我们在希腊齐普拉斯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幻想将随着事件的发展而自曝其短。
对于不管是改良派来说,革命总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右翼改革派,左翼的更是如此。他们总能找到千篇一律的理由,说明为什么革命是不可能的,是乌托邦的,等等等等。
群众终于被迫面对现实。他们正在慢慢地开始得出结论。这是我们理念所证明的巨大力量,也是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巨大弱点。这需要时间,但旧的幻想迟早会逐渐从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式微。
大量激进的工人和青年经历了齐普拉斯、桑德斯和科尔宾。最优秀的份子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层次,正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学校寻求进一步的启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转变。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个政治工作上,我们有机会犯下两种错误。
机会主义者对左翼改良派人物不作任何批评,实际上成了一种粉丝俱乐部。在另一个极端,那些读了几行托洛茨基的著作就自以为是伟大革命家的无脑宗派份子,尽管托式的文章他们一个字也没读懂,却大声宣布这个或那个左派领袖会正在背叛。 IMT的队伍里容不下这两种偏差的人。很难说这两种倾向之间哪一种对真正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危害会更大。
在对待左翼改良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把原则的坚持与必要的灵活性,和批评的技巧巧妙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必须「形式上温和,实质上坚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那些对左翼改良派抱有诚实幻想的工人和青年之中的精锐份子。
我们必须回答左翼改良派,但不是尖锐地谴责,而是耐心地解释。通过经验的积累,朝着革命方向前进的人们将会明白不仅是右翼改良的局限性,也会理解左翼改良派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生产力崩溃、失业率上升、贫困和痛苦加剧、战争、危机、疾病和死亡的景象。但这些只是潜在疾病的外在表现。像一个好医生一样,我们必须有能力分析症状,以解释根本原因。
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自然会得出悲观的结论。但在历史面前,我们已经看到了症状。
罗马帝国的衰败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伴随着最可怕的经济、社会、道德和哲学退化。然而,这一漫长的衰败期并不是直线进行的。有一些恢复期,正如一个垂死的人有时似乎表现出所有恢复的征兆,而这些征兆只是更进一步和不可逆转的崩溃的前奏。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恢复期的出现绝对不容我们排除。但总的路线显然是整个体制的衰退。不可能有持久的解决办法。用托洛茨基的一句名言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而这种垂死痛苦威胁著整个人类。
惯性力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现象时,必须注意从各个角度去考察,考虑到不同方向矛盾力量的牵引。
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不可能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时候不能重新建立某种程度的(但终究不稳定的)平衡。相反,暂时的恢复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恢复期将是短暂的,而且只是新的、更严重的崩溃的前奏。
目前的局势是各种力量的复杂平行进程。一方面,群众正在拼命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他们准备走革命道路,但他们缺乏明确的方案和前进的前景。
因此,自发性爆发的叛乱无法解决提出的问题。到了一定阶段它们因而会消退,就像大海的波涛与坚硬的岩石相撞,最终被压制。
现行秩序具有强大的惯性力。这给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战略家某种程度的信心。美国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最近发表了如下言论:
「似乎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惯性在推动我们回归正常。我对那些认为这种新冠病毒会改变一切的人持怀疑态度。」
我们有必要非常仔细地考虑这番话,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内核。
当然,我们非常重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目前的抗争浪潮。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以一切可能的热情拥抱它。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些都是代表着正在筹备的重大事件的初步症状。
为了找出正确的观点和策略,我们必须了解问题的另一面。惯性的力量是力学中众所周知的简单基本要素。但是,即使再强大的惯性,也可以通过足够的施力来克服。
最强大的惯性是习惯、习俗和传统的力量,它重重地压在人类的意识上。从很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本能,使人们对改变产生抵触和恐惧。为了实现社会的跃进,我们必须克服这一障碍。但是,只有通过最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灾难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灾难会迫使群众们质疑那些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是固定和不变的东西。
革命家的任务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病入膏肓。它现在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巨额施舍。但根据市场经济主义者的理论,国家不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任何作用。
因此,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靠国家的拐杖支撑就无法生存,那么,为什么不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国家完全控制经济,使它不至于陷入彻底的、绝对的破产?
目前的情况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驳斥,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超过了它的历史作用,只适合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会简单地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即使是最深的危机,它也能走出,而且也会从目前的危机中走出来。然而问题是:它将如何复苏,人类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虽然不排除有部份和暂时的恢复期,但总的趋势显然是衰退。下一次复苏将只是暂时的,是生产力新的、更深层次崩溃的前奏。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可能有持久的解决办法。
今天的资本主义就像一只垂死的怪物,病入膏肓且腐烂不堪,但它拒绝死亡。而这种苟延残喘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在病入膏肓的症状之下,一个新的社会正在艰难地诞生。
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力量缩短这种死亡的痛苦,使新的社会制度诞生,并协助这样的诞生更早的发生,尽可能减少痛苦和折磨。
决定论不是宿命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史观。我们反对后现代主义(唯心主义)认为历史只是无意义的意外一再重复的史观。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有责任去理解它。
我们是历史决定论者,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一般进程是按照确定的规律运作的。但决定论与宿命论完全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多次解释过,群众都会创造自己的历史。当一个社会经济制度进入衰落阶段时,社会革命就会被摆上议程。
但这种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主观因素的积极参与: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革命党及其领导。
在17世纪的英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清教徒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上帝的国度就在眼前。他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加尔文派(Calvinism)狂热地相信宿命。一切都由上帝的旨意预设,而上帝的旨意远远大于个人的意志。但这一信念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尽快建立这个新世界的决心。
恰恰相反,它促使他们的革命性勇气和大胆的壮举。如今,革命者面临着完全相同的任务。而我们将以完全相同的革命决心精神来对待它。与过去革命家不同的是,我们将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
世界革命
当前形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革命的准备期。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分工的加强,使国际间的相互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直到最近,全球化还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度。现在,同样的架构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革命。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有许多机会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迟早有一天,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会出现突破口。这将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局势。
现在还不能说资本主义在哪里会发生断裂。它可能在巴西、义大利、黎巴嫩、希腊、俄罗斯或中国——甚至很可能在美国本身。但是,一旦发生,其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1848到1849年的革命只限于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响有限。 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不仅在欧洲引起了波澜,而且在亚洲也引起了波澜,它标志着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真正开始。但现在我们看到革命运动无处不在:从法国到黎巴嫩,从白罗斯到泰国,从美国到智利。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革命的轮廓。
革命性的耐心
过去,准革命性的局势不会持续太久。危机往往在几个月内就被革命的胜利或反革命的胜利所解决,以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外形告终。但是现在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不允许这样迅速地解决。反动的群众性社会基础(农民等)的削弱,意味着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能立即诉诸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反动。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被自己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阻止夺取政权。由于这些原因,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会继续拖上相当长的时间,会经历著几年,也许几十年的起起伏伏。
这一时期的特点将是舆论的剧烈波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表达了群众对摆脱危机的迫切寻求。各个不稳定的政治联盟将接踵而至。所有现有的政党和领导人都将受到考验。群众将尝试一个又一个选择,首先抛弃一个政党,然后是另一个政党,最后得出革命的结论。
这一进程无疑已经开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但一个进程的开始仅仅是一个开头。为了使这一进程成熟和充分发展,它必须经历一系列的经验,因为只有从经验中,群众才能学习。而且他们也会学习。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到来。
马克思主义者是有耐心的人。我们不介意这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接受我们的思想。到处都在发展一种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我们的思想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仅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但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观因素也是必要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个因素。
建构IMT!
由于本文所无法充分概述的历史原因,使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势力在整个历史时期被抛回微弱的势力。正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的这种弱点,使得群众不可能立即聚集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听众将限于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阶层,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力量直接接触群众。但恰恰是通过这一阶层,我们才能接触到群众,别无他法。
当然,在大好机会出现时,我们必须准备采取大胆的举措。很多时候,在群众会议上,我们的一个同志的大胆发言就可以决定一场罢工是否会发动。一个大胆的举措,有可能把我们推向重要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不用说,我们必须用双手去把握这种可能性。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一种分寸感。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力量有夸大的看法,我们必须了解在任何时候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列宁经常强调我们需要革命性的耐心。我们不能从工人阶级的头上跳过去。我们不能喊得比自己嗓门还大声。托洛茨基警告他的追随者,你不能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寻找捷径肯定会出现偏差,要么是机会主义的,要么是极左主义。而这两者的结果都同样是灾难性的。
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前进,为自己设定有抱负但可以实现的目标,然后检查这些目标是否得到执行。一个革命组织的建构是由一系列小步骤组成的。但是,微小的进步为将来更伟大的事情铺路。
IMT正在取得稳步进展。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2020年七月举办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大学」线上学习营的成果显示,我们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成千上万正在寻找革命道路的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之中。
这是一大进步,但也只是一个开始。数千人将转变为数万人,并将最终使我们能够达到数百万人。以二十个人的团体和以一千个人的组织进入世界革命的新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但却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
最难的任务就是从第一小群人到第一百名成员。从第一百人到第一千人也不简单,但要容易得多。但从一千人到一万人,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从一万到十万,也只是一步之遥。
首先,我们要重视对革命干部的教育。我们从质量入手,质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数量,而数量又会变成质量。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有可能结束资本主义为人来带来的梦魇,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更美好的新世界开辟道路。
2020年9月13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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