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布爾什維克 網站】

近日，香港境內的獨立書店遭遇了一波逮捕浪潮。 7月15日，兩家獨立書店「田園書屋」和「留下書社」被國安警察搜查，五人被捕。早前，「獵人書店」在六月被查，兩人被捕；而「一拳書店」則在三月被查，四人被捕。

這些搜捕是香港國安處以《國安法》24條「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而發動，是自從宏福苑大火後的連串逮捕，包括試圖發起請願的學生和召集討論「高樓維修政策」記者會的民主派人士後，最受關注的國安逮捕。

那麼這些書店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在《國安法》實施6年後，明明已經被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譽為「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香港，其政府仍在繼續打壓言論自由？

反抗的一小角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失敗後的反革命浪潮期間，反政權勢力並沒有立刻完全消退。傳統民主派政黨，如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在選舉改革後（選舉候選人必須經北京認可的選舉委員會批准）被迫退出立法會，靠擺攤設點和舉行集會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最終在壓力下精疲力竭而解散。

一些活動人士採取了遊擊式抗議行動，在一些敏感的日期和地點進行單人行為藝術，例如：六四在維園外圍，七二一在元朗地鐵站（2019年建制動員黑社會在元朗地鐵站襲擊示威者）, 手持假花，念經等，試圖間接的引起抗爭回憶，往往被警察“問候”，往往被警察“問候”，被警察拘留。

即使在反革命和鎮壓，許多2019年以前的活動人士已被監禁或流亡海外的氛圍下，一些民主派活動人士仍然試圖透過小規模的政治活動來試探國安法的適用範圍。

最近發生的重大事件更是助長了這種趨勢，例如反戰團體公開為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示威；還有在大埔火災之後，大學生們公開散發「四大訴求」請願書，呼籲政府承擔責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有些人將小型獨立書店視為表達政治訴求的管道。這些書店通常由反對當局的人士經營，他們過去曾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例如，「獵人書店」的創辦人黃文萱曾任公民黨區議員，而「一拳書店」的創辦人龐一鳴則曾發起「一年不幫襯大地產商」（一年不光顧大房產商）行動。這些書店有的近期才開業，有的則已經營了幾十年(田園書屋於1976年創立)。

這不是第一次港府和中央打壓獨立書店。早在2015年，獨立書店銅鑼灣書店就計畫出版自稱敘說習近平情史的書《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隨後，五名股東和員工先後在香港和泰國失踪，多個星期後才莫名其妙的在大陸現身，並被迫上電視公開認罪，多方懷疑有中央特務綁架了他們至大陸境內，甚至一度引爆約6000人上街抗議為受害者發聲。事後，其中一人桂民海為其十幾年前在大陸境內犯下的酒駕醉而入獄，店長林榮基則流亡台灣，轉向港獨思維，在台重創銅鑼灣書店，直到今年7月2日去世。

在公共圖書館和主流書店如三聯和商務已不再在港銷售政治敏感書籍後，獨立書店則成為這類出版物的唯一銷售者。這些書籍在政治立場上並不統一，種類繁多。從改良派的Verso Books關於女權主義、LGBT權利和巴勒斯坦問題的學術性左翼書籍；到像《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和馮哲芸的《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的自由派書籍；甚至還有一些反動書籍，例如馬克萊文（Mark Levin）的自由派書籍。 Peterson）的胡言亂語，應有盡有。然而，這些出版物的共同政治主線是：它們在政治上“很敏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認可的世界觀。

由於壓抑的社會氛圍，這些書店不再公開對抗政府，但它們書籍的政治內容本身就足以成為人們暫時逃離當今國安體制壓迫的避風港。因此，它們也成為了統治階級的下一個打擊目標，統治階級無法容忍任何被視為「煽動性「和「不愛國」的反對派。但為何等到香港民主派組織被清除後，才這時大舉對付獨立書店？

港府對群眾既囂張又恐懼

這幾個月來，港府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做出多番動員。除了在獨立書店進行搜捕，港府也展現國安方面的軟實力。最近保安局贊助製作資訊節目“國安檔案解密”，談及國安案件，如2020年民主派試圖舉行初選以便在立法會進行議會鬥爭的“47人案”，以及2021年試圖武裝鬥爭的激進港獨派“光城者案”。節目不單止由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嘉賓主持，甚至引入大陸式的電視認罪，把47人案污點證人前區議員趙家賢，還有2020年七一遊行騎著插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沖向防爆警察防線的少年唐人對英傑，詭異地連著西安表達「真誠悔意」。

顯然，港府想展現他們對一切反對聲音的零容忍，藉以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的穩定。儘管特首李家超不停的重申現在已經從「由亂到治」達到「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但反革命所帶來的更加維權的波拿巴主義政權也不能廢除資本製度的社會矛盾。青年失業率持續攀升，房屋供應短缺仍然嚴重，政府以平衡收支為名剝削民眾生計，如對公立醫院服務一率加價，和以緊縮政策嚴重攻擊郵政。去年十一月的大埔大火，居民經過多重聽證會，委員會和法律程序，只能看到政府無盡拖延，推卸責任；以及伊朗戰爭對普羅大眾民生的重大威脅，多方面映射資本主義惡行。

因此，港府和中央在矇騙香港市民資本製度能夠長久穩定時，也警告他們：反革命的靴子可以無限量地踩在他們臉上。在香港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日”，時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揚言會依法打擊“硬對抗”，依法規管“軟對抗”；而回應傳媒回答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明無意設禁書書單，說賣書商有責任確保書籍不會危害國安，揚言“一犯法，有證據，我們就拘告。換句話說，「你多麼自我審查都未必有用，我們認定你的書違反統治階級的利益，我們就把你們一網打盡」。統治階級持無盡打壓的棍棒，試圖嚇退香港民眾，要他們回到垂頭喪氣，埋頭為億萬富豪的專政繼續賣命。

這種波拿巴主義獨裁猙獰面目的背後，存在著港府和中共對群眾的莫大恐懼。一個廣受群眾愛戴的政府是不需要以鐵拳打壓異議的，因為人民真的支持它們。但目前港府的地位則完全相反：他們可以用國家暴力鎮壓了群眾，但也深知香港群眾對其的怨恨和憤怒仍然持續發酵。如此一來，任何不符合中共和港府「主旋律」的言論和出版物都可能是讓群眾再度爆發的出口。

堅決反對反革命打壓言論自由

然而，港府和中央持著警察機關的棍棒和虛偽穩定發展的蘿蔔，不能夠恆久按下香港廣大的勞動階級。資本主義產生的社會矛盾，港府無法解決。香港的工人和青年，在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不斷加深社會上的一切矛盾下，肯定會逐漸看透港府和中央的無能和資本主義的無盡恐怖，尋找一個出路。當中有些會在這些獨立書店裡尋找它，並對港府鎮壓這些書店感到絕望，憤怒。

身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徹底捍衛群眾的言論自由和其他民主權益，因為這些權益是勞苦大眾用來反對壓迫和進一步改變社會的利器。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也就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們，曾不遺餘力地在沙俄專制體制下為最徹底、連貫的民主權益奮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把持的理論也堅持這一點，與當今中共和過去一切斯大林主義政權有著天壤之別。

當然，香港民眾自己無疑對這種持續的鎮壓感到不滿，僅剩一小角的言論自由也不斷被蠶食。毫無疑問，中共和港府急於壓制民眾積壓已久的憤怒情緒。這只會適得其反，逼迫新一層的香港工人和年輕人們需要思考：我們該如何有效捍衛香港民眾的言論自由？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我們該如何爭取一個真正民主，由真正運作社會的勞苦大眾管理的社會？

這一層新一代的鬥士們必須摒棄一切導致2019年鬥爭失敗的自由主義、階級合作和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幻想，並走向階級獨立和與大陸工人們形成階級團結、一同打倒香港和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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