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們在幾十年前就已預見全球暖化將帶來的氣候危機，但為了追求龐大的利益，他們從未停止石化污染、濫伐樹木和開發山地。當前氣候危機正在發生，無論是新興的綠色能源、電動車，還是綠色碳稅，勞工階級正為富豪們買單這些污染所造成的後果，而資本家們則在數著“綠色”鈔票，尋找新的星球以榨取利益。

2024年將成為十年內第十個打破高溫紀錄的年份，並超越2023年，成為歷史上最熱的一年。高溫的同時，歐洲地區也出現了大規模的野火和異常的降雨量。10月底，西班牙瓦倫西亞在短短8小時內的強降雨，直接導致這座第三大城市淹沒在洪水之中。東南亞（包括台灣）和南美洲同樣面臨著短時間內連續襲來的強降雨颱風。中緯度國家因氣候問題開始出現作物歉收和旱災，而高緯度地區的永久凍土也開始融化，南北極則面臨著嚴峻的冰山融化問題。

全球的勞工階級正面臨著這場巨大的氣候浩劫，無數海島國家因海平面上升而被迫成為氣候難民。在我們考慮是否要將冷氣調高一度以幫助北極熊，或是為了節省水電而反覆檢查水龍頭和電源是否關緊，還有為了減少污染而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甚至為了環保而選擇價格更高的新能源產品的同時，2022年好萊塢明星最愛定居的加州面臨著嚴重的乾旱。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明星對缺水的事實毫不在意，甚至出現了「我家整年都不關水龍頭」的言論。這群可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們，他們的出行方式同樣奢華且浪費——私人飛機，這種高碳排放的交通方式自然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負擔，甚至需要購買「碳權」來平衡自己的碳排放量。

以上只是我們能窺見這些資產階級浪費的一角。毫無疑問，已開發國家中的大型企業更是高碳排放的罪魁禍首。他們以環保的名義購買碳權，免除自己的碳稅，卻在開發中國家大肆開發，利用開發中國家對碳排放政策的寬容，藉此逃避污染的責任。更不用提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戰爭，無論是武器的使用、製造還是運輸過程，都會產生無窮的碳排放。石化產業、軍工產業、運輸業以及各行各業的龍頭企業，皆以此方式獲利豐厚，並利用這些資金與資產階級的政客們結成聯盟，最終在全球碳排放大國都宣稱達到「碳中和」、「零碳排」的情況下，造成了全球氣候危機的後果。 最荒謬的是，所有聲稱要為全球暖化盡一份心力的各國領導人，竟然一致缺席了COP29氣候峰會的開幕式。儘管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場每年重複上演的人類共同努力的虛偽陳詞爛調並無實質代表性，但顯然這些資產階級政客們連假裝關心的戲碼都不願意參演。在會議上的決議更是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們獲取利益的野心，除了要求更多的資金外，建立碳市場機制這種已不知多少次被用作漂綠的政策再次被強調。

無限後退的上限和無效的協定

全球暖化本身並非完全是人為現象。事實上，在人類開始主宰世界之前，全球暖化就已經存在。冰河期與全球暖化的循環本應是地球的自然現象。然而，自工業革命以來，工廠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暖化的速度已經超過正常水平的十倍以上。人類本應在冰河期解凍過程中，於舒適的溫度下生活，但最終卻將解凍的速度從數千年縮短成短短的兩個世紀內。

最早進入人類視野的全球性氣候問題是南極臭氧層稀薄的現象。在此之前，自然條件下從未有任何特定地區出現臭氧層稀薄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使用在製冷劑中的氯氟化合物（CFCs），這種物質因其高穩定性、低成本和高效能的製冷效果，沒有人想過要去研發替代品，換句話說「沒有比它更能賺錢的商品了」。在利益主導一切的資本主義體系下，沒有人會反對使用這種物質，直到人們最終意識到南極地區臭氧層稀薄的問題。

然而，這些研究報告很快遭到了CFCs的生產商的強烈反彈。他們擔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反覆強調CFCs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經濟效益上的無可替代性”。同時，華爾街的主要股東們也紛紛加入這場辯論，他們資助了一些頂尖科學家，捏造實驗數據，無視環境危害的事實，並不斷謊稱氯氟碳化物絕非造成臭氧層稀薄的罪魁禍首。他們遊說並宴請政客，要求放寬限制，延緩生產限縮的政策，甚至在《蒙特婁議定書》簽訂初期表達強烈抗議，因為這項協定將導致整個產業“蒙受巨大經濟損失”。顯然，在龐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南極地區遭受強烈紫外線直射對這些富豪們來說並不算什麼大事。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氯氟碳化物是最大的罪魁禍首，這些資產階級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生產，強烈的紫外線有一天也會直射到他們所居住的區域，於是他們才不情願地“減少”生產。沒錯，即便在如此巨大的危害下，他們仍然讓政客們放寬限制，最終拖延到2030年才完全停止氯氟碳化物的生產。

自此，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問題終於進入了全人類的視野。隨著《蒙特婁議定書》簽訂的先例，環保議題的關注者感到振奮人心（當然，他們並不知曉議定書背後那些政客與資本家的勾結）。不久之後，便推動簽訂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然而，這份為全人類未來所做的公約並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正如聯合國這個官僚機構的其他大部分公約一樣，只能“敦促”締約國推動環保政策，並透過每年召開氣候峰會來檢討與修正環保政策。尤其是那些擁有較大話語權的國家，大多數是已開發國家，且同時也是碳排放大國。在不願意減少本國經濟活動的背景下，卻要求開發中國家放緩經濟發展，這正如資本主義一貫的作風，壓榨比自己地位低的國家以獲取利益。開發中國家的統治階級又怎能放棄本國的經濟發展、自己的政治仕途和自家的產業，來換取全人類的未來呢？因此，我們看到第一屆和第二屆氣候峰會根本沒有任何正式的政策決議，僅有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兩大陣營的僵持不下，而勞工階級則繼續為這些悄然發生的氣候變遷買單。

到了第三屆氣候峰會，他們終於達成了合作，但這並非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自己正在危害全人類的生活環境，而是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讓所有國家都滿意的方案——碳市場機制（至今筆者仍不得不佩服資本家獲取利益的能力，連氣體排放都能拿來交易，形成碳權私有制）。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京都議定書》。碳市場機制的運作是先設定一個全球總排放量的上限（有趣的是，這個上限從未明確數字，而是使用了將溫室氣體“控制在適當的水準”的模糊用語來混淆視聽，即所謂的碳中和），然後再分配給所有國家設定一個碳排放量的上限。為了強調全人類“共體時艱”的時刻，未達到碳排放上限的國家可以將多餘的額度販賣給超出碳排放上限的國家，這被稱為碳權交易。聽起來十分美好，大家共同面對氣候危機，人類又一次完美合作。然而，最大的漏洞在於開發中國家的碳排放上限並無硬性規定，已開發國家可以大量向開發中國家購買碳權，以維持自己國家的環保“碳中和”假象，而開發中國家則不需為超出碳排放上限負責。就這樣，原本旨在解決全球暖化問題的機制，卻恰恰成為了加速暖化的工具。已開發國家的勞工階級繳納碳稅，讓資產階級得以購買碳權；而開發中國家因其地理位置多位於低緯度地區，其勞工階級則成為最先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第一批氣候難民。資產階級和各國政客們則“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保，名利雙收。

無法再偽裝的漂綠和失控的氣候危機

《京都議定書》的簽訂為所有經濟發展活動貼上了一層環保的綠色外衣，“永續發展”、“綠色經濟”和“可再生資源”成為華爾街的新寵兒。各企業紛紛想方設法為自己的計劃和公司貼上環保的標籤，一方面大肆開發熱帶雨林，聲稱會種植新的植被；另一方面則研發更節能的產品，卻不願意放棄繼續銷售石化產品。所謂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實際上卻造成了更大的環境負擔，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卻被視而不見。當有人出來指責這些大企業的漂綠行為時，他們的回應往往是「一切合法，謝謝指教」。然而，這些企業與政客們達成了合作，又怎會存在不合法的情況？他們的辯解與臭氧層濃度稀薄時的說辭如出一轍：「尚未發生，沒有證據」、「科學研究需要時間」、「為了兼顧環保與經濟效益，必要的污染是可以接受的」，這些陳詞濫調再次被用來抵擋批評。同時，大企業也買通了一些科學家為他們的行為背書，並且在政府官員之間進行著源源不斷的金流往返。直到氣候變遷問題逐漸明顯，越來越熱的夏天、越來越短的春秋、異常的乾旱與暴雨，這些資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終於無法再隱藏這些消息。

許多國家趁此機會退出了《京都議定書》，聲稱該協定未對開發中國家施加碳排放的強制限制，因此“憤而退出”。除了最初就未參與的美國外，中國表示，除非已開發國家完成其減排目標，否則不會跟進減少排放的措施；日本、俄羅斯和加拿大則明確表達了退出的意願。剩下的續約國中，除了碳市場的受益者（如歐盟和澳洲），還有根本不受限制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然而，飽受氣候變遷之苦的廣大勞工階級無法再忍受政府對全球暖化的無所作為。如果連一個公約都沒有，誰來監督這些企業的行為呢？因此，為了防止人民的怒火，無能的統治階級政客最終在2015年重新坐下來談判，達成了《巴黎協定》。然而，協定中的共同目標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連減少碳排放的具體措施都不提，直接改為“將氣溫的升高限制在2°C以內”，拋棄了所有環保的承諾，暴露出這些資產階級政客的真面目。更不用提最終的成效，大家都有目共睹：溫室氣體的排放每年持續以固定趨勢增長，每年不斷創下歷史新高的氣溫，降雨的地方不再下雨，不降雨的地方卻下起了雪，野火、洪水和強颱風輪番襲擊，海平面不斷上升，許多海島國家面臨淹沒的危機。資本家們購買熱帶雨林、開發山林和礦坑、大量收購自然資源，無止盡的過度生產將地球變成巨大的私人工廠，卻要廣大的勞工階級為這些污染買單。

計劃經濟的必要性和資本主義的不可行

上述的氣候問題僅僅是開端，長期的氣候異常將導致地理環境的劇烈變化，赤道地區將出現大片沙漠。溫帶地區將轉變為亞熱帶莽原，水資源的匱乏將使世界上大多數人無法獲得足夠的水源。寒帶地區將變得四季如春，適合種植作物，然而其產量卻完全不足以應對全球人口的需求。屆時，人類將面臨饑荒、脫水、酷暑，以及為了爭奪資源而引發的戰爭，將不斷喪生。

除了氣候異常，我們現在同時面臨著資本主義的威脅。舉例來說，無論是太陽能板還是電動車的電池，都需要大量的鋰。然而，世界上大部分的鋰儲量位於智利的阿塔卡馬沙漠下方，這導致世界上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爭奪這片沙漠的產權。中國和美國的跨國公司在阿塔卡馬沙漠進行的採礦活動，正導致淡水資源枯竭、水和土壤污染、剝奪原住民的土地、侵犯人權以及健康問題。去年，鋰的價格上漲了一倍以上。同時，對銅、鈷等資源的需求也在上升。因此，隨著以利潤為導向的礦業公司尋求開拓新市場，這種生態和社會的破壞只會變得更加廣泛。

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即使是再生能源也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因為其本質上是為了追求最大利益而存在。這導致即便在環保議題上，各方仍然競相爭奪市場主導地位，壟斷資源以獲取利益。這種情況將直接對居住在礦產或資源附近的居民造成危害。

這一切的危害都是以新能源的名義進行的。儘管它們看起來更具“道德性”，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可再生能源，卻同樣面臨著與化石燃料相同的殘酷剝削與污染。

只要生產資料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根據利潤動機和資本主義無止境的生產模式，這種情況將永遠存在。無論是大量生產所帶來的污染，還是生產過剩後被浪費的產品，都只會使全球暖化的問題更加嚴峻，無論這些產品是否為環保產品。

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唯一能夠確保向低碳能源及永續生產進行公正過渡的途徑。

如果繼續讓自由市場決定一切，任何轉向綠色替代品的研發和生產速度都將無法滿足需求，因為化石燃料的利潤依然可觀；再生技術的製造將因為殘酷的剝削、破壞性行為和利潤驅動的做法，持續造成大量污染和危害；而落後且污染嚴重的行業工人將面臨失業的困境。

如果我們想真正「重建得更好」，就需要沿著社會主義的路線徹底改造經濟結構，不再讓資本主義混亂的生產方式和利潤至上的邏輯主導一切。我們必須將主要壟斷企業收為公有，在工人的領導下對生產進行計劃和控制，確保僅生產滿足人民實際需求的產品。這將消除無止境的過度生產，減少資源浪費，並降低工業對電力和水資源的過度依賴，從而降低能源需求，減少對新建發電廠的需求。

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我們能夠將節省下來的資源投入到可持續能源技術的研發中，而非被私有企業用於追求短期利潤。此外，透過去除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高昂定價以賺取利潤的模式，人民將更能負擔得起環保產品，從而實現綠色轉型的社會包容性。

計劃經濟的的不可替代性在於，它能夠通過集體決策和長期規劃來應對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在推動綠色能源的同時，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實現產業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公平。那些在傳統化石燃料產業中的工人，不再需要擔心失業或生活困難，因為生產計劃會優先考量人民的福祉，而非追求投資回報。

這種模式也能避免綠色經濟中的新型剝削，例如鋰礦等資源的無序開採，對環境和當地社區的破壞。相反，我們可以透過公有制和民主化的資源分配，確保全球合作，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從根本上應對氣候危機，為人類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但是如果要實現這樣的變革，就必須要清楚認識到氣候變化背後存在的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也就是既有的統治階級本身是不可能自己實現這些的。工人階級必須執掌政權才有辦法推進這些迫在眉睫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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