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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有四十六年。這一事件一般被公認爲中國由計劃經濟時代步入市場經濟時代的轉折點。經過國有資產逐步私有化、徹底融入世界市場、資本輸出等幾個階段之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際上已經統治著中國，除了「特色社會主義」的狂熱追隨者以外，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

然而，在當今中國的一部分左派眼中（主要是毛主義者），改革開放往往被視作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復辟，其主要的陰謀策動者正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實幹派」（也稱「走資派」），是這些黨內的階級敵人、被資產階級思想侵染的反動官僚摧毀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基礎。由此衍生出一種觀點：我們只需要清洗掉這些毒瘤，然後繼續按照建國初期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就可以獲得勝利了。

這樣的觀點是片面且有害的，因為它建立在對1949-1978年間歷史和官僚階層性質的無知上。駁斥它既是要解釋資本主義在中國死灰復燃的前因後果，也是在與一種關於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官僚的唯心主義神話作堅決的鬥爭——中國資本主義從1978年開始，到2001年前後正式完成的重建正是基於官僚出於自身利益的可恥背叛，而絕非什麼勇者鬥惡龍的無聊悲劇，這就是本文希望解釋清楚的問題。

中國的新經濟政策？

在切入正題之前，筆者認為必須先在這裡簡短地駁斥另一種更加明顯地——也許是出於無恥，也許是出於無知——為改革開放辯護的觀點，以免有讀者誤以為列寧在蘇俄早期的作為也應當受到和鄧小平相同的指控。

出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改革開放有時會被拿來與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相提並論。不可否認的是，它們的確都致力於引入一定的市場來幫助國家恢復經濟，畢竟當時經濟的困境是無法只靠一國範圍內的國家計畫來解決的。

但是，這兩種政策的實施背景和動機卻是完全不同的。新經濟政策實施前，蘇俄國內的工業已經被內戰破壞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農民不願繳納自己的糧食，產業水平甚至還不如一戰爆發前的沙皇俄國。這個時候，根本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建設，蘇俄首先要做的是讓工人國家生存下去，因此布林值什維克允許農民通過私人管道出售產品，並且將規模較小的國有企業租賃給私人管理。但與此同時，列寧和托洛茨基從未想過要放棄對信貸、外貿和稅收的控制，而是利用這些工具將資源引向國有工業。

與之相反，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官僚自己作為阻礙計畫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卻認為計畫經濟本身必然會遭到失敗，於是「摸著石頭過河」式地逐步開放市場，抓緊一切機會深化改革，將國家對信貸、外貿的管制權逐一讓出，使得中國不可逆轉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徹底受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統治。不難看出，中共對於經濟的認識極其淺薄，在嘗到甜頭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推進改革、丟盔棄甲，殊不知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發展的盡頭，一定是危機和蕭條的深淵，從來沒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擺脫這一規律。

那麼為何中共官僚會一發不可收拾地走上資本主義重建的道路，為何他們沒有被阻止，以及為什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說，「官僚本身就是阻礙計畫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呢？要考察這些現象背後最深層次的歷史動因，就必須回到中國黨國官僚體制的起點，即1949年中國革命。

1949年中國革命的缺陷

1949年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二偉大的事件，它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消滅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消除了帝國主義的干涉，並建立起了計畫經濟的雛形。然而它沒能以1917年革命後健康的民主工人國家為起點，在史達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無知導致的作惡下，終究參照著官僚統治獨斷、特權飛揚跋扈的史達林政權，作為自己的起點。

20世紀20年代末，經歷過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在對城市無產階級的叛賣和嘗過苦澀的失利之後，中共早已不是陳獨秀、李大釗時代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政黨，反而充分吸取了史達林主義慣有的機會主義傾向，將工作轉向吸納農民階級，卻從未以組織起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中堅力量為自己的首要目標。在革命成功之前，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便依靠操縱各個貧苦階級，指揮農民軍隊（紅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這樣的軍隊完全受國家機關中的中共官僚們的支配。那麼這個軍隊支撐的政權，當然也就有著等級屬性。這一點也許在革命時還不太明顯，但可謂是「合情合理」地延續到了建國後的建設工作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完全以北方的鄰居史達林主義蘇聯為藍本，建構了新中國的國家機器——它有僵硬的等級制度，特權的官僚階層，對國民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代替式掌控；卻沒有列寧強調的工人民主管理，沒有對經濟規律的辯證認識，沒有國際主義的正確戰略——這正是蘇俄革命在三十年代的徹底衰退後留下的終點。更糟糕的是，1949年中國的經濟起點遠比革命前的俄國更低。

這些膿瘡導致中國革命在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它的確完成了一個落後國家的土地革命，在政治上第一次給予了被壓迫階級相對的自由，並且通過計畫經濟很大程度上發展了生產力，這些進步是我們應該肯定和捍衛的。可這仍然是一個經濟水平低下，政治上官僚階層對無產階級有重重桎梏的國家，這樣的國家無法自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正如托洛茨基所分析的，它如果不在未來通過新的政治革命徹底完善工人民主，那麼膿瘡就會潰爛、惡化，社會將重新倒退。

接下來要詳細解釋的，就是中國官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步步走向反動，最終墮落為反革命的過程。

官僚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限制

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一度希望按照「階段革命論」的方針，與「進步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先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然而在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非常薄弱，他們沒有能力有效管理和營運國民經濟，也沒有真正的國家政權。因此，事實的發展最後證明不斷革命論的正確，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全面接管新生國家的經濟槓桿，開始嘗試建立計畫經濟。

1949年到1957年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長；1957年到1970年間，工業生產繼續以9%的速度增長，遠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印度同階段的增長率不及中國的一半）。1952年，中國每年只能生產1000輛拖拉機，這意味著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國每年生產的拖拉機已達到190000輛。

這些還都是在有諸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進的干擾的情況下實現的。大躍進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嚴重倒退，直接導致奪走1500萬人生命的大饑荒；1967年至1968年間工業產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這樣兩次重大的干擾後國民經濟仍能恢復，這主要依賴於國家計畫。

1974年，世界其他國家都處於經濟衰退之中，這是戰後第一次全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世界生產減少了1%，而中國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長，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十分相似。

迅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社會，並將其帶入了20世紀。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到1975年，93%的兒童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醫療、住房等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革命前嚴重的貧窮被消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1945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40歲，到1970年增長至70歲，已接近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

以上的事實無不證明，即使是建立在極低起點上的計畫經濟，也可以帶來難以置信的經濟進步。關於健康的計畫經濟如何有效地在健康的工人國家發展釋放生產力，就不在此贅述。在中國的具體情況是，雖然官僚掌控下的計畫經濟完全缺乏其必需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這肯定阻礙了真正的計畫經濟發展生產力的效率——但一定限度內因為理性的計畫和管理有效地杜絕了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在當時中國生產力較低、經濟生活較不複雜的情況下尚可使社會的各種生產資料與勞動力以協調的方式結合，並避免社會生產上一切因市場無政府狀態導致的過剩和浪費。

然而，無論在蘇聯還是中國，計畫經濟都沒有長久維持這樣強勁的增長勢頭。隨著生產力不斷髮展，經濟生活日益複雜化，計畫生產時需要考慮的因素越來越繁多，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已經明顯地出現了生產不協調、投資失衡、浪費和短缺等問題；同時代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甚至開始了經濟停滯和衰退。造成這種情況的正是官僚階層，它從一個生產力的相對桎梏逐漸轉化為絕對桎梏。

托洛茨基於1939年10月分析了當時俄國一些同志對於官僚的錯誤看法：「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處理程序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里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

托洛茨基在之後的分析中解釋了，與此相反，官僚並沒有歷史未來。它是工人國家在極端落後和封閉的條件下走向退化的產物。這個論斷在中國也是適用的：官僚並不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那樣，會在歷史的某個階段對生產方式做出革命性的改變。它是在中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筋疲力盡，均無力實施專政時，作為國家機器的直接運行者，貌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階層——沒錯，階層，不是階級。

這樣的一個階層不受任何階級的制約，寄生在國有化的財產關係和計畫經濟上，擁有巨大的特權。1956年起，中國的行政人員中實行三十級工資制，最高工資（593.5元）是最低工資（21元）的28倍左右。而1960年，在大躍進的困難時期，雖然官僚的工資一砍再砍，但是最高工資（404.8元）比最低工資（20元）依然多了20倍。而列寧時期的蘇聯，技術人員（包括政府工人）與一般工人的工資差距只有三倍。

除此以外，官僚和過去的壓迫階級一樣，往往以經驗主義的眼光看待現實的發展，只要是有利於保障自己的生存、維護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踐行，不管是冒進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由此發展出官僚實踐上的兩大特徵：它牢牢把控經濟槓桿，且認為在經濟生活中，只需要靠專業官員坐在辦公室內進行紙面的計算和調整，就能夠建立起一個完美的計畫系統；另一個特徵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官僚並不清楚制定一個國際大分工計畫具有怎樣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在面臨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時，總是傾向於犧牲國際無產階級來保護自己的政權。

按照上述方式去建設社會主義，雖然在初期憑藉計畫的優勢，可以取得不錯的進展，但是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工人國家在國際上的孤立，以及國內勞動生產率低下、實際生產不能協調、腐敗嚴重等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健康的計畫經濟一定要有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支撐——社會化的生產力唯有社會才能駕馭。遺憾的是，官僚階層永遠都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的官僚顯然不是什麼例外。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接下來的改革開放是怎樣在中國重建資本主義的。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重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權力傾軋結束。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派官僚仔細地觀察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踐的破產（經濟嚴重衰退，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並總結了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認識到計畫經濟若繼續按這種模式運轉下去，最終將不能保障官僚特權。他們如果不設法做出改變，那就一定會重蹈覆轍。

可是，渴望保存自己特權的官僚階層斷無可能向工人階級拱手讓出政權，這一點在文革中期毛澤東有意識地壓制工人運動時就已經能看得出來。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延續特權，那麼對於中共官僚而言，唯一可能的路徑就是重新引入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的根本性質不是一場單純的政治復辟。無論毛和鄧的意見看上去多麼相左，他們始終都有一個共識：官僚階層必須繼續存在，因此只要實踐證明哪種生產方式可以有效地達到該目的，就應該採取哪種生產方式。所以，鄧小平改革的深層動機早就存在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了，兩種「路線」的官僚邏輯是完全相通的，不存在鄧小平背叛「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樣的史詩故事。

那麼為什麼要用「重建」來替代「復辟」呢？這裡必須注意一點，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完全統治中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經濟改革遭遇通貨膨脹率激增、社會不穩定等危機時，官方就會被迫減緩改革速度；當風浪平息，局面重新得到控制時，官方又會趕緊加速改革處理程序，因為新的財產關係確確實實讓他們感受到了甜頭。

改革的具體過程是漫長的。1992年之前，中共還只是謹慎地引入了市場，打破一些對私有制的限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並吸引一定量的外商投資。但是隨著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官僚們意識到自身危機的嚴重性，於是決定加速市場經濟改革，正式放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提法。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數以百萬的人們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間，3000萬個國有部門崗位被摧毀。傳統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的「鏽帶」，中國國有計畫時期的工業中心——東北工業區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員的工人則被剝奪了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權益。短短幾年之間，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陸續摧毀。雖然工人階級在此期間曾積極抵抗，但遭到了官僚們的無情打壓。

2000年之後，通過國家管控在中國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已經具備一定規模。隨著中國加入WTO並承諾解除外貿控制，中國資本主義進入了資本輸出的時期。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經歷了完全的重建，達到了最後的帝國主義階段。

現在可以清楚地解釋為什麼改革開放是「資本主義重建」了：它在中國這個當時以計畫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工人國家（雖然是畸形的）一步步摧毀了公有制，同時在經濟上重新建立起資本主義的一切生產關係，即資本對僱傭勞動的統治，私人對社會化生產力的佔有，乃至培育出了如今世界上第二強大的資本主義和最龐大的無產階級群眾。這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反動，而且是從無到有地搭建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這一切「功績」的締造者，當然就是「不忘初心」，從始至終都絞盡腦汁維護自己特權的中共官僚——經驗主義貫徹著他們建國以來的全部行動，扼殺了工人國家的潛力。

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列寧主義，沒有世界性的階級鬥爭，這些對他們而言，從來都是一紙空談。他們只會相信能夠保全經濟利益、政治特權的經驗。這就是官僚階層立足的邏輯，這才是唯物主義的判決書，至於對某些官僚的宗教式的信任，還是留給可憐的臆想者們吧。

中國走向何方

資本主義在中國重新取得統治地位，已是無法扭轉的事實。在20世紀，官僚還沒有為了自身利益將國家的經濟遺產全部出賣給私人時，一場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尚有望保住來之不易的計畫經濟，並補足新中國建國時缺失的工人民主，讓中國重新走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正軌。但遺憾的是，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它沒有蘇俄那樣的革命傳統，工人階級沒有辦法接觸到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革命的理論，因而未能扭轉頹勢。

但是資本主義的重建至少還有一個積極的地方，它將中國的各個受壓迫階級無產化，創造了一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勞苦大眾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正在受到官僚和資產階級殘暴的壓迫，被迫為危機買單，並逐漸對現有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困境失去耐心。

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革命推翻黨國官僚，打敗資產階級，清除資本主義，才能在中國重建工人階級的計畫經濟，結束資本主義帶來的普遍的苦難和野蠻、貧窮和絕望。而未來的工人國家如果要防止資本主義捲土重來，就必須要依靠工人民主和國際革命。

而想要做到所有的這些，就必須建立一個有堅實理論基礎的革命政黨，它必須引導中國的無產階級完成中國共產黨不曾帶領他們完成的任務，並在積極促成世界工人階級的解放。加入我們建設這個革命黨的工作，讓官僚和統治階級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瑟瑟發抖吧！這一次的革命中，中國和世界的無產階級要一勞永逸地把資本主義釘在棺材板裡，航向社會主義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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