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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六年。这一事件一般被公认为中国由计划经济时代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的转折点。经过国有资产逐步私有化、彻底融入世界市场、资本输出等几个阶段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统治著中国，除了「特色社会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以外，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然而，在当今中国的一部分左派眼中（主要是毛主义者），改革开放往往被视作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辟，其主要的阴谋策动者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实干派」（也称「走资派」），是这些党内的阶级敌人、被资产阶级思想侵染的反动官僚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由此衍生出一种观点：我们只需要清洗掉这些毒瘤，然后继续按照建国初期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就可以获得胜利了。

这样的观点是片面且有害的，因为它建立在对1949-1978年间历史和官僚阶层性质的无知上。驳斥它既是要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的前因后果，也是在与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官僚的唯心主义神话作坚决的斗争——中国资本主义从1978年开始，到2001年前后正式完成的重建正是基于官僚出于自身利益的可耻背叛，而绝非什么勇者斗恶龙的无聊悲剧，这就是本文希望解释清楚的问题。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在切入正题之前，笔者认为必须先在这里简短地驳斥另一种更加明显地——也许是出于无耻，也许是出于无知——为改革开放辩护的观点，以免有读者误以为列宁在苏俄早期的作为也应当受到和邓小平相同的指控。

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改革开放有时会被拿来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都致力于引入一定的市场来帮助国家恢复经济，毕竟当时经济的困境是无法只靠一国范围内的国家计画来解决的。

但是，这两种政策的实施背景和动机却是完全不同的。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国内的工业已经被内战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农民不愿缴纳自己的粮食，产业水平甚至还不如一战爆发前的沙皇俄国。这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苏俄首先要做的是让工人国家生存下去，因此布林值什维克允许农民通过私人管道出售产品，并且将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租赁给私人管理。但与此同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未想过要放弃对信贷、外贸和税收的控制，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将资源引向国有工业。

与之相反，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自己作为阻碍计画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却认为计画经济本身必然会遭到失败，于是「摸著石头过河」式地逐步开放市场，抓紧一切机会深化改革，将国家对信贷、外贸的管制权逐一让出，使得中国不可逆转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彻底受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统治。不难看出，中共对于经济的认识极其浅薄，在尝到甜头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推进改革、丢盔弃甲，殊不知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尽头，一定是危机和萧条的深渊，从来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摆脱这一规律。

那么为何中共官僚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资本主义重建的道路，为何他们没有被阻止，以及为什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官僚本身就是阻碍计画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呢？要考察这些现象背后最深层次的历史动因，就必须回到中国党国官僚体制的起点，即1949年中国革命。

1949年中国革命的缺陷

1949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它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消灭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消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并建立起了计画经济的雏形。然而它没能以1917年革命后健康的民主工人国家为起点，在史达林掌控的共产国际无知导致的作恶下，终究参照着官僚统治独断、特权飞扬跋扈的史达林政权，作为自己的起点。

20世纪20年代末，经历过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叛卖和尝过苦涩的失利之后，中共早已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时代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政党，反而充分吸取了史达林主义惯有的机会主义倾向，将工作转向吸纳农民阶级，却从未以组织起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革命成功之前，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便依靠操纵各个贫苦阶级，指挥农民军队（红军）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样的军队完全受国家机关中的中共官僚们的支配。那么这个军队支撑的政权，当然也就有着等级属性。这一点也许在革命时还不太明显，但可谓是「合情合理」地延续到了建国后的建设工作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完全以北方的邻居史达林主义苏联为蓝本，建构了新中国的国家机器——它有僵硬的等级制度，特权的官僚阶层，对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代替式掌控；却没有列宁强调的工人民主管理，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辩证认识，没有国际主义的正确战略——这正是苏俄革命在三十年代的彻底衰退后留下的终点。更糟糕的是，1949年中国的经济起点远比革命前的俄国更低。

这些脓疮导致中国革命在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它的确完成了一个落后国家的土地革命，在政治上第一次给予了被压迫阶级相对的自由，并且通过计画经济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生产力，这些进步是我们应该肯定和捍卫的。可这仍然是一个经济水平低下，政治上官僚阶层对无产阶级有重重桎梏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无法自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如托洛茨基所分析的，它如果不在未来通过新的政治革命彻底完善工人民主，那么脓疮就会溃烂、恶化，社会将重新倒退。

接下来要详细解释的，就是中国官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步步走向反动，最终堕落为反革命的过程。

官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限制

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一度希望按照「阶段革命论」的方针，与「进步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先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他们没有能力有效管理和营运国民经济，也没有真正的国家政权。因此，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不断革命论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全面接管新生国家的经济杠杆，开始尝试建立计画经济。

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1957年到1970年间，工业生产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同阶段的增长率不及中国的一半）。1952年，中国每年只能生产1000辆拖拉机，这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国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已达到190000辆。

这些还都是在有诸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进的干扰的情况下实现的。大跃进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倒退，直接导致夺走1500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7年至1968年间工业产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这样两次重大的干扰后国民经济仍能恢复，这主要依赖于国家计画。

1974年，世界其他国家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这是战后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世界生产减少了1%，而中国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长，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十分相似。

迅速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并将其带入了20世纪。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到1975年，93%的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在医疗、住房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革命前严重的贫穷被消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45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0岁，到1970年增长至70岁，已接近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以上的事实无不证明，即使是建立在极低起点上的计画经济，也可以带来难以置信的经济进步。关于健康的计画经济如何有效地在健康的工人国家发展释放生产力，就不在此赘述。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是，虽然官僚掌控下的计画经济完全缺乏其必需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这肯定阻碍了真正的计画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效率——但一定限度内因为理性的计画和管理有效地杜绝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在当时中国生产力较低、经济生活较不复杂的情况下尚可使社会的各种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以协调的方式结合，并避免社会生产上一切因市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过剩和浪费。

然而，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计画经济都没有长久维持这样强劲的增长势头。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计画生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繁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出现了生产不协调、投资失衡、浪费和短缺等问题；同时代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甚至开始了经济停滞和衰退。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官僚阶层，它从一个生产力的相对桎梏逐渐转化为绝对桎梏。

托洛茨基于1939年10月分析了当时俄国一些同志对于官僚的错误看法：「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处理程序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

托洛茨基在之后的分析中解释了，与此相反，官僚并没有历史未来。它是工人国家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条件下走向退化的产物。这个论断在中国也是适用的：官僚并不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那样，会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对生产方式做出革命性的改变。它是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筋疲力尽，均无力实施专政时，作为国家机器的直接运行者，貌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阶层——没错，阶层，不是阶级。

这样的一个阶层不受任何阶级的制约，寄生在国有化的财产关系和计画经济上，拥有巨大的特权。1956年起，中国的行政人员中实行三十级工资制，最高工资（593.5元）是最低工资（21元）的28倍左右。而1960年，在大跃进的困难时期，虽然官僚的工资一砍再砍，但是最高工资（404.8元）比最低工资（20元）依然多了20倍。而列宁时期的苏联，技术人员（包括政府工人）与一般工人的工资差距只有三倍。

除此以外，官僚和过去的压迫阶级一样，往往以经验主义的眼光看待现实的发展，只要是有利于保障自己的生存、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践行，不管是冒进主义还是机会主义。

由此发展出官僚实践上的两大特征：它牢牢把控经济杠杆，且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只需要靠专业官员坐在办公室内进行纸面的计算和调整，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完美的计画系统；另一个特征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官僚并不清楚制定一个国际大分工计画具有怎样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在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时，总是倾向于牺牲国际无产阶级来保护自己的政权。

按照上述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初期凭借计画的优势，可以取得不错的进展，但是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工人国家在国际上的孤立，以及国内劳动生产率低下、实际生产不能协调、腐败严重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健康的计画经济一定要有工人民主和国际主义的支撑——社会化的生产力唯有社会才能驾驭。遗憾的是，官僚阶层永远都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的官僚显然不是什么例外。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是怎样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重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倾轧结束。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官僚仔细地观察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践的破产（经济严重衰退，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并总结了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认识到计画经济若继续按这种模式运转下去，最终将不能保障官僚特权。他们如果不设法做出改变，那就一定会重蹈覆辙。

可是，渴望保存自己特权的官僚阶层断无可能向工人阶级拱手让出政权，这一点在文革中期毛泽东有意识地压制工人运动时就已经能看得出来。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延续特权，那么对于中共官僚而言，唯一可能的路径就是重新引入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根本性质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复辟。无论毛和邓的意见看上去多么相左，他们始终都有一个共识：官僚阶层必须继续存在，因此只要实践证明哪种生产方式可以有效地达到该目的，就应该采取哪种生产方式。所以，邓小平改革的深层动机早就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两种「路线」的官僚逻辑是完全相通的，不存在邓小平背叛「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样的史诗故事。

那么为什么要用「重建」来替代「复辟」呢？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全统治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经济改革遭遇通货膨胀率激增、社会不稳定等危机时，官方就会被迫减缓改革速度；当风浪平息，局面重新得到控制时，官方又会赶紧加速改革处理程序，因为新的财产关系确确实实让他们感受到了甜头。

改革的具体过程是漫长的。1992年之前，中共还只是谨慎地引入了市场，打破一些对私有制的限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并吸引一定量的外商投资。但是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官僚们意识到自身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决定加速市场经济改革，正式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数以百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间，3000万个国有部门岗位被摧毁。传统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的「锈带」，中国国有计画时期的工业中心——东北工业区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员的工人则被剥夺了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权益。短短几年之间，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陆续摧毁。虽然工人阶级在此期间曾积极抵抗，但遭到了官僚们的无情打压。

2000年之后，通过国家管控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具备一定规模。随着中国加入WTO并承诺解除外贸控制，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期。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完全的重建，达到了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

现在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重建」了：它在中国这个当时以计画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工人国家（虽然是畸形的）一步步摧毁了公有制，同时在经济上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关系，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私人对社会化生产力的占有，乃至培育出了如今世界上第二强大的资本主义和最庞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动，而且是从无到有地搭建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这一切「功绩」的缔造者，当然就是「不忘初心」，从始至终都绞尽脑汁维护自己特权的中共官僚——经验主义贯彻着他们建国以来的全部行动，扼杀了工人国家的潜力。

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列宁主义，没有世界性的阶级斗争，这些对他们而言，从来都是一纸空谈。他们只会相信能够保全经济利益、政治特权的经验。这就是官僚阶层立足的逻辑，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判决书，至于对某些官僚的宗教式的信任，还是留给可怜的臆想者们吧。

中国走向何方

资本主义在中国重新取得统治地位，已是无法扭转的事实。在20世纪，官僚还没有为了自身利益将国家的经济遗产全部出卖给私人时，一场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尚有望保住来之不易的计画经济，并补足新中国建国时缺失的工人民主，让中国重新走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轨。但遗憾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它没有苏俄那样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没有办法接触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真正革命的理论，因而未能扭转颓势。

但是资本主义的重建至少还有一个积极的地方，它将中国的各个受压迫阶级无产化，创造了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劳苦大众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正在受到官僚和资产阶级残暴的压迫，被迫为危机买单，并逐渐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困境失去耐心。

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推翻党国官僚，打败资产阶级，清除资本主义，才能在中国重建工人阶级的计画经济，结束资本主义带来的普遍的苦难和野蛮、贫穷和绝望。而未来的工人国家如果要防止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就必须要依靠工人民主和国际革命。

而想要做到所有的这些，就必须建立一个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革命政党，它必须引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完成中国共产党不曾带领他们完成的任务，并在积极促成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加入我们建设这个革命党的工作，让官僚和统治阶级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瑟瑟发抖吧！这一次的革命中，中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要一劳永逸地把资本主义钉在棺材板里，航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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