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4日，英國發生了大罷工。在九天激動人心的罷工後，工會領導人背叛了工人。這其中，史達林主義者給他們提供了來自左邊的掩護。本文作者本·格里尼基（Ben Gliniecki）同志彙整了這一事件的教訓。（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2年8月4日。譯者：張大戶家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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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工會委員會（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成立於1925年4月，是在企圖彌合英國的改良派和共產主義工會聯合會之間分歧的情況下出現的。

1924年末，一些英國工會領導人出訪蘇聯。他們與蘇聯同行討論了如何加強互相團結的問題。在發表聯合聲明後，他們成立了一個工會委員會。然而，這種僅僅在上層打交道的做法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果。

最終，英俄工會委員會在1920年代中期試圖在英國工會中建立共產主義影響力的嘗試失敗了。這一機會主義政策直接導致了人們對「左翼」工會領導人的幻想，以及英共的邊緣化。

英共對工會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初。作為走向群眾開展工作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把注意力轉到如何在工會中建立影響力上來。

1921年7月，第三國際宣布：

 「所有共產黨員在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堅定而有力的鬥爭，以贏得工會組織內大多數工人的支持……衡量一個共產黨力量的真正標准是它對廣大工會會員的影響力。」

然而，在工會或其他工人階級組織內工作時，第三國際堅稱：

「共產黨人在反對資本主義戰線的每一項實際行動中都應支持所有工人組織最大限度團結的口號，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拒絕提出自己的獨立觀點，因為這是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唯一一貫表達。」

對共產黨人來說，將共產主義思想帶入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必須的。既不脫離階級鬥爭，也不僅限於充當工運報道家。而是想法設法參與其中，努力使工人成為最激進的階級鬥士，並建立對共產主義政策的支持。

大不列顛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簡稱英共）成立於1920年，當時還是一個由幾千名嚴肅階級戰士組成的小團體。英共花了幾年時間來確定符合本國階級鬥爭的實踐方法。但在1924年8月，英共得以在各個工會內發起了全國少數派運動（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NMM）。

這場運動組織普通工會會員來推動他們的工會采納更激進的策略。在很短的時間內，它極大地擴大了英共在工會中的影響力，這是第三國際所倡導方法的一個範例。

該運動最顯著的早期成功之一，就是1924年A J 庫克（A J Cook）當選為礦工聯合會領導。他得到該運動的支持，他自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弟子和列寧的謙卑追隨者」，他說他自己支持英共是因為「我同意它十分之九的政策」。

墮落和想走捷徑

然而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第三國際領導層的前景發生了變化。1923年10月，德共領導的德國起義失敗了。這標志著俄國領導層態度的轉折點。與此同時，列寧於1924年1月去世。

十月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俄國資本主義。但這場革命仍然被孤立在一個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其他地方的一切革命嘗試都失敗了。同時，俄國的工農在經歷了一戰和內戰，已經筋疲力盡。

在英國，英共仍相對弱小。所以在季諾維也夫看來，把該黨建設成為一支革命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他開始走捷徑。//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在這樣一個相對落後國家，國際上的孤立和國內工農的疲憊導致國家和黨內官僚主義的增長。史達林則成為這種官僚反動的標志像征，他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一起組成了「三架馬車」最高領導集團。

這其中，季諾維也夫尤其喜歡走捷徑來實現世界革命這一目標。

在英國，英共仍相對弱小。所以在季諾維也夫看來，把該黨建設成為一支革命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他開始試圖走捷徑來達成革命。

這讓季諾維也夫與托姆斯基（Mikhail Tomsky）對上了眼（托姆斯基自1920年以來，一直是俄國工會運動的領導人）。雖然托姆斯基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但其立場為右。這兩人都希望與西方工會高層交好。

1924年初，托姆斯基和季諾維也夫自認機會來了。英國第一屆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22日上台。1924年2月1日，它首次在外交上承認了蘇聯。

因此，在1924年5月，蘇聯外交官代表團被派往倫敦（代表團包括托姆斯基）。托姆斯基與英國左翼改良派工會領導人建立了友好關系。並在晚餐時向他們宣稱：「短暫的政治分歧」將繼續把英俄兩國工會成員分隔開，但任何的工會成員總是世界上「最務實和明智」的人，因此，雙方分歧純粹只是表面性的。

到1924年夏天，季諾維也夫在第三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共產黨沒有必要為爭取工人而進行鬥爭的提議：

 「在英國，我們正經歷勞工運動新篇章的開端。我們不知道英共將如何做好群眾工作。是只通過斯圖爾特-麥克馬努斯（Stewart-MacManus ，英共當時的領導）的門（英共領導人之一）還是通過其他的門。”

季諾維也夫所說的「其他的門」就是指跟左翼改良工會領導人交好（托姆斯基在倫敦與他們相處融洽）。

這與俄國革命經驗大相徑庭，俄國革命經驗表明，如果沒有多年來辛勤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革命就永遠不可能實現。

建立布爾什維克黨是沒有捷徑可言的。雖然孟什維克確實與自由派達成了協議，但布爾什維克通過討論和參與階級鬥爭最終耐心地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並領導俄國工農奪取了政權。

隨著列寧離世。托洛茨基開始捍衛這一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教訓，並反對季諾維也夫試圖尋找「其他的門」的行為。他在1924年說：

「的確，英國工會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強大杠杆。例如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它甚至可能取代工人蘇維埃。然而，這只可能發生在他們即不脫離黨也不反對黨，黨也在工會中取得決定性影響的情況下。」

英俄委員會的成立

盡管托洛茨基再三發出警告[i]，但第三國際遠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趨勢仍在繼續。1925年4月27日，史達林宣布了「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政策。這在實踐中表現為對其他國家革命前景的放棄[ii]，這也反映了官僚精英的保守利益。

在英國，這種政策體現在工會領導人身上，具體表現形式是相互拍馬屁。

1924年9月，托姆斯基出席了在赫爾由英國工會聯合會（TUC）舉行的大會。當時工會助理秘書長沃爾特 希特林（Walter Citrine）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全體代表（共724名）都「翹首以待」。

在托姆斯基演講結束時，許多人稱贊其演講為「大會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講」。在英國工人階級眼中，蘇聯及其領導人的革命權威是非常高的。

反過來，第三國際領導人則將英國左翼工會領導人視為偉大的革命家。季諾維也夫說：英俄工會合作是「國際無產階級的最大希望」。

1924年11月，英國工會領導人對蘇聯進行了互訪。他們在第六次蘇聯工會大會上發表了講話。會議結束時，代表們衝上舞台，將托姆斯基和英國代表團團長珀塞爾（Purcell）高高拋向空中以示慶祝。

這種融洽的關系隨英國和蘇聯工會代表組成的英俄委員會的成立（在1925年4月）而得到完善。該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促進兩國工會的團結。

這其中，托洛茨基反對無條件組建英俄委員會（必須要在堅持自身原則的基礎上組建）。他解釋道：共產主義者和改良派領導層組成委員會的實踐，應作為真正核心實踐的（即在英國工會隊伍中建立共產主義影響力）外部輔助。

但其他第三國際領導人不這樣想。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解釋的那樣：「英俄委員會的出發點……就是想跳過『艱苦工作階段』來組建共產黨。」

英共所扮演的角色

英俄委員會中的英國工會領導人並沒有真正參與全國少數派運動或與英共接觸。他們的「激進主義」被嚴格限制。特別是，當涉及到英國國內階級鬥爭時，這種激進主義立馬就煙消雲散了。

實際上，這些工會領導人極其敵視英共領導的全國少數派運動。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要求托姆斯基不參加甚至不派蘇聯代表參加全國少數派運動會議。可笑的是，托姆斯基居然同意了這一點。他更喜歡跟改良派工會領導人眉來眼去，而不是做加強英共的領導地位的具體工作。

英俄委員會中的英國工會領導人並沒有真正參與全國少數派運動或與英共接觸。//圖片：公有領域

在第三國際領導下，英共領導層也認為跟「左翼」工會領導層交好就行了。至於贏得對廣大工人群體的決定性影響則完全無關緊要。

J T 墨菲（J T Murphy）就是這種人，他在1926寫道：

「我們黨沒在工會聯合會中占據領導地位，也沒有主持與雇主和政府的談判。我們只能建議並讓自己的力量為其他組織領導下的工人服務。對於能在這場危機中看到革命可能性和「在鬥爭中自發產生的新領導層」的願景，都是誇大其詞和十分不現實的。」

同樣，在1925年，另一位英共領導人R · P · 杜特（R.P.Dutt）說道：「在現階段，英國工人階級要聽左翼工會領導人的話，跟他們走」。

這就是1925年和1926年英共領導層的普遍態度。盡管當年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工業鬥爭，但他們還是認為英共不可能發揮真正的獨立作用。

沒有為大罷工做任何准備

1925年7月，階級鬥士們脅迫英國工會領導人共同起來鬥爭，保護煤礦工人免受政府和老闆的攻擊。雇主們退縮了，這場勝利也被稱為「紅色星期五」。

但這只是暫時推遲了戰鬥。政府承諾在不到一年後1926年5月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屆時政府的「煤炭委員會」將提出建議）。工會領導人沒有為即將到來的鬥爭進行動員，而是瓦解了這場推動工人站起來革命的運動。

1925年9月召開的英國工會聯合會斯卡伯勒（Scarborough）代表大會左翼色彩濃重，大會采納了許多親全國少數派運動的政策和立場。它再次張開雙臂歡迎帶俄國革命權威而來的托姆斯基。

但在1924年10月工黨政府選舉失敗後，斯卡伯勒代表大會又見證了右翼重返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那些從總委員會辭職並去政府任職的右翼現在又回來了。

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從1925年10月去世的左翼布拉姆利（Bramley）變成右翼希特林（Citrine）。

1925年在利物浦舉行的工黨會議緊隨工會聯合會大會舉行。工黨領導人推行了一項禁止共產黨員入工黨的禁令。

同時，這些在英俄委員會中與蘇聯並肩作戰的左翼工會領導人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抵制工黨高層的這一舉措。英共基層黨員被這些「左翼」工會領導人晾在一邊。

與此同時，全國少數派運動支持的礦工領袖庫克（AJ Cook）呼籲工會聯合會領導人做好准備，讓他們隨時准備好為保衛礦工而進行一場嚴肅的鬥爭。他的呼籲被置若罔聞。

湯姆•貝爾(Tom Bell)是當時英共的一名領導人。他回憶道：

「工會聯合會領導人沒有努力為行動做准備。他們鼓勵人們繼續依賴煤炭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這使工會陷入虛假的安全感。同時，在許多地方，人們默認總委員會正在進行秘密的准備工作。事實上，總委員會中的左翼（由珀塞爾、斯韋爾斯、希克斯、蒂列特和布羅姆利組成）為這個想法站隊。」

事實上，這些 「左翼」工會領導人並沒有做任何准備工作。

無視問題的發生

英共可以感覺到迫在眉睫的危險。政府正准備與礦工攤牌，而改良派工會領導人卻還不以為然。

英共緊急呼籲第三國際提供具體和實際的指導，但沒有得到回應。

1925年10月，英共主要領導人被政府拘捕後，該黨陷入混亂、不知所措。於1926年2月參加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的英共代表描述了實情。

代表喬治·哈代（George Hardy）解釋說：組建全國少數派運動工廠小組是「我們仍然必須解決的事情」。另一位代表艾特肯·弗格森（Aitken Ferguson）則說，全國少數派運動的作用不過是「向反動派施加壓力，使那些猶豫不決和搖擺不定的人更加堅定」。

顯然，在即將到來的工業衝突中，英共既沒有辦法，也沒有遠見來制定一個嚴肅的，並能替代工會領導人「自欺欺人式」實踐的綱領。

第三國際領導人則沒有糾正這個問題，而是忽視了它。在第三國際執行會議結束時季諾維也夫表示：無論如何，礦工鬥爭無關緊要，因為它本身「只不過蘊含了未來偉大鬥爭的雛形」。

這種不屑一顧的態度，部分原因是第三國際領導層正在尋找不同方向的政策。1926年初，與英國建立貿易和外交關系的前景開始顯現。法蘇貿易協定取得了進展，4月德蘇則簽署了中立條約。

所有這些都給英國帶來了壓力，迫使其接受與蘇聯的貿易和外交，以免被甩在後面。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對俄國拋個媚眼，可能會對我們的內政和外交都有好處」。

當蘇聯革命政策的重點是保衛自己的邊界時，這就使得蘇聯的領導者們對英國潛在的革命發展興趣乏乏。

第三國際有意淡化英國革命前景。它不理解礦工糾紛的重要意義，更對它的發展感到驚訝。它發現，跟隨英國工會領導人的腳步，把這場鬥爭說成是純粹的經濟糾紛更為方便。

第三國際領導人拉狄克（Karl Radek）是這樣銳評大罷工的：「不要亂搞，這不是一場革命運動。這只是一場工資糾紛」。

面對第三國際的相對漠視，英共則制定了一個重組全國少數派運動的計劃。但這要到6月才能進行（即在煤炭委員會的報告和政府與礦工之間計劃的攤牌之後）。

重組全國少數派運動會議於1926年3月召開。在會上，沒有提出任何行動計劃，只是簡單譴責了資本家對工人的進攻。同時，它向行動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由想要為鬥爭做准備的普通工人組成）發出了指示，特別敦促他們服從工會聯合會的決定。

英共繼續譴責「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的反動和不明確立場」，但沒有采取什麼行動。

助長英共內部弱點

第三國際領導人不僅忽視英共存在的問題，還使情況變得更糟。

沒有人（包括英共）認真追究「左翼」工會領導人對鬥爭准備不足的責任。部分原因是英俄委員會賦予了這些「左翼」領導人「革命領導者」的地位。

第三國際在群眾中播撒英俄委員會「左翼」領導人是革命者的幻想，這意味著全國少數派運動和英共未能為攤牌做好准備。//圖片：公有領域

第三國際在群眾中播撒英俄委員會「左翼」領導人是革命者的幻想，這意味著全國少數派運動和英共未能為攤牌做好准備。

不是利用英俄委員會把工會領導人推向左邊，而是改良派把第三國際推向了右邊。1925年12月，工會聯合會說服第三國際軟化其對改良工會國際組織阿姆斯特丹國際的批評。

在1925年12月召開的聯共（布）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蘇聯工會是否應無條件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托姆斯基說：為了促進工會團結的事業，共產黨人「把自己賣給地獄還是教皇都可以」。他得到了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支持。

第三國際的意思是：沒有什麼比工會團結更重要了。在英國，這具體表現為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英俄委員會的存在。在爭取在工會中建立共產主義影響力的鬥爭中，本應作為輔助工具的東西（英俄委員會）已經成為共產主義政策的首要目標。

恰恰是在改良派工會領導人被事件暴露本性的時候，第三國際對他們的依賴更加緊密了。

托洛茨基對這種政策進行了抨擊。1926年3月，他呼籲對工會中的「左翼糊塗蟲進行系統性的揭發披露」。他警告說，不這樣做，災難將迫在眉睫。

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清楚明白的事情，英共事後才明白。當時全國少數派運動的書記喬治·哈代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雖然我們知道右翼領導人會背叛我們，但我們並不清楚所謂的左翼在工會領導層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體上，他們也是騙子、叛徒，他們向右翼投降了。」

大罷工

1926年春天，政府提議對礦工發動新的攻擊。這打破了自1925年6月以來的工業停火。作為回應，工會聯合會被迫在5月4日舉行大罷工，這使國家陷入癱瘓。

工會領導人沒有為這樣的罷工做任何准備。他們發現自己被推到這場運動的最前面。總罷工帶來了革命性的局面，但這些改良派工會領導人並不關心這些。

罷工開始後，托洛茨基再次就「左翼」工會領導人的角色發出警告。他在罷工期間出版的《英國向何處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寫道：

「英國有句諺語：過河不換馬。然而，這種實用的智慧只在一定範圍內正確。從來不可能騎著改良主義的馬搞成革命，在機會主義領導人領導下參戰的工人階級將被迫在敵人的炮火下換馬。」

盡管罷工具有革命性的潛力。但工會高層軟弱無力，英共也絲毫沒有試圖改變工會高層的想法。事實上，英共還在給群眾播撒對改良派的幻想。罷工期間，黨的全國工業組織者阿瑟•霍納（Arthur Horner）回憶道：

「在那9天裡，工人階級站起來了。我記得在大罷工的頭幾天，我在拉內利（Llanelly）向6萬名示威者發表講話：鮑德溫（Baldwin）現在在哪裡？邱吉爾現在在哪裡？現在重要的是工會聯合會的意見。工會聯合會就是我們的政府。」

被「左翼」背叛

所謂「左翼 」工會領導人在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中扮演的角色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蘇聯工人為英國罷工工人籌集了125萬英鎊，但這遭到工會領導人的拒絕。英俄委員會成員希克斯（Hicks）向工會聯合會提交了拒絕接受這筆錢的動議，並譴責道：「這該死的俄國盧布」。

這是在踐踏那些誠摯聲援英國階級兄弟姐妹的俄國工人的臉！

5月8日，工會聯合會宣布：「委員會已禮貌地通知蘇聯工會，他們無法接受這一提議，支票已被退回。」

這只是後面背叛行為的一個小預兆。5月12日，工會取消了總罷工，他們沒有從政府或老闆那裡得到任何讓步。盡管罷工每天都在加強。

相比資產階級和保守黨政府，改良派工會領導人更害怕群眾的革命潛力。

不出意料，右翼工會領導人有意識地策劃了這次投降。而左翼工會領導人則對群眾的鬥爭和右翼工會領導人的投降視而不見。事實上，正是罷工委員會「左派」主席珀塞爾宣布罷工結束。

還在迷糊中的英共

在對英俄委員會中的「左翼」工會領導層獻媚數月之後，英共才開始對工會聯合會「左翼」的投降行為感到震驚。

而作為英俄委員會負責人的托姆斯基則未能把握實情。他甚至將這場災難性的投降說成勝利！

他曾指示英共宣布這次罷工是「保守派思想的失敗和無產階級部分道義勝利的證明（而這將有助於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成功）」。

但背叛是無法被掩蓋的。罷工結束後的第二天，英共發表聲明：結束罷工是一場「有史以來被允許的最大犯罪（它不僅針對本地礦工，還針對英國全國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

5月15日（罷工結束兩天後），英共領導人杜特寫道：罷工「是群眾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的第一階段」。杜特的這一說法，明顯駁斥了英共自身此前將罷工視為純粹工資糾紛的分析。

他還認為，工會聯合會領導人的背叛是九個月來右翼破壞和左翼默許的產物。現在，黨開始向所有成員發出指令，攻擊工會聯合會的左翼領導人。

這一分析是對的，但來得太晚了（12個月後）。另一方面，第三國際拒絕面對現實。

5月26日，聯共（布）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英國事件與布哈林、莫洛托夫和托姆斯基進行辯論。最後，後者的報告被接受。該報告的立場十分矛盾，一邊批評英國工會領導層的「叛徒」行為，一邊又認為通過英俄委員會與他們保持團結是「必要的」。

史達林的態度是最佳證明，也最能體現出對工會聯合會「左翼」（就是蘇聯工會在英俄委員會中與之結盟的）瘋狂背叛現實的不理解。他認為托姆斯基對罷工的評估、分析只是有點小粗心，只是犯了點小錯誤，這是無關緊要的。

第三國際的這種行為。意味著英共中央委員會將在5月底開會時繼續與他們合作。這顯著地緩和了對他們的批評。

1926年6月4日，英共發表一份題為「為什麼罷工失敗了」的聲明。它說：「不是資本的強大導致我們失敗，而是右翼領導人搞鬼導致我們失敗」。反正就是不提工會左翼領導人的叛徒行為。

6月13日，《星期日工人報》刊登了工會聯合會左翼喬治·希克斯（George Hicks）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稱罷工是「一場偉大的勝利，粉碎了統治階級的道德威信」。

6月4日，英共領導層對基層黨員發表聲明：

「最近，我們黨內有一種反對與工會左翼領導人合作的想法。這是不對的，我們要和這些領導人進一步搞好關系，要對他們施加更大壓力。」

即使在大罷工期間所謂「左翼」發生赤裸裸的背叛之後，第三國際和英共領導層仍在討好他們，而不是公開與他們決裂。

但莫斯科的領導層采取了一條矛盾的路線。幾周後，莫斯科發表了一份宣言。其將罷工的失敗歸咎於工會聯合會左翼的「投降行為」和右派的「背信棄義」。

英共領導層未能及時跟上思路。由於他們擔心這一宣言會損害英俄委員會的利益，他們把翻譯好的宣言推遲數周發布，並最終將其埋在7月9日的《工人周刊》角落裡。

第三國際在罷工失敗後堅持維持英俄委員會的做法，使得被出賣的英共基層黨員和先進工人群體感到困惑和迷茫。

工會領導層反對英共

雖然英共軟化了他們的批評，但工會聯合會還是指示地方行業委員會不允許全國少數派運動加入。格拉斯哥、謝菲爾德和曼徹斯特這些全國最大的地方委員會對此表示反對，但英共建議他們不加抵抗地服從比較好（以免惹惱英俄委員會）。

英共領導人之一墨菲（T. Murphy）在1934年回憶道：「工人們無法理解英共和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的這種新聯盟，他們的反抗被扼殺了。」

1926年9月的工會聯合會大會邀請托姆斯基作為兄弟組織代表出席，但內政部拒絕給他簽證，而工會領導人對此沒有異議。

盡管如此，在1926年10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會議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起草了論文。認為還必須 「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英俄委員會（即使是在背叛後），這也意味著將蘇聯工會與「叛徒」聯系起來。

1927年3月，英俄委員會在柏林開會。英國工會要求在委員會的章程中增加一條，即禁止批評他們的行為。可笑的是，莫斯科接受這一要求。對第三國際來說，與「叛徒」繼續團結比向工人階級講真話更重要。

1927年5月12日，阿科斯（Arcos）突襲事件導致英國和蘇聯之間的外交關系崩潰。蘇聯工會領導人要求召開英俄委員會大會，但被拒絕。該委員會已經崩潰了。

蘇聯工會繼續允許自己被改良派充作左翼掩護，只需足夠長的時間來背叛總罷工，然後就像一塊髒布一樣被丟棄。

必須吸取這一教訓

幾天後，托洛茨基寫道：

「反對派在其著作中預言，在背叛後還繼續維持英俄委員會將穩步加強工會聯合會總委員會的地位，後者將不可避免地從被告變成檢察官……我們真正的朋友，革命工人，只能被幻想和虛偽的政策所欺騙和削弱。」

1927年8月1日，托洛茨基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大會上向史達林及其盟友就他們寄希望於工會聯合會「左翼」 而非英共和全國少數派運動的行為發表講話：「你們拒絕了革命者，支持了反動派」。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大會上向史達林及其盟友就他們寄希望於工會聯合會「左翼」而非英共和全國少數派運動的行為發表講話：「你們拒絕了革命者，支持了反動派」。//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他將這一政策與同時期發生在中國的政策進行了對比：「你們目前的政策是一項在國際範圍內由腐朽的道具組成的政策組合而成的……這些道具中的每一個都在最需要它的時候壞掉了。」

托洛茨基說的對。是領導層的機會主義行為（走捷徑）導致這一災難性政策的出現：不去耐心對工會成員做共產主義思想工作，而是走與工會官僚機構交好這條捷徑。

英俄委員會本應是一個臨時的、輔助性的機構，但它卻變成了國際共產主義在英國政策的核心支點。並最終以災難性失敗告終，這就是走捷徑的後果。

在大罷工後的幾個月裡，英共人數曾短暫激增到12000人。但到英俄委員會解散時，又迅速降至7000人。到1930年，隨著第三國際「第三時期」政策的施行，最終降至2500人。

英共未能從英俄委員會和大罷工中吸取教訓，因此他們被工人階級拋棄，流失成員和影響力。

直到今天，現英共（舊的英共殘余）仍沒有從這一毀滅性的史達林主義政策中吸取教訓。2020年，英共談到1926年大罷工時說：

「工會聯合會右翼和保守黨成功地阻止了工人階級動員這一高度危險的進程……然而，這對政府和右翼分子來說都付出了巨大的意識形態代價……政府至少在意識形態鬥爭中暫時失敗了。」

現英共領導層繼續用「勝利」來描述自身的失敗。最重要的是，沒有在任何地方談到「左翼」工會領導人所扮演的背叛角色、英俄委員會的不幸遭遇，以及英共領導層和第三國際領導層的錯誤。換句話說，他們掩飾他們的史達林主義過去和它的錯誤。

當史達林主義者試圖掩飾他們犯下的錯誤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揭露他們並從中吸取教訓。

英俄委員會事件對那些試圖將激進思想與當今工會成員的鬥爭聯系起來的人有豐富的指導意義。這些思想現在比以前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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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        可參考：《關於英俄委員會的提綱》、《爭取和平的鬥爭與英俄委員會》

[ii]       這一年的實踐同時也是對史達林所宣布的理論的檢驗…謀求聯盟並同「領袖們」保持聯盟…這種「不跳越階段」的尾巴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國民黨和英國英俄委員會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檢驗…從對叛徒進行所謂的「無情批評」滑向公開地和赤裸裸地同他們稱兄道弟。《關於英俄委員會的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