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以來，被稱為「埃及的#MeToo運動」已經成為了世界新聞的頭條，那些備受關注的性侵犯者在網絡上被指名道姓。同時，在最近幾年裡，該國政權在性暴力和對婦女的壓迫問題上被推入了不利處境。這個問題和埃及革命的命運緊密相連。那些想要在埃及消除對婦女的暴力的人必須面向工人發出呼籲：塞西是時候下台了！（按：本文發表於2022年3月8日。譯者：寧香）

2020年7月，開羅美國大學的一名學生在Instagram上開設了一個名為「侵犯行為警察」（Assault Police）的匿名賬號。該賬號點名她班上的某個人是強姦、勒索和性騷擾的犯罪者。幾個小時內，其他女學生站出來講述了她們自己的關於同一個人Ahmed Bassam Zaki的故事。這為來自埃及各地的數百個故事的公之於眾打開了缺口，如同其他侵犯女性的罪犯一樣，Zaki遭到起訴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侵犯行為警察」現在擁有將近350,000名關注者，定期提供關於熱門性侵犯案件的最新信息，並就如何報告自己的案件向女性提供建議。多虧這個帳號的努力，曝光了兩起看似相互獨立實則相互關聯的事件，將一起塵封多年涉及一些富裕家庭中的男性在豪華酒店輪姦年輕女性的案件公之於眾。

女性抗爭和埃及革命

這種線上行動主義並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僅僅是好萊塢電影榜樣的反映。相反，這正是埃及革命對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種標志。2011至2013年的革命運動將普通人所有的緊要問題都抬到了桌面上來。數以百萬計的人曾被獨裁政權窒息了幾十年，終於能夠公開表達他們的希望和需求，並將其與其他被剝削和壓迫的人們的集體希望和需求聯系在一起。女性終於看到了擺脫最駭人聽聞的壓迫的出路，許多人第一次感覺到她們不再非得沉默著忍受痛苦了。

盡管革命因為領導危機而偏離了軌道，群眾運動已經消退，但許多人中已經覺醒的反對壓迫的精神並沒有就此消失。在要求女性在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的安全以及反對性騷擾的街頭示威中，我們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形。女性自發組織起來保護女性專用地鐵車廂免受男性闖入，女子柔道（Wen-Do）自衛課程已普及到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城市地區。

2011至2013年的革命運動將普通人所有的緊要問題都抬到了桌面上來。//圖片來源：Mona，維基百科

還有許多關於街頭騷擾事件的視頻被上傳到了臉書上，使人注意到幾乎所有埃及婦女每天都必須忍受的折磨。這些視頻通常會引起社會保守分子的強烈反對。事實上，這些視頻在支持性騷擾受害者的浪潮中迅速傳播，這與幾十年來社會各個角落所貫徹的，有厭女傾向的專制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19年12月，一名戴著面紗的貧窮年輕女子出現在一個著名的衛星新聞節目中，談論她在上埃及城鎮法斯胡（Farshut）的一起輪姦和謀殺未遂事件中的幸存經歷。她訴說到，她同父親斷絕了父女關系。她得不到父親的支持，因為這樣的經歷在埃及是一種傷風敗俗的事。並講述了如何在當地為對侵犯她的人采取行動而進行鬥爭。她的采訪震驚了整個主流媒體。

在這裡，我們看到婦女在革命中站立起來的程度，革命期間埃及社會中受壓迫的階層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在2011年之前也有一些在婦女問題上采取行動的呼籲，但革命標志著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風氣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最受壓迫的人有膽量挑戰落後的社會規範，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群眾運動推到國家專制機關的潛力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證明。

壓迫與反革命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埃及女性面前的障礙，以及她們受到壓迫的規模。2013年聯合國的采訪中有99%的埃及女性表示她們曾遭受過性騷擾。剩下的1%可能過於局限在她們的私人豪宅和有專職司機駕駛的汽車中，無法體驗埃及一般人的真實生活。

這裡的女性因為受到性侵犯而被自己的家人指責是正常的，在農村地區，男性家庭成員為了不讓家族蒙羞而殺死強姦受害者的情況並不少見。在同年的湯森路透調查中，埃及被列為中東地區對女性生活而言最差的地方，甚至低於沙特阿拉伯——其在暴力和生殖權利分數最低。在埃及，墮胎在所有情況下都是非法的（包括強姦受害者），除非用於挽救孕婦的生命。與此同時，超過2700萬埃及女性成為外生殖器切割的受害者。

在過去五年中，塞西政權加強了針對女性和LGBT群體的性鎮壓運動，以煽起反動火焰。//圖片來源：Alisdare Hickson，維基百科

絕大多數女性對其家庭的男性成員盡責（這是法律鼓勵的），並且被限制以更少的繼承權和社會保障福利。有許多咖啡館和其他社交場所完全禁止或不鼓勵女性進入。

雖然反對婦女壓迫的聲音越來越大，但統治階級一直在利用婦女問題來煽動反革命。穆巴拉克倒台後，軍隊的軍官在驅散示威活動時對女性活動人士進行了公開處女測試。暴徒團伙混進解放廣場和其他地點的抗議活動中，有組織的對婦女進行騷擾。當穆斯林兄弟會掌權時，媒體站反復報道抗議者中的「性異常」故事。

在過去五年中，塞西政權加強了針對女性和LGBT群體的鎮壓運動，以煽起反動火焰。 2015年，兩名受人關注的肚皮舞者因在YouTube上發布的音樂視頻中服裝和手勢的選擇而被指控放蕩並被抓進監獄。去年，另一位舞者在她的TikTok視頻中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而女演員Rania Youssef在2018年開羅的一個電影節上穿著暴露的裙子後被指控猥褻。2017至2018年期間，對LGBT人群進行的一次鎮壓（再次以「放蕩」為法律理由），涉及數十起個人逮捕，破壞了黎巴嫩樂隊Mashrou Leila的音樂會，該樂隊以其LGBT激進主義而聞名。彩虹旗的揮動引發了警方對音樂會的突襲，之後一些人遭受了肛門探查。這是埃及政府自2001年突襲開羅同性戀俱樂部以來最大的一次恐同襲擊。

該政權正在利用對女性和LGBT的壓迫來試圖加固它們在社會保守階層中的支持，並分裂正在退潮的革命運動。除了獲得對國家暴力機關和大眾媒體的控制之外，他們還擁有宗教機構長達數百年的權威，旨在鞏固過去時代的文化價值觀並抑制新的社會意識。

只有革命運動的回歸，才能完全打破統治階級用上述方式在埃及群眾中劃出的分界線。與此同時，需要一個熟練的、有階級意識的領導組織，為將要到來的群眾運動做好反抗一切壓迫的鬥爭准備。。革命的領導組織必須將反對對女性和LGBT的壓迫的鬥爭與革命的基本社會、政治要求聯系起來。它還必須用恰當的名稱——反革命——來稱呼當政的壓迫行為，並號召所有工人組織反對它們。

塞西政權的微妙平衡

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埃及議會通過的兩項反對性侵犯和性騷擾的措施很重要。第一個是在2014年提出的，首次在法律上承認了性騷擾——並可以被判處最高五年的監禁。第二個是去年批准的，部分是為了回應「侵犯行為警察」和其他人領導的網絡運動。它保證受害者報告性侵犯和騷擾的匿名性。

這些措施無疑是對打擊婦女壓迫的讓步，回應了采取行動打擊騷擾行為的社會壓力。從2017年開始，在某些社區，特別是在開羅，設立了由女性領導的特別警察部隊，以應對騷擾。

該政權明顯感覺到社會的潮流正在轉變。需要看到它正在為一個問題采取行動，該問題是該國一半人口的主要憤怒的來源——其中許多人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走上街頭推翻它。

去年夏天，埃及國家的主要伊斯蘭教機構愛資哈爾（Al-Azhar）以一種令人發指的虛偽態度發表聲明，鼓勵性虐待的女性受害者大聲發言。他們還重復了他們之前在2018年的言論，當時他們將性騷擾歸類為伊斯蘭教法所禁止的和犯罪者的過錯：「女性的服裝——無論是什麼——都不是攻擊她的隱私、自由和尊嚴的借口。」

這些話與數十年來的電視采訪和官方聲明背道而馳，在這些聲明中，愛資哈爾和其他組織的阿訇不遺余力地為性侵犯和性騷擾辯護，並根據受害者的行為和服裝將之歸咎於受害者。他們是歷史上埃及女性所受壓迫背後最大的意識形態力量之一。但埃及年輕一代的民意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即使是這些落後的機構也不能忽視。

埃及國家的高層都敏銳地意識到目前社會上微妙的力量平衡，這種平衡只能通過慣性而存在。這解釋了他們經常相互矛盾的策略。一方面，他們依靠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利用宗教培育反動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口頭上支持進步鬥爭，例如反對性暴力。他們意圖將這些鬥爭轉移到他們可以管理的渠道上，這些渠道不會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利益。

整個體制需要改變

盡管在反對性暴力的鬥爭中，活動家們在迫使政權勉強采取了一些舉措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我們需要非常清楚這些讓步在實踐中代表著什麼。

2014年的性騷擾法改動並沒有阻止街頭騷擾。它也沒有被那些站在受害者對立面的警察廣泛用於逮捕性暴力的犯罪者；也沒有被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司法系統廣泛用來判決這些犯罪者。騷擾事件通常不會有後續行動，罪犯得到警察和目擊者的包庇。

保護受害者身份的法律得到了女權活動家和性侵犯案中有名幸存者的贊揚。這些幸存者中有許多是媒體名人，案件被社會知曉後，她們在社交媒體上受到辱罵和威脅。但是，對於大多數來自工人階級或貧困背景的埃及女性來說，這種匿名性究竟會如何發揮作用還有待觀察。你要如何能夠做到對你自己的家人匿名，他們可能會要你感到羞恥，甚至讓你遭受進一步的暴力？那個來自法斯胡（Farshut）的女孩如何能夠在她的家鄉保持匿名？她幾乎赤身裸體，被迫流著血跑向當地的警察局。

對於大多數埃及女性來說，街上更多的警察——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會成為騷擾的有效屏障的想法聽起來像是一個殘酷的笑話。警察不是來給騷擾者辯護就算了，他們自己還常常進行騷擾。男性警察以性賄賂的形式對女性進行勒索或索取賄賂也很常見。我們不能忘記，在革命運動中對女性抗議者進行有組織的性侵犯的團伙中，有許多人攜帶有國家安全徽章。

我們必須清楚，警察反騷擾特別力量是同一國家的同一機構的一部分，而該機構在革命期間被用來對付埃及群眾。今天，警察經常被用來對付婦女運動以及埃及工人和街頭青年的運動，因為它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反對自下產生的任何真正民主的表達。埃及群眾，無論是反對婦女壓迫還是進行其他鬥爭，都不能依靠政權的武裝捍衛者來保護他們。

他們也不能指望塞西的傀儡議會聽從他們的意見。2021年1月，內閣試圖提出一項新的個人身份法，將女性結婚、出國旅行、生育、離婚協議以及監護孩子的權利的最終決定權留給其男性監護人。這反映了這些議員對女性壓迫的真實態度。由於公眾的強烈抗議，該法案被推遲，這導致塞西總統本人介入，暗示政府希望在決定法律之前「聽取所有人的意見」。

與此同時，涉及酒店輪姦的幾名男子已離開埃及，因此不會因他們的行為受到審判。英國目前至少窩藏了其中一名，只有另外一名仍被關押在埃及。

反騷擾運動的活動家正在負責借由此類案件來提高對性暴力的認知。但問題不在於「認知」。增加對暴力、侵犯和騷擾的受害者的法律援助也無法解決普遍問題。在埃及，有5000萬婦女和女孩，其中大多數來擁有貧窮的背景，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過性侵犯。

當以某種方式接觸到其中一些女性時，社交媒體活動和法律建議往往沒有什麼實際幫助。何況這都還沒算上被用來反對女性的埃及法律體系。婦女的壓迫滲透到埃及生活的各個領域，從家庭和家庭關系，到學校、清真寺和教堂，電視和社交媒體，工作場所和街道。

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總會有一個埃及統治階級，而對女性的壓迫在維持他們的統治方面有很多用處。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權是防止性別在階級基礎上統一的核心，如果性別在階級基礎上統一，將從根本上威脅到現有秩序，就像它在埃及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統治階級拒絕花錢提供可以減輕婦女家務負擔的社會保障。他們寧願婦女在家中腐爛，被判處奴役與階級鬥爭隔絕。他們可能會說幾句關於打擊性騷擾的好話，但他們永遠不會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對埃及女性的威脅，因為這是他們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階級鬥爭的力量

反騷擾活動家，無論他們多麼勇敢，都無法依靠自己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為了完成十年前由革命開始的工作，從根本上改變埃及，為真正的文化變革奠定基礎，那些呼籲女性解放的人必須爭取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失去他們社會就無法運轉的男女工人。。

在大多數情況下，埃及的#MeToo運動中工人階級明顯缺席了。然而，工人階級的女性卻經歷著作為工人和作為女性雙重壓迫。正是工人階級為埃及革命提供了支柱，他們的大規模罷工最終使穆巴拉克和穆爾西政權垮台。正是民主要求和社會要求的結合，把鬥爭裡的埃及群眾團結起來——男人和女人，從中產階級青年到工人階級群眾。

對婦女安全和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民主要求必須與適用於所有工人的社會要求聯系起來。埃及革命裡到處都有無畏、堅定的女性在與國家和老板的戰鬥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例子。

正是馬哈拉的Misr紡織公司的婦女發動了4月6日起義，並激發了革命。是她們要求她們的男性同志加入罷工。革命初期，在城市街道上推動大規模示威游行的是婦女，她們首當其衝，受到國家安全部隊向她們發射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的襲擊。

我們的要求只能通過革命期間群眾發展起來的集體鬥爭和自衛的方法來爭取，而不是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法。工人組織的領導人有責任在工人運動裡的爭取婦女解放和反對性暴力的鬥爭中使用這些方法。就目前而言，如果不與工人緊急聯系，反對性暴力的運動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這場鬥爭不僅關乎今天什麼是可能的，而且關乎明天什麼是可能的。導致埃及革命的矛盾在它失控後的幾年裡才愈演愈烈。一場同樣規模的群眾革命運動將會卷土重來，女性壓迫問題將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個因素，就像以前一樣。埃及群眾的實踐經驗，女性克服嚴重壓迫與男性並肩作戰（並經常領導男性）的實踐經驗，在十八天的時間裡教會了她們的，比在階級社會的沙文主義下的一生學到的更多。她們本能地從他們的運動中廢棄了騷擾，而反過來騷擾被有組織的反革命用作直接武器。

現在的任務是建設一個先進工人和青年的革命領導組織，使群眾本能和半自覺地認識到：反對壓迫婦女的鬥爭與階級鬥爭密不可分。只有提供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並果斷地擊敗反革命，我們才有希望將這種壓迫的一切形式都歸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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