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於 2014 年 12 月在烏克蘭的親歐盟運動 （Euromaidan） 運動、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起義以及俄羅斯吞並克里米亞之後撰寫。當時，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m Tendency）參與發起了聲援烏克蘭反法西斯抵抗運動（Solidarity with Antifascist Resistance in Ukraine ，SARU）。與此同時，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向反動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投降了。因此，為烏克蘭民族問題的歷史發展提供一些背景，是當下重要的任務之一。本文探究了這個民族問題的一些方面，包括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列寧在 1922年蘇聯成立時的政策，以及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後期采取的立場。應結合2014 年 8 月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世界大會通過的「烏克蘭提綱」閱讀。（按：本文原文公開發表於2022年2月10日。由網友energized_entity翻譯發表於此。經我方發現後自行校對，重刊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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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問題是一個雷區。一不小心可能會讓你的立場落入各種陷阱。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是烏克蘭。

自發起聲援烏克蘭反法西斯抵抗運動（SARU）以來（我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受到了一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攻擊。這些人立場的共同點可以概括為：今天烏克蘭的關鍵問題是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霸凌的自決鬥爭。

在不同程度上，這一立場基本上為工人自由聯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和所謂的曼德爾派「第四國際」（在英國稱為社會主義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組織）等組織所認同。而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雖然形式上聲稱問題首先是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問題，但實際上他們也認為俄羅斯帝國主義是主要問題。

2014 年 11 月波蘭版 《外交世界報》（Le Monde Diplomatiqu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清楚地表達了這一立場，該文章由波蘭的曼德爾派領袖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撰寫，並在《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 Viewpoint）以「俄羅斯帝國主義」為標題進行了轉載 。

文章的最後一段總結了它的中心論點：

「一年前，在推翻亞努科維奇政權（2014年因拒絕與歐盟簽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被國內反對派推翻）後，烏克蘭人在基輔獨立廣場發動大規模起義，這是烏克蘭試圖最終打破歷史上將其與俄羅斯捆綁在一起的殖民關系的嘗試。如果我們不理解俄羅斯仍然並且永遠是一個帝國主義大國，那我們就無法理解烏克蘭目前的危機——吞並克里米亞、頓巴斯的分離主義叛亂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這篇文章雖然使用了偽馬克思主義的措辭，但實際上采用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階級鬥爭的觀點。

其中一些問題是值得點評的，因為這有助於提高同志們的政治水平。

烏克蘭的親歐盟運動 （Euromaidan）

科瓦列夫斯基將烏克蘭親歐盟運動 （Euromaidan）描述為「烏克蘭人的起義」和「烏克蘭試圖最終打破歷史上將其與俄羅斯捆綁在一起的殖民關系」，甚至沒有試圖描述該運動涉及哪些階級力量，其目標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階級力量領導的。

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解釋的那樣，親歐盟運動運動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青年和小資產階級之一，主要集中在烏克蘭西部和首都基輔。它是由右翼資產階級反對派民族主義和極右翼政黨組成的聯盟領導。它的戰鬥力量由極右翼和公開的新納粹准軍事團體主導。它的政治目標之多是天真的，但實質上是相當反動的幻想，訴求反對貪腐和建立與歐洲和歐盟一致的「民主」體制。

宗派團體將2014年烏克蘭的親歐運動定性為僅僅是一場針對俄羅斯統治的民族運動，而不去探究參與運動的社會力量。//圖片來源：Mstyslav Chernov

這不是烏克蘭反對俄羅斯殖民統治的起義。相反，這是烏克蘭一部分寡頭奪權的企圖，因為他們得到了美國統治階級部分的支持和鼓勵。

為了將這場衝突僅僅描述為一個被壓迫民族與其殖民主的衝突，科瓦列夫斯基描繪了一條貫穿歷史的主軸，將 1917 年之前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史達林主義下的俄國「官僚帝國主義」、和「重建的俄羅斯帝國主義」混為一談。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不能成立的。

烏克蘭和蘇聯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它具有一系列特點，包括資本的極度集中和壟斷，以及資本與國家政府的融合；資本輸出；市場、勢力範圍和原材料來源等方面的鬥爭。在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蘇聯，這一切怎麼可能存在呢？

這並不是要否認史達林主義繼承並復興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包括反猶太主義。

這裡不詳細介紹烏克蘭在民族問題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關系方面出現的衝突。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的政策因一系列因素而復雜化，包括他們被迫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做出的讓步。

一個復雜的事實是，烏克蘭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在城市地區和工人階級中是少數。城市居民和工人主要是大俄羅斯人、猶太人和波蘭人。在這個環境下，群眾之間總是有一種將烏克蘭民族運動視為落後農民的誘惑，而許多工人則具有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偏見。

但是，當然，如果沒有工人爭取最廣泛的農民群眾支持他們，俄羅斯帝國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尤其是在烏克蘭，只有將土地問題上的正確立場與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結合起來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蘇俄內戰期間，小資產階級政黨試圖利用民族問題反對蘇維埃政權，並與列強而不是布爾什維克結盟。列寧對民族問題的態度一直是極其謹慎的，這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然而，並非所有布爾什維克都同意這一立場。在烏克蘭發揮領導作用的人之一皮亞塔科夫（Pyatakov）是一名「左派共產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與羅莎·盧森堡一同持錯誤立場。他基本上否認在工人奪權之前必須考慮民族問題，並認為在奪權之後將變得無關緊要：

「『民族自決』的口號首先是烏托邦式的（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是不可能實現的），作為散布幻想的口號是有害的。」

這是在 1915 年討論這個問題時寫在「布哈林-皮亞塔科夫集團的提綱和綱領」中的。1919 年，本身是烏克蘭人的皮亞塔科夫再次在黨代表大會上反對列寧的立場。

列寧談民族問題

在烏克蘭接替皮亞塔科夫的偉大的巴爾干國際主義者拉科夫斯基（Rakovsky），在民族問題上也曾犯過不少錯誤。對他來說，在工人國家之下，民族問題已經被消解了。他認為，民族主義是知識分子強加給群眾的，只能起到反革命的作用。起初，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黨內和蘇聯機構內部存在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的危險。

列寧理解在任何時候對民族問題采取敏感態度的需要，以維護俄羅斯和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團結。//圖片來源：公平使用

當然，我們不得不指出拉科夫斯基的觀點受到了他在巴爾干地區的經歷的影響，那裡的民族主義完全是反動的，他主張唯一可能的正確政策：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的政策。值得稱贊的是，他後來改變了立場，並於 1922 年在關於蘇聯司法形式的辯論中站在列寧一邊。這也成為與史達林的主要衝突點之一。

然而，這種錯誤的政策是致命的，因為它使整個農民階層與布爾什維克疏遠，並讓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小資產階級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基礎。

這與列寧的態度不符。1919 年 11 月，列寧起草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決議，詳細解釋了烏克蘭必須遵循的政策，以爭取包括農民在內的最廣泛群眾參加革命。這包括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除其他事項外，該決議說：

「鑒於烏克蘭的文化（語言、學校等）多少世紀以來一直遭受俄羅斯沙皇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摧殘，俄共中央特責成全體黨員用各種辦法幫助鏟除妨礙烏克蘭語言和文化自由發展的一切障礙。長期遭受壓迫使烏克蘭落後群眾具有民族主義傾向，因此，俄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極其耐心、極其慎重地對待他們，必須用同志的態度向他們說明烏克蘭和俄羅斯勞動群眾的利益是一致的。」 （俄共（布）中央關於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決議）

1920年，當紅軍向鄧尼金（俄國白軍領袖）反動勢力挺進時，列寧寫了《為戰勝鄧尼金告烏克蘭工農書》他在其中說：

「烏克蘭蘇維埃政權還有一些特殊任務。在這些特殊任務中，有一個是目前值得特別注意的。這就是民族問題，或者說是這樣的問題：烏克蘭要成為一個單獨的、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結成聯盟（聯邦）呢，還是同俄羅斯合並成為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問題，所有的布爾什維克、所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都應當仔細加以考慮。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都已經承認了烏克蘭的獨立。所以不言而喻和理所當然的是，只有烏克蘭工人和農民自己在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才能夠作出決定並且一定會作出決定：究竟是把烏克蘭同俄羅斯合並起來，還是讓它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如果取後者，那麼在這個共和國和俄羅斯之間應該建立什麼樣的聯邦關系。」 （我們的重點）

然後他繼續解釋為什麼工人支持國際主義原則，但他謹慎地補充說：

「勞動者不應當忘記，資本主義把民族分成占少數的壓迫民族，即大國的（帝國主義的）、享有充分權利和特權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即附屬或半附屬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罪惡滔天、反動透頂的1914—1918年戰爭使兩者分得更清楚了，使在這種基礎上產生的民族間的憎恨和仇視也更加劇了。沒有充分權利的附屬民族對大國壓迫民族的憤慨和不信任，例如烏克蘭民族對大俄羅斯民族的憤慨和不信任，已經積累好幾百年了。

我們主張建立自願的民族聯盟，這種聯盟不允許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礎是充分的信任，對兄弟般團結一致的明確認識，完全的自覺自願。這樣的聯盟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應當十分耐心和十分謹慎地去實現這種聯盟，不要把事情弄壞，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設法消除許多世紀以來由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私有制以及因瓜分和重新瓜分私有財產而結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 （我們的重點）

出於這個原因，他強調國家邊界的精確劃分和關系采取的精確形式的問題不是一個原則性問題：

「至於現在暫時怎樣確定國界（因為我們是力求完全消滅國界的），這不是基本的、重要的問題，而是次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而且應當從緩解決，因為在廣大農民和小業主中，民族的不信任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操之過急反而會加強這種心理，對實現完全徹底的統一這個事業造成危害。」

當時，列寧認識到烏克蘭不同的共產主義組織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鬥爭派」（Borotbists，烏克蘭社會革命黨的左翼，已經向共產主義發展）支持獨立的烏克蘭共和國和直接隸屬於共產國際的獨立的烏克蘭共產黨。甚至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分歧。列寧是這樣說的：

「鬥爭派同布爾什維克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前者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獨立。布爾什維克不認為這一點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問題，不認為這一點會妨礙同心協力地進行無產階級工作。共產黨人只要在反對資本壓迫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能夠團結一致，就不應當為國界問題，為兩國的關系是采取聯邦形式還是其他形式的問題而發生分歧。在布爾什維克中間，有人主張烏克蘭完全獨立，有人主張建立較為密切的聯邦關系，也有人主張烏克蘭同俄羅斯完全合並。

為這些問題而發生分歧是不能容許的。這些問題將由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們的重點）

列寧對民族問題始終極為敏感，既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偏見，也反對被壓迫民族共產黨人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偏見。在同一封信中，他繼續說：

「如果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堅持要烏克蘭同俄羅斯合並，烏克蘭人就很容易懷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堅持這樣的政策，並不是出於對無產者在反資本鬥爭中的團結一致的考慮，而是出於舊時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偏見。產生這種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當程度上是難免的和合乎情理的，因為許多世紀以來大俄羅斯人在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下，養成了一種可恥可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偏見。

如果烏克蘭共產黨人堅持烏克蘭無條件的國家獨立，也會使人懷疑，他們堅持這樣的政策，並不是為了烏克蘭工農在反對資本壓迫的鬥爭中的暫時利益，而是出於小資產階級的、小業主的民族偏見。」

他得出結論：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對我們當中產生的一點點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都應當極其嚴格地加以追究，因為這種表現根本背離共產主義，會帶來極大的害處，使我們和烏克蘭同志之間發生分裂，從而有利於鄧尼金和鄧尼金匪幫。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在同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及鬥爭派發生意見分歧時，如果這些意見分歧涉及烏克蘭的國家獨立問題、烏克蘭同俄羅斯聯盟的形式問題，總之是涉及民族問題，我們就應該采取讓步的態度。但是在無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允許同資產階級妥協、不允許分散我們抵抗鄧尼金的力量這樣一些對各民族來說是共同的根本問題上，我們大家，無論大俄羅斯共產黨人、烏克蘭共產黨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產黨人，都是不能讓步、不能調和的。」（我們的重點）

這是列寧在民族問題上采取的非常謹慎和敏感的態度，這是實現構成了俄羅斯帝國的「民族監獄」（jailhouse of nations，是列寧對沙俄民族政策的一個概括）的不同民族工人和農民之間真正團結的唯一途徑。

史達林主義

早在 1922 年，就有一場關於蘇聯將采取何種法律形式的辯論。列寧反對史達林，他形容史達林「有些倉促」，他想明確表示，這是一個正在形成的獨立共和國聯盟，而不是這些領土被並入蘇維埃俄國（SFSR，蘇聯前身）：

「史達林已經同意作一個讓步。在第1條中把『加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改成——『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起正式聯合成歐洲和亞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我希望，這一讓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們承認自己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其他共和國是平等的，將同他們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新的聯邦，即『歐洲和亞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關於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1922 年9 月 26 日）。

在與史達林的鬥爭中，列寧描述史達林「對被壓迫民族持准帝國主義的態度」。

在這場戰鬥中，列寧得到了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米科拉·斯普里普尼克（Mykola Sprypnyk）等人的支持，後者在發展烏克蘭語本身、首次標准化其字母表和正字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一切在列寧逝世和史達林主義官僚的勝利後被逆轉。史達林作為一個喬治亞人，以最原始的形式代表了官僚機構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精神。

1928年，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發生了極左轉向。在烏克蘭（但不僅在烏克蘭），強迫集體化的瘋狂引發了大規模飢荒，因為當地農民拒絕交出糧食，寧願殺死牲畜。

在列寧晚年對史達林的抗爭中，他和後者在民族問題上的歧見是巨大的。盡管史達林有喬治亞血統，但他正是官僚機構高壓手段的化身，而官僚之間充斥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圖片來源：Ephraim Stillberg

這項政策伴隨著烏克蘭共產黨的大規模內部清洗，在 1937-38 年清洗之前。烏克蘭文化和語言取得的所有進步也都被逆轉了。

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就相關問題辯論的回應中寫道：

「老托指出，當烏克蘭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Bukharinites）被清黨之後， 在民族共和國身為部門領導的史達林主義官員，其中有九成隨後被監禁、流放和槍斃。他們與史達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階級嗎？當然不是！他們反映了烏克蘭群眾因反對大俄羅斯官僚實行的民族壓迫而表現出的抗議和不滿。烏克蘭群眾不光以工人和農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壓迫，而且也以烏克蘭民族的身份而受壓迫。因此，在烏克蘭有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這不局限於烏克蘭。在蘇聯所有受俄羅斯官僚壓迫的民族共和國中，也進行了同樣的過程。」

由於這種民族壓迫和官僚壓迫的結合，烏克蘭也是左翼反對派，特別是在共青團中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之一。

這也是托洛茨基提出團結的、獨立的工農烏克蘭口號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口號的中心目的之一是阻止德國利用烏克蘭民族問題反對蘇聯的任何企圖（就像蘇聯內戰期間發生的那樣）。

「官僚階層同樣窒息和掠奪了大俄羅斯裡的人民，但在烏克蘭，隨著對民族希望的扼殺，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了。烏克蘭人民群眾渴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獨立，這種渴望是強有力的、深深扎根於烏克蘭人民心中的，官僚階層同這種渴望作對，在烏克蘭造成了無比巨大的破壞，官僚階層在其他地方的壓制、清洗、鎮壓和各種野蠻行徑，都沒有像在烏克蘭那樣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傷害。」 （托洛茨基，「烏克蘭問題」，1939 年 4 月）。

然而，托洛茨基的期待和主張並沒有被落實。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自 1920 年代以來就在烏克蘭西部存在，具有強烈的法西斯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繼續與納粹合作。納粹犬儒地承諾幫助他們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納粹得以利用班德拉（Stepan Bandera）領導的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的烏克蘭右翼民族主義者，甚至組建了由烏克蘭志願者組成的武裝納粹黨衛軍加利西亞師（Wafen SS Galicia Division）。這兩個組織都對波蘭人和猶太人進行了屠殺。

烏克蘭民族主義

因此，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墮落使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徹底的反動力量，被用來對付蘇聯。這是當今民族主義者在烏克蘭重新宣揚的傳統。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宣布烏克蘭起義軍戰士為「民族英雄」，並將10月14日烏克蘭起義軍成立周年定為紀念「烏克蘭捍衛者」的國慶日。

承認烏克蘭人民的民族願望被史達林主義官僚壓制的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關系是帝國主義之於殖民地的的。一個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國家，不可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英國社會公認黨的克利夫派堅持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政權（盡管是「國家」資本主義變體）的立場至少具有一定的邏輯性。然而，完全運用民族主義思維的科瓦列夫斯基卻是一個自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的成員。

當前局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極右翼的民族主義鼓動，現在被一些主流資產階級政黨所采用，正是導致烏克蘭實際分裂的原因。

那些認為烏克蘭的衝突是一個被壓迫民族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衝突的人，也將反烏克蘭親歐盟 (Anti-Maidan) 運動簡單地視為「俄羅斯或親俄分裂主義」的問題。這忽略了該運動的深層根源，該運動由多種因素推動：如對俄語系烏克蘭人地位的威脅；反對美化班德拉和烏克蘭起義軍納粹合作者；擔心加入歐盟會給該國東部工業區的工人帶來經濟後果；反對將強行任命寡頭資本家為地方首長；抵抗極右翼團體的襲擊等。

這與俄羅斯關系不大。當然，俄羅斯對烏克蘭有興趣。俄羅斯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由專制反動政府統治。一段時間以來，它能夠在高油價（現在已經崩潰）的基礎上實現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經過多年追隨美帝國主義的命令，它最近在國際舞台上恢復了一些信心。喬治亞的戰爭和最近的敘利亞戰爭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烏克蘭，克林姆林宮的利益是防止親華盛頓政權上台，阻止烏克蘭加入或與北約結盟，並避免失去塞瓦斯托波爾的戰略軍事基地。普丁眼看無法做到第一個目標，連忙出手確保第二個目標。他利用克里米亞大多數人口（主要是俄羅斯人和講俄語的人）對基輔新政府的反對，來正當化俄羅斯聯邦並吞克里米亞。

我們之所以反對這些發展，是因為它沒有服務於反烏克蘭親歐盟運動的初衷，而是加劇了烏克蘭工人在民族路線上的分裂，並助長了認為加入俄國是一條解決方式的想法。但俄羅斯沒有興趣組織烏東人民的大規模起義。從一開始，俄國的整個戰略就是遏制這場群眾運動，迫使它與基輔達成協議，以換取某種形式的自治。4月份的日內瓦會談就是這樣，9月份的明斯克協議也是這樣。

宗派主義

前述的所謂「左派」團體駁斥了上文這一切。對他們來說，烏克蘭東部主要講俄語和工人階級的人口是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代理人，他們任何提出的訴求都不可能是正當的。充其量，他們是被俄羅斯宣傳愚弄的特工或雇佣兵小團體。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被打為是必須根除的「殖民者」。

事實上，我們組織的宗派批評家們已經適應了反動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言論，並未後者提供膚淺的「左翼」掩飾。與烏克蘭曼德爾派有聯系的所謂「左翼反對派」領導人之一扎查爾·波波維奇（Zachar Popovych）的一篇令人難以置信的文章，從向基輔政府建議打擊分離主義分子的最佳方式的角度寫道：

「一個透過恐怖手段建立起來的烏克蘭政權是不會強大，也不會被東烏克蘭人接受的。但正是在這條道路上，衝突雙方的極端分子都在推動我們。這條路最終會導致這些地區對烏克蘭國家機構完全喪失信心，並導致當代烏克蘭國家實際上的解體。這正是反烏勢力希望看到的情景；他們首先要證明當代烏克蘭國家的無能以及烏克蘭人無法作為一個政治國家而存在。」（我們的重點）。

你看，基輔政府炮轟在烏東的烏克蘭公民不是錯誤，而是「不正確的策略」，因為這與烏克蘭的民族目標相矛盾！對他來說，頓巴斯的平民只是「恐怖分子的人質」：

「如果有必要，與魔鬼商定的首要任務是防止平民傷亡，他們現在已成為恐怖分子的人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我們認為是最嚴重的恐怖分子，也有必要進行談判。」

相反，我們需要明確指出，正是基輔新政府的挑釁行為引發了反烏克蘭親歐盟運動，進而引發了頓巴斯的起義。

納粹合作者和反蘇維埃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班德拉的畫像，在親歐運動期間被掛在基輔市議會大樓的大門上。//圖片來源：spoilt.exile

所謂的「反恐行動」（包括對平民區、公寓、醫院、學校的不分青紅皂白的炮擊）更加堅定了人們的態度。許多頓巴斯的人民已經不再視自己為烏克蘭的公民。他們說，如果身為烏克蘭人代表著支持敖德薩的大屠殺以及炮擊斯洛文斯克、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等地，那我們就不是烏克蘭人了。

同時，我們組織在聲援烏克蘭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發起會議開始就指出：我們不能在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進行鬥爭。這永遠無法吸引烏克蘭中西部的工人。鬥爭必須建立在反對寡頭、反對私有化、反對掠奪國家、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的撙節緊縮措施的基礎上。

即使在頓巴斯，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俄羅斯對這兩個「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並不真正感興趣，只是將它們作為與基輔談判中的籌碼。在這個情況哪，以基於階級鬥爭的綱領是有空間被接受的。

同樣是打著反動民族主義旗幟的烏克蘭寡頭，卻在政府內認命了三個連烏克蘭語都不會說的外國公民！在「愛國者」的統治下，喬·拜登是決定誰將在烏克蘭執政的真正決策者，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決定該國的經濟政策。

同樣，在該國的西部和中部地區，基層的人們也開始在問「憑什麼要烏克蘭萬歲？」，「物價更高，工資不發，補貼取消…什麼也沒有變。」

如果我們從烏克蘭民族主義與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角度來看整個局勢，哪我們將無法理解任何現實。更糟糕的是，我們更無法提出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綱領，然而階級綱領也是實現烏克蘭完整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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