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一切形式壓迫的根源在於社會的階級劃分。但壓迫可以有多種形式。除了階級壓迫，我們還發現存在民族對民族的壓迫，種族對種族的壓迫，以及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1年7月18日。由微信賬號《階級與哲學》翻譯發表。經我方發現後自行校對，重刊在此。譯者：彼得潘）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與一切形式的壓迫和歧視作鬥爭，並同時指出，只有徹底改造社會，廢除階級壓迫，才能為廢除一切表現形式的奴隸制，建立一個基於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真正的人類社會創造條件。
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並不總是存在於社會內的。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家庭並不總是存在的，而是一種短暫的形式。馬克思主義解釋說，它是與階級社會、私有財產和國家政府一起產生的。對女性的壓迫與社會的階級劃分一樣古老。因此，它的廢除取決於階級社會的廢除，從而取決於社會主義革命。
這並不意味著，當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時，對女性的壓迫會自動消失。當為建立男女之間真正的人際關系創造社會條件時，階級社會內產生的野蠻心理遺產將最終被克服。但除非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為實現無階級社會創造條件，否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女性解放。這也不意味著女性應該等待社會主義革命來解決她們的問題，同時溫順地服從於歧視、羞辱和男性統治。相反，如果沒有目前社會下的日常爭取進步的鬥爭，社會革命將是不可想像的。正是通過爭取部分收益和改革的鬥爭，整個工人階級才會學習，發展自己的意識，獲得對自己力量的認識，並將自己提高到偉大歷史任務所要求的水平。
許多年輕女性首先意識到需要通過爭取女性權益的鬥爭來改變現有社會。ta們的動機是對女性在一個社會中受到的野蠻待遇產生強烈的不公正感，這個社會虛偽地宣稱自己堅持民主和正義，卻把一半的人貶低到有辱人格的不平等、歧視和各種壓迫的地位。
革命的必要性
我們現在可以而且必須為許多要求而奮鬥：在社會和工作場所取締一切形式的歧視；同工同酬；墮胎和離婚權利；結束對單親家庭的歧視；保護女性免受男性暴力；采取行動反對性騷擾、強奸和家庭暴力；讓每個人都有房子和工作；獲得免費的高質量兒童護理，等等。所有這些要求都是絕對必要的。
然而，在一個絕大多數人被銀行家和資本家支配、控制和剝削的社會基礎上，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為了結束對女性的壓迫，有必要結束階級壓迫本身。因此，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是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跨越語言、國籍、種族、宗教和性別的界限，團結工人階級及其組織。這意味著，一方面，工人階級必須承擔起與一切形式的壓迫和剝削作鬥爭的任務，並將自己置於社會所有被壓迫階層的首位，另一方面，必須果斷地拒絕一切分裂工人階級的企圖——即使這些企圖是由被壓迫階層自己提出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的立場和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之間存在著相當確切的平行。我們有義務與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作鬥爭。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支持民族主義？答案是否定的，馬克思主義是國際主義的，我們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國界，而是在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聯邦中解散所有的邊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按民族主義路線分化工人階級方面起著有害的作用，他們利用在壓迫者民族手中長期遭受歧視和壓迫而引起的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緒。列寧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與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另一方面也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利用民族問題進行蠱惑的企圖進行了鬥爭。他們堅持認為，必須團結各民族的工人階級開展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這是社會主義聯邦持久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真正保障。
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是從階級的角度來對待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壓迫女性的態度也是如此。在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和壓迫的同時，我們必須果斷地拒絕任何只把問題說成是男女之間的衝突，而不歸根到階級問題的企圖。不同工人群體之間的任何分裂：女性與男性，黑人與白人，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遜尼派與什葉派，只能損害工人階級的事業，並幫助延續階級壓迫。
女性與革命
實際上，整個運動的歷史表明，階級問題是首要的，被壓迫階級的女性和富裕的女性「進步主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鬥爭，前者主張革命變革，後者只是利用女性受到壓迫的問題來達到自己的自私目的。在每個歷史階段，這種階級差異都表現出來了，而且是以最鮮明的形式表現出來。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早在17世紀，女性就開始推動對其社會和政治解放的要求。在英國革命中，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反對君主制、爭取民主和平等權利的鬥爭中。1649年，英國出現了一封《倫敦各城市婦女請願書》，其中指出：
「既然我們確信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創造的，在基督裡有與人平等的利益，在這個國家的自由中也有相應的份額，我們不能不對我們在你們眼中顯得如此卑鄙，以至於被認為不值得向這個可敬的議院請願或代表我們的不滿感到驚奇和悲哀。在《權利請願書》和國家其他良好法律中所包含的自由和保障方面，我們不是與這個國家的人有著同等的利益嗎？」（摘自J.O’Faolain和L Martines, Not in God’s Image, pp.266-7頁）
女性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左派的激進團體和宗教派別，他們認為女性可以成為傳教士和牧師。例如，瑪麗·卡裡與激進的「第五君主國」運動有關。她在《新耶路撒冷的榮耀》中寫道：
「如果男人有聖靈的恩賜，那女人就更少了。不是說有許多敬虔的婦女，許多人確實接受了聖靈，但那是多麼小的量，多麼軟弱，多麼不能說預言，因為我說的就是這段話，這段話說她們要做，但我們沒有看到應驗……但這應許實現的時候就要到了，聖徒要被聖靈充滿；不僅是男人，而且是女人要講道；不僅是老人，而且是年輕人；不僅是上等人，而且是下等人；不僅是有大學問的人，而且是沒有大學問的人；甚至是僕人和婢女。」
法國大革命中的女性
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階級關系變得更加清晰、敏銳，階級意識也變得更加明確。大革命不再需要披上宗教的外衣。相反，它以理性和人權的語言表達。但女性的權利呢？法國大革命只能從階級的角度來理解。不同的黨派、俱樂部、傾向和個人，以令人困惑的陣容出現，像動蕩的海面上的波浪一樣起伏不定，這只是不同階級為掌握局勢而鬥爭的表現，而每場革命的一般規律是，更激進的人總是傾向於取代更溫和的趨勢，直到革命的動力耗盡。隨著時間的推移，革命的開始進入倒退的尾聲。這在法國引發了波拿巴主義和滑鐵盧事件。這是每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命運，在這場革命中，來自群眾的衝動，最終會伴隨著他們的幻想和運動中真正的階級要求之間的矛盾上消亡。
革命運動中的階級分歧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來了。吉倫特派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潮流，他們巴不得半途而廢，與國王達成協議，建立君主立憲制。這對大革命來說是致命的，因為大革命只有在群眾爆發並開始以革命的平民風格與反動派算賬時才能實現必要的掃蕩。正是群眾的爆發（克魯泡特金關於這個問題的書對此有精彩的描述）才保證了法國大革命的勝利，並如此徹底地瓦解了舊秩序。
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女性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都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我們在這裡指的不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她們確實是在革命過程中出現的，但我們是指普通的工人階級平民女性，她們在反抗本階級的壓迫中起義。1789年發動法國大革命的巴黎平民和半無產階級女性是因面包問題而起義，一開始並不是因為女性受壓迫的問題，盡管在革命過程中自然會出現這種情況。
「雖然女性並沒有被給予投票權，也被排除在大多數民眾團體之外，但她們可以而且確實在起義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1789年10月、1792年8月10日的起義，以及最突出的1795年春季的起義（根據1792年引入的革命日歷的月份名稱，應該被稱為芽月起義和牧月起義）。女性，即使是最激進的女性。也很少要求投票，因為她們受制於18世紀的性別區分，將男性置於 『公共領域』，將女性置於『私人領域』。但她們確實成立了女性大眾社團，其中最有名的是革命共和黨公民協會，但這個俱樂部只持續在1793年5月至10月。盡管如此，正如Dominique Godineau和Darlene Levy等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這並不意味著女性沒有分享男性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女性支持，甚至鼓勵男人采取行動。她們坐在民眾社團的畫廊裡，她們在面包店外、市場上、街道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政治空間。」（法國大革命，1787-1799。《人民與法國大革命》，格溫·劉易斯教授著）。
一場革命將社會激蕩到深處，釋放出長期壓抑在群眾和每個被壓迫層中的情感和願望。因此，對女性解放的要求具有迫切的意義。但是，不同的傾向對這一要求有不同的理解，而這些傾向最終是以不同的階級利益為基礎的。
貧窮的巴黎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女性帶頭行動，這不是偶然的。她們是社會中受壓迫最深的一層，是那些不得不承受作為底層群眾痛苦的人。而且，她們在沒有政治鬥爭和組織的經驗，在沒有偏見的情況下登上了歷史舞台。相比之下，男人們更加謹慎，更加猶豫，更加「守法」。這種對比後來多次出現。在無數次女性參與的罷工中，她們始終表現出比男子更強的戰鬥力、勇氣和氣魄。重要的是，正是在階級問題上：面包問題，這些婦女開始行動。100多年後，在彼得堡發生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法國大革命的每一個關鍵轉折點，至少在早期階段，下層階級的女性都起到了帶頭作用。1789年10月，當制憲會議的先生們滔滔不絕地討論改革和憲法時，巴黎的貧窮婦女：漁婦、洗衣婦、女裁縫、女店員、僕人和工人的妻子，自發地起來了。這些女人組織了一次示威，並向巴黎市政廳游行，要求提供更便宜的面包，其勇敢足以讓男人們感到羞愧，她們向凡爾賽進軍，把國王和王後（她們對這兩個人不加區分—如果說 “奧地利女人 “比她的丈夫更讓人討厭的話）帶回來，實際上是進行了軟禁。喬治·魯代（George Rude）對這一場景進行了很好的描述：
「到現在，女性已經開始參與其中了。面包危機是她們特有的遭遇，從這時起，在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她們而不是男人。9月16日，哈代（Hardy）記錄說，婦女們在夏洛（Chaillot）攔下了五輛滿載糧食的馬車，並把它們帶到了巴黎的維爾酒店（Hôtel de Ville）。17日中午，憤怒的婦女們圍攻了市政廳，抱怨面包師們的行為。她們受到了貝利和市議會的接待。’Ces femmes [written Hardy] disaient hautement que les hommes n’y entendaient rien et qu’elles voulaient se meler des affaires’ （譯文：這些女人大聲宣稱，男人什麼都不懂，他們要自己解決事情。）第二天，維爾酒店再次被圍攻，並作出了承諾。當天晚上，哈代看到婦女們在三聖母廣場舉起一車糧食，並將其護送到當地的區總部。這一運動一直持續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甚至更久。」(喬治 · 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群》 ，第69頁)。
他進一步補充道：
「在這些基礎上，女性們現在都集中到了維爾酒店。她們的第一個目標是面包，第二個目標可能是為她們的男人提供武器和彈藥。一個商人皮匠在八點半經過老市場大廳時，看到一群女人在街上攔住陌生人，強迫他們和她們一起去市政廳，告訴他們：『ou l’on devait aller pour se faire donner du pain』（譯文：『人們應該去那裡獲得一些面包』）衛兵們被解除了武裝，他們的武器被交給了男人們，男人們跟在女性們的後面，催促她們繼續前進。另一位目擊者是維爾酒店的一名出納員，他描述說，大約在9點半左右，大量的女性，其中還有男人，衝上樓梯，闖入大樓的所有辦公室。一位證人說他們帶著棍子和長矛，而另一位證人堅持說他們帶著斧頭、鐵棍、棍棒和火槍。一位出納員敢於向『入侵者』提出抗議，但他被告知 『ta們是市政廳的長官和女長官』。在尋找武器和火藥的過程中，示威者撕毀了文件和賬簿，一疊100張1000利弗的會計局紙幣從一個櫃子裡消失了。但他們的目標既不是錢，也不是戰利品。市財政局後來告訴警察，有超過350萬利弗的現金和紙幣沒有被拿走；幾周後，丟失的紙幣被原封不動地送回。在尖塔上拉響了鳴笛後，示威者在11點左右退到了外面的Greve廣場。就在這個階段，馬亞爾和他的志願者們來到了現場。
根據他的描述，這些女人正在威脅拜利和拉法耶特的生命。不管是為了避免這樣的災難，還是僅僅為了促進『愛國者』們的政治目的，馬亞爾讓自己被說服，帶領他們向凡爾賽進軍12英裡，向國王和議會請求為巴黎提供面包。當他們出發的時候，在下午早些時候，他們把大炮從沙特萊城堡搬了出來，並且強迫他們遇到的每一種符合條件的女人都加入他們。」(喬治 · 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群》 ，74-5頁)
在這裡，我們完全看到了巴黎工人階級女性理解抗爭的必要。她們對男人們的不作為感到沮喪和不耐煩，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鬥爭中，並在鬥爭中橫掃一切。但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沒有把這場鬥爭看作是「女人反對男人」的鬥爭，而是看作整個階層的窮人和被剝削者反對富人壓迫者的鬥爭。從經濟要求（「取得面包」）開始，他們游行到市政廳，在這個過程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另一個要求幾乎是自動出現的：對武器的要求。其目的是讓男人們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動：在這一點上，巴黎的女性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並拯救了革命。
群眾進入政治舞台上是每場革命的首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對女性來說尤其如此。在法國大革命中，女性決不滿足於把政治留給男人。在巴黎，我們看到了親雅各賓的革命女公民組織：Citoyennes Republicaines Revolutionaires的成立，她們穿著紅白相間的條紋長褲和紅色自由帽的制服，並在示威中攜帶武器。她們要求女性獲得投票權，並要求女性有權擔任共和國的最高文職和軍職，也就是說，女性有權在政治上與男子完全平等，並有權為革命事業而戰鬥和犧牲。然而，革命本身的特點是不同政黨和勢力的不斷鬥爭，這從根本上反映了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
吉倫特派代表了資產階級中害怕群眾並力爭與國王達成協議的那部分人。這些階級對立在法國大革命中呈現出特別激烈的形式，也從根本上影響了女性問題。吉倫特女性活動家——其中的一些人在女性權利的正式問題上持有相當先進的立場——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而被敵對的歷史學家諷刺為編織者，因為她們習慣於在貴族的腦袋掉進籃子的時候做針織品。
巴黎貧困階層的女性無疑是被強烈的革命精神、階級意識和對富人存在的仇恨所驅使。來自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特權家庭的吉倫特婦女，與巴黎貧困地區的婦女沒有共同的直接利益。吉倫特派通過了一項關於離婚的法律，這無疑是對女性的一種進步。但是，吉倫特派的女性對女性的財產權給予了很大的強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這種要求對大多數女性來說絕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她們和她們的丈夫都不擁有任何財產。而且在大革命中發揮了如此突出作用的無袖女郎們反對「財產權的神聖」，因為她們是從自己的階級立場來理解革命的。
這些女性始終敵視富有的資產階級，當她們戴上革命的紅帽子時，甚至會本能地爭取建立一個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將真正平等的共和國——不僅僅是在法律面前平等，也就是說，他們爭取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沒有貧富的世界。我們現在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可能的目標。
作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生產力當時還沒有達到足夠的發展水平，所以無法做到這一點。法國大革命的階級性質必然是資產階級的。但是，這一點對於那些如此熱情地支持革命，並以自己的鮮血印證革命勝利的群眾來說，絕對是不清楚的。他們不是為了把權力交給資產階級——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而是為了確保他們階級的正義。不分社會階層，團結所有女性的呼吁，在廣大工人階級女性中完全沒有得到回應，她們與男子一起為贏得一個更公正的社會而奮鬥。
女權運動者中的階級分化
英國工運興起的早期，也是在工人階級以及女性中激烈鼓動的時期。新工會主義（New Unionism）誕生於19世紀末的一系列激進的罷工中，它喚起了無組織的工人，即以前從未參與的部分。其中一些涉及工人階級女性，如著名的火柴女工罷工。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Elenor Marx）在這次和當時的其他罷工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中產階級婦女中，對選舉權的鼓動越來越大。然而，中產階級的女權運動者只有意願獲得形式上的平等——她們會很滿足於為女業主——也就是為自己階級的女性獲得投票權。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許多男人也沒有投票權。然而，事件很快就表明了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反動本質，它表明了對勞動人民—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的事業的敵意。
正如簡·皮卡德（Jen Pickard）在她關於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的文章中正確指出的那樣。「潘克赫斯特家族的名字是為女性贏得投票權的鬥爭的同義詞，但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的做法與她的母親埃米琳和她的姐姐克裡斯塔貝爾的做法不同的是在階級上的態度。其結果是在20世紀20年代，經過近20年的鬥爭，埃米琳成為保守黨議會候選人，西爾維婭成為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由於獨立工黨在女性投票問題上猶豫不決，婦女社會和政治聯盟於1903年成立。」
婦女社會和政治聯盟發展迅速，到1907年有3000個分支機構，吸引了教師、女店員、店員、裁縫和紡織工人。她們的報紙《婦女投票》每周售出40,000份。足夠填滿阿爾伯特大廳，並且她們曾在海德公園組織了一次25萬人的示威。
1911年，在阿斯奎斯的自由黨政府承諾對愛爾蘭實行自治的同時，她們也提出了允許（有產者）女性投票的願望。但自由黨背叛了這兩個承諾。當女權運動者為她們的事業采取直接行動時，她們遭到了最殘酷的鎮壓：毆打、逮捕和強迫喂食的殘酷折磨。這場運動主要是由中產階級女性組織的。但是，女權運動的資產階級派別所倡導的打碎窗戶的策略卻沒有任何結果。統治階級仍然頑固地反對女性投票。爭取女性權利運動的真正出路是與工人運動建立聯系，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正與資產階級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這是英國階級鬥爭劇烈上升的時期，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罷工。阿斯奎斯的自由黨政府派軍隊去破壞南威爾士的礦工罷工。女性運動的一部分人試圖這樣做，並取得了一些成功。潘克赫斯特選擇在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女性中采用鼓動和宣傳的方法。而在倫敦南部的伯蒙西（Bermondsey），來自一家食品廠的罷工女性與來自當地工廠和車間的15000人一起參加了在南華克公園舉行的群眾大會。ta們要求增加工資和獲得投票權。這是一條前進的道路：利用階級鬥爭的武器，將爭取經濟要求與政治要求聯系起來，特別是為女性爭取投票權的要求。
不同的階級面向導致了女權運動在階級路線上的分裂：同時也導致了潘克赫斯特家族的分裂。1914年1月，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西爾維婭被傳喚到巴黎，與她的母親埃米琳和妹妹克裡斯塔貝爾會面。在巴黎過著舒適旅外生活的克裡斯塔貝爾面容健康，而西爾維婭則因監獄和絕食而疲憊不堪。與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主張的階級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的姐姐克裡斯塔貝爾強調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與所有男性政黨的獨立性，克裡斯塔貝爾要求將東倫敦聯合會從婦女社會政治聯盟中排除出去。
也就是說，她要求把工人階級的女性從女權運動中驅逐出去。這個中產階級勢利小人認為，東倫敦聯合會有一個民主的章程，而且過於依賴工人階級女性。似乎她們的母親試圖妥協，但克裡斯塔貝爾很堅決，要求與工人階級「一刀兩斷」。因此，在1914年1月，東倫敦聯合會被迫脫離婦女進步聯盟，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組織：東倫敦女權運動聯合會（ELFS）。這完美地說明了中產階級女性主義對工人階級的態度。簡·皮卡德評論說：「婦聯的這種分裂反映了英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普遍兩極化。1911年至1914年期間，每一個關鍵的工人階層（碼頭工人、運輸工人、鐵路工人、工程師）都參與了罷工。即使在被囚禁和強行喂食的工聯成員中，遭受最惡劣條件和待遇的也是工人階級女性。」
在這裡，階級問題又成為了根本問題。女權運動的分裂表明了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對工人階級女性、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的真實態度。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男人對立於女人」的想法會導致什麼。就在分裂後的幾個月，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英國階級鬥爭的發展。女權運動中的「叛逆者」埃米琳和克裡斯塔貝爾很快就變成了最狂熱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婦女進步聯盟的報紙名稱從《婦女投票權報》改為《不列顛報》。它的新格言是「國王、國家、自由」。這是對女權事業的卑鄙和無恥的背叛。它暴露了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真正階級性質，以及它與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鴻溝。就其口頭上的激進主義和煽動性而言，歸根結底，她們准備與自己階級的男人——統治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的男人和女人：當她們在舒適安全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家裡搖旗吶喊時，無產階級卻不得不去面臨所有的戰鬥、死亡和痛苦。這總是重復的上演。
另一方面，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值得稱道的是，她反對戰爭——盡管是從一個混亂的和平主義立場出發——並在工廠中開展運動，為那些被征入軍火和工程行業以替代前線男性的女性爭取平等的報酬。她出版了一份名為《工人的畏途》的報紙，後來選擇加入了共產黨，在那裡她持極左的立場。雖然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非常有限，但至少她試圖采取一種階級立場。1918年，30歲以上的英國女性獲得了選舉權。但這不是女權運動者策略的結果，而是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熱潮的副產品，它震撼了英國的統治階級，迫使統治者們做出讓步。在這裡，改良再次被證明只是革命的副產品。
俄國革命中的女性
1917年2月，工人階級女性的作用在俄國再次展現出來。沙皇被一場始於國際婦女節的革命所推翻，因為當時彼得格勒的女工們不顧當地布爾什維克擔心會發生大屠殺的建議，決定進行罷工和示威。在無產階級階級本能的指引下，她們掃除了所有反對意見，開始了革命（並取得勝利）。像亞歷山德拉·科倫泰這樣的女性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發揮了領導作用。
十月革命給了女性從未有過的權利——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得多的權利。
布爾什維克代表著女性的解放和家庭的變革。自古以來，古老的父權制就存在於鄉村，奴役和壓迫是農民婦女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革命前，丈夫打妻子是合法的。布爾什維克通過1918年10月批准的《婚姻、家庭和監護法》給予婦女子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非婚生子女獲得了與已婚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同的權利。離婚可以按要求進行，墮胎也合法化了。「同工同酬」的原則被寫入了法律。布爾什維克女子支隊在女性中傳播革命的消息，為工人階級和農民女性建立政治教育和文化掃盲班，並與賣淫作鬥爭。
在十月革命後的血腥內戰中，大量女性自願加入紅軍，盡管她們沒有被要求這樣做。到1920年，估計有5萬至7萬名女性加入了紅軍。僅這一點就表明布爾什維克在女性中獲得的支持程度。
列寧非常重視女性的解放，他強調必須把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以便她們能夠更充分地參與社會的管理。然而，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布爾什維克解決現實生活中物質問題的能力受到嚴重限制。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在任何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裡，一切陳舊的東西都會被復活。」
只有當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自我解放時，女性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社會主義將允許人的個性自由發展，並在男女之間建立真正的人際關系，擺脫殘酷的外部壓力，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宗教壓力。然而，這樣一個社會的前提是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要高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行。而在1917年10月的俄國，由於普遍的落後，這樣的基礎並不存在。
因此，盡管革命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俄羅斯女性的地位卻隨著時間推移再次位居次位，而史達林主義是首先促成這個結果的進程，而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更加打擊女性。在俄羅斯和東歐，女性的地位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糟糕。這不應該讓人感到驚訝。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在俄羅斯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前進的道路。
我們將在未來看到更多像俄羅斯1917年這樣的例子。女性將在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這裡，這首先是作為一個工人階級女性的問題，她們為自己的解放和整個階級的解放而鬥爭。工人階級的男女通過參與階級鬥爭發展階級意識和信心。在改造社會的鬥爭過程中，男人和女人也會改造自己。我們可以看到，在每次罷工中，工人們都把自己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拋棄了舊有的奴性心態，表現出了ta們從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自信和創造力。在革命的情況下，這將是多麼的真實啊!
這是實現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徑，不僅是女性的解放，而且是所有人的解放。事實上，這些問題彼此之間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所爭取的解放，不是這個群體或那個群體的解放，而是人類本身的解放。但這完全不意味著女性必須把爭取改善眼前狀況的鬥爭放在一邊。我們必須為任何有助於提高女性地位和打擊任何形式的歧視和偏見的措施而鬥爭，無論多麼微小。勞工運動必須站在這場鬥爭的最前沿。
女性解放與社會主義
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再標榜「男性的權利」，事實上從未實現女性的平等。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資本主義下取得的進步，部分是階級鬥爭的副產品，部分是女性在生產中的角色改變的結果。就算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上的少數國家）已經贏得了某些政治權利，但真正的解放還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
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廢除資產階級家庭的要求。然而，他們明白，家庭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廢除。除非有物質基礎，否則這一要求是無法實現的。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個以和諧和民主的生產計劃為基礎的新社會，讓全社會共同參與管理，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一旦生產力從私有財產和民族國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就有可能迅速達到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水平。舊的恐懼、嫉妒和貪婪的心態將消失，因為導致這種心態的物質條件已經消除。
徹底改變生活條件的道路將被打開，從而改變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的整個思維和行為方式。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巨大的飛躍，所有關於改變人們的性格和心理的說法都將是如此的嘩眾取寵和欺騙。社會存在決定意識。
階級社會的野蠻，強調自私、利己主義和對人類痛苦的漠視，是奴隸制的殘余。工人階級本身也不能幸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壓力，其所謂的道德，其虛偽和普遍的腐朽。在勞工運動的隊伍中時常可以發現對女性的落後態度，對此必須以牙還牙地打擊這種余毒。
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基於男女完全平等的新社會，雖然在資本主義野蠻的條件下永遠不可能建立這個新社會，但我們至少要爭取真正的無產階級性的道德，努力清除運動中阻礙男女工人團結的落後態度。
一方面，我們有必要了解在資本主義下，任何改進都將擁有局部的、扭曲的和不穩定的特征，並將不斷受到制度危機和條件普遍惡化以及社會、道德和文化衰敗的威脅；另一方面，有必要將反對壓迫女性的鬥爭與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牢牢聯系起來。這是通向勝利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舊社會的自私算計、貪婪和利己主義的心理傷痕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即使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後。在所有舊的污垢最終消失之前，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段時期。但從這個時期開始，男女之間的關系會逐步得到改善。隨著為所有人提供體面的工作、住房和教育，損害生活和扭曲所有人類關系的可怕經濟壓力將幾乎立即被廢除。
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將為每個人參與社會管理創造條件。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這將廢除舊的內向型家庭，和原子化的個人，並為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人類心理創造條件，這種心理植根於新的、自由的和人類的關系。
階級社會——以及最終從階級社會的污垢中流出的奴隸心態——的消亡將創造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自由的人，能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作為真正解放的人，擺脫陳舊占有欲的奴隸心理態。在把男人和女人從對物質的屈辱性追求中解放出來後，人們將有可能第一次像真正的人一樣彼此聯系。擺脫了任何外部脅迫、利己主義的計算或屈辱的依賴，男女之間的關系將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自由輝煌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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