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在經歷著56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在執筆之際，全台21座水庫裡有13座的蓄水量低於20%。全台多個縣市開始實施停水計畫，影響上百萬戶民眾的生活作息。在目前實行「供5停2」節水措施的大台中地區就有將近100萬戶人受影響，而部分如在北彰化的民眾甚至要忍受每週僅1天正常供水的情況。雖然中南部最受影響，但就連北部的翡翠水庫水位都比去年同期少了四分之一。目前整體來說仍可以再撐數月，但是如果接下來的降雨量仍不理想，情況將更加嚴峻。

台灣的旱災已經引發國際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日前的相關報導擔憂乾旱將會影響到全球半導體晶片的供應鏈。台灣作為全球90%最高端晶片生產地如果受到影響，將會為已經爆發的世界晶片短缺火上加油。日月潭乾涸見底的駭人景象也被紐約時報和衛報相繼報導，為「讓世界看見台灣」這句口號增添了灰暗的意涵。

這次天災的最直接成因，是因為台灣今年3、4月的春雨降水量嚴重不足。但關於如何長遠應對的討論和實踐，卻顯示了資本主義體制應對環境問題的嚴重不足。

無助於事的落井下石

在成千上萬個家庭被停水困擾之際，統治階級開始將矛頭指向農民和一般勞動家庭，試圖製造缺水的原因在於後兩者用水太多。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在3月的一次質詢上就表示，台灣農業用水占71％，不過GDP佔比僅0.2％，應獎勵休耕，並長年提撥水稻停灌休耕補償金。而也有人則指出台灣水費太便宜，應該要跳漲。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甚至直言，雖然水費調漲可能會衝擊國內低收入戶群眾，還是要「合理化」。

這種意圖將減損責任轉嫁給勞苦大眾的說詞都完全不符事實。就農業用水為例，「農用水七成說」的背後罔顧了灌溉用水大部分會儲存成為地下水，也就是有效地重新成為可用的水資源全國地下水有七成五都是來自水稻田。此外，農業用水內來自水庫的水不到一成，農民主要的水源來自河川。因此要求農民要扛起避免水庫乾枯的責任既無道理，也無效用。況且，農民們已經為每次乾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今年開春以來的農損高達4.6億台幣。除直接農損外，缺水也會造成害蟲和雜草等問題處理更加困難，加劇了農民的工作量和損失。

政府的補貼措施也沒有實際救濟農民。接受BBC採訪的一名新竹莊姓農民表示，台灣政府對農民進行補償，但莊先生說，很多地主反而拿了補貼。農民不能反對，因為怕租不到地。先前本該代表農民利益的農田水利會卻也不完全為農民著想、常同意把水調配給其它用途來賺補償金。而水利會也於去年10月1日改制為農田水利署，納入行政院管理，讓農民完全沒有代表。在這個體制下，我們又一次看到勞苦人民的受災如何成為統治階級自肥的機會。

除農民之外，非工業用水商業也被要求提高節水率至20%，與一般民生用水節水率相差不遠。三溫暖、洗車業與游泳池產業的勞工都被迫減班。儘管政府申令業者在停班時仍然需要提供勞工最低工資，但是就台灣極度惡劣的勞動環境來看，我們沒有樂觀看待這種政策實際被落實的理由。這些勞工們現在臨著遠遠不止是提高水費會帶來的經濟壓力。

退一步看，我們會發現就缺水問題開始「檢討」誰在「浪費水」的討論方向，在轉嫁責任給社會上沒有掌握權力的人的同時，也模糊了水資源匱乏的真正物質原因：環境破壞。

水資源的破壞

台灣的地理環境固然存在著乾旱的問題，但是水資源的破壞卻完全是人為的結果，也代表著這是攸關政治的問題。

河川污染是減少可用水資源的一大原因。2018年，全國重要河川嚴重污染比例為3.8%、中度污染比例為21.2% ，皆較前年的3.5%與18.1％更高。最令人震驚的例子莫過於新竹環團於2018年發現頭前溪受到嚴重垃圾和工業污水污染，影響了至少七成民生用水的水質。彰化、桃園等地也長年苦於河流重金屬污染，近上百公頃的農地土壤受到損害，同時喪失了保水的能力。

都市化濫墾濫伐也嚴重損害了自然水源。不管是2019發現的幾件大規模非法國土保育破壞案件，還是在民進黨政府的《礦業法》和《工廠管理輔導法》下得以合法破壞農地、山林和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工業擴增，都會減少可用的水資源來源。

此外，管線漏水也造成了許多可用水的浪費。最近的一份統計顯示全台每年漏出4.4億噸自來水，相當於全台人口約66天民生用水量。

由此可見，就台灣現在的情況而言，應對缺水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需要大刀闊斧的整頓、升級和修復。這是需要民主、有效的經濟計畫才能夠即時協調成的。但是當今的產業擴張被資本的盈利動機所趨不斷前進，侵蝕環境，更遑論藍綠兩黨治下的包庇。這也讓現在的體制無法有效解決僅僅是水資源短缺，更別說其他一系列關聯的環境問題了。

台灣和氣候變遷

當然，攸關降雨量的水資源問題最終是涉及到了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正如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執行長許晃雄教授指出：

「對台灣氣候變化的研究顯示，未來（台灣經歷）的颱風數量會更少，但強度更高，春季會更干燥，雨天更少，降水更強。除此以外，預計世界各地的氣溫將大幅上升，並出現嚴重的熱浪。更少的雨天和更高的降水強度意味著缺水和自然災害（如洪水和滑坡）風險也會提高。當下的乾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和啟示，讓台灣人預見到在可見的未來，情況可能會更加糟糕。研究還表明，在溫室氣體積累較少的情況下，氣候影響也較小，這意味著我們台灣（以及全世界各地）是有途徑為後代創造一個危害較小的環境。」

然而許教授也指出，基於經濟動機和各種政治因素，台灣政府目前仍然對於氣候變化危機有足夠的危機意識。他建議台灣應該按國際標準，宣布2050年淨零排碳的目標，並比照英國和歐盟的相關法案立法推動氣候變化對應政策。

遺憾的是，他國這些冠冕堂皇的法案和宣示終究會讓許教授失望。實際上如《巴黎協定》這樣的氣候條約毫無約束能力，任何新政府都可以決定退出、撕毀。當下各大排放國也僅僅將氣候議題作為各自角力的一隻棋子。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的各國政府最終必須為本國的資產階級利益服務。在這個保護主義和資本主義危機的時期，每個政府都試圖把自己的問題輸出到其他地方，導致「以鄰為壑」的政策，地緣政治不穩定以及在國際問題上的合作破裂。不管專家們如何的苦苦哀求，只要我們仍然保存著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制，那我們就不可能即時解決這個攸關全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

體制改變，而不是氣候改變！

歸根究底，台灣的乾旱是一個政治性的，國際性的問題。這不是個別在台灣內部施行的政策就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整個體制的革命性變革，讓工人階級能夠真正民主地使用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科技和資源來整頓。現在，我們必須抵抗統治階級迫使勞苦大眾為他們體制造成的問題買單的任何嘗試，並參與全球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國際間已經有一整世代的年輕人認識到只有革命性的體制改變才能夠對應氣候變化對全人類的生存威脅。在2019年全球爆發的「國際氣候罷工罷課」的巨大運動內也不乏有人高喊「社會主義或滅絕」的口號。現在是台灣的有志之士們加入這場國際戰鬥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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