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以來，全球經濟已萎靡不振一年之久。而當世界各地陷入一片狼藉之時，中國卻成了僅有的幾個GDP正增長的國家，用1%的增長隔岸觀火——這跟中國共產黨嚴厲的封鎖政策和前線工人的不懈努力脫不開關系。表面上看，中國政府依舊保持強勢威望，還在生龍活虎地四處揮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口號。

然而，此般太平的背後藏著一個陷入危機的、極度剝削性的資本主義體制。中國境內，工人們仍然遭受著類似於十九世紀晚期英國工人遭受的高強度剝削。他們的權利被剝奪，他們的言論受審查，他們的行動遭無情鎮壓。然而，工人們並不打算坐以待斃，資本主義和壓迫環境的社會矛盾反而迫使著他們去質疑整個體制。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新的一批工人，一批未經歷過過去國有制計劃經濟的工人，未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所帶來的迷惑的工人。結果便是近期一波工人鬥爭的振興。

民工角色的演變

在中國，階級意識更新背後的驅力來源於民工（又稱農民工，移工）對城市的迅速湧入。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並在中共的指導下發展，大量的農村農業人口被無產化，並被迫前去迅速發展的城市中心尋找工作。

這有取代上一代工人的作用。老一輩工​​人通常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國家在「改革開放」時期采取的措施而感到撲朔迷離和士氣低落。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時代生活的老一輩城市工人階級信任、配合中共當局。

工人的物質條件的確有所改善。1978年至1985年，工人階級的平均月工資從52元增加到119元，每年增長13％[1]。平均工資的上漲擾亂了工人階級對中共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危險的認知，而這種後果的痛楚很快就會使他們感受到。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共產黨被經濟「自由派」牢牢掌控，並開始在國有企業內展開一系列巨大的私有化改革，老一輩工人就此被清除出了工作場所。1998年至2001年的三年以內，有2200萬以上工人被「下崗」[2]。這一條件引起了一大波下崗工人於2002年至2005年的鬥爭，此後不久便被平息。

而當老一輩工人丟了他們國企的鐵飯碗時，許多農民——在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開始了土地的私有化）實行後——開始于農閑時期自願地離開他們的土地，最終前往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

這些農村背景的工人被廣泛稱為民工（或農民工）。1982年至1988年期間，每年約有970萬的民工湧入城市。而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後，輸入的人口一度達到每年一千萬人以上（2008年數據）。直至今天，（輸入的）人數才開始劇烈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的民工數量約為2.8億，跟2019年報告的2.9億比較起來，這是自200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迄今為止，這些民工占中國9億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實際上的農村背景的城市工人必然大於2.8億人，這與他們的戶籍更動有關系。就法律而言，民工是一種移民工人，他們的戶籍仍注冊於農村地區。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國家政府允許了許多農民工注冊城市戶口，導致了一種變成城市人口的「人口形式變更」。他們便從民工的行列中被除名了，但仍與農村有聯系。

現在的民工有意識地將他們自己當作城市工人階級。2006年的一次較具說服力的采訪中，一位來自湖南省、現在廣東省工作的民工表示：

「我的一切都與父輩們不一樣了。我不打算再回農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識有文化，我要學會一門技能，在這裡扎根。」

一份更近期的2019年調查指出，許多年輕民工已經比上一代民工更加熟練、更有教養。

但是，高強度的剝削和在城市艱難的生活經驗迅速地建起了民工之間的階級意識。自2011年以來在中國，有記錄的13,000多次罷工中，大部分涉及民工。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以為城市會為他們帶來機會與財富，但是民工中這般對體制的幻想迅速地消散了，隨著2011年以來的經濟增速下滑，也隨著他們越來越有知識、越來越熟練。數十年前，民工大多數都缺乏教育：一份采樣了897位南昌民工的2007年研究與調查表明，80%以上的民工接受過的教育不高於中學（9年級左右封頂，取決於地區）。而近來的數十年內，幾億民工與他們的家人們在城市開始扎根，結果導向了迅速的城市化。2010年，城市化率為49.68%。2016年，城市化率達57.35%。到2020年，城市化率已達到63.89％。

隨著民工們紛紛在城市定居，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許多；許多年輕的民工們現在通常避免工廠的工作，諷刺的是，這樣的工作恰巧是他們的父母一輩所夢寐以求的。這些年輕人拒絕危險的工作條件和苦活累活是有理由的。不像一些親政府媒體所描述的，這些服務業工作的幻想與現實有著骨感的差距。

不像享受過平等薪資和一些國家供給福利的老一輩工人，新工人階級是在私有財產關系、自由市場競爭與威權主義鎮壓的土壤上生長的。因此，階級意識的大範圍覺醒已經開始在他們之中最有教養和先進的工人出現了。

新形成的階級意識

自從2019年的「996」和「251」事件以來，這一趨勢就愈來愈明顯，工人階級中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中，階級意識通過網絡得到了展現。工人們譴責主流媒體的親資本主義立場，嘲笑可笑的資產階級廣告，揭露他們所經歷的殘酷剝削，並積極嘗試與體力勞動者建立聯系。

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他們努力的例子：在人民富豪事件後，對馬雲的公開嘲諷；2020年的五五斷更節；網絡迷因「打工人」（從「打工」一詞引申而來，原指藍領工人，現指所有工人）的廣泛傳播；對八小時工作制的積極訴求。

這一變化並不非是機械降神。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在他們的階級意識覺醒以前，工人們就已經在接受老板的壓迫，而國家政府靜坐在一旁漠視不管他們的苦難。質變發生在年復一年累計起來的壓迫以後。在決定性的轉折點，只需要一點星火就能引燃不滿的火藥桶。

舉個例子，996工作制（早九晚九，六天一周——也就是72小時一周）已經在各大科技公司普遍之極。對不斷增加的勞動強度、不足的工資、以及不受保護的勞工權利的不滿自此發酵了數年。到了2019年，馬雲公開稱贊996工作制時，發酵的不滿達到了轉折點，導向了一場網上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全面反彈。

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

正如馬克思與恩格斯解釋的：資本主義阻止不住自己去生產自身的掘墓人。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使億萬農村人無產化，再把他們推向城市，以工人的身份去尋找謀生活。而在城市裡他們發現的，只有更多的辛酸、苦難與壓迫。

即使在那些接受了一定教育的人中，他們也只能找到不穩定的工作和非人般的漫長工作時間。這就是為什麼，盡管國家政府不斷宣傳，稱中國是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青年卻意識到這個社會的本質：一個需要被推翻的資本主義社會。

而當中國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罷工不斷出現，新的一輪非凡的自發鬥爭將會爆發。這些鬥爭將毫無疑問地，由期望將社會從上到下地改造干淨的戰鬥者發揚光大。但與許多中國左翼認為的相左，自發性的鬥爭本身並不能為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革命帶來勝利。

中國是一個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家，人口14億，有9億工人。這只會增加自然爆發的鬥爭呈孤立性質的可能性。當工人揭竿而起時，他們將面對極其集中，資源豐富，紀律嚴明的國家機器和無處不在的監視網絡。

因此，為了確保勝利，確保工人階級對社會的真正掌控，一個能幫助全中國範圍內鬥爭的領導因此是必需的。這個領導只能通過建立一個有國際視野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黨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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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劉卓紅，《現代化建設主體: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地位硏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p 273 to 289。

[2]胡鞍鋼，《胡鞍鋼：關於我國就業問題的若干看法》，河北省財政廳，2005年，五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