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经济已萎靡不振一年之久。而当世界各地陷入一片狼藉之时，中国却成了仅有的几个GDP正增长的国家，用1%的增长隔岸观火——这跟中国共产党严厉的封锁政策和前线工人的不懈努力脱不开关系。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依旧保持强势威望，还在生龙活虎地四处挥舞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

然而，此般太平的背后藏着一个陷入危机的、极度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境内，工人们仍然遭受着类似于十九世纪晚期英国工人遭受的高强度剥削。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的言论受审查，他们的行动遭无情镇压。然而，工人们并不打算坐以待毙，资本主义和压迫环境的社会矛盾反而迫使着他们去质疑整个体制。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一批工人，一批未经历过过去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工人，未经历过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迷惑的工人。结果便是近期一波工人斗争的振兴。

民工角色的演变

在中国，阶级意识更新背后的驱力来源于民工（又称农民工，移工）对城市的迅速涌入。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并在中共的指导下发展，大量的农村农业人口被无产化，并被迫前去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寻找工作。

这有取代上一代工人的作用。老一辈工​​人通常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的措施而感到扑朔迷离和士气低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的老一辈城市工人阶级信任、配合中共当局。

工人的物质条件的确有所改善。1978年至1985年，工人阶级的平均月工资从52元增加到119元，每年增长13％[1]。平均工资的上涨扰乱了工人阶级对中共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危险的认知，而这种后果的痛楚很快就会使他们感受到。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被经济「自由派」牢牢掌控，并开始在国有企业内展开一系列巨大的私有化改革，老一辈工人就此被清除出了工作场所。1998年至2001年的三年以内，有2200万以上工人被「下岗」[2]。这一条件引起了一大波下岗工人于2002年至2005年的斗争，此后不久便被平息。

而当老一辈工人丢了他们国企的铁饭碗时，许多农民——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开始了土地的私有化）实行后——开始于农闲时期自愿地离开他们的土地，最终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

这些农村背景的工人被广泛称为民工（或农民工）。1982年至1988年期间，每年约有970万的民工涌入城市。而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输入的人口一度达到每年一千万人以上（2008年数据）。直至今天，（输入的）人数才开始剧烈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民工数量约为2.8亿，跟2019年报告的2.9亿比较起来，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迄今为止，这些民工占中国9亿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实际上的农村背景的城市工人必然大于2.8亿人，这与他们的户籍更动有关系。就法律而言，民工是一种移民工人，他们的户籍仍注册于农村地区。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国家政府允许了许多农民工注册城市户口，导致了一种变成城市人口的「人口形式变更」。他们便从民工的行列中被除名了，但仍与农村有联系。

现在的民工有意识地将他们自己当作城市工人阶级。2006年的一次较具说服力的采访中，一位来自湖南省、现在广东省工作的民工表示：

「我的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

一份更近期的2019年调查指出，许多年轻民工已经比上一代民工更加熟练、更有教养。

但是，高强度的剥削和在城市艰难的生活经验迅速地建起了民工之间的阶级意识。自2011年以来在中国，有记录的13,000多次罢工中，大部分涉及民工。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为城市会为他们带来机会与财富，但是民工中这般对体制的幻想迅速地消散了，随着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也随着他们越来越有知识、越来越熟练。数十年前，民工大多数都缺乏教育：一份采样了897位南昌民工的2007年研究与调查表明，80%以上的民工接受过的教育不高于中学（9年级左右封顶，取决于地区）。而近来的数十年内，几亿民工与他们的家人们在城市开始扎根，结果导向了迅速的城市化。2010年，城市化率为49.68%。2016年，城市化率达57.35%。到2020年，城市化率已达到63.89％。

随着民工们纷纷在城市定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许多年轻的民工们现在通常避免工厂的工作，讽刺的是，这样的工作恰巧是他们的父母一辈所梦寐以求的。这些年轻人拒绝危险的工作条件和苦活累活是有理由的。不像一些亲政府媒体所描述的，这些服务业工作的幻想与现实有着骨感的差距。

不像享受过平等薪资和一些国家供给福利的老一辈工人，新工人阶级是在私有财产关系、自由市场竞争与威权主义镇压的土壤上生长的。因此，阶级意识的大范围觉醒已经开始在他们之中最有教养和先进的工人出现了。

新形成的阶级意识

自从2019年的「996」和「251」事件以来，这一趋势就愈来愈明显，工人阶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中，阶级意识通过网络得到了展现。工人们谴责主流媒体的亲资本主义立场，嘲笑可笑的资产阶级广告，揭露他们所经历的残酷剥削，并积极尝试与体力劳动者建立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他们努力的例子：在人民富豪事件后，对马云的公开嘲讽；2020年的五五断更节；网络迷因「打工人」（从「打工」一词引申而来，原指蓝领工人，现指所有工人）的广泛传播；对八小时工作制的积极诉求。

这一变化并不非是机械降神。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的阶级意识觉醒以前，工人们就已经在接受老板的压迫，而国家政府静坐在一旁漠视不管他们的苦难。质变发生在年复一年累计起来的压迫以后。在决定性的转折点，只需要一点星火就能引燃不满的火药桶。

举个例子，996工作制（早九晚九，六天一周——也就是72小时一周）已经在各大科技公司普遍之极。对不断增加的劳动强度、不足的工资、以及不受保护的劳工权利的不满自此发酵了数年。到了2019年，马云公开称赞996工作制时，发酵的不满达到了转折点，导向了一场网上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全面反弹。

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解释的：资本主义阻止不住自己去生产自身的掘墓人。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使亿万农村人无产化，再把他们推向城市，以工人的身份去寻找谋生活。而在城市里他们发现的，只有更多的辛酸、苦难与压迫。

即使在那些接受了一定教育的人中，他们也只能找到不稳定的工作和非人般的漫长工作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国家政府不断宣传，称中国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却意识到这个社会的本质：一个需要被推翻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当中国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罢工不断出现，新的一轮非凡的自发斗争将会爆发。这些斗争将毫无疑问地，由期望将社会从上到下地改造干净的战斗者发扬光大。但与许多中国左翼认为的相左，自发性的斗争本身并不能为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带来胜利。

中国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14亿，有9亿工人。这只会增加自然爆发的斗争呈孤立性质的可能性。当工人揭竿而起时，他们将面对极其集中，资源丰富，纪律严明的国家机器和无处不在的监视网络。

因此，为了确保胜利，确保工人阶级对社会的真正掌控，一个能帮助全中国范围内斗争的领导因此是必需的。这个领导只能通过建立一个有国际视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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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刘卓红，《现代化建设主体: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硏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p 273 to 289。

[2]胡鞍钢，《胡鞍钢：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河北省财政厅，2005年，五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