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的報導最初是由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義大利支部「左翼階級革命」（Sinistra classe rivoluzione）於2月26日發表，批評了義大利政府對當地冠狀病毒疫情的對策。義大利當局不但沒有妥善宣導和保護公眾健康，反而製造了不必要的恐慌，採取了低效的措施，並乘機壓制了罷工和公眾集會的民主權利。）

公眾懼怕COVID-19（冠狀病毒）在義大利的擴散是有道理的。民眾的恐懼，最主要是對於病毒的危險尚未完全了解。面對此尚待評估的現象，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公眾社會行為上都理應抱持謹慎態度。

然而，義大利中央政府以及其他行政機構至今所採取的措施，並未能正確宣導群眾，或是承擔起責任，反而激起了恐懼和消極情緒，同時讓勞工和貧民們承擔政府措施的大部分後果。

政府頒布了明顯是自相矛盾的法令：人們可以去上班，可以去購物中心（不管有沒有恐慌或囤積的現象），但除此之外，建議大家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並「信任當局」。

此外，義大利至今約有50,000人被隔離。他們被隔離在被視為是傳染風險最高的的城市內。

政府措施有效嗎？

政府是否有必要採取這些措施來控制疫情？這很值得我們質疑。過去的流行病（H1N1和SARS）疫情的研究表明，鋪天蓋地的控制措施（如邊境、機場管制以及大規模隔離等）卻帶來乏善可陳的成果，反而將寶貴的資源花費在效果有限的措施上。

在我們理解這次不帶有症狀的人，仍然能夠傳播病毒的前提下，此一事實在當今的環境下更加明顯。如果有針對性地將控制和隔離措施，用於具高度傳染性風險的人們，實際上則可以更有效地推行防疫工作。

媒體以及喬裝成病毒學家的談話節目人物更是火上加油。將冠狀病毒與「西班牙流感」進行比較，遠遠超出了合理的警惕範圍：在經歷過一場世界大戰後的歐洲，西班牙流感奪走了千萬個已經飽受飢餓和疾病摧殘的生命，更影響了百萬名長期生活在戰壕內的士兵，當時國家健康服務系統也不存在。這與今天的情況有何關係？

況且，冠狀病毒的高死亡率（2.3％的病例，比正常流感高出20倍）也需要在一些前提下理解，因為它不成比例地影響老年患者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不幸喪生的患者們也多半實在疫情爆發最初期不久後離世，而當時此病毒的真正危險性也並沒有被公諸於世，必要的對策也還沒被實施。

這不是巧合。在中國，死亡率最高的省份是別初期疫情影響最大的湖北省（死亡率為2.9％），而疫情稍後觸及到的各省平均死亡率則降至0.4%。

這些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玩弄抽象的數據來縮小甚至忽略疫情的危險。反之：我們首先要通過理解情況來保護自己。但是，義大利政府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卻恰恰相反：請盡量的恐懼，但也請好自為之。

您有年幼的孩子因為學校關閉而上不了學了嗎？那是你的問題。您是不穩定工作者（如千萬名運作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嗎？請乖乖待在家休無薪假。在米蘭，所有酒吧一律停業…在晚上六點和早上六點之間。請大家照常上班，如果被感染那是你自己的問題，但上班時也不要去公司的食堂。

你可以去工廠上工、到超市為客人結帳、開車、或在市區內送貨，但是由小鎮體育俱樂部組織的越野比賽卻會被區長、市長們百般阻撓。

政府頒布的這些法令包含了數百種荒謬且引人震怒的矛盾。

對整個區或和社區施加的隔離措施，實際上會讓病毒更加容易傳播。停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郵輪即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其遭到的隔離使3,700名乘客和船員中的690人患病。經過數週的爭論和衝突後，全世界才最終清楚地知道，就算有個別病人需要遭受必要的隔離，也必須要在陸地上實施。

壓制集會

義大利政府的疫情措施，客觀性地趕上了極右「聯盟黨」（Lega）一直以來推行的邊境管制政策。這一措施初期的表面成果，也讓（突然不被政府反對）的聯盟黨黨魁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受寵若驚，只有呼籲追加關閉義大利與法國邊境的餘地。大概是躊躇滿志的義大利政府，更進一步試著禁止示威活動，不管是戶外的還是室內的。他們還悄悄地發佈了一份「邀請書」（實際上是命令），「邀請」人民在直到3月31日暫停所有罷工和政治示威。

因此，面臨著被資方關場的惠而浦（Whirlpool）勞工們，被惡意解僱的義大利航空（Air Italy）和歐尚（Auchan）員工們，還有仍然沒有工作合約的義大利老師和學校工作人員們，通通都必須保持沉默，不要抗議！請你們前往購物中心消費買進物資，回到家後閉門封關，然後打開電視看著戴著口罩的媒體人物們告訴你疫情如何在蔓延。

更是可恥的是，各大工會領袖也接受了政府頒布的這些措施，甚至下令停止任何工會在工作場所內的集會。

談到工會和工人，我們也要想到：現在，每個人都急著讚許一線醫療工作者在這種緊急情況下的勇氣。這些工作者們採取了兩班制，並讓自己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下。但是，沒有人，或者說幾乎沒有人，記得這批工人與義大利政府的合約早在18個月前就已到期。義大利公營企業「公司化」（Corporatisation）實施30年後，國家醫療服務系統遭到系統性的破壞，造成醫療設施（包括重症監護病房）的關閉和合併，床位削減和削減預防和區鎮醫療服務。區域化和公司化意味著區鎮和中央機構之間的協調減少，以犧牲公民的健康和勞工的環境為代價。這些政策給肥大了私營機構，但後者至今卻沒有為防疫工作做出一丁點的努力。

工會不該在此刻對著政府卑躬屈膝，而必須採取行動保護勞工，並防止當下緊急情況的所有支出會被被轉嫁給勞工們。工會活躍者們尤其必須向當局要求：

• 為所有因政府法令而被迫失去工作日的勞工（包括關閉其工作場所，如電影院、餐廳等），或因政府其他法令（如對學校、護理設施等的限制）而受到影響的民眾，如需要照顧未成年人、老人、殘障人士等的一般人士卻無法獲得公共服務支持的人們，提供社會保障網。
• 社會保障網擴張至因故被迫滯留家中的不穩定工作者們。
• 向私營醫療企業的老闆和股東們無償徵收公家醫療機構所承受的支出。
• 提供所有公營機構醫療工作者提供合理的新合約。
• 任何工作場所的防護設備的支出，包括健康培訓和其他預防措施的費用，必須完全由老闆承擔，並在工會廠房代表的管理下實施。
• 拒絕禁止任何政治活動和工會活動（包括集會等）。任何例外情況必須在與勞工們討論並爭取後者同意後實施。

我們不接受政府以「緊急情況」的名義讓勞資「平均負擔」，卻保證老闆們可以持續讓勞工們承擔所有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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