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發現自己正身處在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最深的一次危機當中。99%的人被要求為這場危機付出代價，而剩下的1%卻以驚人的速度搜刮著財富。在當前建制中，醜聞與貪污的飽和程度使得百萬群眾疏遠傳統的政治。這一切都對資本主義社會提出深切的質疑。許多人都在為當前我們所處的社會體制尋找一個新的政治選擇，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面向革命社會主義的人們也在增加。(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5年4月14日）

對許多人而言，他們已經很清楚是為了反對什麼事情而鬥爭了：貪污、社會與經濟危機、撙節政策；但更加難以言表或甚至是能明確設想的，是我們鬥爭的目標。具體而言，新社會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個別的生活會受到什麼影響？社會主義會是什麼樣的世界？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凝視著水晶球的算命師。我們無法完全肯定地預言未來會是如何，也因此我們無法明確地說明社會主義會是什麼樣的。我們就以家庭為例，當談到社會主義下的家庭單位，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下的家庭關係性質］要在新的一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確定…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對於今日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一切，他們都將不去理會，他們自己將做出他們自己的實踐，並且造成他們的據此來衡量的關於個人實踐的社會輿論——如此而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

社會不是由對過去時代的推論所塑造，而是由當前的決定與行動所塑造的。

儘管如此，由於馬克思主義者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我們還是可以為社麼主義的樣貌做出一些推論，將唯物主義的分析應用在歷史與社會的發展。換言之，我們可以基於現在與過去的佐證，做出對未來社會的假設。這說不上是一門精準的科學──就好比一位醫生無法說出病患的確切死亡時間，以及一位地質學家無法給出下次地震或火山爆發的年月日時，馬克思主義者同樣無法準確預期下一次革命何時爆發，或者其具體形式是如何。但是，就像看著孩子一樣，你可以大致了解到他們可能成為什麼樣的成年人，通過觀察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可以一窺社會主義社會的潛質。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內部的萌芽。更重要的是，藉由檢視資本主義——這個私有制與為利潤而生產的體制——所強加於社會之上的矛盾與障礙，我們能夠窺見一個未來的潛力，社會主義社會可能的樣貌；在這個社會裡，資本主義的障礙都會被清除，並且生產會立足於人類的需求而運作。

不服從於利潤的經濟體制

經濟發展是所有社會其他方面發展的物質前提。沒有足夠的生產力發展——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科技方面與工藝方面——那一個社會將不會有當前的物質條件，也不會有在科學、藝術、文化、哲學等領域能更加進步的必要能力。這種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史觀——即唯物主義史觀——所秉持的基本宗旨。

現在的資本主義不再有能力發展生產力這個社會最基本的部分，是由於其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與低效率。2008年的經濟衰退中損失了數十億英鎊，不是由於個人的貪婪或意識形態，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運作所致。隨後是全球性的經濟生產力停滯不前。這會讓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進度退步了好幾年，甚至是數十年前——以英國為例，經濟投資仍比危機前的峰值低25％，而公共建設投資仍低10％。

資本主義無法發展經濟生產力的所有潛力。即使在看過了大量生產關閉與數百萬工作機會的流失，在已開發國家的產能利用率，目前也只有約為70%到80%。以其他世界各地來看，平均的產能利用率也只有70%。這意味著，只要善加利用現存的經濟生產力，在當前我們就能增加近50%的全球經濟產能。儘管實際情況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於食物、住所、健康護理，以及其他生活基本用品的需求都十分急迫，這些預備的產能設備還是沒有投入到生產中。實際上，當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談到過量的產能——也就是說，當前經濟體有能力生產過多的產品（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而生產必須要進一步減少，從而導致了關廠與工作機會流失。

這一種矛盾的理由就是利潤。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經濟生產力只會被用來生產能賣錢賺取利潤的商品；如果無法賣錢賺取利潤，則商品的生產也會停止。生產資料（資金、廠房、機台、原物料等等）的佔有者們，寧可是讓他們的商業活動停滯，也不願虧本去做任何生產，即使已經是對生產急切需要的情況。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是由利潤而不是人類需求所統治的，也因此資本主義在滿足社會需求方面的成效是非常低效率的，無論資本主義所有辯護者是如何倡言維護這個體制的。我們很常被告知，資本主義是所有經濟體制中最具效率的——如果資本主義正如這樣所言，那為何工廠與辦公場所都處於閒置而空無一人？儘管這些地方能夠生產出這個社會需要的大量商品與各種服務？

如果利潤能從生產的公式中移除，我們就能儘可能的利用所有生產資料而沒有任何障礙。這種不為利潤而運作的經濟構想，讓我們窺見了社會主義社會樣貌的可能。

資本主義=富裕之中的貧窮

官方統計顯示全球的失業人數約為2億人左右；但實際上，失業與就業不足的人數接近10億人。這些人失業並非他們工作能力不足，也不是沒有社會必要的工作，而單純是因爲僱用他們對業主而言無利可圖。

同時，2012年所釋出的數據顯示，有約四分之一的英國人身兼兩份工作，其中90%是由於第一份工作的收入不足以維生而需要第二份工作。2012年，為了尋找第二份工作而加入求職網站會員的人上升了37.4%。隨著通貨膨脹、薪資凍結與低薪的情況，在未來這樣的情況也會成為趨勢並繼續下去。這是資本主義一個明顯的矛盾：某一些人被迫要身兼兩份工作，而有百萬人卻持續失業的情況——這是一個由追求利潤而生的荒謬情形。

沒有了利潤這層障礙，這些失業與就業不足的10億人都會取得一份生產性的工作。每個人都可以用更高的水準完成一項工作，還能創造更多的工作給其他人。在這樣的基礎上，生產力就會獲得巨大的人類勞動投入，而全球經濟產能就會顯著地提升。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還有其他這類荒謬絕倫的矛盾。在倫敦，約有6,500人是露宿街頭的，比2010年相比多了77%；其他各種無家的形式也在增加，如在英格蘭地區，以家庭單位申請法定無家可歸的數量增加了26％，來到111,960戶，加上有385,000個無家者都居住在旅館。與此同時，據政府統計，英格蘭地區卻有610,000棟空屋。為什麼當無家者的人數是不斷成長時，卻伴隨著無人居住的房產增加的現象？房產只會出售或出租給有能力支付的人，與人們是否需要居住地生活無關。對於資本家來說，這是一個利潤的問題，而不是社會需求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為由上述現象所導致的惡劣人為浪費補充一些例子，比如英國房價第二高的倫敦主教大道（Bishop’s Avenue）街區在空間上的物質浪費，在這裡三分之一的豪宅無人居住，其中一些已經失修了25年。這些房產被視為賺錢的投資，而不是人們居住的房屋。這裡有價值3.5億英鎊的財產，已經變成荒地——這是以利潤為基礎的經濟所帶來的結果。

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阻礙了科技的發展與機械的運用。機械不會購買任何商品，因而資產階級要使他們的商品有銷售市場，那他們就必須要僱用一定數量的人類做為工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實踐機械化與科技化會導致勞動力無處可去，產生大量的失業（科技性失業），而其餘的工人則是過度勞累。但是如果沒有利潤因素，我們則可以創造出機器，來完成那些沒有任何人想做的，危險與骯髒的工作，而自動化可以騰出人們更多的時間來從事其他經濟生產活動，並減少工作時間，從而取得真正的休閒時間。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看到的強迫性失業（或是就業不足），將被自願的閒暇所取代。

利潤因素也阻礙了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商品分配與生產。在2007年，歐盟最令人不齒的，由超量生產食品所形成的“廚餘回收”，當中接近有13,476,812噸的穀物、大米，糖與奶製品，以及3,529,002百升酒精與葡萄酒。當這些多餘的食物堆積如山，而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被用來補償農民不生產糧食的損失，每年卻有600萬孩童由於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在其他國家也由於這種毫無邏輯可言的理由，讓其肥沃的土地無法用來生產食物，並分發給在惡劣環境中生活的人們。不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無利可圖，並且由於民族國家的巨大藩籬，阻礙了實施真正的國際主義解決方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將食物浪費掉的處理作法，要好過拿這些食物給需要吃飯的人們。

計劃經濟

人們常說競爭是讓資本主義有效率的秘訣；然而競爭實際上卻導致了更大的浪費。例如說，在用途相似的企業之間有太多重複的工作，意味著在相同業務上要投入雙倍的時間與金錢。以超級市場為例子：如果能由一個組織機構來執行食糧配給，那規模經濟就能減少整個流程的成本，而集中規劃也會使其更有效率。

競爭也迫使企業們要透過廣告來為各自的特定商品來打開需求市場，而廣告的成本還是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商業秘密與智慧財產權意味著最好的創意與發明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並導致了昂貴的對簿公堂，例如臭名昭​​著的Apple與Samsung手機專利抄襲案件，也再次提高了一般人的消費價格。世界上最好最聰明的科學家、工程師、設計師等等的人才，沒有聯合起來生產社會所需要的東西，而是被分成了不同的公司，在競爭中相互對立，從而導致不必要的重複勞動與資源花費。

任何情況下，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下真正的競爭只能是某種神話虛構而已。2012年，巴克萊、瑞銀集團、花旗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德國鐵路、摩根大通，都被確認有固定的利率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啤酒釀造業方面的戈爾施、巴伐利亞、海尼根；森寶利、阿斯達等其他超級市場：這些企業都被確認彼此之間商定價格，以確保更多的利潤。這些醜聞的原因，是因爲這些公司都承認，比起讓公司陷入自由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制定計劃才是運行經濟的更有效率的方法。

如此巨大的跨國壟斷企業在每個產業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並且只有少數公司在市場上佔主導地位，而正是由於如此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提高生產率和效率，從而表明了自由競爭是如何站到它自己的對立面。每個公司內部都有大量的計劃、協調與合作，而這些都是為了增加效率來提高利潤。同時，在企業之間，競爭的無政府狀態與那隻看不見的手仍然存在，從而導致巨大的效率低下與社會層面的物質浪費。

比如說，在詹姆斯．利昂蒂亞德斯（James C. Leontiades）的著作《跨國公司策略：規劃世界市場》，他就以電子產品公司“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為例子。“德州儀器”是一家所有的生產活動都由其達拉斯總部所規劃的跨國組織。達拉斯總部決定的策略要素表明了跨國公司的集中控制水平。這些策略包括了：

• 區域與全球競爭的分析。
• 全球標準化的產品設計核心。
• 研究以及開發的集中化與協調化，以避免昂貴的重複成本。
• 在全球範圍內合理地生產，在國際範圍內達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產量效率。
• 全球定價政策。

在這裡我們看到從舊社會所帶來的新社會的根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樂於採納所有有計劃性的經濟運作所帶來的可能性；但理所當然的，我們是為了社會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潤來制定計劃經濟。這是一個物質充裕社會的根本，而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經濟生產與投資，將依照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做出合乎理性與工人民主的計劃。朝向這個目標的第一步，就是對當前經濟體中為主導單位的徵收——土地、銀行、公共設施、大公司的基礎設施——這一切都要做為計劃經濟的一部份，並置於勞工階級的民主監督與控管之下。

計劃經濟的成果，可以看看由俄國十月革命所帶來的，從1913年到1963年，這60年之間俄國的轉變——儘管在這期間，在經濟發展上遇到由斯大林主義官僚所造成巨大的阻礙。在這一個時期中，在俄國的經濟層面要比今日的孟加拉還要落後的情況下，蘇聯轉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強權。工業產能提高了52倍，美國則為6倍，英國2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310％，美國則為332％，英國為73％。俄國的人均壽命呈2倍成長，而孩童的死亡率下降了9倍。而國內每10萬人中的醫生人數，則超越了義大利、奧地利、西德、美國、英國、法國、荷蘭、瑞典。如果以上這些成就，是發生在20世紀的俄國，那個落後的，接近封建狀態的，還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內戰的摧殘，又被斯大林主義官僚荼毒的俄國，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在21世紀的英國，以及世界上其他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一個完全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能取得多麼巨大的成就。

古巴也是一個計劃經濟能達成諸多成就的好例子，即便在古巴，工人的民主受到了許多限制。在今天，古巴新生兒的預期壽命為77.7歲（這是根據2005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所提供的數字，而在1959年，古巴革命那一年的數字是62歲），這個數字幾乎與美國（77.9歲）並駕齊驅，並遠遠勝過隔壁的海地（59.5歲），以及拉丁美洲區域內的資本主義強權巴西（71.7歲）。而古巴成人的識字率為99.8%，而巴西僅僅只有88.6%，同時也高於智利的95.7%與哥斯大黎加的94.9%。實際上，根據同一份聯合國報告所指出的，古巴的人類發展指數在拉丁美洲排名第四。如果根據2008年的《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所提供的新生兒死亡率（以每1,000個新生兒來計算），古巴的情況（當前為5.93人，而古巴革命年為78.8人）甚至要好過美國（6.3人）、智利（7.9人）、哥斯大黎加（9.01人），以及巴西（26.7人），更不用說海地（62.33人）了。我們並不對這些數字感到驚訝，因為根據世界銀行所統計的數字，在古巴每1,000人中就有5.91人的醫生（這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數字），而美國2.3人、巴西2.06人、哥斯大黎加1.32人，而海地更是只有0.25人。

這又是另一個例子：當1959年卡斯楚（Fidel Castro）發動革命時，古巴也是一個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古巴的歷史是被外國勢力統治的歷史之一，曾被美國資本家當成後花園，以及蔗糖的單一農業作物生產區。這之後的進步，只有在擺脫了帝國主義統治的計劃經濟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

工作、工資與貨幣

這樣的計劃性生產，配合在每個有工作能力的人之間，所進行的合理的勞動分配（而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有些人要身兼兩、三份工作的同時，還有其他人失業的情況），其成果也就意味著每日工時縮減後，薪資卻不會減少。我們能在巴西的佔領Flasko工廠運動（the occupied Flasko factory）中，找到上述情況的證據。自2003年，當工廠首次被工人佔領，生產工作也以民主的方式做出規劃後，工人們每週的工時從40個小時減少到30個小時，而薪資沒有減少，生產率也沒有降低。

隨著科技的發展代替了越來越多的勞動，工時能更進一步的減少。以1870年的美國為例，有70%至80%的人口從事農業，而21世紀的今天只有2%。但儘管農業從業人員減少了，農業部門的產出卻是大幅的提升。從1950年到2000年，農業性質的生產有著巨大的增長。比如說：每頭乳牛的年均產乳量從5,314磅，增加到了18,201磅（成長了242%）；玉米的平均產量從每英畝39蒲式耳，提高到了153蒲式耳（成長了 292％）；並且在2000年，每個農民的平均每小時勞動生產率，是1950年時的12倍。這樣的農業生產率的發展，很大程度是由於農業機械化、新型肥料，以及其他科技的進步。在其他的產業部門，這類型的進一步發展也能在減少每日工時的方面，取得相同的成果。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每個人的勞動需求量，最終還能以每個人的生命時間為基礎而得出，而不是以每日、每週、每月來計算。

馬克思主義者很常被問到，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下，要拿什麼做為人們工作的動機。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是以掙錢是為了養家糊口而要求人們工作的形式，來做為人們工作的動機。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要求工作的自由——是為了能生存下去。而反過來，社會主義說的，則是關於從工作中解放的自由。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是以致力於打造一個能擺脫勞動必要性的社會，來做為人們工作的動機。這樣的自由，可以透過社會為了發展經濟與生產力而付出的集體努力來贏得，而其社會發展的程度，是只需些許的人類勞動就可以保持其運作，從而我們能夠自由地過我們想要的生活。

資本家對於人們行為的動機有著一種非常狹隘且錯誤的觀念——他們將一切看待成一個金錢的問題，然而事實上有很多人們所做的事物（興趣、嗜好等等的），其動機單純是因爲我們想去做這些事；使我們發展成為人的事物，給了我們一種使命感與目標感，並使我們與他人建立起聯繫。

實際上也有一些資本家承認了這一點。一位哈佛商業學院的教授特雷莎．阿馬比勒（Teresa Amabile），就曾寫過一本名為《進步的原則》（The Progress Principle）的著作，當中論證：這是一種不斷進步的感覺，無論是在職業上還是在個人上，都能夠真正激勵工作人員。而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社會科學家阿爾菲．科恩（Alfie Kohn）所說的：資本主義的管理術語是指鼓動或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的四個因素：個人成長、認可、責任感和挑戰性工作——金錢的回報明顯不在這份列表裡。正是這些形式的激勵措施，使社會主義超越並凌駕於金錢的利益之上，並推向舞台的前沿。

藉由讓我們對其擁有集體所有權，社會主義不會使我們脫離工作，反而會給我們在經濟與社會中的真正利益。因此，工作本身，而不僅僅是從工作中獲得的工資，還具有更直接的目的，並且顯然是為了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為了雲霄之上董事會的貪污經理人。委內瑞拉佔領工廠運動的一位代表在他的報告裡證實這一點，在他所處的工廠裡，工人們積極地思索要加強改良生產作業的流程，因為工人們知道他們所提供的靈感，能夠讓改善人們的生活。

如果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金錢作為人們工作的動機只起到微弱的誘因，那是否代表僱傭工資制度也能被廢除？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能——不能馬上就廢除工資制度；但這代表著隨著經濟生產的發展，工資制度會漸漸地消失。在社會主義的初期工人們依然會以貨幣做為工資給付的方式（貨幣的價值又與實體經濟相關）——工資制度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用法令被廢除的東西。的確，隨著社會意識與生產力的變化與發展，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可能存在工資的差異。在1917年革命後的俄國就是這種情況，布爾什維克們在必要時允許工資的差異，但嚴格限制為1（一個普通技術工人的薪資）：4（科學家或技術人員）。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可以用提貨卷取代，之後提貨卷也能以不以任何形式的給付所取代，因為人們能夠取得他們生活的必要品了。這種關係更緊實的社會進入物資充足的狀態時，則定量消費所需的工資就更少，因為一切物質需求都足以滿足每個人。

正如發生在工資的變化一樣，這種情況在金錢方面會更加普遍。托洛茨基曾解釋過關於一種不受管制的貨幣的必要性，而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的供應量也與經濟中的實際生產水平相關。很顯然，許多原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貨幣功能會改變或消失——貨幣工資制度就是一個例子——但貨幣依舊起到做為計劃經濟的健康程度的一個指標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的流動與使用價格的訊息，其作用是表明在經濟生產中哪裡存在稀缺或是富裕的地方。例如，在需求超過供應的地方，商品的價格超過其實際價值，從而為該部門的資本家創造了超額利潤。這鼓勵了其他地方的資本家將資金投資於這些部門，之到供給恢復到與需求平衡的狀態。在社會主義初期，認然需要貨幣與價格訊息的作用；但是，相反的，經濟的主要槓桿——銀行和大公司——將處於工人國家的控制之下，而工人國家可以相應地指示投資，用以消除任何稀缺。因此，價格訊息將成為不同地區與部門貨物供應與需求的一個指標，通貨膨脹率將預示任何潛在的經濟問題。貨幣的流動將成為衡量計劃經濟下貿易發展的程度。

逐漸地，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處於共同的民主生產計劃之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將減少，這些衡量經濟狀況的功能，將由行政取代，而不是由金融控制時，整個貨幣系統也將會消亡。

國家與民主

正如金錢與貨幣系統最終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消亡，國家政府也是一樣。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打從它成立以來的第一的動作，就是進入開始其消亡的過程。這是因為作為計劃經濟的一部分，在工人民主監督下，所進行的對生產資料及其管理權的剝奪徵收，將開始消除階級之間的區別，而這裡的階級區別，是指佔有財產者與無財產者之間的區別。所有人都能擁有與運作生產資料的社會，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個社會將不再需要一個由特殊武裝部隊（警察、軍隊、憲兵）組成，並為剝削階級所利用，以確保能進行穩定剝削的國家機器。

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新石器革命時期）出現的階級社會之前，人類的社會是按照原始共產主義路線所組織的。在當時，所謂的階級還不存在，因為生產力還達不到生產出超出維持生計所需的程度，因此從經濟方面來說，當時存在著剝削的階級與被剝削的階級，是不可能的。而根據對人類學家劉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著作《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所做的研究，恩格斯描繪了這些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運作的方式。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他關鍵性的指出：

“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他手裡沒有強制的手段…氏族可以任意罷免酋長和酋帥…同氏族人必須互相援助、保護，特別是在受到外族人傷害時…氏族有議事會，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決權的民主集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在上述的引文中，恩格斯描繪了一個社會，在這當中沒有國家機器，如警察、軍隊、法庭、監獄，或是分離於社會，並淩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治機構。由於生產力是整個部落共同持有與運作的（出於生存的必要），因此所有人的經濟利益是一致的，這意味著不需要有任何強迫權力的國家機器，就可以使一個階級的意志反對另一個階級的意志。

對當前經濟體中為主導的單位（土地、銀行、公共設施、大公司的基礎設施）進行剝奪，將其置於工人的民主監督與管理，並做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計劃經濟的一部份運作，同樣能將在階級當中的人類的經濟分化移除，從而移除國家的物質基礎。我們能重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形式，只是這次不會是原始時代的水平，而是更高的、擁有先進生產力的水平。

這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國家樣貌的構想，與斯大林統治的蘇聯所發生的實際情況是截然不同的。掐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咽喉不放的怪物官僚國家，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人政權國家，因為這種官僚國家缺乏了任何的工人民主，而工人民主是運作一個健康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石。資本主義試圖利用競爭將低效率生產降到最低（但正如前文所討論的，這種做法通常會失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了商業的相互競爭，更需要一種更有效的機制來確保效率和防範貪污腐敗——這種機制必須是一般人民對經濟的民主監督與管理。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計劃經濟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

具體而言，這就意味著要設立一些必要措施，比如說：人們有完全權利罷免所有經由選舉產生的官員，而這些官員不能領取超過一般工人的薪資，這樣一來，這些官員與他們所代表的人民的物質利益就是相同的。我們也決不能被迫等到五年後才能夠踢出那些做出不符合多數人民利益決定的代表——無產階級民主要更加地、進一步地參與這一切。列寧也曾談過，有必要讓每個人都參與新社會的行政工作，以避免使一個特殊的官僚階層建立起來，並分離於勞工階級，而淩駕於勞工階級之上。當所有人都是官僚時，就沒有人能變成官僚。

工會組織的出現代表著勞工階級的巨大勝利，因為工會是勞工階級為了自身的階級而建立的民主性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組織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源。馬克思主義著作家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曾在他的著作《為了勞動者：英國工會主義史》（In the Cause of Labour: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當中指出這點：

“工會是勞工階級的最基礎的組織。但這些工會的作用遠不止如此。這些工會是來自舊社會中的，未來社會的雛形。”

他進一步說明，這意味著這些工會更有能力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戰：

“用恩格斯的說法就是，工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的組織轉變為團結、鬥爭與社會主義的有機體與學校。”(羅布．蘇沃爾，《為了勞動者：英國工會主義史》，序言）

巴西的佔領Flasko工廠運動再一次為我們提供了在計劃經濟的實踐中，工人民主做為具體要素的例子。由工廠工人以民主投票選舉出的工廠議會，是服從於立即的被罷免權之下。這個議會以週會的方式討論工廠的計劃，而這些會議的會議紀錄都會印發給所有工人檢視。除此之外，工廠預算的運用，也由所有工人每個月投票表決。這樣的民主模式，幾乎就是重現了二十世紀初俄國蘇維埃的情況，將經濟控制權置於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強迫他們依靠別人。

蘇維埃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工人議會，這個由工人所參與的議會，則是被選舉出來負責其工坊、地方與區域的運作。這種民主方法，比起資產階級民主，要更加貼近勞工階級，因為這種民主方法，以一種議會民主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使人們可以立即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拿眼前的2015年英國大選為例——無論是保守黨或工黨或是哪個政黨要組成新政府，這個政府終究會實施撙節政策。在此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真正的選擇權，因為經濟體掌握在私人的手中，為了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正常，政府必須服從於那些佔有當前經濟體中為主導單位（土地、銀行、公共設施、大公司的基礎設施）的人的意志——也就是資本家們的意志。只有透過給予勞工階級在經濟上的掌控，我們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選擇權。

巴黎公社的經驗

除了俄國的蘇維埃之外，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是無產階級國家的一個例子，無產階級國家與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理解的國家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對公社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所以，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

“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

“公社在鏟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支舊政府手中的物質力量以後，便急切地著手摧毀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要重新過私人的清修隱遁的生活，像他們的先驅者即使徒們那樣靠信徒的施捨過活”

“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完全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這樣，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偏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

“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於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後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後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並且可以罷免。”（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第三章）

當然，為了讓一般人能以馬克思所敘述的方式，來真正參與到社會的民主運作中，那人們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過長的工時與日常生活的壓力，意味著絕大多數人完全脫離了政治活動。對那些工時長或需要兼職的人來說，他們在晚上和周末能夠做或願意做的最後一件事才是研究經濟計劃或國策的複雜性。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即使進行了這樣的學習研究，也無濟於事，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般工人，對經濟或整個社會的運作沒有任何話語權。

在一個由於科技、自動化，以及計劃經際的高效率而降低了工時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一般人最終將會有必要的自由時間來充分參與社會的運作。藉由將經濟體制置於真正的勞工階級民主監管之下，人們也將有參與社會運作的動機，而這要歸功於人們的思想與行動，足以帶來切實的改變。

就如同前面引文中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描述所展示的，無產階級民主還包含了由行政機構取代議會機構——以實際行動取代講壇。例如，在1926年的英國大罷工中，東北罷工委員會拒絕了政府向該區域分發基本物資的要求，因為他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系統。這個東北罷工委員會並不只是單純地進行討論，通過決議後將責任轉移給其他人——委員會的代表做出了決定，承擔了執行這些決議的責任，並與其他所有人共同經歷了決議的結果。這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與英國下議院政客的耍嘴皮完全不同。

因此，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是社會能夠實際地執行其決議的能力。而這正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根本障礙——即使社會對於終結失業或是對社會某部門進行投資可以投下贊成票，但當所有創造工作以及投資去向的真正決定權，是掌握在非民選的銀行家與老闆手中時，這些要求在實踐中如何實現？因此，歸根結底，真正的民主需要將經濟的控制權掌握在99％的人民的手中，而不是那1％寄生蟲的手中。

警察、軍隊與法律

馬克思主義者理解，國家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殊武裝部隊——如警察、軍隊等機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武器，並利用其中的警察與軍隊維持他們的統治；但無產階級的國家，將成為工人用來對抗資本家繼續剝削與壓迫工人的企圖的武器。這而這正是我們訴求勞工階級必須武裝起來的真正意義。這意味著，必須要完全按照無產階級的路線重建警察與軍隊——他們必須是通過民主選舉而出來的軍警官員，以及服從於有組織勞工階級的紀律，並將這些武裝組織的控制權交給工人。

我們可以參考在1920年的意大利都靈實際這類措施的例子，當時由工人志願者組成的紅旅（Red Brigades），就是在工廠委員會的控制下成立的。 FIOM（意大利金屬工人聯合會，Federazione Impiegati Operai Metallurgici）工會佔領了工廠，並派出了工人自發的治安團體看守工廠的出入口。 他們沒有依靠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意大利工人們是在無產階級的掌控下創造了這種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替代品。

同樣的，在十月革命過後，托洛茨基在最嚴峻的條件下，被指派了從無到有重建俄國紅軍的任務。他在整個紅軍內實施了人民委員制度，而人民委員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幹部，其作用是維持軍團，以及軍團將領的政治紀律（由於當時的紅軍還缺乏軍事技巧的才幹，紅軍的將領通常都是過去效力於反動的沙皇與克倫斯基政權的將軍）。在這樣的作法下，紅軍就是無產階級的武器，而不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工具。

在生產社會化的條件下，階級本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瓦解後，這些武裝部隊也會消亡，因為一個階級將不再需要這些武裝部隊來維持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行政管理的任務依舊要被保留；但隨著所有人都成為能勝任行政事務的官僚時，這些行政事務並不會導致社會中的某一群體與其他群體分離。社會行為規範等等的強制力，將通過社會內部的社會壓力來達成，而不是依靠社會外部的強制力量來達成——文明化的行為在友情基礎的團體中，或是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所受到規範的方式幾乎相同。

恩格斯根據摩根對易洛魁人的研究，形容了如下的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復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威脅手段﹔我們今日的死刑，只是這種復仇的文明形式，而帶有文明的一切好處與弊害。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多得多──家戶經濟是由一組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戶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複雜的管理機關。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戶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廢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在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時間（大約200萬年）中，我們都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而當時的我們是從社會內部，而不是用來自社會外部、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來規範我們的行為。社會主義將標誌著這一種天然人的組織社會方式的回歸——也就是同心協力，而非相互敵視。

除了那些執行法律的機構外，還有法律制度本身。而馬克思指出，法律制度不能高於其經濟基礎。因此，只要國家存在的一天，法律也就會繼續存在，但是像國家一樣，法律最終也會消亡。

蘇聯法學家葉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在他的著作《法律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曾討論過這點：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法律範疇的消亡將意味著法律的徹底消亡，也就是說，法律因素從社會關係中消失了。”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律消亡過程中的一個特點是，就是它不再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採取完全抽象的形式。資產階級法律所堅持的正義是完全盲目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法律以一種完全平等的方式對待不平等的事物。因此，合約法會將締結合約的雙方斷定為是完全平等的，即使在經濟方面與社會現實方面並非如此。資產階級法律中的這種態度只會加劇社會中的不公不義。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法律，就必須是公正客觀的——這樣的法律必然要是睜開雙眼看清現實的，並且是要保衛勞工階級利益的。

正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將不再是個人所有權的問題，並變成是公有財產的問題一樣，法律所關注的也將不再是個人權利的問題，更多的會是社會集體權利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反對這些社會集體權利的行為，將會被判決是否為犯罪與否。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有錢判生，沒錢判死。”——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肯定會使法律的糾紛與犯罪量減少。當商店中的商品充裕，並且可以讓人們根據其需要而自由地取用時，試問要如何讓人犯下偷竊罪呢？這就和指控某人為生存而呼吸空氣是在偷盜氧氣一樣荒謬可笑！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絕大多數法律工作只是為了起草合約，以及確立私有財產權而存在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財產已經歸社會集體所有，這些大量的法律勞動將被淘汰，並且可以轉而從事更具社會必要性的工作。

在犯罪的問題上，當我們越接近一個人人都有工作，對於經濟與自身生活有著直接民主利益的富裕社會，越能保障犯罪動機的最小化。在某種程度上，犯罪者可以被視為受社會摧殘的受害者，而不是被關押的狂犬病動物。帕舒卡尼斯對此做出如下的解釋：

“想像一下：當法院真的只關心被告人的生活條件，從而改善了被告人的生活，或者保護社會不受其傷害——那“懲罰”的意義也就立即蒸發了。”

法律的問題也提出關於誰是立法者的問題——即對各個政黨的質問。社會主義制度不代表一黨專政；但社會主義制度會改變了當前我們對於各個政黨的認知——就是說，由於階級的區別，而圍繞著不同的階級利益而形成的團體，將會快速地被侵蝕。傳統上保守黨人代表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以工會為根基的工黨則代表了勞工階級的利益。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則是各自代表了，對於如何最好的維持資本統治的規則上，而有著些許歧見的資產階級派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組建政黨的目的不再是以特定的階級利益為目標，而是關注在如何最好地規劃經濟發展、如何最好地進行投資與研究，以及社會上的優先事務，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將迎來以理念與善良願望為基礎，而不是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

民族主義、性別歧視與種族岐視的終結

當前我們所理解的民族國家，是經由打破了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發展，通常是以一種武斷方式的建立起來的（許多非洲國家的邊界，單純只是帝國主義者在地圖上所劃下的統治產物）。今日，民族國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為其存在興起了保護主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以及移民管制政策。民族國家還通過培育有害的民族主義，來遏制人類文化的發展，拒絕了來自他國的文化觀念，並限制人們的自由流動與文化融合。

自由貿易區域的出現如歐盟，就是資產階級承認，經濟的發展需要消除國界的障礙；而當前歐元區的危機，正好是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消除國界的障礙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跨越了國界將勞工階級團結起來，以及打破了國界與國與國之間競爭的社會系統。然而這麼做並不代表，是要對各種在地的不同性與文化進行毀滅——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區域團結起來，並不會破壞各自的獨立性；這種團結只會破壞人為的稅收、移民政策，以及其他人與人之間的障礙。

在這裡我們引用法國工人黨（the French Workers’ Party）120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Patriotism and Socialism）。 在討論國際主義的優點時，文中寫道：

“國際主義並不會阻止我們的愛國情懷。國際主義將看見人類的全面發展。正如我們在上個世紀末看到的那樣，儘管我們成為法國人，但我們仍然來自普羅旺斯、波旁、比利時或布列塔尼。”

換句話說，儘管法國與德國等地的資產階級革命克服了地方分岐的問題，並鞏固了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並沒有破壞人們的在地認同與傳統。同樣的，國際主義所代表的是移除國界障礙，讓不同民族國家的人們能相互合作，但不代表要在整個世界上強加一種一刀切的身份認同。

其他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也將消退，例如對婦女的偏見。恩格斯曾解釋過，對女性的壓迫便是來自財產私有制。而社會主義制度則是藉由廢除了財產私有制，來移除了壓迫的物質條件。如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傳統家庭，起到了在經濟的剝削中，最基本單位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家庭可以擺脫資產階級的束縛，並使家務勞動能夠社會化，將無償勞動的負擔從婦女（家務勞動主要的受害者）的肩上移除，並使其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燒菜、清潔、洗衣、幼兒看護，都能以公共服務的方式提供，從而讓女性從傳統家庭生活的束縛中解放。如果有需要的話，這麼做並不會消除繼續以傳統家庭方式生活的可能，但將不再使這種可能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管束婚姻、離婚、墮胎的法律，也將是荒謬的。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就朝著這個方向大步前進。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寫給《真理報》（Pravda）一篇名為《從舊家庭到新家庭》（From the Old Family to the New）的文章中，就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目標：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準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使得兒童的公共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予以嚴肅解決。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場。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繫於相互愛慕。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托洛茨基，《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這樣的改變對打破許多其他偏見也有很大幫助。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同性戀恐懼症，這種偏見就會被統治階級用來引發勞工階級內部的分裂。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領導下，也確實地開始了許多改革，包括將同性戀合法化。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種族歧視的偏見同樣無法存活。種族主義也被統治階級用作工具，讓勞工階級在自身內部產生分裂，以便老闆可以更輕鬆地剝削工人。當資產階級發現有必要進一步壓縮工人的生活水平時，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各種反移民、種族歧視的言論會傾巢而出也絕非巧合。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當已經沒有了階級區別時，最終種族主義也會失去其物質基礎。而雖說是一個非常扭曲的例子，但是蘇聯還是讓我們瞥見了社會主義在種族主義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進步。蘇聯的許多宣傳藝術，都以不同種族的人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形象為特色，以強調為社會主義的戰鬥是由全世界的勞工階級進行的。此外，蘇聯還向非洲國家的公民提供免費教育，並建立了帕特里斯·盧蒙巴人民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而該大學是以剛果左翼革命領袖的名字命名的。

除了消除這些不同類型的壓迫與偏見的物質基礎之外，革命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本身也會打破這些偏見。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背景下，階級問題會被提到前沿，而種族、性別等等之間的分歧又逐漸消失了。

1984年到1985年間的英國礦產工人罷工，提供了革命過程對性別關係的影響的一個例子。洛雷塔·洛奇（Loretta Loach）在她的關於礦工罷工中的婦女的書中，解釋了由於勞工階級與對抗資本主義的撒切爾大政府的共同鬥爭，當時男女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在勞工階級的社區中得到根本改變的：

“隨著艱辛的加深，女性的決心也變得更加堅強。 她們開始與她們的丈夫們一起遊行，參加集會與會議，並一直學習。 之前非政治的、保守的婦女湧現，變成有才華的創造者，並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用以籌集資金，以繼續開展她們眼前的工作。”

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每個人最重要特質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承諾，這是一種不侷限於特定性別或種族的特質。在參加共同鬥爭的過程中，其他所有的區別分化都被打破了。

科學與文化的蓬勃發展

蘇聯曾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以及公共圖書館的國有化。隨著更多人有能力進行讀寫，人們的文學、戲劇、詩歌文化，將能夠很快地達到新的高度。

委內瑞拉在查維茲（Hugo Chavez）的領導下，採取了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來作為玻利瓦爾革命的一部分，其龐大的教育與掃盲運動的影響下，該計劃已教會了150萬人閱讀與寫作，而這些成果可以從委內瑞拉小說創作的蓬勃發展中看到。根據記者鮑里斯．穆諾茲（Boris Munoz）所稱，委內瑞拉的小說：“已經走向開放，並通過黑色小說、歷史小說尋找更大的受眾，而無需放棄自己的委內瑞拉特質。”另一位文學評論家安東尼奧，洛佩茲．奧爾特加（Antonio Lopez Ortega），將委內瑞拉的小說描述為：“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秘寶”，而在2006年，首次有委內瑞拉人獲得了享有聲望的赫拉爾德（Herralde Award）小說獎，並且入圍了《獨立報》的外國小說獎最終入圍名單。此外，在2006年拉巴斯國際書展（the La Paz International Book Fair）上，委內瑞拉選擇免費分發25,000本書給拉巴斯人民和附近阿爾托市（town of El Alto）的人民，而不是將其出售給有錢的國際遊客，以獲得拓展文化交流的利益。這種文化發展與態度只有在一個國家利用其自然資源的財富來為多數人謀取利益，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取利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想像一個全面發展、健康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能夠在文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而這個問題遠遠超出了單純地擴大掃盲運動的範疇。社會主義為年輕群眾提供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光明未來，相較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年輕人的悲觀前景，社會主義將為藝術與哲學的偉大進步提供靈感。當社會正從衰落的封建制度朝著更光明的資本主義未來破繭而出時，最偉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們在資本主義的曙光中展露其文采也並非偶然。同樣的，最偉大的藝術家——達文西、貝多芬、莎士比亞等等的——能夠創作出屬於他們的傑作，也都是多虧了資產階級反抗封建舊秩序的革命性鬥爭所帶來的靈感。在社會主義制度來到時，也會產生這樣的文化上的進步；但是，在其背後擁有數百年人類發展的額外助益情況下，這些社會主義的傑作將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層次上表達思想。

一個計劃經濟會允許在科學領域進行合理的投資，其獲得的成果會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況更有效。古巴舉世聞名的全民健康保險，就是在科學發展上進行有計劃的投資的產物，而其有效性也也一再地被證明，例如近來，古巴向遭受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影響的國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以及前文中所提到的，人均醫生人數的數據。（譯者註：在2020年的今天，全球受到新冠病毒肆虐時，古巴依舊展現了強大的醫療實力，為多個國家的防疫給予了大量的協助。）

當我們談到有關氣候變遷的科學難題時，社會主義似乎是唯一可以使我們免於毀滅地球的解方。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國際性的協調計劃，來處理氣候變遷的問題——一個不受利潤與國界所阻礙的計劃。儘管這樣的計劃是與資本主義的直接對立，但它也確實準確地描述了社會主義。藉由國際性有計劃的科學努力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緩解氣候變化，我們可以解決在當前地球上，所有生命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我們已經有科技能駕馭風力、潮汐、太陽的能量，並且可以為整個星球提供動能。1986年，德國物理學家格哈德，肯尼斯（Gerhard Knies）就發現，在六個小時內，地球上的沙漠從太陽中吸收的能量，就超過了人類一年所消耗的能量，這意味著在撒哈拉沙漠內如果可以在一塊面積如同威爾士一般大的土地內設置太陽能電板，將可以為整個歐洲提供能量。利用這一科學的機會，將消除對石化能源的所有依賴，從而顯著減少碳排放——這件事是地球迫切需要的。而這一切之所以沒有達成，是因為對於那些興建並大量投資於石化能源公司的資本家而言，這些只是無利可圖的嘗試。資本主義沒有能力為未來做出規劃，這個體制只對眼前的短視近利感興趣。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摧毀地球是可以接受的代價，特別是在這世上最貧窮的人們，才是承受極端氣候變遷衝擊的對象。唯有透過理性的、長遠的民主規劃，我們才能達成拯救地球所要求的任務。

利用計劃經濟，我們可以更有效率地追求太空探索的科學進步，而不是每個國家都生產、發射並維護本國的衛星及其他太空設備。實際上，即使是現在，試圖研發火星發射任務的私人公司，也不得不求助於NASA等政府資助的項目，以尋求資金與專業知識方面的幫助。合理規劃的公共部門，對於繼續進行太空探索來說是一個更有效率的方式，正如當年蘇聯是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並且幾乎是能太空站發射至太陽系外部極限的地步，而美國仍處在人類登月的階段。

資本主義的終結與社會主義的開端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會有馬克思主義者嗎？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能起到什麼作用？當前，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工具，研究其理念並試圖付諸實踐的人首先會是政治運動家。

然而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辯證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分析社會發展上依然會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並且再進一步的說，辯證唯物主義會變成一個在科學研究與文化創造中的意識要素。當前，辯證唯物主義已經蘊含在科學的不同領域中，例如對量子過程與混沌理論的研究，但是通過使其成為我們對社會的理解的明確要素，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類的意識將發展得更快更遠。正如自由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哲學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一樣，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扮演這樣的角色。

社會主義代表了一個人類受到其他人類壓迫與剝削的社會的終結。這意味著大規模地終結財產私有制，並終結私有利潤與自由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但是，社會主義並不代表著世界上所有問題都會得到立即的終結，也不意味著創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的天堂；這也不意味著我們迎來了歷史與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終結。

實際上，社會主義只是歷史的開端。它保證了一種能夠發展生產力的體制，以至於人類可以不再自相殘殺，並摧毀了他們所居住的星球，並開始有意識地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

哲學家黑格爾曾說：真正的自由不是來自試圖超越統治世界的規律，而是來自對於這些規律的理解；因為一旦被理解，這些規律就能為我們自己的有益之處所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我們對統治世界的物理、社會與經濟的規律有所理解，而社會主義的實踐，則為我們提供了利用這些規律為人類服務的自由。我們如何處理這樣的自由，將是推動未來人類發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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