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深的一次危机当中。99%的人被要求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而剩下的1%却以惊人的速度搜刮著财富。在当前建制中，丑闻与贪污的饱和程度使得百万群众疏远传统的政治。这一切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深切的质疑。许多人都在为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体制寻找一个新的政治选择，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面向革命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在增加。(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5年4月14日）

对许多人而言，他们已经很清楚是为了反对什么事情而斗争了：贪污、社会与经济危机、撙节政策；但更加难以言表或甚至是能明确设想的，是我们斗争的目标。具体而言，新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个别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凝视著水晶球的算命师。我们无法完全肯定地预言未来会是如何，也因此我们无法明确地说明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以家庭为例，当谈到社会主义下的家庭单位，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下的家庭关系性质］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

社会不是由对过去时代的推论所塑造，而是由当前的决定与行动所塑造的。

尽管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还是可以为社么主义的样貌做出一些推论，将唯物主义的分析应用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换言之，我们可以基于现在与过去的佐证，做出对未来社会的假设。这说不上是一门精准的科学──就好比一位医生无法说出病患的确切死亡时间，以及一位地质学家无法给出下次地震或火山爆发的年月日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无法准确预期下一次革命何时爆发，或者其具体形式是如何。但是，就像看着孩子一样，你可以大致了解到他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成年人，通过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一窥社会主义社会的潜质。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萌芽。更重要的是，借由检视资本主义——这个私有制与为利润而生产的体制——所强加于社会之上的矛盾与障碍，我们能够窥见一个未来的潜力，社会主义社会可能的样貌；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的障碍都会被清除，并且生产会立足于人类的需求而运作。

不服从于利润的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是所有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物质前提。没有足够的生产力发展——工业方面与农业方面；科技方面与工艺方面——那一个社会将不会有当前的物质条件，也不会有在科学、艺术、文化、哲学等领域能更加进步的必要能力。这种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即唯物主义史观——所秉持的基本宗旨。

现在的资本主义不再有能力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最基本的部分，是由于其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与低效率。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损失了数十亿英镑，不是由于个人的贪婪或意识形态，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运作所致。随后是全球性的经济生产力停滞不前。这会让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度退步了好几年，甚至是数十年前——以英国为例，经济投资仍比危机前的峰值低25％，而公共建设投资仍低10％。

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经济生产力的所有潜力。即使在看过了大量生产关闭与数百万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已开发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目前也只有约为70%到80%。以其他世界各地来看，平均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70%。这意味着，只要善加利用现存的经济生产力，在当前我们就能增加近50%的全球经济产能。尽管实际情况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食物、住所、健康护理，以及其他生活基本用品的需求都十分急迫，这些预备的产能设备还是没有投入到生产中。实际上，当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谈到过量的产能——也就是说，当前经济体有能力生产过多的产品（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而生产必须要进一步减少，从而导致了关厂与工作机会流失。

这一种矛盾的理由就是利润。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的经济生产力只会被用来生产能卖钱赚取利润的商品；如果无法卖钱赚取利润，则商品的生产也会停止。生产资料（资金、厂房、机台、原物料等等）的占有者们，宁可是让他们的商业活动停滞，也不愿亏本去做任何生产，即使已经是对生产急切需要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由利润而不是人类需求所统治的，也因此资本主义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的成效是非常低效率的，无论资本主义所有辩护者是如何倡言维护这个体制的。我们很常被告知，资本主义是所有经济体制中最具效率的——如果资本主义正如这样所言，那为何工厂与办公场所都处于闲置而空无一人？尽管这些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社会需要的大量商品与各种服务？

如果利润能从生产的公式中移除，我们就能尽可能的利用所有生产资料而没有任何障碍。这种不为利润而运作的经济构想，让我们窥见了社会主义社会样貌的可能。

资本主义=富裕之中的贫穷

官方统计显示全球的失业人数约为2亿人左右；但实际上，失业与就业不足的人数接近10亿人。这些人失业并非他们工作能力不足，也不是没有社会必要的工作，而单纯是因为雇用他们对业主而言无利可图。

同时，2012年所释出的数据显示，有约四分之一的英国人身兼两份工作，其中90%是由于第一份工作的收入不足以维生而需要第二份工作。2012年，为了寻找第二份工作而加入求职网站会员的人上升了37.4%。随着通货膨胀、薪资冻结与低薪的情况，在未来这样的情况也会成为趋势并继续下去。这是资本主义一个明显的矛盾：某一些人被迫要身兼两份工作，而有百万人却持续失业的情况——这是一个由追求利润而生的荒谬情形。

没有了利润这层障碍，这些失业与就业不足的10亿人都会取得一份生产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用更高的水准完成一项工作，还能创造更多的工作给其他人。在这样的基础上，生产力就会获得巨大的人类劳动投入，而全球经济产能就会显著地提升。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还有其他这类荒谬绝伦的矛盾。在伦敦，约有6,500人是露宿街头的，比2010年相比多了77%；其他各种无家的形式也在增加，如在英格兰地区，以家庭单位申请法定无家可归的数量增加了26％，来到111,960户，加上有385,000个无家者都居住在旅馆。与此同时，据政府统计，英格兰地区却有610,000栋空屋。为什么当无家者的人数是不断成长时，却伴随着无人居住的房产增加的现象？房产只会出售或出租给有能力支付的人，与人们是否需要居住地生活无关。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是一个利润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需求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为由上述现象所导致的恶劣人为浪费补充一些例子，比如英国房价第二高的伦敦主教大道（Bishop’s Avenue）街区在空间上的物质浪费，在这里三分之一的豪宅无人居住，其中一些已经失修了25年。这些房产被视为赚钱的投资，而不是人们居住的房屋。这里有价值3.5亿英镑的财产，已经变成荒地——这是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所带来的结果。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阻碍了科技的发展与机械的运用。机械不会购买任何商品，因而资产阶级要使他们的商品有销售市场，那他们就必须要雇用一定数量的人类做为工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实践机械化与科技化会导致劳动力无处可去，产生大量的失业（科技性失业），而其余的工人则是过度劳累。但是如果没有利润因素，我们则可以创造出机器，来完成那些没有任何人想做的，危险与肮脏的工作，而自动化可以腾出人们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其他经济生产活动，并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取得真正的休闲时间。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看到的强迫性失业（或是就业不足），将被自愿的闲暇所取代。

利润因素也阻碍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商品分配与生产。在2007年，欧盟最令人不齿的，由超量生产食品所形成的“厨余回收”，当中接近有13,476,812吨的谷物、大米，糖与奶制品，以及3,529,002百升酒精与葡萄酒。当这些多余的食物堆积如山，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被用来补偿农民不生产粮食的损失，每年却有600万孩童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死亡。在其他国家也由于这种毫无逻辑可言的理由，让其肥沃的土地无法用来生产食物，并分发给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不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无利可图，并且由于民族国家的巨大藩篱，阻碍了实施真正的国际主义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食物浪费掉的处理作法，要好过拿这些食物给需要吃饭的人们。

计划经济

人们常说竞争是让资本主义有效率的秘诀；然而竞争实际上却导致了更大的浪费。例如说，在用途相似的企业之间有太多重复的工作，意味着在相同业务上要投入双倍的时间与金钱。以超级市场为例子：如果能由一个组织机构来执行食粮配给，那规模经济就能减少整个流程的成本，而集中规划也会使其更有效率。

竞争也迫使企业们要透过广告来为各自的特定商品来打开需求市场，而广告的成本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商业秘密与智慧财产权意味着最好的创意与发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导致了昂贵的对簿公堂，例如臭名昭​​著的Apple与Samsung手机专利抄袭案件，也再次提高了一般人的消费价格。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等等的人才，没有联合起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是被分成了不同的公司，在竞争中相互对立，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与资源花费。

任何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下真正的竞争只能是某种神话虚构而已。2012年，巴克莱、瑞银集团、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德国铁路、摩根大通，都被确认有固定的利率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啤酒酿造业方面的戈尔施、巴伐利亚、海尼根；森宝利、阿斯达等其他超级市场：这些企业都被确认彼此之间商定价格，以确保更多的利润。这些丑闻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承认，比起让公司陷入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制定计划才是运行经济的更有效率的方法。

如此巨大的跨国垄断企业在每个产业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只有少数公司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而正是由于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可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从而表明了自由竞争是如何站到它自己的对立面。每个公司内部都有大量的计划、协调与合作，而这些都是为了增加效率来提高利润。同时，在企业之间，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与那只看不见的手仍然存在，从而导致巨大的效率低下与社会层面的物质浪费。

比如说，在詹姆斯．利昂蒂亚德斯（James C. Leontiades）的著作《跨国公司策略：规划世界市场》，他就以电子产品公司“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为例子。“德州仪器”是一家所有的生产活动都由其达拉斯总部所规划的跨国组织。达拉斯总部决定的策略要素表明了跨国公司的集中控制水平。这些策略包括了：

• 区域与全球竞争的分析。
• 全球标准化的产品设计核心。
• 研究以及开发的集中化与协调化，以避免昂贵的重复成本。
• 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生产，在国际范围内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产量效率。
• 全球定价政策。

在这里我们看到从旧社会所带来的新社会的根源。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乐于采纳所有有计划性的经济运作所带来的可能性；但理所当然的，我们是为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润来制定计划经济。这是一个物质充裕社会的根本，而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经济生产与投资，将依照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合乎理性与工人民主的计划。朝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对当前经济体中为主导单位的征收——土地、银行、公共设施、大公司的基础设施——这一切都要做为计划经济的一部份，并置于劳工阶级的民主监督与控管之下。

计划经济的成果，可以看看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从1913年到1963年，这60年之间俄国的转变——尽管在这期间，在经济发展上遇到由斯大林主义官僚所造成巨大的阻碍。在这一个时期中，在俄国的经济层面要比今日的孟加拉还要落后的情况下，苏联转变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强权。工业产能提高了52倍，美国则为6倍，英国2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10％，美国则为332％，英国为73％。俄国的人均寿命呈2倍成长，而孩童的死亡率下降了9倍。而国内每10万人中的医生人数，则超越了义大利、奥地利、西德、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如果以上这些成就，是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那个落后的，接近封建状态的，还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内战的摧残，又被斯大林主义官僚荼毒的俄国，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在21世纪的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一个完全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

古巴也是一个计划经济能达成诸多成就的好例子，即便在古巴，工人的民主受到了许多限制。在今天，古巴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77.7岁（这是根据200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提供的数字，而在1959年，古巴革命那一年的数字是62岁），这个数字几乎与美国（77.9岁）并驾齐驱，并远远胜过隔壁的海地（59.5岁），以及拉丁美洲区域内的资本主义强权巴西（71.7岁）。而古巴成人的识字率为99.8%，而巴西仅仅只有88.6%，同时也高于智利的95.7%与哥斯大黎加的94.9%。实际上，根据同一份联合国报告所指出的，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拉丁美洲排名第四。如果根据2008年的《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所提供的新生儿死亡率（以每1,000个新生儿来计算），古巴的情况（当前为5.93人，而古巴革命年为78.8人）甚至要好过美国（6.3人）、智利（7.9人）、哥斯大黎加（9.01人），以及巴西（26.7人），更不用说海地（62.33人）了。我们并不对这些数字感到惊讶，因为根据世界银行所统计的数字，在古巴每1,000人中就有5.91人的医生（这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数字），而美国2.3人、巴西2.06人、哥斯大黎加1.32人，而海地更是只有0.25人。

这又是另一个例子：当1959年卡斯楚（Fidel Castro）发动革命时，古巴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古巴的历史是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历史之一，曾被美国资本家当成后花园，以及蔗糖的单一农业作物生产区。这之后的进步，只有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的计划经济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

工作、工资与货币

这样的计划性生产，配合在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之间，所进行的合理的劳动分配（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有些人要身兼两、三份工作的同时，还有其他人失业的情况），其成果也就意味着每日工时缩减后，薪资却不会减少。我们能在巴西的占领Flasko工厂运动（the occupied Flasko factory）中，找到上述情况的证据。自2003年，当工厂首次被工人占领，生产工作也以民主的方式做出规划后，工人们每周的工时从40个小时减少到30个小时，而薪资没有减少，生产率也没有降低。

随着科技的发展代替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工时能更进一步的减少。以1870年的美国为例，有70%至80%的人口从事农业，而21世纪的今天只有2%。但尽管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了，农业部门的产出却是大幅的提升。从1950年到2000年，农业性质的生产有着巨大的增长。比如说：每头乳牛的年均产乳量从5,314磅，增加到了18,201磅（成长了242%）；玉米的平均产量从每英亩39蒲式耳，提高到了153蒲式耳（成长了 292％）；并且在2000年，每个农民的平均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是1950年时的12倍。这样的农业生产率的发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农业机械化、新型肥料，以及其他科技的进步。在其他的产业部门，这类型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在减少每日工时的方面，取得相同的成果。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每个人的劳动需求量，最终还能以每个人的生命时间为基础而得出，而不是以每日、每周、每月来计算。

马克思主义者很常被问到，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要拿什么做为人们工作的动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以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要求人们工作的形式，来做为人们工作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要求工作的自由——是为了能生存下去。而反过来，社会主义说的，则是关于从工作中解放的自由。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以致力于打造一个能摆脱劳动必要性的社会，来做为人们工作的动机。这样的自由，可以透过社会为了发展经济与生产力而付出的集体努力来赢得，而其社会发展的程度，是只需些许的人类劳动就可以保持其运作，从而我们能够自由地过我们想要的生活。

资本家对于人们行为的动机有着一种非常狭隘且错误的观念——他们将一切看待成一个金钱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有很多人们所做的事物（兴趣、嗜好等等的），其动机单纯是因为我们想去做这些事；使我们发展成为人的事物，给了我们一种使命感与目标感，并使我们与他人建立起联系。

实际上也有一些资本家承认了这一点。一位哈佛商业学院的教授特雷莎．阿马比勒（Teresa Amabile），就曾写过一本名为《进步的原则》（The Progress Principle）的著作，当中论证：这是一种不断进步的感觉，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个人上，都能够真正激励工作人员。而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社会科学家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术语是指鼓动或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四个因素：个人成长、认可、责任感和挑战性工作——金钱的回报明显不在这份列表里。正是这些形式的激励措施，使社会主义超越并凌驾于金钱的利益之上，并推向舞台的前沿。

借由让我们对其拥有集体所有权，社会主义不会使我们脱离工作，反而会给我们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真正利益。因此，工作本身，而不仅仅是从工作中获得的工资，还具有更直接的目的，并且显然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云霄之上董事会的贪污经理人。委内瑞拉占领工厂运动的一位代表在他的报告里证实这一点，在他所处的工厂里，工人们积极地思索要加强改良生产作业的流程，因为工人们知道他们所提供的灵感，能够让改善人们的生活。

如果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金钱作为人们工作的动机只起到微弱的诱因，那是否代表雇佣工资制度也能被废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不能马上就废除工资制度；但这代表着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工资制度会渐渐地消失。在社会主义的初期工人们依然会以货币做为工资给付的方式（货币的价值又与实体经济相关）——工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用法令被废除的东西。的确，随着社会意识与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能存在工资的差异。在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就是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们在必要时允许工资的差异，但严格限制为1（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薪资）：4（科学家或技术人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可以用提货卷取代，之后提货卷也能以不以任何形式的给付所取代，因为人们能够取得他们生活的必要品了。这种关系更紧实的社会进入物资充足的状态时，则定量消费所需的工资就更少，因为一切物质需求都足以满足每个人。

正如发生在工资的变化一样，这种情况在金钱方面会更加普遍。托洛茨基曾解释过关于一种不受管制的货币的必要性，而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供应量也与经济中的实际生产水平相关。很显然，许多原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功能会改变或消失——货币工资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但货币依旧起到做为计划经济的健康程度的一个指标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流动与使用价格的讯息，其作用是表明在经济生产中哪里存在稀缺或是富裕的地方。例如，在需求超过供应的地方，商品的价格超过其实际价值，从而为该部门的资本家创造了超额利润。这鼓励了其他地方的资本家将资金投资于这些部门，之到供给恢复到与需求平衡的状态。在社会主义初期，认然需要货币与价格讯息的作用；但是，相反的，经济的主要杠杆——银行和大公司——将处于工人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工人国家可以相应地指示投资，用以消除任何稀缺。因此，价格讯息将成为不同地区与部门货物供应与需求的一个指标，通货膨胀率将预示任何潜在的经济问题。货币的流动将成为衡量计划经济下贸易发展的程度。

逐渐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处于共同的民主生产计划之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将减少，这些衡量经济状况的功能，将由行政取代，而不是由金融控制时，整个货币系统也将会消亡。

国家与民主

正如金钱与货币系统最终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亡，国家政府也是一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打从它成立以来的第一的动作，就是进入开始其消亡的过程。这是因为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在工人民主监督下，所进行的对生产资料及其管理权的剥夺征收，将开始消除阶级之间的区别，而这里的阶级区别，是指占有财产者与无财产者之间的区别。所有人都能拥有与运作生产资料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不再需要一个由特殊武装部队（警察、军队、宪兵）组成，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以确保能进行稳定剥削的国家机器。

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新石器革命时期）出现的阶级社会之前，人类的社会是按照原始共产主义路线所组织的。在当时，所谓的阶级还不存在，因为生产力还达不到生产出超出维持生计所需的程度，因此从经济方面来说，当时存在着剥削的阶级与被剥削的阶级，是不可能的。而根据对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著作《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所做的研究，恩格斯描绘了这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运作的方式。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他关键性的指出：

“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和酋帅…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在上述的引文中，恩格斯描绘了一个社会，在这当中没有国家机器，如警察、军队、法庭、监狱，或是分离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机构。由于生产力是整个部落共同持有与运作的（出于生存的必要），因此所有人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不需要有任何强迫权力的国家机器，就可以使一个阶级的意志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意志。

对当前经济体中为主导的单位（土地、银行、公共设施、大公司的基础设施）进行剥夺，将其置于工人的民主监督与管理，并做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经济的一部份运作，同样能将在阶级当中的人类的经济分化移除，从而移除国家的物质基础。我们能重返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只是这次不会是原始时代的水平，而是更高的、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水平。

这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国家样貌的构想，与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掐著苏联计划经济的咽喉不放的怪物官僚国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人政权国家，因为这种官僚国家缺乏了任何的工人民主，而工人民主是运作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资本主义试图利用竞争将低效率生产降到最低（但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这种做法通常会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了商业的相互竞争，更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机制来确保效率和防范贪污腐败——这种机制必须是一般人民对经济的民主监督与管理。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计划经济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

具体而言，这就意味着要设立一些必要措施，比如说：人们有完全权利罢免所有经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不能领取超过一般工人的薪资，这样一来，这些官员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物质利益就是相同的。我们也决不能被迫等到五年后才能够踢出那些做出不符合多数人民利益决定的代表——无产阶级民主要更加地、进一步地参与这一切。列宁也曾谈过，有必要让每个人都参与新社会的行政工作，以避免使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建立起来，并分离于劳工阶级，而凌驾于劳工阶级之上。当所有人都是官僚时，就没有人能变成官僚。

工会组织的出现代表着劳工阶级的巨大胜利，因为工会是劳工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而建立的民主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组织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曾在他的著作《为了劳动者：英国工会主义史》（In the Cause of Labour: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当中指出这点：

“工会是劳工阶级的最基础的组织。但这些工会的作用远不止如此。这些工会是来自旧社会中的，未来社会的雏形。”

他进一步说明，这意味着这些工会更有能力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战：

“用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组织转变为团结、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有机体与学校。”(罗布．苏沃尔，《为了劳动者：英国工会主义史》，序言）

巴西的占领Flasko工厂运动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工人民主做为具体要素的例子。由工厂工人以民主投票选举出的工厂议会，是服从于立即的被罢免权之下。这个议会以周会的方式讨论工厂的计划，而这些会议的会议纪录都会印发给所有工人检视。除此之外，工厂预算的运用，也由所有工人每个月投票表决。这样的民主模式，几乎就是重现了二十世纪初俄国苏维埃的情况，将经济控制权置于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强迫他们依靠别人。

苏维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工人议会，这个由工人所参与的议会，则是被选举出来负责其工坊、地方与区域的运作。这种民主方法，比起资产阶级民主，要更加贴近劳工阶级，因为这种民主方法，以一种议会民主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使人们可以立即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拿眼前的2015年英国大选为例——无论是保守党或工党或是哪个政党要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终究会实施撙节政策。在此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权，因为经济体掌握在私人的手中，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正常，政府必须服从于那些占有当前经济体中为主导单位（土地、银行、公共设施、大公司的基础设施）的人的意志——也就是资本家们的意志。只有透过给予劳工阶级在经济上的掌控，我们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选择权。

巴黎公社的经验

除了俄国的苏维埃之外，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例子，无产阶级国家与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理解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对公社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

当然，为了让一般人能以马克思所叙述的方式，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民主运作中，那人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过长的工时与日常生活的压力，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完全脱离了政治活动。对那些工时长或需要兼职的人来说，他们在晚上和周末能够做或愿意做的最后一件事才是研究经济计划或国策的复杂性。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使进行了这样的学习研究，也无济于事，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般工人，对经济或整个社会的运作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一个由于科技、自动化，以及计划经际的高效率而降低了工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人最终将会有必要的自由时间来充分参与社会的运作。借由将经济体制置于真正的劳工阶级民主监管之下，人们也将有参与社会运作的动机，而这要归功于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足以带来切实的改变。

就如同前面引文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描述所展示的，无产阶级民主还包含了由行政机构取代议会机构——以实际行动取代讲坛。例如，在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中，东北罢工委员会拒绝了政府向该区域分发基本物资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系统。这个东北罢工委员会并不只是单纯地进行讨论，通过决议后将责任转移给其他人——委员会的代表做出了决定，承担了执行这些决议的责任，并与其他所有人共同经历了决议的结果。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英国下议院政客的耍嘴皮完全不同。

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社会能够实际地执行其决议的能力。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障碍——即使社会对于终结失业或是对社会某部门进行投资可以投下赞成票，但当所有创造工作以及投资去向的真正决定权，是掌握在非民选的银行家与老板手中时，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因此，归根结底，真正的民主需要将经济的控制权掌握在99％的人民的手中，而不是那1％寄生虫的手中。

警察、军队与法律

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武装部队——如警察、军队等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并利用其中的警察与军队维持他们的统治；但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成为工人用来对抗资本家继续剥削与压迫工人的企图的武器。这而这正是我们诉求劳工阶级必须武装起来的真正意义。这意味着，必须要完全按照无产阶级的路线重建警察与军队——他们必须是通过民主选举而出来的军警官员，以及服从于有组织劳工阶级的纪律，并将这些武装组织的控制权交给工人。

我们可以参考在1920年的意大利都灵实际这类措施的例子，当时由工人志愿者组成的红旅（Red Brigades），就是在工厂委员会的控制下成立的。 FIOM（意大利金属工人联合会，Federazione Impiegati Operai Metallurgici）工会占领了工厂，并派出了工人自发的治安团体看守工厂的出入口。 他们没有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意大利工人们是在无产阶级的掌控下创造了这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替代品。

同样的，在十月革命过后，托洛茨基在最严峻的条件下，被指派了从无到有重建俄国红军的任务。他在整个红军内实施了人民委员制度，而人民委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干部，其作用是维持军团，以及军团将领的政治纪律（由于当时的红军还缺乏军事技巧的才干，红军的将领通常都是过去效力于反动的沙皇与克伦斯基政权的将军）。在这样的作法下，红军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不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阶级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瓦解后，这些武装部队也会消亡，因为一个阶级将不再需要这些武装部队来维持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行政管理的任务依旧要被保留；但随着所有人都成为能胜任行政事务的官僚时，这些行政事务并不会导致社会中的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离。社会行为规范等等的强制力，将通过社会内部的社会压力来达成，而不是依靠社会外部的强制力量来达成——文明化的行为在友情基础的团体中，或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受到规范的方式几乎相同。

恩格斯根据摩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形容了如下的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在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时间（大约200万年）中，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而当时的我们是从社会内部，而不是用来自社会外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社会主义将标志着这一种天然人的组织社会方式的回归——也就是同心协力，而非相互敌视。

除了那些执行法律的机构外，还有法律制度本身。而马克思指出，法律制度不能高于其经济基础。因此，只要国家存在的一天，法律也就会继续存在，但是像国家一样，法律最终也会消亡。

苏联法学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在他的著作《法律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曾讨论过这点：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律范畴的消亡将意味着法律的彻底消亡，也就是说，法律因素从社会关系中消失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消亡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就是它不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采取完全抽象的形式。资产阶级法律所坚持的正义是完全盲目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律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事物。因此，合约法会将缔结合约的双方断定为是完全平等的，即使在经济方面与社会现实方面并非如此。资产阶级法律中的这种态度只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就必须是公正客观的——这样的法律必然要是睁开双眼看清现实的，并且是要保卫劳工阶级利益的。

正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不再是个人所有权的问题，并变成是公有财产的问题一样，法律所关注的也将不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更多的会是社会集体权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对这些社会集体权利的行为，将会被判决是否为犯罪与否。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肯定会使法律的纠纷与犯罪量减少。当商店中的商品充裕，并且可以让人们根据其需要而自由地取用时，试问要如何让人犯下偷窃罪呢？这就和指控某人为生存而呼吸空气是在偷盗氧气一样荒谬可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法律工作只是为了起草合约，以及确立私有财产权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财产已经归社会集体所有，这些大量的法律劳动将被淘汰，并且可以转而从事更具社会必要性的工作。

在犯罪的问题上，当我们越接近一个人人都有工作，对于经济与自身生活有着直接民主利益的富裕社会，越能保障犯罪动机的最小化。在某种程度上，犯罪者可以被视为受社会摧残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关押的狂犬病动物。帕舒卡尼斯对此做出如下的解释：

“想像一下：当法院真的只关心被告人的生活条件，从而改善了被告人的生活，或者保护社会不受其伤害——那“惩罚”的意义也就立即蒸发了。”

法律的问题也提出关于谁是立法者的问题——即对各个政党的质问。社会主义制度不代表一党专政；但社会主义制度会改变了当前我们对于各个政党的认知——就是说，由于阶级的区别，而围绕着不同的阶级利益而形成的团体，将会快速地被侵蚀。传统上保守党人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以工会为根基的工党则代表了劳工阶级的利益。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则是各自代表了，对于如何最好的维持资本统治的规则上，而有着些许歧见的资产阶级派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组建政党的目的不再是以特定的阶级利益为目标，而是关注在如何最好地规划经济发展、如何最好地进行投资与研究，以及社会上的优先事务，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迎来以理念与善良愿望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

民族主义、性别歧视与种族岐视的终结

当前我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是经由打破了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通常是以一种武断方式的建立起来的（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单纯只是帝国主义者在地图上所划下的统治产物）。今日，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其存在兴起了保护主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及移民管制政策。民族国家还通过培育有害的民族主义，来遏制人类文化的发展，拒绝了来自他国的文化观念，并限制人们的自由流动与文化融合。

自由贸易区域的出现如欧盟，就是资产阶级承认，经济的发展需要消除国界的障碍；而当前欧元区的危机，正好是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除国界的障碍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跨越了国界将劳工阶级团结起来，以及打破了国界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社会系统。然而这么做并不代表，是要对各种在地的不同性与文化进行毁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团结起来，并不会破坏各自的独立性；这种团结只会破坏人为的税收、移民政策，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在这里我们引用法国工人党（the French Workers’ Party）120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Patriotism and Socialism）。 在讨论国际主义的优点时，文中写道：

“国际主义并不会阻止我们的爱国情怀。国际主义将看见人类的全面发展。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成为法国人，但我们仍然来自普罗旺斯、波旁、比利时或布列塔尼。”

换句话说，尽管法国与德国等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克服了地方分岐的问题，并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但这并没有破坏人们的在地认同与传统。同样的，国际主义所代表的是移除国界障碍，让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能相互合作，但不代表要在整个世界上强加一种一刀切的身份认同。

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将消退，例如对妇女的偏见。恩格斯曾解释过，对女性的压迫便是来自财产私有制。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借由废除了财产私有制，来移除了压迫的物质条件。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统家庭，起到了在经济的剥削中，最基本单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并使家务劳动能够社会化，将无偿劳动的负担从妇女（家务劳动主要的受害者）的肩上移除，并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烧菜、清洁、洗衣、幼儿看护，都能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从而让女性从传统家庭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么做并不会消除继续以传统家庭方式生活的可能，但将不再使这种可能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管束婚姻、离婚、堕胎的法律，也将是荒谬的。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朝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写给《真理报》（Pravda）一篇名为《从旧家庭到新家庭》（From the Old Family to the New）的文章中，就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目标：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使得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这样的改变对打破许多其他偏见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同性恋恐惧症，这种偏见就会被统治阶级用来引发劳工阶级内部的分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也确实地开始了许多改革，包括将同性恋合法化。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种族歧视的偏见同样无法存活。种族主义也被统治阶级用作工具，让劳工阶级在自身内部产生分裂，以便老板可以更轻松地剥削工人。当资产阶级发现有必要进一步压缩工人的生活水平时，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各种反移民、种族歧视的言论会倾巢而出也绝非巧合。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当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时，最终种族主义也会失去其物质基础。而虽说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例子，但是苏联还是让我们瞥见了社会主义在种族主义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步。苏联的许多宣传艺术，都以不同种族的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形象为特色，以强调为社会主义的战斗是由全世界的劳工阶级进行的。此外，苏联还向非洲国家的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并建立了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而该大学是以刚果左翼革命领袖的名字命名的。

除了消除这些不同类型的压迫与偏见的物质基础之外，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本身也会打破这些偏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阶级问题会被提到前沿，而种族、性别等等之间的分歧又逐渐消失了。

1984年到1985年间的英国矿产工人罢工，提供了革命过程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洛雷塔·洛奇（Loretta Loach）在她的关于矿工罢工中的妇女的书中，解释了由于劳工阶级与对抗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大政府的共同斗争，当时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劳工阶级的社区中得到根本改变的：

“随着艰辛的加深，女性的决心也变得更加坚强。 她们开始与她们的丈夫们一起游行，参加集会与会议，并一直学习。 之前非政治的、保守的妇女涌现，变成有才华的创造者，并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用以筹集资金，以继续开展她们眼前的工作。”

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个人最重要特质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承诺，这是一种不侷限于特定性别或种族的特质。在参加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其他所有的区别分化都被打破了。

科学与文化的蓬勃发展

苏联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国有化。随着更多人有能力进行读写，人们的文学、戏剧、诗歌文化，将能够很快地达到新的高度。

委内瑞拉在查维兹（Hugo Chavez）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来作为玻利瓦尔革命的一部分，其庞大的教育与扫盲运动的影响下，该计划已教会了150万人阅读与写作，而这些成果可以从委内瑞拉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中看到。根据记者鲍里斯．穆诺兹（Boris Munoz）所称，委内瑞拉的小说：“已经走向开放，并通过黑色小说、历史小说寻找更大的受众，而无需放弃自己的委内瑞拉特质。”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洛佩兹．奥尔特加（Antonio Lopez Ortega），将委内瑞拉的小说描述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秘宝”，而在2006年，首次有委内瑞拉人获得了享有声望的赫拉尔德（Herralde Award）小说奖，并且入围了《独立报》的外国小说奖最终入围名单。此外，在2006年拉巴斯国际书展（the La Paz International Book Fair）上，委内瑞拉选择免费分发25,000本书给拉巴斯人民和附近阿尔托市（town of El Alto）的人民，而不是将其出售给有钱的国际游客，以获得拓展文化交流的利益。这种文化发展与态度只有在一个国家利用其自然资源的财富来为多数人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想像一个全面发展、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而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地扩大扫盲运动的范畴。社会主义为年轻群众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年轻人的悲观前景，社会主义将为艺术与哲学的伟大进步提供灵感。当社会正从衰落的封建制度朝着更光明的资本主义未来破茧而出时，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在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展露其文采也并非偶然。同样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达文西、贝多芬、莎士比亚等等的——能够创作出属于他们的杰作，也都是多亏了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旧秩序的革命性斗争所带来的灵感。在社会主义制度来到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文化上的进步；但是，在其背后拥有数百年人类发展的额外助益情况下，这些社会主义的杰作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层次上表达思想。

一个计划经济会允许在科学领域进行合理的投资，其获得的成果会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更有效。古巴举世闻名的全民健康保险，就是在科学发展上进行有计划的投资的产物，而其有效性也也一再地被证明，例如近来，古巴向遭受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影响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以及前文中所提到的，人均医生人数的数据。（译者注：在2020年的今天，全球受到新冠病毒肆虐时，古巴依旧展现了强大的医疗实力，为多个国家的防疫给予了大量的协助。）

当我们谈到有关气候变迁的科学难题时，社会主义似乎是唯一可以使我们免于毁灭地球的解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协调计划，来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一个不受利润与国界所阻碍的计划。尽管这样的计划是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但它也确实准确地描述了社会主义。借由国际性有计划的科学努力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缓解气候变化，我们可以解决在当前地球上，所有生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科技能驾驭风力、潮汐、太阳的能量，并且可以为整个星球提供动能。1986年，德国物理学家格哈德，肯尼斯（Gerhard Knies）就发现，在六个小时内，地球上的沙漠从太阳中吸收的能量，就超过了人类一年所消耗的能量，这意味着在撒哈拉沙漠内如果可以在一块面积如同威尔士一般大的土地内设置太阳能电板，将可以为整个欧洲提供能量。利用这一科学的机会，将消除对石化能源的所有依赖，从而显著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是地球迫切需要的。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对于那些兴建并大量投资于石化能源公司的资本家而言，这些只是无利可图的尝试。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为未来做出规划，这个体制只对眼前的短视近利感兴趣。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摧毁地球是可以接受的代价，特别是在这世上最贫穷的人们，才是承受极端气候变迁冲击的对象。唯有透过理性的、长远的民主规划，我们才能达成拯救地球所要求的任务。

利用计划经济，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追求太空探索的科学进步，而不是每个国家都生产、发射并维护本国的卫星及其他太空设备。实际上，即使是现在，试图研发火星发射任务的私人公司，也不得不求助于NASA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寻求资金与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合理规划的公共部门，对于继续进行太空探索来说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正如当年苏联是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并且几乎是能太空站发射至太阳系外部极限的地步，而美国仍处在人类登月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开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吗？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工具，研究其理念并试图付诸实践的人首先会是政治运动家。

然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分析社会发展上依然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并且再进一步的说，辩证唯物主义会变成一个在科学研究与文化创造中的意识要素。当前，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蕴含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中，例如对量子过程与混沌理论的研究，但是通过使其成为我们对社会的理解的明确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的意识将发展得更快更远。正如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一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

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人类受到其他人类压迫与剥削的社会的终结。这意味着大规模地终结财产私有制，并终结私有利润与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社会主义并不代表着世界上所有问题都会得到立即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天堂；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迎来了历史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终结。

实际上，社会主义只是历史的开端。它保证了一种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体制，以至于人类可以不再自相残杀，并摧毁了他们所居住的星球，并开始有意识地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来自试图超越统治世界的规律，而是来自对于这些规律的理解；因为一旦被理解，这些规律就能为我们自己的有益之处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我们对统治世界的物理、社会与经济的规律有所理解，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自由。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自由，将是推动未来人类发展的问题。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