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縱觀, 時事分析

2021世界縱觀:全球革命巨浪的新時代正在醞釀

這份文件由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2021年世界大會的代表們批准(報告全文見此)。在這個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動蕩為標志的時期,它提供了我們對世界政治中發生的主要進程的總體分析。隨著世界經濟基礎中的炸藥和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局勢中投下陰影,所有的道路都指向階級鬥爭的加強。


「就整個來說,危機像一只能乾的老田鼠那樣挖得好。」-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22日[於倫敦]。

縱觀分析的本質

本文應與我們於2020年9月發布的文章一並閱讀,它與我們過去印發的所有世界縱觀草案檔有所不同。

在前幾個時期,當事件以一種悠閑的速度發展時,至少大體上還可以同時細看多個不同國家內的局勢。 然而現在事件的發展速度已經加速到處理每一情勢都可以寫成一本書的地步。 本草案不旨在列舉所有當下革命實踐,而是為了揭示革命事件的基本潛在過程。

正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導論》中所解釋的那樣:「事實上,不是對累積知識的野心,而是對理性洞見的追求,才是每個學習科學的人都應抱持的態度。 」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一般性社會進程,因此只能縱覽幾個國家。 這些國家的現階段能最清楚地說明這些進程。 當然其他國家將在單獨的文章中被處理、分析。

戲劇性的開始

2021年以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開始。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正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各國之間蔓延。 事態在各方面都存在著同樣的政治混亂、經濟混亂和階級兩極化的景像。

新年伊始,在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敦促下,一群極右暴徒衝進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山莊,而這使得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心髒的美國儼然成為一個失能政府。

這些事件,再加上去年夏天在美國爆發的巨大「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抗議活動,顯示出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已變得非常嚴重。

除此之外,印度、哥倫比亞、智利、白羅斯和俄羅斯的群眾抗議活動則展示了同樣的過程:民眾的怨恨在增長,統治階級無法按照舊方式執政。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機

這些世界觀不同於我們過去處理的任何其他世界觀。 新冠疫情像烏雲一樣籠罩著整個世界,高度地復雜化了諸多情勢,並導致數百萬人遭受苦難、痛苦和死亡。

疫情持續失控。 在撰寫本文時,全球已有1億多病例,近300萬人死亡。 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時期卻出現了這一數位,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還在火箭般上升。

疫情這一可怕的禍害對全世界貧窮國家產生了毀滅性影響,並且也嚴重影響到了一些最富有的國家。

在美國有3000萬病例,死亡人數已超過50萬。 英國的人均死亡人數則是全球最高,超400萬病例,死亡人數超過10萬。

因此,當前的危機不像一場普通的經濟危機。 對數百萬普通人來說,這簡直就是生死攸關之際。 如果及早采取適當的措施,那麼很多人的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

資本主義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資本主義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導致了它們。

疫情暴露了如鴻溝般的貧富差距,它揭示了區分社會內深刻的階級斷層,也就是那些注定遭感染和死亡的人和那些不會生病和死亡的人之間的界限。

它暴露了資本主義的浪費、混亂和低效,並正為世界上各國的階級鬥爭上升鋪路。

資產階級政客喜歡用軍事類比來描述當前局勢。 他們說我們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意指這株可怕的病毒。 他們鼓吹的結論是:所有階級和政黨都必須團結在現有政府麾下。 但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他們的言行非常不一。

以計劃經濟和國際計劃來解決這場全球危機的構想是無懈可擊的。 病毒不會嚴格遵守邊界或被邊境控制。 這種情況要求國際社會作出廣泛反應,彙集所有科學知識,調動地球上的所有資源以協調一項真正的全球性行動計劃。

而我們看到的情況則正相反,英國和歐盟之間在疫苗稀缺問題上爭吵不休,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景像。 而另一邊則是一些最貧窮的國家實際上根本無法獲得任何疫苗。

為什麼缺疫苗呢?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疫苗生產問題實際上深刻反映了社會迫切需要與市場經濟機制之間的矛盾。

如果我們真的在與病毒作戰,各國政府應調動一切資源來完成這一任務。 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政策就是盡快提高疫苗產量,加快疫苗生產。

產能需要擴大,但這只能通過大建新廠來實現。 大型私營疫苗制造商對大規模擴大生產沒有興趣,因為這樣做的話,他們的經濟狀況會更糟。

如果他們提高生產能力,達到能使全世界在未來6個月內得到充足的供應的狀態,那新建的設施將在這之後被立即空置。 這與目前的情況相比,其利潤將大幅下降。 因此目前的情況是,不那樣做,這使得現有工廠在未來幾年裡都能保持一定的生產能力。

促成大規模生產疫苗的另一個障礙則是大型制藥公司拒絕放棄本國的「疫苗智慧財產權(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疫苗實際是在國家提供大量資金的情況下開發的),以便其他公司能夠廉價的生產。

制藥公司的利潤高達數百億美元,但生產和供應都存在問題,這意味著嚴重的短缺。 而與此同時,數百萬人的生命正處於危險之中。

工人生命受到威脅

政客和資本家們急於重啟生產(而這就是利潤),於是他們開始不擇手段。 工人被送回擁擠的工作場所上班,但卻得不到足夠的保護。 這相當於對其中的許多工人及其家屬判死刑。

資產階級政客的一切希望都建立在新疫苗的基礎上。 但疫苗的推廣卻被搞砸了,它未能控制病毒的傳播——這增加了產生新抗疫苗病毒株的風險——不僅對人類生命和健康有害,而且還嚴重的影響了經濟。

經濟危機

據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稱,目前的經濟危機是300年來最嚴重的。 2020年的全球失業人數約有2.55億,這是2009年的4倍。

所謂的新興經濟體正被其它經濟體拖垮。 印度,巴西,俄羅斯,土耳其都處於經濟危機之中。 韓國經濟在去年出現了22年來的首次萎縮,盡管政府提供了價值2830億美元的補貼。 在南非,2020年的失業率達到了32.5% ,GDP 則下降了7.2%  。 而這比1931年大蕭條時期更為嚴重,盡管財政刺激方案的支出高達 GDP 的10%。

這場危機使數百萬人陷入更深的貧困之中。 世界銀行在2021年1月估計,將會有9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狀態。 2020年9月26日的《經濟學人》則寫道:  「聯合國更加悲觀地預測:如果人們得不到乾淨的水、電、充足的食物和孩子上學的機會,那麼實際上他們就是定義上的窮人。」

「在與牛津大學研究人員的合作中得知,這種流行病可能會使得高達70個國家的近4.9億人陷入貧困,使近1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這樣說:「在糧食計劃署有業務存在且有數據可查的79個國家中,2021年估計將有多達2.7億人處於嚴重缺糧的高風險狀態中,而這是前所未有的。 」

僅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這場全球性危機的規模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了。

除了疫情的影響外,全球生態危機很可能會加劇這種不穩情況,助長貧困和糧食不安全。資本主義對環境的剝削有可能使關鍵的生態系統處於崩潰的邊緣。我們看到爭奪稀缺的水資源和環境破壞的衝突在增加,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不穩定和大規模逃離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口遷移。

世界各地的普遍不穩定與日益嚴重的貧困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這既是成因,也相互影響。 它是許多正在發生的戰爭和內戰的根本原因。 衣索比亞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衣索比亞曾被資產階級專家們奉為經濟發展典範。 2004年至2014年期間,埃國經濟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其被視為一個值得投資的國家。 而現在隨著該國的提格雷省(Tigray)爆發戰亂,該省約有300萬人需要緊急糧食救濟。

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 過去一段時期內受戰爭影響的國家名單很長,人類遭受的苦難令人震驚。

阿富汗:200萬人死亡。 葉門:10萬人死亡。 墨西哥毒品戰爭已導致超過25萬人死亡。 土耳其對庫爾德人的戰爭已導致4.5萬人死亡。 索馬利亞有50萬人死亡。 伊拉克至少有100人死亡。 南蘇丹大約有40萬人死亡。

在敘利亞,聯合國估計死亡人數為40萬,但這個數位似乎太低了。 真實的數位可能永遠不會被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60萬起。 在剛果發生的可怕內戰中,約有400多萬人喪生。 依舊沒人知道真實的數位。 而最近,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也發生了衝突。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這些東西不再被認為適合刊登在報紙頭版。 他們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列寧曾經說過的話:資本主義是沒有盡頭的恐怖。 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威脅著一個又一個國家,並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創造野蠻的條件。

政治危機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經濟學的研究不是一個抽像的學術問題。 它對各階級意識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們現在看到的每一處危機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而且還是一場政治危機。 有明顯的跡像表明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和深刻性,以至於統治階級正失去對他們過去常用來管理社會的傳統工具的控制。

結果,統治階級發現自己越來越無法控制事態。 這一點在美國尤其明顯。 但它也適用於許多其他國家。 提到川普、鮑裡斯•強森(Boris Johnson)和博索納羅(Bolsonaro) 這幾個名字就足以強調這一點。

美國

美國在世界上依舊占據中心地位。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地球上最富有和最強大國家內發生革命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現在美國受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一切都顛倒了。

6800萬美國人在疫情期間申請失業,一如既往,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種,受害最深。 失業的禍害尤其沉重地壓在年輕人的肩上。 約四分之一的25歲以下的年輕人失業。 他們的未來突然被奪走了。 美國夢似乎變成了美國噩夢。

這一戲劇性的變化迫使許多人,無論老少,重新考慮那些他們以前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觀點,並質疑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的本質。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川普的迅速崛起為統治階級亮起了紅燈。 這種事是本不應發生的!

統治階級對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危險感到震驚,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 我們這時應提醒自己,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官方教條,國家不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任何作用。

但面對迫在眉睫的災難時,統治階級被迫將所有公認的經濟理論扔進垃圾桶。 根據自由市場理論,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很少或根本沒有作用的國家,現已成為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的唯一東西。

在所有國家,從美國開始,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實際上就像冠狀病毒感染者一樣,掙扎在生命維持系統上。 國家發放的大部分錢直接進入了富人的口袋。 但統治階級擔心另一次企業救助的政治後果。 因此他們向每個居民發放了補助金,並大幅提高了失業救濟金。 這緩衝了危機對最貧窮階層的影響。 但在某個時刻,這些支援將被削減或是被完全取消。

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中最可怕的貧窮與最令人厭惡的財富和奢侈品並存。 2020年10月,超過五分之一的美國家庭沒有足夠的錢購買食物。 食品銀行正在激增。

不平等和兩極分化

不平等程度已打破先前的所有記錄。 貧富之間的鴻溝已如深淵般不可逾越。 2020年,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了約3.9萬億美元。 納斯達克(Nasdaq)100指數比疫情前高出40%  。 從2020年3月,到2021年2月,全球上市股票價值增加了24萬億美元。

標准普爾(S&P)500指數成份股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非管理層員工的357倍。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約為20%。 在1989年雷根(Reagan)總統任期結束時,這個數位還是28%。

僅舉一個例子,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現在每秒的收入比一般美國工人一周的收入還要多。 這使得美國回到了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戰前所嚴加譴責的資本主義強盜大亨時代。

這一切都是有實際影響的。 所有關於「國家利益」的煽動,諸如「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抗擊病毒」,「我們是同舟共濟的」,都不同程度的暴露了他們那最卑鄙的偽善。

群眾在某些情況下願意做出犧牲。 在戰爭時期,人們准備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這是事實。 他們至少准備暫時接受較低的生活水准,並在某種程度上也准備接受對民主權利的限制。

但貧富之間的鴻溝正在加深社會和政治兩極化,並在社會上制造爆炸性的情緒。 它破壞了創造「民族團結感」所做的一切努力,而這是正統治階級的主要防線。

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統計數據顯示,截止至2020年底,美國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的淨資產高達80.7萬億美元。 這意味著GDP的375%,且遠高於歷史水准。

如果開始起征5% 的稅,那麼將產生約4萬億美元的收入,這相當於 GDP 的五分之一。 它將支付自疫情以來的所有花費。 但富有的強盜們並不打算分享他們的掠奪物。 他們中的大多數(包括川普)表現出明顯的不納稅意願,更別說接受5%的稅率了。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沒收銀行家和資本家的資產。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想法必然會獲得越來越多人的支援,並與此同時掃除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切殘餘偏見,甚至掃除那些被川普蠱惑的工人階層腦中的錯誤想法。

這已引起資本市場的嚴肅戰略家們的擔憂。 摩根大通(JP Morgan)資產和財富管理部門主管瑪麗•卡拉漢•埃爾多斯(Mary Callaghan  Erdoes)得出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這將帶來極高的風險,我們必須找到適應的方法,否則我們將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 」

對國會山莊的襲擊

發生於1月6日的國會山莊襲擊事件生動地表明,美國現在面臨的不是政府危機,而是政權本身的危機。

這些事件既不是政變,也不是叛亂,但它們顯然暴露了社會深處存在的原始憤怒,以及國家內部出現的深刻裂痕。 從根本上說,他們表明的是社會兩極化已到臨界點。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正在受到毀滅性的考驗。

人們對富人和權貴、銀行家、華爾街和整個華盛頓建制(「沼澤」)有著強烈的仇恨。 右翼煽動者川普則巧妙地引導了這種仇恨。

當然川普他自己只是沼澤地裡那最狡猾、最貪婪的鱷魚之一。 他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他這樣的做法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 他玩火自焚般的召喚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力量。

通過言行,川普正在摧毀資產階級體制的正當性,並制造巨大的不穩定。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都對他的行為感到震驚。

川普的彈劾案

民主黨試圖彈劾川普,並指責他組織了一場叛亂。 但可以預見的是,他們沒能讓參議院給他定罪,因為這將阻止他將來競選公職。

雖然大多數共和黨參議員都很樂意這麼做。 他們憎恨和害怕這個政治新貴。 他們很清楚誰是1月6日事件的幕後黑手。 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諾(Mitch McConnell)在投票宣布前總統無罪後,對他做出了一個譴責性的裁決。

但事實上,他和其他共和黨參議員都害怕川普那憤怒的追隨者會因此而撕碎他們。 因此他們最終選擇明哲保身,違背自己的良心,捏著鼻子投了無罪票。

但如果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起義,那實際上則非常糟糕。 與其說是起義,倒不如說是大規模暴動。 一群憤怒的川普支援者衝進國會山莊,著顯然至少得到了一些衛兵的縱容。 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所謂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至聖之地,但他們卻拿它沒一點辦法。

這些無組織、無領導的暴徒漫無目的地四處游蕩,亂扔他們不喜歡的東西,並對他們所指控背叛川普的民主黨人南希 · 佩洛西(Nancy Pelosi)、共和黨副總統邁克 · 彭斯(Mike Pence)和麥康諾大喊並威脅喋血。 與此同時,「造反派」的總司令也隨之消失了。

如果歷史重演,那麼這首先是一場悲劇,然後是一場鬧劇,或者這就是一場純粹的鬧劇。 最終沒有人被絞死或送上斷頭台。 這些「起義者」因大喊大叫而筋疲力盡,他們要麼悄悄回家,要麼去附近的酒吧喝個酩酊大醉,吹噓自己的英勇事跡,留下是一堆垃圾和傷痕累累的自尊心。

然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它為未來樹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全球最大對衝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創始人雷•達利奧(Ray Dalio  )曾說過::「我們正處於一場可怕內戰的邊緣。 美國正處於一個轉捩點,它可能從可控的內部緊張局勢轉變為革命。 對國會山莊的攻擊是對統治階級的嚴重警告。 毫無疑問,這將產生嚴重後果。 盡管受到媒體的猛烈攻擊,45% 的共和黨員還是認為這是合理的。 」

這不得不與一個更重要的事實相比,54%的美國人認為燒毀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員警分局是合理的。 全國約10%的民眾參加了BLM抗議活動,這是那些衝進國會山莊的人數的2萬倍。 所有這些都顯示了美國社會政治兩極化的迅速發展。

在喬治 · 佛洛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自發的起義席卷全國,在總統選舉之前和之後發生的前所未有的事件標志著整個局勢的轉捩點。

意識的變化

愚蠢的自由主義者和改良派自然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他們只看到事件的表面,而不了解表面下的深層暗流,這些暗流強烈而迅猛地流動在表面之下並推動著事件發展。

他們不斷地大喊法西斯主義的到來,用以指代他們不喜歡或害怕的任何東西。 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真正本質一無所知,這是不言而喻的。 他們不斷地嘮叨「民主的危機」(他們指的是正式的資產階級民主) ,這種做法其實是在制造混亂,為在「較小的惡」旗幟下的階級合作鋪路。 他們對拜登的支援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我們必須考慮到的是,川普的支援者具有非常復雜和矛盾的特點。它包括以川普本人為首的資產階級一派,以及大量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宗教狂熱分子和公開的法西斯分子。

但我們必須記住,川普在上次選舉中獲得了7400萬張選票,其中許多人都是工薪階層,他們先前投票支持歐巴馬,後對民主黨失望了。 在接受采訪時他們說:「華盛頓不關心我們! 我們是被遺忘的人。 」

有向左和向右的劇烈波動。然而大自然憎惡真空,由於包括左派改良派在內的所有改良派徹底破產,這種憤怒和沮喪的情緒被右翼煽動家,即所謂的民粹主義者所利用。 在美國,我們有川普主義現像。 在巴西,我們看到了博索納羅的崛起。

但右翼煽動者的吸引力在與政府現實接觸時很快就消失了,博索納羅的例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川普確實保持了數百萬人的支援,但他仍被撤職。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會山莊遭到襲擊前後,密蘇裡州參議員喬希 · 霍利(Josh Hawley)說:「華盛頓的共和黨人將很難處理這件事…但未來是明確的: 我們必須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而不是一個華爾街政黨。 」《衛報》

列寧說過,歷史充滿著各種奇特的變革。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能夠區分什麼是進步的和反動的。 我們必須明白,伴隨著這些事件的萌芽,我們已經有了美國未來革命發展的輪廓。

當然這位保守的共和黨參議員無意在美國組織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這樣的一個政黨也不會從共和黨的右翼中分裂出來。 但舊兩黨制的動蕩無疑預示著一些全新的事情:一個將挑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第三黨的出現。

這樣的一個政黨起初會有一種極其混亂和異質的性質。 但反資本主義的因素將遲早會占主導地位。 這才是體系面臨的真正威脅所在。 當群眾開始直接干預政治時,當他們決定是時候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時,這本身就是即將到來的革命發展的徵兆。

資本主義體制中嚴肅戰略家們對當前動蕩中危險含義的理解遠超印像主義和恐慌的小資產階級。2020年12月30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由編輯部署名的非常有趣的文章。

它描繪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以及它將走向何方,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它從所有這些中得出的結論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被經濟變革拋在後面的群體越來越認為那些掌權者並不關心自己的困境——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們操縱經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那些處於邊緣地位的人。

這種情況正緩慢而穩步的使資本主義和民主相互緊張。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種背叛感激起了對全球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反彈。

右翼民粹主義者可能會在這種反彈中茁壯成長,並同時離開資本主義市場。

但由於它無法兌現對經濟受挫者的承諾,群眾為了反擊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既得利者們揭竿起義,是遲早的事。 [我們的強調]」

這篇文章顯示了對階級鬥爭動態的完美理解。 其語言也很重要。 農民用鋤頭和竹竿武裝起來起義,這與法國大革命或1381年的農民起義相似,當時的農民占領了倫敦。

這些詞句的作者完全明白,朝著所謂右翼民粹主義方向的浪潮可能只是革命性爆發前的第一階段。 公眾輿論向右的劇烈波動很容易導致不滿的民眾更加劇烈地向左轉,這些民眾正在尋求擺脫危機的出路。

這是對未來一段時期事態發展的一種高度敏銳的預測。 不僅僅是在美國。 這種巨大的波動可以在許多國家看到。 在每個國家的表面之下,一種對既定秩序的憤怒、痛苦和怨恨的情緒正在發酵。

政治中間派的崩塌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的,即貧富差距可以被掩蓋起來,並且可以在可控範圍內控制。 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

階級不平等的持續加劇已造成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社會兩極分化。 它現在正挑戰資產階級民主傳統機制的極限,並准備超越這些極限。

貧富之間的對立日益激烈。 它提供了一個不可抗拒的推動力,驅使著階級分開。 而這正是所謂的「中間派」為什麼垮台的原因。

這在統治階級中引起了越來越大的恐慌,他們感到權力正從他們手中溜走。 世界各地的建制派政黨都被那些過著節儉生活的大眾從生活水准上進行攻擊。

社會內的憤怒情緒,表現在群眾對官方機構、政黨、政府、政治領導人、銀行家、富人、員警、司法部門、現行法律、傳統、宗教和現行體制的道德的信心崩潰。 人們不再相信報紙和電視上說的話。 他們比較所說的和所發生的事之間的巨大差異後,他們意識到他們被一連串的謊言騙了。

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過去,大多數人不太關心政治,這也適用於工人。 工作場所的談話通常是關於足球、電影、電視節目。 政治很少被提及,除了在選舉時。

現在一切都變了。 群眾們開始對政治感興趣,因為他們開始意識到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家庭的生活。 而這本身就是朝著革命方向前進的一種表現。

在過去,如果人們在選舉中不願意投票,他們通常會投給他們父母和祖父母投票支持的政黨。 然而現在選舉變得極其不可預測。 選民的情緒是憤怒的,不信任的和反覆無常的,左右反覆橫跳。

拜登政府的前景

「中間派」的資本戰略家們意識到這種兩極分化帶來的巨大危險,並正拼命地努力重建「中心」。 但客觀上這種說法並沒有真正的依據。 對於拜登這樣的人來說,他們是不絕如縷的。

華爾街現在寄希望於拜登政府及其疫苗接種運動。 但拜登現在正在一個分裂而衰落的國家裡處理著一場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

建制派正敦促他加大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力度,他也毫不遲疑地公布了針對美國經濟的1.9萬億美元刺激計劃。 如果我們再加上國會先前同意的9000億美元一攬子計劃和疫情爆發初期通過的3萬億美元減免方案,這一切加起來就是一座債務山。 統治階級正竭盡全力恢復政治穩定。

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戈夫(Kenneth Rogoff)這樣說:「我非常同情拜登的所作所為。 是的,我們有可能會面臨經濟不穩定的風險,但現在我們有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所有 這些都預示著一場巨大危機的到來。」

與此同時,數百萬不滿的公民甚至不相信拜登贏得了選舉。 對他們來說,不管他做什麼都是錯的。 另一方面,一旦川普離任時最初的落寞感消散,他眾多支援者那被誇大的希望就會像熱爐上的一滴水一樣迅速的蒸發殆盡。 盡管他將不可避免地享受一段時間的蜜月,但隨之而來的將會是巨大的幻滅,並為新的劇變、動蕩和不穩定做好准備。

拉丁美洲

從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的角度來看,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該地區的GDP在2020年下降了7.7%,是120年以來最嚴重的崩潰。 這是在十年經濟停滯之後出現的,2014-2019年的年均增長率為0.3%。 預計該地區要到2024年才能恢復危機前的GDP水准。 而其極端貧困水准已恢復至1990年的水准。

在疫情爆發之前,這已造成了社會和政治動蕩。 在拉丁美洲,2019年的起義(厄瓜多爾、智利)是全球趨勢的一部分(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黎巴嫩…) ,由於這場席卷非全球並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疫情的爆發而暫時性中斷。

巴西是世界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秘魯也受到了重創。 在厄瓜多,人滿為患的停屍房前堆放著棺材,一些地方的屍體無人看管。

然而,在2020年的下半年,我們看到了群眾起義運動的回歸。 2020年9月,哥倫比亞發生了一起針對員警謀殺案的暴行,40個員警局被燒毀。 在秘魯,群眾運動推翻了兩個政府。 瓜地馬拉的抗議活動導致議會大樓被縱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21年,並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後果。在哥倫比亞,當地的群眾以強大的全國罷工運動重新崛起,將支持杜克政府的社會基礎降至最低。在秘魯,教師工會成員佩德羅·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總統選舉中意外當選。同樣,在智利,在制憲會議、市長和地區長官的選舉中,我們看到了右派的失敗和與2019年起義有關的候選人的崛起,以及共產黨和廣泛陣線的勝出。

在巴西,左派和宗派主義者大肆宣揚所謂「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博索納羅的支援正在瓦解。 這個口號最初是由我們的巴西同志發起的「Fora Bsonaro」(博索納羅下台!  )。 這一被口號之前被所謂「左派」視為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而現在已被群眾普遍接受。

「強人」博索納羅是如此軟弱,以至於他甚至無法成立自己的政黨。 雖然他一直在拚命嘗試這樣做,但到目前為止,他甚至沒有得到足夠的簽名來進行注冊登記,而這導致了他的悲慘失敗。

問題不在於博索納羅的實力,而在於左派的軟弱。 曾經獲得工人壓倒性支援的巴西勞工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大敗。 這也是一個問題,不是客觀困難的問題,而是主觀軟弱的問題。

在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發生的革命和叛亂事件,以及在工人和農民支持下的「進步」領導人上台(墨西哥的AMLO、玻利維亞的Arce、秘魯的Castillo等),是對所有認為拉丁美洲有「保守主義浪潮」的人(包括宗派主義者)的反駁。這裡的資本主義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弱得多,疫情的影響在健康和經濟方面都是毀滅性的,而群眾在我們最近看到的令人印像深刻的鬥爭中正在獲得力量。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拉丁美洲很可能成為即將發生的革命事件的場景之一。

古巴

與此同時,古巴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川普制裁和經濟措施又進一步加劇了這場危機,這些政策一項都沒有被拜登撤回。 其經濟在2020年後萎縮了11% 。

這促使該國領導層實施了一系列資本主義市場措施,這些措施討論了10年,但一直沒有被完全實施,包括貨幣統一、國有企業之間的市場關系、關閉不「盈利」的國有企業,取消基本食品價格補貼等。

這些措施已對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產生了影響,並引起了廣泛性的不滿。 這是資本主義復辟進程中的一個轉捩點。

這些經濟因素是7月11日抗議活動的客觀基礎。這是自1994年 “maleconazo “以來古巴最大的抗議活動,而且是在深陷經濟危機的時候,政府沒有菲德爾-卡斯特羅當年的權威。

該運動有一個真正的組成部分,即抗議工人階級正在遭受的匱乏和困難。然而,還有另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對幾個月來公開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交媒體上的持續宣傳和在街頭的挑釁行為的回應。

在哈瓦那的抗議者大約有2000人,由不同層次的人組成:來自工人階級地區的窮人,受到經濟危機和官僚機構采取的措施的嚴重影響;貧民和犯罪分子;在過去10年市場改革中蓬勃發展的小資產階級親資本主義分子;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關心審查制度和抽像的民主權利的青年。

必須明確解釋的是,抗議活動是在「祖國和生活」(「Patria y vida」)、「打倒獨裁」和「打倒共產主義」的口號下進行的,顯然具有反革命性質。這些問題和困難是真實的、真正的;有一些混亂的分子參與其中;但在所有的混亂中,是反革命分子主導了這些抗議活動。這些人是有組織的,有動機的,有明確的目標。因此,革命家有必要反對他們,捍衛革命。如果那些推動這些抗議活動的人和他們在華盛頓的導師一起實現他們的目標–推翻政府,這將不可避免地加速資本主義復辟的進程,使古巴回到它以前作為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的殖民地的地位。古巴工人階級遭受的經濟和醫療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相反,會更加惡化。只要看看博索納羅的巴西或鄰近的海地,就能說服自己相信這一點。古巴革命的失敗將對整個拉美地區和全世界的工人的意識產生負面影響。

在當下正在展開的鬥爭中,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無條件地支持捍衛古巴革命。我們必須指出的第一點是,我們完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封鎖,我們開展了反對封鎖的運動。然而,我們無條件地捍衛革命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加批判。我們必須清楚地解釋,官僚機構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當前局勢的原因。官僚主義的計劃導致了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浪費和懶惰。官僚主義的強加和武斷導致了年輕人的疏遠。支持資本主義的措施導致了社會分化和貧困。

許多自認為是革命者的工人和青年中出現了對領導層的廣泛質疑。我們必須解釋,捍衛革命的唯一有效方式是讓工人階級來負責。我們的模式應該是巴黎公社的工人民主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我們主張革命者之間進行最廣泛和最自由的政治討論。國家媒體應該向各種不同的革命意見開放。在所有的工作場所,工人自己應該有充分的權力來重新組織生產,以使其更有效率。此外,官僚機構的特權(特殊商店、優先獲得基本產品)必須被廢除。所有國家官員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可隨時罷免。

古巴革命的命運最終將在國際階級鬥爭的領域內決定。古巴革命者應該采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主義立場,而不是基於地緣政治和外交的立場。我們支持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

歐洲

2020年,歐盟成員國的實際 GDP 下降了7% 。 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一次衰退。 官方數據顯示有132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但在扣除休假計劃的影響後,真實的失業率接近12.6%  (約2000萬人)。 官方數據中還有約3000萬失業人數被「消失」,這被稱為「隱性失業」。

歐盟委員會搞砸了新冠疫苗的推廣,這導致整個歐洲出現疫苗嚴重短缺。 丹麥最初只得到了40,000,而它原本預計的數位是300,000。 荷蘭最初沒有得到任何援助。

疫苗項目的失敗源於去年發生的PPE(個人防護設備)短缺危機災難。 當義大利面臨最嚴重的危機時,歐洲的團結一致被完全的放棄了,人人自危。 疫苗計劃試圖在歐盟內部重建團結,但是未果。

更糟糕的是,21個歐元區國家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升級限制性措施(封鎖等),大大減緩了經濟活動的復蘇,這使歐元區面臨雙重衰退。

去年春天,當疫情首次來襲時,歐元區經濟經歷了一次突然而深刻的衝擊,而新一輪的傳染病激增持續了更長時間,這導致了經濟活動進一步下降,速度放緩和更加的衰退。

旅游業、零售業、酒店業、商業信心和消費者支出在2021年的頭幾周都受到了衝擊。 除非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繼續實施支援經濟增長的措施,否則這將有可能導致新一波延遲的破產潮。

因此經濟學家預計歐元區在2020年最後三個月的產出將收縮1.8% 至2.3% ,接下來,歐元區的許多主要經濟體,包括德國和義大利,將在2021年第一季度再次出現下滑。 這可能導致歐元區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陷入第二次衰退,即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

繼英國脫歐和川普總統之後,歐洲資產階級覺得自己再也不能依賴傳統盟友了,川普從不費心掩飾他對所有歐洲事物的蔑視。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討好川普的愚蠢嘗試也相當失敗。

川普明確表示,他視歐洲為主要敵人,俄羅斯只是一個「競爭對手」,他言行一致。 他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僅針對中國,也針對歐洲。 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天,他一直保持著這種好戰的態度。 美國在元旦夜宣布對來自歐盟的法國和德國的飛機零部件以及葡萄酒徵收新關稅。

拜登希望恢復與歐洲的關系。 他再次承諾美國將致力於多邊主義,包括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 他還支援世貿組織新任總干事。 對伊朗核協議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對於迫切希望白宮改變方向的歐洲人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歡迎的步驟。 川普將這一新戰略稱為「美國殿後」。

然而雙方之間存在著更難解決的衝突。 歐洲人不相信美國的對華戰略。 他們還熱衷於利用中美貿易戰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國和歐盟在川普擔任總統最後幾周達成的新投資條約被普遍認為是對拜登的侮辱,新總統被迫忍氣吞聲。

還有更多長期存在的爭端需要解決:空客-波音國家援助爭端已持續了幾十年,沒有任何解決辦法。 北溪2號管道也在美德之間造成重大裂痕,美國堅稱這條管道將加強俄羅斯在歐洲的影響力。 拜登和歐洲之間新發現的感情將在未來幾個月受到考驗,因為這兩個集團都試圖在疫情後的危機中恢復出口。

在2008年危機之後,歐洲已經出現了成員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英國脫歐是這一動態的轉折點,就像疫情危機和處理醫療衛生危機時盛行的民族主義一樣。深刻的全球危機將向這個方向施加巨大的壓力:歐盟必須與其他帝國主義集團競爭,同時,組成歐盟的不同國家將相互競爭,輸出自己的危機。

德國一直是歐洲的錨,一個能經常暴風雨的水域中保持穩定的島嶼。 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被視為這個歐洲最重要國家的舵手。 但是隨疫情而來的是新問題。

德國資本家已意識到必須改變方法以阻止歐盟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 這一趨勢在疫情爆發時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去年秋天,德國被迫為歐洲復蘇基金(European Recovery Fund)承擔了7500億歐元的貸款以維系歐盟的穩定。 這龐大的一攬子計劃將為歐盟提供臨時救助,但它只是一次性補貼。 德國堅決杜絕了朝著這個方向進一步發展的呼聲,最後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梅克爾不得不延長德國的封鎖期。 她的聯盟正在為疫苗接種率低和供給不足而鬥爭。 國民情緒已從自我陶醉轉變為悶悶不樂。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9月大選前的政治形勢看起來更加支離破碎和動蕩不安。 」

法國的馬克宏政府現在完全名譽掃地,反對率高達60%:這是自吉拉特年輕人抗議活動以來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9% ,但實際上要高得多。

「國家大辯論」沒有恢復公眾對政府的支援,也沒有解雇總理愛德華•菲力浦(Edouard Phillipe)。 馬克宏多次試圖在國際舞台上扮演「偉大政客」這一角色,但總是引起各方嘲笑。

英國

不久前,英國可能是歐洲最穩定的國家。 但現在它可能已經是最不穩定的。

當前的危機殘酷地暴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弱點。 英國經濟在2020年下降了9.9%,是德國的兩倍,美國的三倍。 而現在,面對疫情的影響和英國脫歐的災難,進一步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英國脫歐完全是保守黨的瘋狂行為,它現在已經脫離了統治階級的控制。 政府正被馬戲團的小醜所控制,而這個小醜又被瘋狂的反動沙文主義者所控制。

盡管保守黨在2019年12月的選舉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他們的名聲每況愈下,尤其因為當局對疫情的不當處理,造成英國死亡人數超過了歐洲任何其他國家。 英國的死亡人數(官方數據明顯低估)是與人口規模成比例的所有國家中最高的。 然而保守黨一直拒絕接受這一提議。 直到情況嚴重到迫使他們采取這些措施。

這些人對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不感興趣。 他們也不關心國民健康服務(NHS)的可悲狀況,這是他們幾十年來削減開支的結果。 他們的動機只有一個: 追求利潤。

保守黨希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生產,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決定重開學校的原因。 這導致了一月份頭幾天的大規模抗議和高達40萬教師的在線會議。 他們威脅要采取罷工行動迫使政府關閉學校。

然而盡管政府不受歡迎,工黨和右翼領導層仍落後於保守黨。 工黨沒有真正的反對意見。

科爾賓(Corbyn)和麥克唐納(McDonnell)在2019年12月工黨敗選後辭職,這是對左翼的嚴重打擊,也是對右翼的恩賜。 左翼完全有機會改造工黨。 他們得到了普通民眾的全力支援。 這就意味著對議會工黨右翼和官僚機構進行徹底的清洗。 但他們卻對此有所退讓,拒絕支援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倡的、在普通民眾中得到廣泛支援的取消議員選舉的口號。

歸根結底,左翼分子害怕把鬥爭推向最終結果,那將意味著與右翼徹底決裂。 但是右翼對左翼卻沒有這樣的仁慈。在他們軟弱的鼓舞下,他們對左派進行了清洗,包括停止了科爾賓本人的職務。 這個弱點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是左派改良主義的一個有機特徵。

大企業現在正在工黨中發號施令。 基爾 · 斯塔默(Keir Starmer)的說話不像是一名反對黨的領袖,更像是強森內閣膝下的一條舔狗。 他一般是等到約翰遜采取行動後才說「我也會這樣做」、「我同意」。

但現在右翼已走得太遠。 通過它的行動,右翼會迫使左翼出來戰鬥。 工黨內部的鬥爭已准備就緒。實際上,我們在工黨,特別是工會的領導左派中有一個統一戰線。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 這說明我們的同志在工人運動中已經贏得了作為唯一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的權威,我們的思想得到了非常嚴肅的對待。

無論發生什麼,馬克思主義的趨勢都會有所收獲,許多新的大門將為我們打開。 政治的藝術在於抓住每一個機會。 

義大利

義大利仍然是歐洲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 目前的危機暴露了它長期的弱點。 由於無法與德國等更強大的經濟體競爭,它正越來越落後,並陷入更深的債務之中。

它的銀行系統一直徘徊在崩潰的邊緣,崩潰可能會拖垮歐洲其他國家。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歐盟不得不支援它,但它卻在暗中咒罵。

尤其是德國銀行家,他們正變得越來越不耐煩,直到最近才要求采取嚴肅措施來削減政府開支,降低生活水准。 也就是說,他們把義大利推向了深淵。 自從疫情迫使他們所有人都向政府求助以來,形勢有了變化。 一旦疫情結束,他們將帶著復讎之情重返緊縮。

為渡過目前危機,義大利統治階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但義大利不可能有一個強大的政府。 這個政治體制已腐朽至極。 對政治缺乏信心則表現為政府的長期危機。 一個不穩定的聯盟接著另一個,在本質上什麼都沒有改變。 群眾是絕望的,他們尋找出路的表現是左右劇烈搖擺的。

疫情大大加劇了危機,這導致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更嚴重地襲擊了義大利。 在撰寫本文時,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已經接近10萬人。

統治階級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維持中左翼聯盟以防止社會爆炸。 但這正變得越來越不可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選擇已被用盡。 前總理倫齊的政黨義大利萬歲黨(Italia Viva)感覺到了背後的火勢,並就疫情的失敗從孔戴的聯盟中撤出了三位部長,這導致了政府的垮台,並打開了組建德拉吉政府的大門。

義大利總統出面介入,但他沒有提前舉行選舉,而是邀請歐洲央行(ECB)前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組建政府。 在這裡我們又有一個「技術官僚」被強加給國家的例子,他們不是由任何人民選舉出來的總理。

「中間偏左」的破產為義大利兄弟黨(Brothers)這樣的極右組織提供了機會。 他們沒有加入支援德拉吉的聯盟,首先是因為他們不被需要,其次是因為他們希望以犧牲現有政府中的另一極右派聯盟黨來獲得權利。

然而議會游戲遲早會被公開的階級鬥爭所取代。 在現有系統的基礎上不可能有穩定性。 在義大利,沒有一個大眾工人黨。 但群眾的情緒卻一天比一天更加憤怒和不耐煩。 工人們的激進行動是對即將到來的情況的提前示警。

政府的一再失敗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階級鬥爭的爆發。 最終,問題不會在議會得到解決。 重心將從名譽掃地的議會轉移到工廠和街道,而那一天將不會遙遠。

俄羅斯

在俄羅斯,同樣的動蕩和波動隨處可見。 阿列克謝 · 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回歸和被捕是全國範圍內抗議浪潮的信號。 莫斯科有4萬人舉行了游行示威,彼得堡有1萬人,以及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羅夫斯克在內的110個城市的數千人舉行了也舉行了游行示威。

這些抗議活動的規模還沒有我們早些時候在白俄羅斯看到的那麼大,當時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推翻盧卡申科。 但這些都是俄羅斯背景下的大型游行示威活動。 他們的組成非常多樣化,有許多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但也有人數越來越多的工人,特別是年輕工人。

員警以鎮壓作為回應,許多城市發生了街頭戰鬥。大約40名警察受傷,數千人被拘留。

這代表什麼? 這些抗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納瓦爾尼被捕的憤怒。 但納瓦爾尼問題只是這種情況下的一個因素,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

納瓦爾尼被西方媒體描繪成英勇的民主捍衛者。 但實際上他卻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機會主義者,他有著可疑的政治經歷。 現在回想起來,他將被視為一個偶然出現的人物。

但偶然的人物在某些時刻也在歷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正如在化學中,需要一種催化劑來催化加速從而引起特定的反應,所以在革命過程中,需要一個參照點來作為雷管去點燃群眾積累的不滿情緒。 這種催化劑的確切性質無關緊要。 在現實情況下,納瓦爾尼被捕,這可能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生活水准下降

最重要的是,不是必然性事件通過偶然來表現自身,而是在於必然性本身。 這場動蕩的真正原因只不過是人們對生活水准下降、經濟危機和腐敗專制政權濫用權力等一系列事件所積累憤怒的小爆發而已。

一切跡像都表明普丁的支援率正在下降。 雖然民意調查經常顯示出超過70% 的支援率,在吞並克裡米亞時期,這一比例上升到80% 以上。 但現在這個比例卻徘徊在63% 左右,在最低點時僅略高於50% 。 這些數位一定引起了克裡姆林宮的嚴重恐慌。

在過去,普丁可能會誇耀自己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現在不會了。 2013年到2018年,在疫情爆發前,俄國年經濟增長率是0.7%,也即基本停滯狀態。而2020年底,負增長率約為5% 。 失業率迅速上升,許多家庭失去了他們的房子。

有一段時間裡,尤其是在俄國吞並了擁有大多數俄羅斯人克裡米亞之後,普丁打出了民族主義牌。 這迅速提高了普丁的聲望,但沙文主義的濃煙現已基本消散,普丁的信譽也因他的養老金改革而受到嚴重損害。

人們對統治精英腐敗而奢侈的生活方式越來越感到憤慨。 納瓦爾尼在被捕兩天後發布了一段視頻,數百萬人看到了這段曝光普丁個人腐敗行為的視頻,視頻展示了他在黑海建立的一座大宮殿。 而所有這些都在營造著一種爆炸性的情緒。

普丁政權的支持基礎一直在縮小。 除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腐敗寡頭集團之外,工作和職業生涯都依賴於老板的政府官僚,還有大量依賴國家合同和與克裡姆林宮的有商業聯系的親信,以及其他在老板支援下發家致富的人。

最後但卻並非最不重要的是他依靠的安全機構和軍隊。 普丁政權是一個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 歸根結底,波拿巴主義是由「刀劍」統治的。 普丁是一個「強人」,他站在國家頂點平衡各階級之間的關系,他把自己塑造成俄羅斯民族的化身。

但是這個強壯的男人還是有弱點。 在隨著耗盡了他的大眾支持基礎後,他越來越淪落到通過欺詐、無恥的操縱選票和赤裸裸的鎮壓來維持自己的地位。

塔萊蘭德(Talleyrand) 曾經對拿破侖說過,刺刀可以用來做很多事情,但不能拿來坐。 普丁應好好考慮一下這個明智的建議。 對政治反對派的逮捕、監禁和毒害不是力量的表現,而是代表了恐懼和軟弱。

此外,恐怖主義是一種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使用的武器,但要服從收益遞減規律(狼來了)。 人們遲早會開始失去恐懼,著對於一個專制獨裁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刻。 最近的示威活動證明這一進程已開始。

而事實上,能維持這個政權的唯一辦法就是群眾的暫時惰性。 我們目前不能肯定地說這種不穩定的平衡能夠持續多久。 雖然目前大規模的鎮壓成功地阻止了抗議活動,但實際上根本問題一點都沒有得到解決。

最近的抗議活動讓該政權感到震驚。 他們將鎮壓與讓步結合在一起,他們宣布了一項幫助最貧困家庭的計劃。 這可以為他們爭取一些時間。 但是相對較低的石油價格將繼續損害俄羅斯經濟,美國施加的制裁將繼續,甚至會加強。

現今的俄國「共產黨」

在俄羅斯,主觀因素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俄共(CPRF)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那麼它現在應正在為執政做准備。 但久加諾夫(Zyuganov)集團對奪取政權沒有興趣,而是過著金屋藏嬌的生活。 普丁保證了他們的特權,對應的條件則是他們不能做任何干擾他掌權的事情。

俄共總書記的態度在黨內造成了越來越大的不安,已經發生了幾起地方和地區黨基層的起義。 隨著清洗和驅逐被鎮壓下去,整個地區性黨組織就這樣被摧毀了。久加諾夫擔心黨內激進的反對派情緒有可能上升。而這種反對派的增加和共產黨內危機的加劇,為加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普通共產黨員中的影響提供了可能。

目前這種不穩定的休戰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 但這種拖延只會意味著矛盾繼續增長,為未來更大的爆發鋪平道路。 這個等式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俄羅斯工人階級,因為他們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要預測事件發生的精確時程表是不可能的。 俄羅斯尚未處於革命前的狀態,但事態發展非常迅速。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該國事態發展和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的進步。

印度

在印度,農民發起了一場近乎起義的運動。 1月26日,他們在德裡舉行了拖拉機游行示威以擾亂共和國日盛大的閱兵式慶祝,讓莫迪蒙羞。

這些事件必須放在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來看。 在農業部門的惡性競爭中,大型食品跨國公司正試圖壓低壓垮中小型農產品收購價。

印度農業的市場化並不是一個新現像。 正如我們在前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領導時期所看到的那樣,這種情況已持續多年。 金融資本大規模進入印度農業,迫使農民越來越難以承擔,不得不依賴貸款來購買必要的農業資源,而這些資源的成本一直在飆升。

新法一出台,支付給農民的收購價格就下降了50% ,而食品零售價格卻相應上漲了。 正是這種無法忍受的狀況導致了印度農民的大規模遷移,他們的要求是廢除新法。 但他們的要求都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問題也沒有在會談中得到解決。

早在2020年8月,也即莫迪農業法案公布於眾時,旁遮普邦(Punjab)就爆發了小規模抗議活動,這場抗議活動慢慢升級為一場規模更大的運動,並蔓延至其他州。 2020年9月,印度全國各地的農民工會呼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次「Bharat Bandh」(大封鎖罷工)。 這場運動持續升級,因為與政府的無休止的談判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 到2020年12月,約有500萬人參加了20000個地點的抗議活動。

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發生在1月26日的一個重要事件,當時數十萬農民在德裡舉行示威游行抗議法案。 農民們從市郊強行進入這座城市中歷史悠久的紅堡。 這些窮人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他們與全副武裝的警察搏鬥,但遭到鞭打,並被踢打到在地。

盡管受到警方的嚴厲鎮壓,但農民們還是衝進了紅堡並占領了城牆,員警費了很大勁才把他們趕出去。 一名抗議者死亡,300多名警察受傷。 而這只會更加的激怒農民,並從其他邦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團結運動中。

這場鬥爭的規模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動蕩。 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甚至連農村地區裡被認為相對保守的階層也開始行動起來和變的激進起來。

然而就在不久前,莫迪第一次勝選時,疲憊不堪的左翼和前左翼人士還在哀嘆「法西斯主義」在印度的崛起。 而我們的趨勢則清楚的明白應該莫迪在任時為巨大的反彈做好准備。 大規模的事件證實了我們的觀點,我們看到的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與之相去甚遠的階級分化和激烈的階級鬥爭。

斯大林主義者的角色

莫迪顯然被農民起義震驚了,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群眾的憤怒程度。 但在印度,這場運動的弱點體現在工會的領導層身上,他們未能從強大的印度工人階級那裡得到支持農民的嚴肅回應。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我們看到印度無產階級大規模動員多年後發生的,包括幾次長達24小時的大規模總罷工,涉及多達2億工人——這是國際工人階級歷史上人數規模最大的總罷工。

2016年9月,1.5億到1.8億公共部門的工人進行了長達24小時的大罷工。 在2019年則有約2.2億工人參加了大罷工,2020年1月有2.5億工人參加了24小時的大罷工。

這些事實證明了印度無產階級的巨大革命潛力。 工人們准備戰鬥。 然而斯大林主義者的政策並不是動員群眾與莫迪政權攤牌,而是依靠群眾運動獲得讓步,從而與其達成協定。

實際上他們采用了為期一天的大罷工策略,允許工人們發泄情緒,同時將群眾運動轉移到無害的管道中。 這與希腊工會領導人使用的策略相同,他們號召舉行一系列為期一天的大罷工。 這是一個讓工人們筋疲力盡的伎倆,把大罷工變成一種毫無意義的姿態,同時制造出果斷行動的假像,並在實踐中破壞這種行動。

大罷工的口號

客觀地說,在印度,全面大罷工的一切條件都是具備的。 黨和工會領導人本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他們在拖延。 他們本可以推翻莫迪政府並結束他的反動政策。 但他們卻做了相反的事,只發表了一封像徵性的聲明,而不是呼吁采取嚴肅的行動。

這凸顯了在印度建立馬克思主義力量的迫切需要,但我們必須保持分寸感。 我們在印度的組織仍處於早期階段。 如果對我們現在能取得的成就有一個誇張的想法,那將會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我們的任務不是領導運動和爭取群眾,而是耐心地工作去爭取最優秀的、最具革命性的分子,因為他們對領導層無休止的搪塞和動搖已經不耐煩了。

我們必須及時提出符合形勢的緊迫需要的過渡口號,推動這一運動向前發展,並同時揭露領導層的懦弱行為。

農民的鬥爭在工廠裡引起了共鳴。 工會領袖感受到了他們背後的怒火,並開始討論為期四天的大罷工。 我們會支援這樣的要求,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言語,而是行動!

我們應該說:很好,讓我們舉行一次為期四天的大罷工。 少多做! 在工廠裡發起一場運動。 召開群眾抗議會議,成立罷工委員會。 吸引農民、婦女、青年、失業者和社會上所有受壓迫的階層。 把這些普通的鬥爭機構在全市、地區和全國範圍內聯系起進行鬥爭。 換句話說,組織蘇維埃的目的是把權力轉移給工農。

一旦印度群眾組織起來要奪取政權,地球上將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們。 為期四天的大罷工將很快就會轉變為全面無限期的大罷工。 這就提出了權力的歸屬問題。

這就是我們必須耐心向印度工農解釋的原因。 通過這樣的方式,即使我們很小,但我們的資訊也會打動那些尋求革命道路的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

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和培養足夠的革命干部,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影響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

緬甸

緬甸的軍事政變證實了我們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期。 這次政變出乎許多人意料。 軍方已起草一部能保證他們擁有25% 議員席位並能控制關鍵部委的憲法。 它還在裡面加入了一個條款,允許軍方在「緊急情況」 時介入。

但這裡的「緊急情況」指的是什麼呢? 2020年11月,也即選舉期間。 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軍方卻謊稱存在大範圍的選舉舞弊行為。

這場政變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幾個勢力在爭奪1988年開始私有化經濟內的利潤。 從那時起,軍方官員就忙於通過極低價格攫取國有資產來中飽私囊。 而另一方面,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正推動緬甸向跨國公司開放市場。

帝國主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緬甸的主要外部力量是其鄰國中國。 緬甸最大的進出口配額來自中國。 因此我們在這裡有一場關於勢力範圍的鬥爭,基本上是中美之間的鬥爭,而翁山蘇姬是後者的代理人。

軍方首領們已把自己轉為資本主義寡頭,並把全民盟龐大的壓倒性勝利視為對他們利益的潛在威脅。 軍隊被群眾如此的憎恨,以至於非常擔心在如此巨大的支援下,新上任的政府很有可能會采取行動來限制緬軍的權力和特權。

軍方也擔心選舉後群眾信心的日益增強。 他們習慣於過去那種頤指氣使的方式,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干預並決定國家前進的方向。 然而他們沒有考慮到反對派對軍事統治的強烈反抗意願。 群眾沒有忘記軍政時期的情形,他們認為軍人階層腐敗而貪財。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馬克思所說的「反革命的鞭打」的例子。 這場政變並沒有使群眾恐慌和癱瘓,而是反而刺激了他們繼續前進。 因此緬甸的前景是加劇的階級鬥爭,而不是癱瘓和士氣低落。

中國

中國從前緩和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但現在它是加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是唯一一個在2020年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大國。 中國政府非常果斷地進行了干預以應對疫情和經濟危機。 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很有效的,但卻是代價很高的。 中國債務水准自2008年以來直線上升,在疫情期間則上升了30%,到2020年已達到285%。 目前中國的債務水准已超過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今年的增長率為8%。自去年春天以來,中國的表現一直優於世界其他國家。但這種成功將成為它的敗筆,因為它的復蘇是以出口為主導的。一段時間以來,北京當局一直試圖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從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促進內部需求。他們還試圖發展新技術產業,如人工智能、5G和太陽能,這些技術的勞動生產率更高。他們還試圖制定替代貿易協定,以對抗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

這些措施都不能解決中國經濟中正在發展的矛盾。事實上,自從疫情爆發以來,經濟已經變得更加依賴出口。此外,債務繼續以爆炸性的方式增長,與鄰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大國的衝突正在加劇,增長的不平衡性在繼續,沿海地區遠遠領先於內陸地區。所有這些都將加劇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

這將導致一個新的矛盾,並將威脅到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穩定。 中國正在對世界市場進行積極干預,並將不得不利用世界其它地區的危機進行更積極的干預。 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中美國之間關系會更加緊張,美國認為中國是其經濟和世界老大角色的主要威脅。

川普政府在臨終前對中國采取「焦土」策略並非偶然。 而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也不會發生什麼根本性的改變。 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認為中國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主要威脅。

中美之間的衝突有可能引發一場更為嚴重的貿易戰。 這是對現存世界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因為正是世界貿易(所謂的全球化)的增長,在上一個時期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必要的氧氣。

而這一切反過來將在中國國內產生影響。 盡管有強力的干預,但疫情對其社會穩定依舊還是構成了嚴重威脅。 已有一些工廠倒閉和失業,這些雖然被隱藏起來,但它們確實存在。 私營企業通過解雇和工資攻擊將問題轉移到工人身上。 工資支付被推遲了幾個月,工人積累了巨大的憤怒和怨恨。

統治集團擔心經濟危機和失業率上升將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爆炸。 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不得不對香港進行強力鎮壓的主要原因。 這不是力量的表現,而是恐懼和軟弱的表現。 中國的統治階級害怕這種運動最終會蔓延到大陸,就像白天之後就是黑夜一樣。

到目前為止,這個政權成功地控制了中國各地沸騰的不滿情緒。 但它隨時都可能爆發,一旦爆發,就不可能像香港那樣被壓制住。即使在香港,當局也曾一度失去對局勢的控制。當面對眾多香港人時,他們發現自己實際漂浮於半空中。

巨大的事變正在中國蓄勢待發。 很可能它會在各界最無預警的時候爆發出來。 這也是因為任何它的極權體制讓我們占時看不到社會表層下的撼動。

力量平衡發生了變化

使美國擺脫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二戰。 但那條路現在已經被關閉。 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相對於其他列強也已經衰落,其軍事干預的能力也在下降。

征服市場和原材料來源的需要迫使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加強進軍。 它一直在攫取世界各地的資源。 例如它控制了斯裡蘭卡(Sri Lanka)的一個港口和一個機場,在吉布地(Djibouti)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在衣索比亞(Ethiopia)修建鐵路,在剛果(Congo)掠奪銅和鈷,在尚比亞(Zambia)掠奪銅,在安哥拉(Angola)掠奪石油等。 中國還聲稱對南海擁有主權,而南海是世界貿易最重要的通道。

這直接威脅到美帝國主義的利益。 所有的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中美之間緊張關系的加劇。 在以前的時期,這無疑會導致戰爭。 但是現在力量的平衡已完全改變了。

川普無法讓北韓放棄核武器。 被川普戲稱「火箭人」的金正恩則是讓前者兜了一圈,那為什麼美國不對朝宣戰呢? 畢竟北韓只是一個亞洲小國。

美國人過去在朝鮮發動了一場戰爭,以平局告終。 但在越南大量流血和投入大量資金之後,他們第一次被擊敗了。 此後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也遭受了屈辱。

川普一時似乎正准備空襲伊朗,但由於擔心後果,他在最後一刻退縮了。 所有這些都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戰爭不是一個抽像的問題,而是一個要結合實際來看的非常具體的問題。

美國無法保護烏克蘭或喬治亞免受俄羅斯的攻擊,俄羅斯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在敘利亞展示了它的有效性。 美國被迫撤退,留下俄羅斯和伊朗成為這個國家實際上的主人。 美國人向波羅的海國家派遣了一小部分軍隊以「保護」他們於俄羅斯。 但普丁無意入侵這些小國,也不會為這件事操心。

關於中國的情況也更加清楚。 今天的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貧窮、不發達的國家。 它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擁有核武器和足夠的洲際彈道導彈,可以擊中任何美國城市。

最近中國將一顆衛星送入月球軌道,並向火星發射了天問一號,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華盛頓方面也已適時注意到了這一點。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之間,或者說美俄之間應該不存在戰爭的問題。

由於力量平衡的改變排除了1914-18年或1939-45年期間發生的大災難。 實際上在現代的條件下,雙方開戰將意味著一場核戰爭,而這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將是災難性的。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下一個時期將是和平安寧的時期。 事實則恰恰相反。 在非洲和中東,戰爭將一直存在—比如一些規模雖小但卻具有破壞性的局部戰爭。 美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一起參與了支援其代理軍隊對其競爭對手發動戰爭的地方戰爭,未來中國也將如此,但他們非常反對那種美國公眾強烈反對的對外戰爭中拿美國士兵的生命冒險的行為。

這種情況只有在波拿巴軍事警察政權在美國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才能改變。 但只有在美國工人階級經歷了一系列決定性的失敗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而這根本不是我們的觀點。 早在這種情況出現之前,工人階級就有很多機會奪取政權。 所謂的左翼和宗派不斷抱怨以川普為代表的所謂法西斯主義,而實際上這不過是孩子氣。對他們的驚慌失措,我們絕對不應予以任何理會。

目前美帝國主義利用其經濟實力來維護其在全球的統治地位。 川普政府多次利用經濟制裁威脅來恐嚇世界其他國家,並迫使它們盲目追隨華盛頓在外交事務領域的政策。 美帝國主義實際上是把貿易武器化了。

川普單方面終止了美國及其歐洲盟友與伊朗艱難達成的協定,並加強了制裁以遏制伊朗經濟,然後迫使歐洲企業和銀行跟進效仿。 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

過去,如果英帝國主義者對像波斯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有意見,他們會派炮艦前來。 而如今,美帝國主義從貿易委員會寄來一封信就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事實是,後者的破壞力遠超過前者。

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說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 現在我們應該補充一點,貿易就是一種其他方式的戰爭。

「巫毒經濟學」

當統治階級到了面臨失去一切的危險時,他們就會孤注一擲來拯救這個體制。 我們現在就看到了。 資產階級在不顧一切地尋找解決危機的辦法,就像一個醉漢從一個燈柱蹣跚到另一個燈柱那樣。

他們在歷史的垃圾箱裡翻找,最後找出了凱恩斯主義的舊思想。 資產階級突然沉醉於他們新發現的幻想,而這些幻想只不過是他們以前輕蔑地丟棄的陳舊的、不足為信的理論。

泰德· 格蘭特(Ted Grant)曾把凱恩斯主義描述為「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 這是一個非常公平且貼切的描述。 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注入大量公共資金來避免危機或擺脫危機的想法聽起來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對左翼改良派而言,這種想法免除了他們為改變社會而鬥爭的必要性。 但是這其中有一個小問題。

國家不是一棵神奇的搖錢樹,認為它可以成為無限資金來源的想法完全是幼稚且可笑的。 然而幾乎每個政府都采納了這種做法,這實際上是一項因絕望而生的政策。 只會導致天文數位般的債務堆積,目前除了在戰爭時期外,還沒有過先例。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花錢如流水。 他們談論著花費數十億美元、英鎊或歐元,就好像他們用零錢買一盒火柴一樣。

其結果是,債務就像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已經成為經濟的基礎。 從長遠來看,這種影響比任何恐怖分子的炸彈都更具破壞性。 這就是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提到的「市場的非理性繁榮」。

一個更准確的說法應該是「瘋狂」。 這種瘋狂必然導致股市下跌,而這被委婉地稱為「技術性調整」。

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

英國《金融時報》在2020年5月8日發表了一份來自編輯部的聲明,其中包括以下措辭:

「如果沒有一場共產主義革命,很難想像政府怎能像過去兩個月的封鎖那樣迅速而深入地干預私人市場—勞動力市場、信貸市場、商品和服務交換市場。」

「一夜之間,數以百萬計的私營部門雇員從公共預算中領取了工資支票,各國央行用電子貨幣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資金。」

但這些聲明怎麼能與經常重復的一個口號–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不該有任何角色–相一致呢? 對於這個問題,《金融時報》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答案:

「但自由民主資本主義不是自給自足的,需要得到保護和維持,才能保持彈性」。

換句話說,所謂的「自由市場」根本不是自由的。 在目前的情況下,它必須依靠政府作為支柱。 它的存在要感謝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施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算,全球財政支援的總額高達驚人的14萬億美元。 全球政府債務現已經達到 GDP 的99% ,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是一種破產的自白—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是這樣。 這個等式的核心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債。 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總額(包括政府、家庭和企業)將達到 GDP 的356% ,這比2019年上升了35個百分點,達到創紀錄的281萬億美元。 現在甚至更高,而且還在上升中。 這是資本主義體制面臨的最大危險。

日本花費了約3萬億美元來緩衝來自疫情的經濟衝擊,並增加了其公共債務,這已經是其經濟規模的2.5倍。 這個問題在中國尤其嚴重,中國的債務總額已超過 GDP 的280% ,這使得中國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同一水准,而且各經濟部門都還在迅速增長。

今年1月,世界銀行(WorldBank)就「第四波債務」敲響了警鐘,這波債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外尤為嚴重。 他們非常擔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長期後果。

資產階級的行為舉止就像一個不負責任的賭徒,揮霍自己沒有的錢。 他們遭受著同樣的錯覺,經歷著同樣的瘋狂狂喜,揮霍著巨額金錢,自信的相信他們的運氣永遠不會耗盡… 直到致命的時刻到來,即當債務必須償還的時候。

這些債務遲早會追上他們。 但在短期內,他們將會很樂意繼續這種瘋狂,印發大量沒有實際支撐的貨幣,並用令人眼花繚亂的巨額虛擬資本淹沒實體經濟。

然而,不同於某些自由主義者和改革派所認為的那樣,這不是簡單的「債務危機」。真正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危機——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些巨額債務是其症狀。巨額債務本身並不一定是一個問題。如果長期有強勁的經濟增長,如戰後時期,那麼這些債務可以得到管理並逐漸消除。但這樣的觀點被排除了。資本主義體制不是處在一個經濟上升的時代,而是一個停滯和衰退的時代。因此,債務負擔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越來越巨大的阻力。減少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緊縮;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又將以崩潰和新的緊縮時期結束;或者直接違約。但這些變種中的任何一種都會導致更大的不穩定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有可能恢復「正常」嗎?

帶著這種狂喜,他們甚至發表文章,自信地預測經濟會出現反彈—不僅僅是復蘇,而是會大幅的上揚。 在資產階級報刊的專欄裡,人們可以看到對經濟復蘇的自信預測。 這些預測大多是樂觀主義的,但能印證的事實則少的可憐。

目前的危機與過去的危機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它與疫情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且沒有人能夠准確的預測這種狀況會持續多久。

基於以上的所有這些原因,IMF 和世界銀行的經濟預測只能被視為純粹的猜測。

但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復蘇的可能可以完全被排除? 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是錯誤的。 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某種形式的復蘇是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義體制總是在繁榮和衰退中交替運轉的。 這場疫情只是扭曲了經濟周期,但卻並沒有消除這兩個本質的特徵。

列寧解釋說,即使是最深刻和嚴重的危機,資本主義體制也總能走出來。 它將繼續存在,直到被工人階級推翻。 它遲早也會找到擺脫這場危機的辦法。

這個問題必須在我們已知道的基礎上具體的被提出。 這些繁榮和衰退的確切性質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必須要問的問題是:是怎樣的復蘇?

它是否意味著長期的增長和繁榮時期的開始? 還是僅僅是一個危機和另一個危機之間的暫時插曲? 最樂觀的說法是基於 (至少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是如此)「被壓抑的需求」的存在。

在疫情期間,人們無法在商品、餐館、咖啡館、酒吧或國外旅行上花費太多的錢。 這種理論認為,疫情的結束有助於釋放這些未動用的資金,並推動經濟大幅上升和恢復民眾信心。 這一事實再加上進一步的大量的公共資金注入,實際上是有可能導致經濟迅速復蘇的。

經濟復蘇和階級鬥爭

讓我們暫且承認,不能先驗地排除復蘇這種情況。 結果會是什麼?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發展絕對不會是負面的。 這種隨疫情而來上升的失業率震驚了工人階級,並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癱瘓。

它對罷工和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起到威懾作用,並允許政府以「防疫」為藉口采取反民主措施。

但即使是輕微的經濟復蘇,和伴隨而來的失業率下降,再加上疫情結束的影響,也會重新激發經濟鬥爭。 因為工人們正在努力贏回他們在前一時期失去的一切。

然而這種復蘇將會是暫時的和極不穩定的,因為它將建立在一個非人為和不健全的基礎之上。 它本身就埋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爬得越高,摔的越重。

此外,這也將會是一個不平衡的復蘇,中國的經濟復蘇速度占時讓其超越美國的,而歐洲則落在後面。 這將進一步加劇中美之間以及中歐之間的緊張關系。 並導致中美貿易戰的進一步加劇,爭奪稀缺的市場,進一步破壞世界貿易,抑制經濟生活。

這是對世界資本主義最大的威脅。 讓我們回顧一下,大蕭條不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盤所造成的,而是由隨之而來的保護主義政策造成的。

新的「咆哮20年代」

當經濟學家們預測疫情後會經濟出現急劇上升時,他們通常會把這種情況與「咆哮的1920年代」相提並論。 但這種類比實際上是極其站不住腳的,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從中得出令人鼓舞的結論。

的確,1924年後的經濟復蘇具有相當狂熱的特徵,證券交易所的大量投機活動產生了大量的虛擬資本。 但我們不能忘記它結束於1929年的崩潰。

我們完全有可能遇到類似的情況。 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 現在產生的史無前例的虛擬資本比「咆哮的二十年代」要多得多——事實上,比和平時期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 因此當它到來時(這是必然的),下跌幅度也會相應地更大。

資產階級忘記了這樣一個小細節。 貨幣必須代表真正的價值,否則它將永遠只是一張紙。 傳統上,紙幣的後盾是黃金。 每個國家都必須在金庫中儲存黃金,而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兌換與紙幣等值的黃金。

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學會了接受美元、英鎊或歐元等其他看起來與「黃金一樣好」 的東西。 在金子之前,它是銀的。 在此之前,它幾乎可以是任何東西。 可能是生產。 但除非它基於某種物質價值,否則它只會一文不值。

當金本位制的廢除打破了與黃金的聯系時,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隨心所欲地印鈔。 但通過向經濟中注入大量真正的虛擬資本,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和它可以購買的商品和服務之間的關系變得扭曲了。 以 m2為例衡量,美國經濟在2020年的貨幣供應量驚人地增加了4萬億美元。 這是自1943年以來最大的年增長率—26%。 而這將最終必然表現為爆炸式增長的通貨膨脹。

政客、經濟學家和央行行長們現在正輕而易舉的忽視這一事實。 他們指出迄今為止,對通脹的擔憂尚未成為現實。 這是非常正確的,它反映了需求的嚴重下滑,這是危機深度的一個症狀。 由於消費者價格沒有出路,通脹壓力使得股票價格、加密貨幣等投機泡沫膨脹。 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 投資者最初的樂觀情緒隨後將轉變為相反的情緒。

在2008年危機之前的時期,通貨膨脹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包括全球貿易的增長、新技術、以及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尋找低成本勞動力。這些因素在近30年裡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但在最近的時期,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耗盡了自己的力量。幾年來,全球貿易的增長已經大大下降,而允許生產成本大幅降低的新技術已經達到了飽和的程度。

所有關於世界貿易的統計數據似乎都顯示出一種內包的趨勢,即回歸到資本主義原產國的生產,這並不是一種巧合。這種趨勢通過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自發地得到確認,但也被川普和其他帝國主義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客觀地加強。

2007年危機後,我們看到了在緊縮制度下基於信貸的擴張,這與今天的性質截然不同:過去,資金用於對銀行、保險公司和瀕臨倒閉的企業進行資本重組,或者用於證券交易所或房地產投機,但沒有擴大大眾消費的基礎。

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這些新趨勢的綜合效應是通貨膨脹的秘訣,並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極為關注的問題,統治階級的最高層也在討論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當中央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並停止在市場上購買垃圾債券以控制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時,會發生什麼?

矛盾的是,通貨膨脹是一種資本主義對債務危機的 “解決方案”,因為通貨膨脹和價格的上升會使債務貶值。但它伴隨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而且,一旦它起飛,就很難再被控制住。在20世紀70年代,泰德-格蘭特解釋說,資產階級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感到震驚,現在已經是騎虎難下了。

今天,這種試圖用馬克思所說的「流通的技巧」來規避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的做法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游戲。在這裡,我們已經遠遠超過了凱恩斯。凱恩斯主義要求國家通過發行債券來承擔債務;今天提出的是質的不同,即遵循現代貨幣理論(MMT)的瘋狂建議,從而以無限的方式印制貨幣。

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真正的質變是,像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這樣完全非理性的理論發現自己處於調節(如果不是決定)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大國的經濟選擇的特權地位!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美國,也關系到中國。

這個問題不僅涉及美國。這種趨勢現在是全球性的。最近,日本銀行前副行長岩田克夫聲稱,日本必須通過增加公共部門的債務來增加稅收支出,由中央銀行提供資金。這種 “直升機貨幣 “的提議被確定為低增長的解決方案,其基礎是僅僅通過印刷更多的貨幣來刺激需求的想法。這些正是MMT的主張,德拉吉在2016年擔任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時也對其給予了肯定,盡管歐盟的內部矛盾並沒有給它提供像美國和日本那樣的回旋余地。

雖然沒有辦法事先准確地知道危機將如何展開,但在某一時刻巨額累積債務所帶來的壓力將引起恐慌。為對抗通貨膨脹,利率將不得不大幅上升。 到目前為止,維持金融體系運轉的廉價信貸將在一夜之間枯竭。 銀行將停止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而這些企業將會破產。

如同1929年一樣,經濟現實將給投資者的「非理性繁榮」潑上一盤冷水。 正如白天過後是黑夜一樣,全世界的證券交易所都將陷入恐慌。 投資者將會虧本拋售他們的股票,從而造成一場勢不可擋的暴跌。

投資者已經開始看到美國堆積如山的巨額債務,並開始懷疑美元是否真的值他們所說的價值。 除非隨後采取嚴厲的補救措施,否則拋售美元的浪潮將不可避免。 美元價值的急劇下跌將對其它貨幣產生多米諾骨牌般的效應,並將導致國際貨幣市場的混亂。

資本家們將把黃金、白銀和白金視為安全的財產避風港。 這將是實體經濟深度衰退的前奏,隨之而來的是投資崩潰、信貸枯竭、破產潮、工廠倒閉和失業。

最終,危機將衝擊銀行本身。 僅一家大銀行的破產就可能引發一場全面性的銀行業危機。 這就是於1931年5月11日在奧地利發生的事情,當時Creditanstalt 銀行宣布其損失了一半以上的資本,這是根據奧地利法律銀行破產標准而宣布的。

所有這些都可能再次發生。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依舊還是重復著這種情況不可能再次發生,因為我們已經吸取了歷史的教訓之類的陳詞濫調,並用它來安撫那緊張不安的神經。 正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經驗和歷史教給我們的是,人民和政府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或者根據從歷史中推彙出的原則行事。 」

然而,警告信號已經在閃爍,一些頭腦更清醒的經濟學家可以看到這一點。 但不管有什麼樣的警訊,資產階級別無選擇,只能走那條他們已經選擇的路。

資本主義現在表現出了晚期衰老的所有症狀。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任何復蘇都不會意味著該體制總體情況的改善,只可能是一次周期性的好轉,但將引發一場更深層次的危機。 一場比上世紀30年代更為嚴重的經濟蕭條正在醞釀之中。 這將是目前正在推行政策的必然結果。 這才是真正的前景,其社會和政治後果將無法被估量。

社會和政治後果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經濟學的研究只有在表現在大眾意識中的時候才具有重要性。 我們所描述的情景與1930年代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之處。

當時的社會矛盾時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解決,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或以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的形式進行的反動而結束。 今天由於力量平衡的改變,排除了這種快速的解決方式。

今天的工人階級人數比1930年代要多得多。 它在社會中的比重要大得多,而反動勢力的社會儲備來源(農民和其他小業主等)則急劇減少。

資產階級發現自己面臨著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卻不能很快地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盡管有著客觀的力量,但卻在不斷地受到領導層的阻礙,現在的領導層比1930年代的領導層更加墮落。

由於以上所有的這些原因,目前的危機將在時間上延長。 由於缺乏主觀因素,它可以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跌宕起伏。 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面。 事實上它將是長期和持久的,這並不意味著它將是任何更少的動蕩。 恰恰相反:是一個急劇而突然的變化。

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不能機械地簡化為罷工和群眾示威的次數。 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因為宗派主義者和極左分子完全依賴於盲目的行動主義,沒有看到表面之下一直在悄悄發生的更深層次的激進主義進程。 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分子性過程。

膚淺的經驗主義者只能看到事件的表面,而事件的真正過程卻完全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因此階級鬥爭的暫時停頓立即使他們失去平衡。他們變得灰心喪氣和悲觀,而當運動突然浮出水面時,他們則完全措手不及。

這種疫情和大規模失業的結合已成為經濟鬥爭的一個剎車。 在不利於大規模罷工的情況下,罷工的次數急劇減少。盡管有時會發生示威。 但沒有群眾鬥爭,絲毫不意味著階級意識的發展已經停止。 事實上恰恰相反。

這場危機的深度正在改變著數百萬男女的心理。 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對革命思想非常的開放。 社會上的哭泣的矛盾,群眾的可怕的苦難,所有這一切都在制造一種巨大的憤怒和痛苦,這種憤怒和痛苦正默默地積累在社會的深處。

工人階級在大流行病開始時暫時迷失了方向,盡管在意大利,2020年3月和4月有一個重要的罷工潮。

利用疫情為借口,統治階級一年多來一直把巨大的壓力壓在工人身上。但這造成了一種苦悶和怨恨的情緒,這為階級鬥爭的爆發奠定了基礎。

隨著病毒病例的減少,將為工人階級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的認真動員創造條件。

我們不再是2008-2009年,當時工人們被危機和大部分出乎意料的重組嚇了一跳,這導致了勞工運動的主動性暫時癱瘓。

在從危機的最初影響中恢復過來後,工人們現在正在恢復信心,相信鬥爭可以贏得切實的結果,從而更願意動員起來采取行動。

這一進程將因經濟的重新開放以及最近在大流行病期間的經驗而得到加強,這些經驗暴露了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那些從未關閉的部門(醫療、運輸、貿易、工業),但還是受到了難以忍受的壓力和工作節奏的無情增加。

工人們在與科維德的鬥爭中付出了極高的死亡和犧牲的代價,因此,今天他們不僅更加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所占據的角色,而且還希望通過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來補償。這是階級意識發展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工會官僚機構仍然是一個障礙,盡可能地給運動踩剎車。但他們不再擁有像過去那樣的權威,使他們能夠控制工人。他們依靠的是官僚機構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但這種權威從未像現在這樣低。

資產階級會試圖用強制和鎮壓措施來限制階級鬥爭,出台新的反罷工法和限制各地的示威權利,但歷史告訴我們,一旦群眾開始行動,任何法律都無法阻止他們。這些方法可以推遲進程,但它們只會使進程在更遠的地方更具爆炸性。

首先,工人的動員會有一個主要的經濟特征。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危機的深度和多年來積累的巨大挫折感,他們將變得激進,最終具有政治特征。一個新的法國1968年「5月」,或意大利「熱秋」,將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出現。

在這樣的背景下,通貨膨脹不僅不會阻礙運動的發展,反而會產生刺激運動的效果,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多次看到的那樣。絕大多數工人的工資普遍受到壓力,再加上財富從雇佣勞動向資本的可恥轉移,意味著通貨膨脹的增長將推動工人捍衛他們的購買力。

正是在這塊肥沃得多的土地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將蓬勃發展。工會將進入危機,舊的破產領導層將受到挑戰。當然,我們必須保持一種分寸感。我們還沒有處於能夠挑戰改革派在勞工運動中的霸權的地位。但通過巧妙地運用統一戰線戰術,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取得進展。有必要反對機會主義,但也要反對宗派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工會的偏差(比如在意大利的科巴斯工會),在這場危機中,這些偏差已經被暴露出來其破產本值。

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在工會中起著最消極的作用,把階級先鋒隊引入盲道,把他們與群眾運動分開。通過將堅定的原則與靈活的戰術相結合,我們可以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逐步提高我們的形像,並開始成為勞工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這種情況的持續時間越長,最終爆發時就會越劇烈和原始。 它會來的,正如黑夜緊隨著白晝。 正如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所說。

就整個來說,危機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樣挖得好。

工會

托洛茨基曾寫道,理論帶來的前瞻讓我們能處變不驚。 改良派和宗派主義者總是驚訝於工人們在一段明顯的惰性後才開始行動。

在1968年初,曼德爾派(Mandelites)和其他宗派主義者已經完全排除了法國的工人階級。 他們說工人中產階級美國化了。 其中一位先生寫道,當時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可能發生大罷工。 而在幾個星期後,法國工人發動了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大罷工。

他們完全被前一時期裡沒有大規模階級活動所誤導。 今天工會和勞工運動中的許多積極分子也被過去的事件弄得迷失了方向。 他們對工人奮鬥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變得悲觀、懷疑和憤世嫉俗。 他們自己也成了阻擋奮鬥道路的障礙。 如果我們被他們的帶有偏見和失敗主義的觀點所左右,那將會是致命的。

正如我們所解釋過的,即使是相對較弱的經濟復蘇也將是階級鬥爭爆發的信號,這將動搖工會的根基。 改良派的工會領導人已經完全不知所措了。 它們反映了過去,在那些日子裡,他們過得很輕松,與老板們的關系也很好,老板們可以去給工人讓步而不侵蝕他們的利潤。

現在情況則完全不同了。 老板們試圖把危機導致的所有負擔都推到工人的肩上,工人們發現自己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甚至連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處於危險之中。

這場危機的深度排除了任何有意義和持久的讓步。 工人們將不得不為每一個需求而鬥爭——不是獲得新的讓步,而是維護和保持過去取得的成果。

但即使他們成功了,他們的收益也會被通貨膨脹所抵消,通貨膨脹必然會重新出現,因為大量的虛擬資本被投放到流通領域。 老板能用右手給你這個東西,就能左手收回它。

這意味著工會將直面來自工人的壓力,他們將會采取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工作條件和生活水准。 工會領導人要麼屈服於這種壓力,要麼發現自己被其他積極鬥爭的人所取代。 在鬥爭的過程中,工會將發生變化。

當官方工會受阻,並沒有立即更換領導層的想法時。 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們也會發揮獨立自主性。 像西班牙Mareas 這樣的普通工人組織,比利時1000名公共汽車司機組成的集體組織和法國的醫院集體組織等。 這都是由於工人積累的憤怒、和立即采取集體行動的要求被官方工會領導人的消極態度所忽視造成的。

辯證法告訴我們客觀事物是普遍聯系和不斷發展的變化的,事物可以轉變為相反面。 我們必須對此有所准備。 即最反動和顯然不活躍的工會也有可能卷入這場鬥爭。 這一過程已在英國等國家開始了。 舊的右翼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或退休,或被取代。

新一代年輕的階級鬥士開始挑戰舊的領導層。 把工會變成鬥爭組織的舞台已經搭好了。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站在這場鬥爭的前列,這場鬥爭是社會主義革命成敗的根本所在。

我們目前的工作

2021年將會是前所未有的一年,工人階級已進入一所非常嚴酷的學校,在這個過程中將會有許多失敗和挫折,但工人將必定會從那所學校吸取到必要的教訓。

多年來積累的緊張局勢將可能會導致事態在一夜之間發生突然變化。 而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准備好了嗎? 我們必須做好准備! 在今後一個時期,鬥爭將有新的層次。 我們在法國看到了這一點。 我們在美國看到了佛洛德被殺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和包括來自華盛頓特區以及波多黎各的全部50個州的2000個城鎮的近2600萬人參加。 當面對這種情況時,川普急忙跑進了他的避難房。

主要問題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能引領群眾的領導。 群眾的憤怒情緒是廣泛存在的,但這在官方組織中卻沒有表現出來。 工會領導人試圖阻止這場運動,但實際上不管有沒有它們,這場運動都會在某個地方找最適合表達自己的方式。

群眾只能在一樣東西上學習,那就是經驗。 正如列寧常說的那樣:生活教會我們,工人們正在從他們的危機經歷中吸取教訓,但這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學習過程。 從理論上講,群眾需要時間才能得出與我們多年前相同的結論。

如果存在一個人數足夠的群眾性革命組織,並且有足夠的職權聽取工人們的聲音,那麼這個學習過程將會大大加快。這樣一個政黨可能存在於 IMT 的行列中,但它目前還只是一個胚胎。 正如老黑格爾所寫:「我們希望看到一棵橡樹,他又,有力的樹干,伸展的枝干,茂密的葉子。 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顆橡子,那我們實際上並不滿足。

我們已取得巨大的進步,但我們希望能夠取得更多進步。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目前我們缺乏必要的數量。 我們缺乏在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必要根基。

但有了正確的思想和及時的口號,我們就可以接觸到最先進的工作者和青年,通過他們,我們就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 我們可以在這裡或那裡領導特定的鬥爭。 但總的來說,我們應以小成功為基礎並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前行,這是未來大成功的必要前提。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我們的國際組織已表現出巨大的韌性和膽識用於面對困難,並不斷發現新的工作方法。 因此在過去12個月中,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而其他組織同時卻正在經歷深刻的危機和分裂,並正在被理所應當的迅速遺忘。

我們的競爭對手比過去少得多,這些宗派正在分崩離析。 在過去,斯大林主義者曾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但他們現在只不過是活在過去影子下的舊殘留。 他們在工會中繼承了過去的職位。 但他們無一例外地充當了官僚右翼的「左皮」 掩護。 一旦工人們開始行動起來,他就會和官僚右翼一樣被群眾洪流掃地出門。

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將是左翼改良派,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 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不再支持社會主義改造,因此他們在資產階級以及正確的改良主義者壓力和工人階級壓力之間不斷搖擺。 這是一個國際性的現像。

但盡管他們缺乏明確的觀點(部分原因是這樣) ,但他們將依舊不可避免地在大規模激進化的基礎上脫穎而出。 由於政治不穩定,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他們偶爾會說出非常激進的、甚至是革命的口號。 但這只是一個語言的問題,他們可以左右反覆橫跳。 而我們則會在特定時間給予左翼關鍵性的支援,無論他們何時與右翼作戰,我們都會支持他們,但我們也會批評他們任何倒退、讓步和投降的傾向。

我們所有的政治對手–包括左翼–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那就是他們無法贏得年輕人的青睞。 而我們顯然成功地贏得了最優秀的青年,這使懷疑論者感到憤怒和憤慨。 最讓他們困惑的是。在一切都如此黑暗和絕望的情況下,IMT 怎麼能贏得如此多年輕人的支援呢? 他們搖頭表示懷疑,並繼續抱怨著世界的慘狀。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誰贏得了年輕人,就贏得了未來。 我們成功的原因不難看出。 年輕人天生就是革命家。 他們要求與資本主義進行嚴肅而認真的鬥爭,他們對膽怯和理論上的混亂感到不耐煩。

我們的力量基於這兩個重要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對青年的堅定面向。 我們已經在實踐中證明了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組合。 這些成功為未來提供了信心和樂觀。 但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分寸感,因為我們還只是剛開始。

更大的挑戰擺在我們的面前,它將考驗我們。 我們不能驕傲自大。 我們應如實質疑自己是否准備好利用現有的巨大機會? 真實的答案又是什麼? 如果我們還是一個誠實的人,我們應如實回答,不,我們還沒有准備好,至少現在還沒有。 但我們必須盡快做好准備,而且越快越好。 歸根結底,這意味著我們的成長。

我們必須始終從品質入手去贏得一個又一個人,並且教育和培訓干部。 但我們也必須及時的將品質化為數量:建立一個更大、更有效的組織。 反過來說就是量變將引起質變。 有一百個干部則可以做成十幾個人做不到的事。 想想看,我們在英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能用一千名干部辦到什麼。 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

干部隊伍建設必須與發展齊頭並進,這並不矛盾。 組織必須隨形勢變化而發展,變得更專業,更自律和更成熟。

我們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和觀點。 然而我們需要的遠不止這些。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發展起來,並建立一支強大的革命干部軍,他們能領導工人參加鬥爭。 我們在這方面已取得令人印像深刻的進展。

在一開始,似乎疫情會給馬克思主義者造成無法克服的困難。 但實際上,它無疑摧毀了那些所有把自己建立在盲目行動主義基礎上的偽馬克思主義宗派。 國際馬克思注意趨勢的前途一片光明,我們在過去一年裡贏得了1000多名新成員。 而這僅是一個開始。

國際的同志們! 我們在爭分奪秒。 我們任務簡單概括下就是使工人階級從無意識(或半意識)中覺醒,並有意地去改變社會。

重大事件正在准備之中。 為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我們需要進行一場內部革命,從自己的思想革命開始。 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思考了。 一切小圈子思想和慣性思維的痕跡都必須被根除。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專業的黨建方法。 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 如果我們繼續追求正確的思想、策略和方法,那麼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修正過後於2021年7月25日無異議通過。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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