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1年，列寧撰寫了他期待已久的著作《怎麼辦？ 》。這本馬克思主義傑作，對於任何想要建立布爾什維克黨的人來說，對於如今任何嚴肅對待推翻資本主義鬥爭的人來說，都是一本無與倫比的手冊。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解釋是什麼賦予了這本書經久不衰的力量，以及為什麼今天每個共產主義者都應該把這本書理解透徹。 （原文於2024年3月14日發於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譯者：小凡）

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被捕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陷入了混亂。在俄國各地小規模的、孤立的馬克思主義圈子裡，普遍存在著方法業餘、鬆散和缺乏政治明確性的現象。

離開西伯利亞流放地後，列寧前往西歐。在那裡他、馬爾托夫(Martov) 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 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元老們普列漢諾夫(Plekhanov)、查蘇利奇(Zasulich) 和阿克雪裡羅德(Axelrod)會合。他們共同創辦了一份新報紙《火星報》，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工具。透過這份報紙，他們開始將所有的線索匯集在一起，為黨指明方向，帶來清晰度和組織性。

【關於列寧一生中這一重要篇章的更全面分析，我們推薦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 和艾倫·伍茲(Alan Woods) 的新傳記《捍衛列寧》的第5章。 】

但他們的努力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黨內存在著這樣一種趨勢，它把馬克思主義者所處的悲慘境遇當作美德。他們讚美業餘的、不清晰的方法，崇拜工人運動的純粹自發性質，而不是努力將其提升到共產主義領導下的自覺的、有組織的運動的水平。這種傾向被稱為「經濟主義」。

如果黨要克服青春期的危機，進入成年期，就必須進行尖銳的政治鬥爭來擊敗這種傾向。我們總是在尖銳的思想碰撞中看到列寧的最佳狀態。

《怎麼辦？ 》這本簡短的書就是這場論戰的成果。這部馬克思主義的傑作充滿了對今天如何建立革命黨的啟示。它是每個嚴肅的共產主義者的必讀的書。

正如列寧的終身伴侶和戰友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 所說，「每一個想在實踐中而不只是在口頭上成為列寧主義者的人，都應該研讀這本書」。

經濟主義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俄國的工人暴動就急劇增加。所有大工廠都爆發了罷工。馬克思主義者圍繞著經濟問題展開了鼓動。很多時候，只要現場出現了一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傳單，揭露工廠中的一些弊端，工人就會舉行罷工。

這是一場自發性的、猛烈的運動。它代表了覺醒的工人階級意識的最初曙光。列寧和《火星報》的支持者們明白，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的角色是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將這些階級意識的曙光轉化為清晰的革命認知。

隨著工人們開始反對自己的老闆，有必要提高他們的眼界：說明他們的敵人不僅僅是一個老闆，而是作為一個階級的老闆、地主和整個沙皇專制制度。

如果工人階級要提升到一個能夠挑戰專制制度的力量水平，就必須以全方位的政治鼓動和宣傳來補充經濟鼓動，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種自發的、半自覺的覺醒提升到有組織的、自覺的革命運動的層次。

相反，經濟主義者崇拜工人階級的自發性運動。 《工人事業》(Rabocheye Dyelo）的編輯指責列寧和《火星報》的支持者過於強調政治和理論，只適合知識分子和高級工人，而對“實際的”、日常的工作和針對“中等工人”的簡單經濟宣傳的重視不夠。

他們聲稱，政治意識將從經濟鬥爭中自動產生——「政治源於經濟」。因此，沒有必要透過先鋒隊的干預來提高這種意識。只需要馬克思主義者大力鼓勵罷工運動，剩下的事情就由工人自己來做。

但列寧解釋說，工人比馬克思主義者更清楚他們在經濟上受到剝削！如果馬克思主義者的鼓動僅限於告訴工人他們已經知道的東西，他們很可能會讓工人感到厭煩。直到現在，仍有許多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宗派繼續像經濟主義者那樣認為，工人只對「實際的」、糊口的問題感興趣。他們的灰色報紙讀起來不像是革命鬥爭的機關報，更像是夜晚治療失眠的讀物。

對這些現代宗派來說，真正的列寧是個謎，儘管他們每隔一句話都要對列寧發誓。他們試圖透過淡化他們的材料來找到一條與「落後」的工人聯繫的捷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工人當成了孩子：

「你們這些關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講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組織就想到必須彎下腰來，實際上這毋寧說是對工人的侮辱。你們還是直起腰來談嚴肅的問題吧，你們還是把教育交給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給政治家和組織家！」

列寧指責經濟主義者把自己侷限在經濟議題上，把黨員的角色降格為工會書記的角色。

恰恰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建立在專業革命者基礎上的政黨。這些革命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能夠充當“人民的代言人”，揭露並教育工人了解資本主義的整個內部運作，帶來生動的報告和分析，幫助工人從多方面看待階級鬥爭。

他解釋說，除了經濟問題之外，還有更多形式的鼓動和宣傳可以喚醒和教育群眾：

「地方官橫行不法，農民遭受體罰，官吏貪污受賄，警察欺壓城市“老百姓”，摧殘饑民，壓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識的願望，橫徵暴斂，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 ——為什麼所有這些事實以及千百種諸如此類不是同’經濟’鬥爭直接聯繫的壓迫行為，一般講來就是進行政治鼓動和吸引群眾參加政治鬥爭的不那麼’普遍適用的’手段和緣由呢？」

只有當工人們意識到他們不僅與這個老闆，而且與老闆的階級、他們的國家機器、媒體和教育系統發生衝突時，只有當工人們學會理解政客們措辭的真正含義，看清非工人階級反對當派的長處和短處時，他們才能真正為爭取社會主義的最後一戰做好準備。共產主義者的職責是組織工人階級，從工人階級的先進層開始，對工人階級進行全面的政治教育。

但是，經濟主義者們並沒有努力領導工人，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而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他們自以為的工人意識的水平。

他們對黨的“理論家”嗤之以鼻，指責他們“精英主義”，因為他們談論的東西據稱是超出了“中等工人” 的興趣和理解範圍。總之，他們歌頌工人階級的落後和無知，用「群眾」、「工人為工人」 等蠱惑人心的措辭來迎合人們對「領導者」和理論家的最壞偏見。

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這種「工人主義」不但沒有幫助運動成熟起來，反而人為地使群眾運動停留在嬰兒期。透過放棄政治鬥爭，他們實際上把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力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自由派。

在《怎麼辦？ 》中，列寧對這種以理由是需要關注「小」的、「實際」的行動而蔑視理論的做法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種做法在當時和現在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在政治上屈從於自由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工人事業》(Rabocheye Dyelo）得意揚揚地提出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是多麼不合時宜。在理論混亂的時代來重複這句話，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時高喊’但願你們拉也拉不完！ 』一樣。」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

「……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我們看到，今天，這種對理論嗤之以鼻的工人主義態度也被用來為最令人作嘔的機會主義辯護。在2018年《名利場》的一篇文章中，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舉了一個粗糙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態度：

「我認為，在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下成長，是一種真正的奢侈(bougie)。你需要父母受過大學教育，懂政治詞彙。我母親連英語詞彙都不懂！當人們說我不夠社會主義時，我覺得那是階級歧視。」

一方面，她炫耀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謳諷那些認真對待思想和理論的’富二代’、’書呆子’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她又做了什麼？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將工人直接引入統治階級的懷抱！ 2019年，她、桑德斯和整個「激進四人幫」（Squad）可恥地支持拜登和民主黨。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包括這些人支持拜登禁止鐵路工人罷工，以及自10月7日以來向以色列提供新的軍事援助。

當然，AOC是個一目了然的野心家。說工人階級對理論不感興趣或無法理解理論，是對工人階級的誹謗。如果以生動的方式進行簡單而巧妙的解釋，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就最多樣的主題寫出好的鼓動性文章和宣傳文章，那麼工人們，從先進層開始，一定能夠理解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力量在於它是真理，而生活每天都在向工人傳授這些同樣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正是幫助工人從他們的經驗中得出一切正確的革命結論。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正確的政治結論會自動地從工人的經濟鬥爭中自發性地產生。

列寧以英國為例——在那裡，費邊主義、蝸牛式漸進改革的鼓吹者主導著工黨的領導層——說明工人在經濟層面上爭取讓步的運動也會受到中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影響，而這些自由派的目光只會停留在議會層級的小改革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共產主義者必須為爭取政治影響力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順便一提，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反駁經濟主義者的扭曲時，列寧有時會矯枉過正。特別地，這導致了《怎麼辦？ 》中一個列寧其實是從考茨基那裡借來，後來再也沒有重複過的說法，即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

這顯然是誇張所造成的錯誤。正如列寧在書中所解釋的那樣，這是一個「簡單生硬」的說法。但這並不妨礙許多所謂的「列寧主義者」 重複這些話。事實上，歷史上不乏工人得出影響深遠的政治結論的例子，而這些思想並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從外部引入的。例如，只要指出19世紀30年代英國「強力派」 (“Physical Force”) 憲章派的先進政治結論就足夠了。

【中文編按：在1903年俄社民工黨第二次大會上，面對反對者對《怎麼辦？ 》的批評，列寧解釋道：「『經濟派』把棍子弄彎了。矯枉必須過正，要把這根棍子弄直，就必須把棍子彎向另一邊，我就是這麼做的。」在1905年革命中，針對黨內的保守傾向，列寧用了完全不同的提法：「工人階級本能地、自發地傾向社會民主主義」。 】

然而，列寧正確地指出，革命政黨在進行政治鬥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革命政黨的第一批幹部可以從各個階級中選拔——在俄國，這不僅包括許多學生，甚至還包括資本家甚至貴族的子弟——而且革命政黨的建設部分地獨立於工人運動的發展。

職業革命家的政黨
經濟主義者指出了困擾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全部真正問題——特別是業餘方法和由此產生的不斷擾亂其工作的警察突襲搜查——但隨後得出了所有錯誤的結論。

他們特別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學生長期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領導階層中占主導地位。相反，他們主張忽視學生的工作，而支持「廣泛的」工人群體。由「群眾」而非「領導者」組成的政黨。

但列寧解釋說，鬆散、業餘、領導不力的組織的反面是由訓練有素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集中、紀律嚴明、領導良好的組織。 列寧所說的不只是全職黨員。 正如他在《火星報》創刊號社論中所說，職業革命者是「將一生，而不僅僅是業餘時間，奉獻給革命的人」。 職業革命家出身於學生、知識分子或工人並不重要。

為了解釋他的觀點，列寧直接比較了階級戰爭和常規戰爭。歷史上很多次，一支規模雖小但紀律嚴明、由優秀軍官指揮的部隊擊敗了由勇敢的士兵組成但由糟糕的軍官領導的規模較大的軍隊。在階級鬥爭中也是如此。一個革命政黨要發揮作用，就必須圍繞著政治和技術上訓練有素和堅定的幹部來建立。

這樣的政黨要實現政治上的明確性和行動上的統一性，唯一的途徑就是民主集中製。在做出決定之前，黨員要在全黨範圍內進行最充分的民主討論，以實現明確性並提高大家理解水平。但決定做出之後，行動上最嚴格的統一是絕對必要的。

這不是列寧發明的東西。事實上，他以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榜樣。該黨當時仍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組織，並被視為國際上的典範。

今天，許多所謂左派人士對民主集中製嗤之以鼻，他們聽信了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謊言。這些歷史學家透過把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連結起來給列寧抹黑，錯誤地把民主集中製與史達林獨裁統治下的可怕的官僚集中製等同起來。

這些左派相信這個神話。與集中的政黨關係相反， 他們相信他們在「廣泛」、鬆散的網絡中發現了比列寧更「民主」的東西。他們在民主方面的「創新」總是會導致未經選舉產生、不負責任的領導層的官僚集團的出現，並最終導致災難。 這正是列寧想要阻止的。

舉個例子，2015年柯賓當選工黨領袖後不久，當數十萬普通工人和年輕人湧入工黨時，動量派（Momentum）嘗試給柯賓主義以組織表現。成立初期，數百個動量派團體在全國各地湧現，數以萬計的人被其旗幟所吸引。

其領導人喬恩·蘭斯曼(Jon Lansman) 聲稱他們正在發起一場「廣泛的草根運動」。 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美好，非常「民主」。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他們沒有召開可以討論政治思想、提高理解水平並製定可以推動完成工黨內部革命的行動綱領的民主代表會議，而是透過偶爾的數字投票來建立民主的外表。

他們以「我們能」 (Podemos) 組織為榜樣，後者舉辦了大量看似非常民主的線上辯論和「協商」。 在後一種情況下，只有那些有足夠的時間致力於這個在線討論世界的人才能參與。如果沒有適當的內部管道，大多數人最終會脫離整個過程，陷入被動。

事實上，動量派和「我們能」 (Podemos) 的領導人擔心將主動權交給基層成員會失去對組織的控制。相反，成員們被視為沒有思考能力的小卒，面對著一台可以像水龍頭一樣可以打開和關閉的選舉機器。

最終，「我們能」成為右翼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次要合夥人。同時，動量派導致柯賓運動徹底潰敗，如今，它作為一個組織幾乎已經消亡。理應如此。

動量派領導人從來沒有假裝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對於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甚至「列寧主義」的宗派團體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

英國社會黨認為現有的群眾工人組織腐朽且官僚，並一再試圖簡單地宣布新的、「廣泛的」「群眾工人政黨」。 在實踐中，他們最終只是淡化了自己的革命形象，就像經濟主義者所做的那樣，採納改良主義，只談論基本生計問題，並人為地浪費大量時間來讓死氣沉沉的“廣泛戰線”（Broad Front）繼續存在。

無一例外，類似的嘗試總是失敗。

對我們嚴肅的革命共產主義者來說，建立一個嚴密、紀律嚴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職業革命者組織並不是天方夜譚。這是建立一個能夠爭奪工人階級政治領導權的戰鬥性革命政黨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十月革命徹底證明了列寧思想的正確性。因此，當我們開始建立革命共產國際時，《怎麼辦？ 》是我們的一本手冊。

全俄馬克思主義報紙

一旦人們理解並同意我們需要一個由職業革命者組成的政黨，就需要一個計畫。我們該怎麼做呢？ 列寧的回答很明確：革命運動需要一份全俄馬克思主義報紙。

經濟主義者們感到困惑。對他們來說，計畫的問題根本就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而列寧的計畫無論如何都顯得非常「書呆子氣」。不，他們說，我們只需要做點什麼：做更多的“實際”活動，“建設運動”，收集罷工儲金等等。

但俄國各地的革命者已經做了很多活動！問題是，這些活動協調不力。俄國某一地區的團體無法向其他地區學習。 烏拉爾罷工、鄉村屠殺等消息在其他地方沒有引起注意。 高品質的理論材料很少進入當地團體，與全國領導層的連結充其量只是零星的。當地報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在沙皇秘密警察的一波逮捕行動後又被關閉，結果就是白乾一場。

一份全國性報紙將讓黨同時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這樣的報紙將濃縮工人必須關注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主要政治觀點、主要教訓和關鍵事件，並將其交給所有讀者。

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一份報紙的技術準備也會加強和訓練組織。列寧用石匠使用的基線做了一個精彩的類比，解釋了報紙的作用：

「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即隨時都準備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的革命組織）得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的一條基線。當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見的巨大建築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頭的時候，總要拉一根線來幫助找準砌石頭的位置，指明整個工程的最終目標，不僅使每一整塊石頭而且使每一小塊石頭都能用得上，使它們相互銜接起來，形成完整而統一的大廈的輪廓，請問，這算不算是『紙上的』事情呢？」

「[……]假使我們有一大批老練的石匠，能夠彼此非常協調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線也能把石頭恰到好處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像地說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或許又可以去掌握另一個環節了。倒，好像這不是石頭而是沙子。」

正如基準有助於協調共同工作一樣，報紙可以指導黨的共同工作。它將促進各地區和中心之間的定期接觸和通信。這需要一個配送網絡，籌集資金來資助革命組織，並在工廠中建立可靠的聯繫網絡。

《火星報》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各種報紙後來在俄國群眾中建立的聯繫，在準備起義的日子到來時，將像神經網路一樣發揮作用。

延續著這些久經考驗的方法，在革命共產國際成立之前，我們的同志最近在過去幾個月裡在許多國家創辦或重新創辦了共產主義報刊，其中包括英國、加拿大、德國、薩爾瓦多、葡萄牙、瑞典、瑞士、匈牙利，還有一系列其他國家。

今天，有許多所謂的左派（包括許多自認為是列寧學生的人！）繼續嘲笑堅持出版報紙的真正列寧主義者。 他們指出了電子和社交媒體的新形式。 確實，有了博客，任何人躺在家裡都可以暢所欲言。

但辦報紙需要全方位、專業的組織。它需要清晰的編輯路線，以及由訓練有素、受過良好政治教育的通訊員組成的強大網絡。對革命媒體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不明白，我們真正在建構的根本不是一份報紙：我們正在建構一個革命組織的胚胎。

國際分裂

儘管列寧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領袖，但他的視野絕非純粹的民族視野。他立即認識到經濟主義只是世界範圍內的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趨勢的俄國版本。

在社會主義國際內，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明顯分歧隨處可見。

在德國，勞工運動紙面上仍然忠於馬克思主義，但由安逸的野心家組成的奸詐官僚機構正日益根深蒂固，特別是在黨和工會的高層。一直持續到1914年的長期經濟繁榮允許統治階級在沒有嚴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做出了重要讓步。這在一些人腦海裡播下了一種幻想。他們認為事情會繼續變得越來越好。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第一個嘗試透過修改馬克思主義來為這種機會主義提供理論辯護的人。他聲稱，資本主義正在解決其內部矛盾。和平發展將永遠持續下去。對他來說，漸進的、零碎的改革可以消除革命的需要——社會民主黨所要做的就是增加其議會代表團的規模，推動小規模改革，並敦促逐步的經濟讓步。然而，很久以前，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她1899年出版的精彩小冊子《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中就回復了這些觀點。

愛德華·伯恩斯坦關於資本主義已經擺脫其矛盾的所有預言後來都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破滅。

與德國不同，俄國共產黨人必須在地下工作。該黨幾乎沒有什麼合法途徑可以利用。它所能為成員提供的是充滿危險和犧牲的生活。只有那些出於最高尚意圖的人才會被吸引到這場運動。自私的野心家在那裡找不到任何東西。儘管如此，同樣的機會主義趨勢也表現出來了，只是以一種更微妙的形式。但正是俄國革命工作的危險和困難，以及整整一代人被迫流亡海外並從國際運動中汲取的教訓，使成千上萬年輕革命者的思想變得更加敏銳。

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與革命之間的分歧絕非偶然。這是時代的象徵。隨著資本主義從一場危機轉向下一場危機，嚴肅、持久的改革的空間正在消失。那些可以贏得嚴肅改革、同時口頭上支持未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工人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問題迫在眉睫。如今，改良主義很快就以背叛和對統治階級的徹底投降而告終。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以及柯賓和桑德斯運動的慘敗清楚地提醒我們這一事實。

將所有革命共產主義者團結起來組成一個政黨，為打破改良主義與機會主義對廣大工人階級的影響而進行的鬥爭，是我們時代的決定性鬥爭。在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之前，我們必須把工人階級爭取過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怎麼辦？ 》仍然沒有失去其活力。世界各地的改良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經常重複經濟主義者的論點。

他們小看工人階級。他們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覺悟太低”，無法理解革命的鼓動。他們說，相反，我們必須將自己限制在小事上。 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純粹的工會主義、“互助”和基本生計問題上； 我們必須讓自己成為廣大群眾“選舉的對象”，而不是把群眾的目光提升到超出他們知識範圍的寬泛歷史任務上。

他們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實際上把自己的落後和意識水平低下與工人的混為一談。他們駁斥了以職業革命者為基礎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的想法，稱其為「精英主義」。相反，改良主義者只把政黨視為讓他們進入議會的選舉機器。而無政府主義者則崇拜自發性的工人階級行動，除了透過「直接行動」來推動工人以外，方便地免除了他們採取行動的任何需要。

列寧很久以前就在《怎麼辦？ 》中以尖銳的辯論風格回答了這一切。共產主義者必須回去重複閱讀這本書，為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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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和火星派的耐心工作透過《從何著手？ 》、《怎麼辦？ 》等文本以及《火星報》的文章取得了反對經濟主義的精彩的政治勝利。這為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實際上，這是一個成熟政黨的第一次真正的代表大會。

但大會開幕後不久，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新分裂出現了。所有代表大會的與會者都感到驚訝。 《火星報》的編輯們分裂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隨後的幾年裡，這兩個名字代表著黨內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

下次我們將縱覽列寧1904年的重要著作《進一步，退兩步》。在這裡他對俄國工人運動中的這一新分裂首次進行了細緻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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