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1934年明尼亞波利斯卡車司機罷工中的作用
從1934年5月到8月，明尼亞波利斯被一場將永遠改寫美國勞工歷史進程的罷工震撼了。這是托洛茨基主義者領導的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Teamster union）本地分會574的罷工。當今勞工組織所使用的許多最有效果的鬥爭手段都起源於明尼亞波利斯罷工，特別是流動糾察隊。不過，這次罷工最大的收獲，是為北美的產業工會主義奠定了基礎，導致了隨後幾年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形成。最關鍵的是，明尼亞波利斯罷工展現了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年輕力量在為工人爭取利益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9年5月29日。譯者：匿名）
盡管只持續了四個月，但明尼亞波利斯的事件對今天的勞工運動有著巨大的教訓。當被問及罷工帶來的經驗和教訓時，工會領導人哈利·德布爾（Harry DeBoer）給出了相當簡單的答案，他說：「沒有一個有紀律性的革命政黨，我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在明尼亞波利斯，這個黨以美國共產主義聯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的組織形式出現，幾乎所有的罷工領導人都屬於該聯盟。如果沒有這個聯盟，明尼亞波利斯罷工就不會發生。想要真正理解明尼亞波利斯罷工，都必須從了解聯盟開始，並由此了解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起源。本文的目的是重溫這段歷史，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從明尼亞波利斯罷工和使其成為可能的思想中找到靈感和啟發。
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起源
1917年的俄國革命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巨大震動。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成功地推翻了資本主義。這激勵了其他國家的工人去紛紛效仿。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將全球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在美國，這導致了美國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的成立。
美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美國工人階級的一個歷史性進步。其成員明白，為了推翻美國資本主義，這個任務需要一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革命黨。在其早期，美國共產黨是健康的，充滿生機的。它以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優良的傳統為基礎。不幸的是，這並沒有持續下去。
到1920年代中期，俄國的權力慢慢落入到聚集在約瑟夫·斯大林周圍的官僚集團手中。這對整個共產國際都產生了後果。共產國際的糟糕建議導致工人階級在一個又一個國家遭受巨大失敗；首先是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然後是1925-27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最後在英國1926年的全國大罷工也失敗了。為了保護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威信，對其政策的批評受到了打壓。最尖銳的批評是1917年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列夫·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托洛茨基的批評中，他解釋了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如何放棄列寧的思想的，包括在他們對黨內民主的壓制。為此，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在1927年被開除出俄國共產黨。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很快就把它的鐵腕控制擴大到共產國際的其他地方，包括美國共產黨。這些行動開始引起了美共緩慢的政治墮落。
1928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世界大會。出席會議的其中兩人有美國代表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和加拿大代表莫裡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這兩個人看到了托洛茨基對第六次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的譯本。這份文件從未打算被大會討論，也沒有分發給所有代表。坎農和斯佩克特已經對共產國際提出的政策持懷疑態度。而在閱讀了托洛茨基的批判後，他們被說服了。
詹姆斯·坎農（中）攝於1922年。//圖片來源： 伊維特·伊斯特曼（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妻子）
兩人決心向黨員宣傳托洛茨基的觀點。為此，他們把托氏的批判文章偷運出國。由於缺乏發行該文件的資源，坎農被迫將這唯一的文本在美共的成員間一個一個傳閱。此後不久，坎農和斯佩克特被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罪名開除出各自的政黨。
然而，坎農對自己被開除並不感到慌亂：
「正如所有活躍的共產主義者所知道的，我們不是昨天才開始為革命思想奮鬥的人。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基於對革命責任的堅定信念」（《致黨員》，1928年10月）。
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年輕力量正是圍繞坎農建立的。他和他的支持者組建的新黨名為美國共產主義聯盟，形式上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少數反對）派別（注：1928-1929年6月份名字是美國共產黨左翼反對派；1929年6月到1934年11月名字是美國共產主義聯盟（反對派），坎農和他的支持者很長時間內都宣稱自己不過是美國正統共產主義運動裡面的反對派，為了反擊斯大林主義者對他們「分裂黨和運動「的攻擊）。然而，坎農的支持者起初寥寥無幾，人數只有幾十人。
這並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第一次淪為一小撮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馬克思主義者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列寧當時開玩笑說，世界上所有的國際主義者都能裝進兩輛驛站馬車。和1914年一樣，在被事件沉重打擊之後，面前的任務是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隊伍。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們在執行這項任務時，不是帶著悲觀主義，而是帶著堅定的樂觀主義。美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被重建，但這次是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重建。這只能通過堅定地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實現–也就是被斯大林主義領導層扔到大海裡的那些思想。
理論的必要性
從1928年到1933年這段時間，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受到了嚴重的孤立。到1929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會議時，托洛茨基在美國的支持者不超過100人。坎農經常被他的政治對手鄙夷地稱為 「沒有軍隊的將軍」。相比之下，美共擁有數萬名成員，並在工會運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然而，美國共產主義者聯盟可以宣稱他們擁有最重要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綱領。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一個革命政黨首先是思想、方法和綱領。革命黨的干部是將這些思想帶入工人運動的機制。要有效地完成這項工作，就需要認真關注理論。一個革命者如果沒有吸收過去的教訓，不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除了眼前的鬥爭之外沒有其他更加長遠的目標，就真的沒有什麼新的或有用的東西可以提供給工人階級。
在他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中，坎農強調了理論在運動早期的重要性：
「我們的任務和革命義務，是要印出字來，是要按照「宣傳」這個詞的最狹義的意義來工作，也就是出版和傳播理論著作。」（第五章）
又如:
「前幾講中我說過，過去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缺點是它局限於本國的狹隘思維（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踐中的）、它對國際事件漠不關心、它對理論沒有認真的興趣，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指導。這些毛病在我們年輕的運動中得到了糾正。我們教育了一批人，讓他們學會了從最根本的理論角度出發…… 」（第六章）
他還指出：
「但正是這段孤立、艱苦的時期，這段學習、討論和吸收理論思想的時期，給我們年輕的運動，在運動全面開花新時期的蓬勃發展之前，打下了堅實基礎。」（第六章）
在《卡車司機的造反》中，明尼亞波利斯罷工領袖法雷爾·多布斯（Farrell Dobbs）解釋了當地托派如何采取同樣嚴肅的理論方法：
「在那時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許多黨員很苦惱，發生了動搖，他們就想去爭取這些黨員。為了這個新任務，他們花了大量時間去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討論如何確定革命路線。」
在這段時間裡，美國托洛茨基派面臨著一些人要求運動放棄對理論問題的重視的內部壓力。相反，某些成員堅持從「群眾工作」入手，把理論學習問題推後到未來某個不確定的時候。這些想法在今天的勞工運動中比比皆是。正如坎農的時代一樣，堅持「群眾工作」優先於其他一切，反映了一些活動家一定程度的焦急心情，他們試圖找到通往群眾的捷徑，但這些捷徑並不存在。
坎農明確表示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我前面跟你們講過，我們在組織內與一些急躁的人進行過的鬥爭，他們想要開展群眾工作，可以說是操之過急，把我們的干部教育，綱領和宣傳工作留到未來。這是本末倒置的行為。我們制訂出了自己的綱領，培養了我們的干部，首次開始了我們的初步宣傳工作。當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活動的時機到來時，我們已准備好為某些目的而付諸行動。我們不是為了活動而活動，不像有些人調侃的一樣，只有運動而沒有方向，瞎干一氣。為了走進群眾運動，我們准備了明確的綱領和方法，它們可以讓革命運動事半功倍。」
聯盟還需要一份定期報紙來傳播其思想。為此，1928年11月發行了第一期《戰鬥報》。它不僅是一份煽動性的報紙，也是一份理論雜志。在它的版面上，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寫的整本書，包括他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批評。它的重要性在於，它的第一期是在托洛茨基主義者被開除出共產黨後短短一周內就發行的。坎農當時並不知道他們要如何支付這筆費用。幸運的是，這些費用後來經常由明尼亞波利斯和芝加哥的支部來承擔。
1929年版的《戰鬥報》。//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每周，聯盟成員都會聚集在街頭巷尾，出售最新一期的《戰鬥報》。由於成員太少，連坎農也被迫參加賣報工作。這樣做使托洛茨基主義者能夠找人進行交談，傳播他們的思想，並尋找潛在的新成員。但這絕不是什麼光彩的工作。坎農對此直率地說道：
「當資本主義似乎就要完蛋時，這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卻在腋下夾著文件，要求你們讀書、學習、討論等等。沒人願意聽我們的。」
多布斯也提到，當時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被所有人「不屑一顧」。然而，這並不能改變理論教育、賣報紙街頭宣傳等是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誕生過程中必要的第一步。這個「沒有人願意去聽」的團體很快就會領導整個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罷工之一；這正是因為之前那不光彩的工作的積累。
即使在今天，某些改良派的「知識分子」也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運動中「沒有什麼社會分量」而予以否定。改良派說，他們的要求因為太「抽像」所以工人無法理解，而工人必須被默認是愚蠢的。相反，他們用「群眾工作」這個古老的公式，或用其他一些含義完全一樣的難以捉摸的術語來代替。革命黨的概念讓改良主義者尤其不安；但這都不如他們眼中的滔天大罪：一份革命報紙。在一些個案中，僅僅要求他們購買一份報紙就讓他們勃然大怒，好像你剛剛侮辱了他們的母親一樣。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某些人試圖援引托洛茨基、坎農或多布斯來為這種無稽之談辯護，然而這從根本上是不誠實的。事實勝於雄辯：托洛茨基主義者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坎農和多布斯所主張的。你不一定要同意他們的做法，但如果那樣的話你也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了。然而，我們非常自豪地稱自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宣示我們屬於那個領導明尼亞波利斯罷工的偉大傳統。
轉向群眾工作
1933年，聯盟的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在那一年，短暫的經濟復蘇幫助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自大蕭條以來第一次重新開始就業。這導致了工人信心的增加，因為工人開始重新獲得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失去的東西。除此之外，富蘭克林·D·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的一個方面，即《國家工業復興法》第7（a）條，保證了工人的 「組織權」，無論有多麼大的局限性。這導致大量工人湧入美國勞工聯合會（AFL），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加入工會組織的唯一選擇。此後不久，美國的罷工活動又開始抬頭。1934年春天，全國被托萊多汽車工人的激進罷工所震撼。在四年極度凄慘和痛苦之後，一個新的勞工鬥爭時期開始了。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現在有機會在階級鬥爭中證明自己的能力。
這就要求聯盟的工作重點有所轉移。坎農寫道：
「是時候轉變我們的整個活動，轉向群眾工作了。正如我們在最初的日子裡拒絕了那些不成熟的要求，即要求我們帶著僅有的的一小撮人放下一切，跳進群眾運動一樣；所以現在，在1933年底，在完成了我們的初步工作並做好准備之後，我們采取並實行了這樣的口號：’從宣傳小圈子轉向群眾工作’。」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死氣沉沉的、學術性的 「馬克思主義者」毫無共同之處；學術馬克思主義者只想討論、討論、再討論，但從不行動。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不只是讓人痴迷的東西。然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在沒有准備好的情況下就把自己投入到群眾運動中。這樣做就像在沒有地圖或指南針的情況下出海航行。明確地說，聯盟只有在經過四年最為緊鑼密鼓的理論准備之後，才准備投身其中；而即便如此，也是在機會出現之後。
第一個機會是在1933年紐約酒店工人的罷工。這也是聯盟的成員隊伍實力最強的地方。正如坎農後來敘述的那樣，他們對這次罷工的參與，完全是機緣巧合。一些聯盟成員碰巧是工會成員，包括一位B.J.菲爾德（B.J. Field）。工會中最關鍵的工人群體是法餐廚師。恰好，菲爾德精通法語，這使得他對這些工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他很快面臨來自廚師們的壓力，要求他競選工會秘書。他照做了，並迅速成功當選。
聯盟借此機會投入到罷工中。坎農應工會的邀請，親自在一些群眾大型集會上發言。在推進酒店工人的鬥爭目標方面，《戰鬥報》是一個特別有用的工具。正如坎農所解釋的那樣：
「我們的同志們帶著《戰鬥報》參加所有會議和糾察線。這樣，經歷罷工的這個行業的每名工人都會看到《戰鬥報》每隔一天就宣傳罷工，介紹罷工者的立場，揭露老板的謊言，並提供一些能使罷工成功的想法。」
但參與酒店罷工並非一帆風順沒有挑戰。不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菲爾德開始逐漸與聯盟漸行漸遠。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那些突然被推上官方職位的革命者身上。突然間，他們開始想像自己比黨更重要。久而久之，他們開始相信，只有他們才是聯盟，甚至是階級鬥爭中的決定性因素。政治綱領裡面的的思想指導變得不重要了，而罷工成了所有的一切。這些從黨脫離或隔絕的個人很快就屈服於周圍的壓力：工會官僚、國家談判代表、政客等等。菲爾德的情況就是如此。不久之後，菲爾德開始緩和工會裡工人的戰鬥意志，然後罷工就完全消停了。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始終堅持黨要嚴格控制那些在工會內擔任職務的成員。這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一個革命的政黨能夠把自己的視野提升到某個罷工之上，並在整個階級鬥爭的背景下看待它。一個工會官員，因為職務的必要，會被工會事務占據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然而，如果不考慮工會以外的一系列其他因素，就很難進行有效的罷工：失業群體、國家、其他工會等等。一個革命黨有助於擴大工會在這方面的視野，從而使勝利更有可能。其次，黨對工會官員所面臨的外來相反階級壓力起著制衡作用。一般來說，職位越高，這種壓力越大。這一點加倍重要，因為任何懦弱或背叛的行為不僅會反映在該工會官員身上，而且也反映在其所屬的黨上。
菲爾德采取的行動使聯盟陷入了困境。要麼他們要為菲爾德的背叛行為負責，要麼就把他開除出黨。他們選擇了後者。坎農這樣講述這些事件：
「罷工還在進行之時，我們就把菲爾德先生送上了審判台。盡管他位高權重，但我們還是當著紐約組織的面，指控他違反了黨紀、破壞了黨的政策。我們進行了全面的討論——我記得花了兩個周日的下午——讓所有同盟成員都有機會發言。偉大領袖菲爾德不屑於出庭。」
此後不久，菲爾德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開除出黨。這樣的行動在今天的許多左派看來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對工會官員，特別是那些「左派」，推崇至極並奉為上賓。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拒絕批評這些官僚，更不用說在罷工中開除他們了! 然而，這正是該聯盟所做的。
一些人預測，開除菲爾德的決定將對聯盟產生破壞性影響。菲爾德的支持者指責聯盟 「把自己從工會群眾運動中驅逐出去」。事實上，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他們的決定之後以更強大的狀態重新出現。據坎農說，「許多人看到這麼小的一個政治團體對一個『無人敢碰『的工會領導人在大型罷工中敢采取這樣的堅定的立場，就對托洛茨基派產生了真誠的尊重。」
此外，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的年輕力量在酒店罷工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包括領導工會的時候有哪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或者方法。在那之後，為聯盟開展更大規模、更具決定性的運動的舞台已經搭建好了；一個能夠真正在工人階級扎根的運動。這個戰場就定在了明尼亞波利斯。
組織煤場
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聯盟需要證明它能夠領導一次成功的罷工，並為工人爭取到實際的成果。黨決定在明尼亞波利斯的煤場展開這場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許多家庭和企業都用煤取暖，這就需要一個運煤工和卡車司機的運輸網絡來把燃料送到消費者手中。正如坎農所解釋的那樣，他們對地點的選擇並不是隨意的：
「我們是從那些給我們提供了機遇的地方開始真正地投入工運的。根據一時興起或某種偏好武斷地挑選此類時機是不可能的。群眾運動敞開大門的地方就是切入點。一系列的具體情況，使明尼亞波利斯成了我們的首次重大嘗試的焦點，並成了我們在工會領域中的首次成功。」
從早期開始，明尼亞波利斯就一直是聯盟最大和最可靠的支部之一。如前所述，由明尼亞波利斯提供的資金使《戰鬥報》的出版成為可能。該支部的成員主要由工人組成，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煤場做運輸工。這些人中有文森特·雷蒙德·鄧恩（Vincent Raymond Dunne）和卡爾·斯科格倫（Carl Skoglund）。這兩個人都是身經百戰的激進分子和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者。多布斯非常贊賞卡爾和他對理論的理解：
「卡爾最棒的本領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學到的經驗教給年輕人。他是一個很有知識的馬克思主義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論的重要性，更懂得運用理論去指導行動。」（注，法雷爾·多布斯《卡車司機的造反》，第五章，之後多布斯的引文都來源於這本書）
明尼亞波利斯的卡車司機並不是美國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這並不是在明尼亞波利斯發起運動的唯一考慮。如果是這樣的話，聯盟就會完全忽略這個城市了。明尼亞波利斯還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有著開放工廠（譯注：員工可以選擇不加入在工作場所內組織的工會，雇主既可雇佣工會會員, 也可雇佣非工會會員，用來打壓工會）法律的城市；用坎農的話說，是一個 「難啃的骨頭」。事實上，將重點放在明尼亞波利斯的決定與卡車司機本身沒有什麼關系。最關鍵的考慮是當地有經驗豐富的干部，能夠領導一場激進的鬥爭。
但是，在他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鬥爭之前，聯盟首先必須爭取卡車司機加入工會。在1930年代，明尼亞波利斯大多數行業的工人都不在工會裡面，處於無組織的狀態。鑒於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層不願意組織新的工人，聯盟別無選擇，只能自己去做。當時，大多數工會都是以特定工種為基礎（craft union）組織起來的，因此幾乎不可能將整個卡車運輸業組織到一個地方。這方面的一個例外是卡車司機 574號本地工會分部。
1915年，574號分部被美國勞工聯合會下屬的卡車司機工會特許為一個 「綜合」分部，這意味著它可以吸納任何工種的成員。在聯盟開始組織之前，這個分部只有大約75名成員。這個分部從來沒有打算要吸納更多的成員。如果有的話，它將像其他工會一樣按工種進行細分。聯盟的目標是發起一場鼓勵讓工人加入該工會分部的運動；如果成功的話，聯盟將在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層還沒來得及采取行動分裂工會之前，讓新成員湧入工會。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他們創建了 「自願組織工作委員會」，讓新工人報名加入工會。被解雇的威脅迫使聯盟低調地開展工會活動，而這需要創意。多布斯解釋了他們采用的其中一個策略：
「雷·鄧恩得到了雇主的批准，計劃舉行一次只為員工的啤酒狂歡派對。雷跟老板說，老板自己就經常搞這樣的酒會，他還特地強調說，這是建設「企業文化」的好辦法。雇主對這一計劃贊不絕口，他不僅同意了這一計劃，還支付了大廳的租金並買了啤酒。這件事辦得很成功，把組織活動向前推動了一大步。」
正是通過這種別出心裁的方法，574號分會得以建立。這是第一次一個卡車司機工會分會按照產業劃分組織起來，而不是工種劃分。在那之前，這被認為是幾乎不可能的。然而，在574號分會樹立的榜樣下，它很快就擴展到了整個美國。某些人試圖抹去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美國勞工史上發揮的作用。然而，事實勝於雄辯：正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幫助奠定了北美產業工會主義的基礎。忽視這一事實就是忽視歷史。
馬克思主義和為改良的鬥爭
隨著574號分會不斷壯大，聯盟需要為即將到來的罷工制定一份訴求清單。如前所述，明尼亞波利斯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開放工廠城市，這意味著工會在大多數行業幾乎不被正式承認。因此，他們決定核心要求是對工會的正式承認。
我們時不時的會聽到有人說，馬克思主義者對爭取改良沒有興趣。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每一個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或民主地位的運動。縱觀歷史，往往是革命者站在這些運動的前列，並帶領他們取得勝利。明尼亞波利斯也是一例。通過勝利的改良鬥爭，工人階級的自信心會被提高。在戰鬥的過程中，工人也會學到關於資本主義和國家性質的重要教訓和經驗。
然而，我們對這些運動的態度與改良派完全不同。我們不會假裝這些運動是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和解決方案。改革可以作為階段性的鬥爭果實被贏得，但之後也可以被奪走。只要資本家仍然控制著經濟，就最終還是他們說了算，而這往往是對工人階級不利的。這個不可否定的現實只能通過組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並在社會主義路線上改造整個經濟來解決。馬克思主義者如果對工人階級隱瞞這一事實，那就是欺世惑眾，顛倒黑白。不僅如此，這還會讓他們未來的鬥爭陷入錯誤的方向。因此，我們的政策是非常簡單的：說大實話。對政治保持誠實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即便這有可能很不方便。
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贏得改革，而且要解釋改革固有的局限性，幫助工人看到世界的全貌。爭取改革的鬥爭可以大概被比作整個戰爭中的一場戰役。一個把這些戰役看作是孤立的兩軍交火的將軍會理解得很少，並很快被降級。然而，另一位了解每場戰役如何導致下一場戰役的將軍，不僅會制定更有效的戰略，而且用贏得戰爭這個更大的目標來激勵他的士兵。
我們經常聽到改良派的 「知識分子」說我們需要提出 「合理」的要求。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提升勞工運動的眼界高度和政治覺悟，而是要沉淪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標准，而這種標准必然是非常保守和落後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搬出坎農和多布斯來為這種做法辯護。但事實是什麼？
乍一看，聯盟提出的承認工會的要求可能只是這樣的 「合理」要求之一。恰恰相反。在明尼亞波利斯，工會幾乎不被承認，每一次組建工會的嘗試都被雇主無情地粉碎；在這個情況下，對雇主提出承認工會的要求具有激進甚至是革命的性質。
多布斯很清楚這一點，他說：
「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一場階級戰爭，而結果取決於共產主義聯盟是否有在指導和激勵整個運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能力。」
工會官僚機構
1934年2月初，574號分會投票決定進行罷工，爭取工會得到承認。不幸的是，卡車司機工會主席丹尼爾·J·托賓(Daniel J. Tobin)無意支持他們。他們提出的財務支持請求當即遭到拒絕。這並不重要，因為當574號分會收到托賓的答復時，罷工已經結束。僅僅兩天半的時間，574號分會就在煤場贏得了對工會的承認。這鼓舞了明尼亞波利斯的其他卡車司機，他們相繼很快就湧向了574號分會。然而，托賓的無動於衷和束手旁觀表明，在未來的任何運動中，工會的官僚機構都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正確理解官僚機構的性質對今後運動的發展至關重要。
工會主席丹尼爾·J·托賓（最右邊）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旁邊。//圖片來源： LIFE照片集
在1934年之前的15年或20年裡，明尼亞波利斯的工人沒有贏得過一次有影響的罷工，這使它獲得了 「工賊天堂」的稱號。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當時，明尼亞波利斯的勞工運動幾乎完全被美國勞工聯合會所控制，而該聯合會又被一個保守的、親資本的官僚機構所控制。托賓自己總結了他們的觀點：他曾自鳴得意的炫耀說他的成員 「不是進入其他組織的垃圾」，而且他不希望人們加入 「如果他們明天要罷工」。
多布斯是這樣描述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機構的：
「勞聯的高層們變成了驕傲自滿的官僚，他們享用著高薪和奢侈的工會報銷賬戶。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裡，對工人運動冷漠且一點也不上心。他們經常幫助老板對付工人。工會裡要是有人不聽話或者持不同意見，他們馬上就會動用紀律懲罰。他們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圖用獨裁手段來嚴厲管束基層會員。」
毋庸置疑，勞聯官僚機構的政治立場並不為大多數美國工人所認同。1929年的經濟崩潰導致了生活水平的巨大下降。這將許多美國人推向了激進甚至是革命的方向。在早期，這種情緒在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WW）這樣的組織的出現中得到了體現。盡管有其局限性，世界產業工人聯盟是一個公開革命性組織，並成為成千上萬美國工人中耀眼的旗幟。從191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明尼亞波利斯是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第10分會的所在地，它是該組織在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分會之一。在那個時候，明尼亞波利斯數以萬計的工人都參與或接觸過該組織。
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情緒在保守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官僚機構中沒有找到同情者或者共鳴。事實上，許多工人正確的把它看作是一種障礙。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呼應了這一觀點。在該文中，他解釋說，193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歷史性的危機。
多布斯進一步解釋說：
「最主要的目標一直以來將是領導一場針對雇主的有效鬥爭。但當不稱職的工會官員掌握工人運動和組織的正式權力時，就有必要同時與他們作鬥爭」。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要譴責官僚機構就是建設性的。這種幼稚的行為經常出現在某些極左派中。他們這便把對官僚機構的批評變成了一個神聖的原則。但在現實世界中，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有效的批評還必須考慮到工人的看法——其中許多人可能對官僚機構抱有美好幻想——以便確定批評的適當分量和方向。
多布斯很明白這一點：
「這種戰術的關鍵在於工會官僚們所面臨的一個矛盾。他們的基本原則，就是要跟資本家合作，可他們要是失去了工會中的基本盤，他們對統治階級就一錢不值。但為了維持這樣一個群眾基礎，他們必須為工人爭取一些好處。然而，在這次運動准備開始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現自己根本承擔不起領導運動的責任。所以，我們應該采用的策略，就是讓工人直接將矛頭瞄准資方，並讓工會官僚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要是他們對工人的訴求不作出積極回應，那就會讓自己的威信掃地」。
這最後兩句話被一些左派人士歪曲為 「直接向雇主開火，而完全忽視工會官僚」。他們想像，通過要求溫和的改良，他們正在貫徹落實多布斯最優秀的鬥爭經驗。「你看，我們在向雇主開火！」 然而，多布斯的原話指出整個問題的關鍵是讓工會官僚機構 「面對他們無法勝任的領導運動的責任」。574號分會對工會官僚機構的要求不外乎是領導一場針對明尼亞波利斯資本家的階級戰爭，這也是後來罷工演變成的結果。當然，工會官僚機構永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後來一定會名聲掃地。今天，當某些改良派提出工會官僚機構可以輕松達成的改良時，他們竊以為是在追隨多布斯的腳步。這些人可能讀過《卡車司機的造反》，但他們顯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建立工會
托洛茨基主義的力量在煤場運動的成功後已經得到了決定性的證明。罷工後不久，聯盟舉行了一次大型群眾會議，討論建立一個革命黨的必要性。據多布斯說，「事實證明，這是多年來本市最大的一次集會之一」。出席會議的有一些煤炭工人，其中許多人很快就加入了聯盟。下一步是組織明尼亞波利斯剩下的卡車司機加入工會，為一場更大規模為了爭取到工會承認的罷工做准備。
然而，大多數帶頭組織工人的並不是574號分會的官員。因此，需要為此目的建立一個組織委員會；這是在574分會的一次大會上投票決定的。當選者包括多布斯、斯科格倫和德波爾。雖然組織委員會不是工會的正式領導層，但它得到了工會成員們的尊重，以至於它被當成了正式領導層。
新當選的委員會強烈要求召開一次群眾大會，以推動工會組織新工人的進度。起初，這受到了官方工會領導層的抵制。然而，來自基層的壓力很快就迫使他們接受了這個提議。工會領導層中的比爾·布朗（Bill Brown）是聯盟的親密支持者，他代表他們進行了鬥爭，這對他們很有幫助。
委員會還向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Floyd B. Olson）施加壓力，讓他在會上發言。奧爾森屬於現已解散的農民-勞工黨（FLP），該黨由工人和農民同時組成。聯盟一直對農工黨持批評態度，解釋它如何將在關鍵時刻投靠資本家。然而，該黨仍然得到了許多工人的支持，所以讓奧爾森發言支持這一運動可以把他的口頭態度被記錄在案。這很有用，哪怕只是為了在以後揭穿他的真實面目。
會議於1934年4月15日舉行。舉行會議的劇院被擠到不能再擠，人頭攢動。會議結束後，574號分會的成員已驟然攀升至3000多人。而就在一年前，這個數字還只是75名成員。會議還投票決定，如果雇主拒絕滿足工會的要求，就進行罷工，並選出一個罷工委員會來領導罷工。
工會的要求被卡車公司的老板們斷然拒絕。574號分會被指責策劃了一個「共產主義陰謀」。老板們尤其對承認工會的要求嗤之以鼻。雇主們很快在當地一家酒店設立了一個「咨詢委員會」，以便互相協調對卡車司機的鎮壓。事情迅速朝著全面罷工的方向發展。在此時，托賓的反應仍然還是不溫不火的，雖然這完全在意料之內。盡管如此，組織委員會還是盡其所能讓勞聯領導層公開支持罷工。
正如坎農指出的那樣：
「他們開始通過中央工會，通過與工會官僚[ML]的會議以及來自下面的壓力，使明尼亞波利斯的整個勞工運動記錄在案，支持這些新組織的卡車司機；不知疲倦地讓中央工會的官員參與運動，通過決議支持他們的要求，使他們承擔官方責任。」
最後，在1934年5月15日，574號分會的領導層召開了一次會議。談判委員會報告說，雇主拒絕接受工會的任何要求。會議進行了一次站立投票表決（譯注：每個投票者起立表達自己的選擇），全城罷工的提議得到全票通過。偉大的明尼亞波利斯罷工開始了。
工人階級的創造力
明尼亞波利斯罷工的標志之一是其創造性。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常見論點是，工人不具備與資產階級同樣程度的創造力。這種想法錯的不能再錯。如果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沒有創造力，那只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力在工作場所受到壓制。相反，工人被迫執行枯燥的任務，為別人創造利潤。只有在鬥爭過程中，暫時從資本主義的苦役中解放出來，這些被壓抑的創造力才會真正大規模地迸發出來。明尼亞波利斯罷工就證明了這一點。
罷工的中心是位於芝加哥大道1900號的總部。所有的指示、物質援助和鬥爭需要的人力都從這裡被送出去。多布斯對總部的生活進行了描述：
「工會的木匠和水管工正在食堂裡安裝煤氣爐、水槽和櫃台。廚師與服務員工會派來了會做大鍋飯、能為大型活動提供服務的能手，幫忙組織工作，培訓志願助手。一百多名志願者分成兩班輪流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時，可以為四五千人提供日常服務。不管什麼時候，都能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在食堂的食材和罷工的情況允許的時候，還能吃上熱飯熱菜。另外，為了讓核心人員也被安排得以在總部內或是附近就寢。」
將罷工者送往醫院存在一個危險：他們往往會發現警察在那裡蹲守逮捕他們。為此，組織在總部設立了一所臨時醫院，包括一個由醫生和護士組成的完整的醫務團隊。他們的服務非常高效，盡管罷工者經常會受傷，但沒有出現一次嚴重感染。罷工中心還成立了一個法律小組，向罷工者提供法律支持。每天晚上大樓裡面都開大會，向工人介紹罷工的最新情況，或者請不同的人上台演講，以鼓舞他們的士氣。
總部外的事情和總部內一樣井井有條。多布斯和雷·鄧恩負責糾察隊的調度工作。在以前的煤場罷工中，工人們發明了流動糾察隊的戰術。在5月的罷工中，工人們最終熟練掌握了這種戰術並被廣泛運用。糾察隊通常在工作場所外占據一個固定位置。然而，這對卡車司機的作用很有限，因為他們的貨物是不斷移動的。該如何阻止正在運輸貨物的工賊？解決辦法很簡單：貨物去哪裡，糾察隊就跟到哪裡。
為了監測工賊的行動軌跡，一些騎摩托車的青少年被招募來執行在城市裡面四處偵查的任務。組織還建立了一個臨時的情報部門：一些罷工的同情者定期給總部打電話彙報工賊的活動。在大樓的車庫裡存放著一隊卡車，時刻准備著在接到通知後立即出動，攔截工賊的卡車。這種策略使574號分會的力量可以在同一時刻出現在任何地方。多布斯總結道，「沒有工會的允許，任何有車輪的東西都不能移動半步」。
1934年版的《組織者》。//圖片來源：明尼蘇達數字圖書館
《組織者》，574號分會的定期機關報是運動的神經中樞。它在罷工剛開始時只是一份周刊，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它已經成為一份每日發行量超過10,000的日報。據多布斯說，「這是美國第一份由工會出版的罷工日報」。與今天一樣，明尼亞波利斯商業化的媒體對罷工的描繪是片面和帶有明確政治傾向的，即幾乎總是站在雇主那一邊。《組織者》是駁斥這種 「假新聞」的一個寶貴工具。日復一日，《組織者》上的文章向工人群眾介紹真實的情況，從罷工中總結經驗教訓，並讓罷工者准備好面臨即將到來的事情。在這裡，革命黨也發揮了作用。該報的主編是馬克斯·沙赫曼（Max Shachtman）和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作為聯盟的成員他們專門為此被空降到明尼亞波利斯來。坎農也發表了文章。《組織者》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如何被利用來了解罷工的動態與走向，以及制定相應的行動方案。在這一點上，它不僅是一份罷工公報，也是一個集體的組織者。事實證明，這對罷工者來說是非常具有寶貴價值的。正如坎農所說：「沒有《組織者》，罷工就不會勝利。」
國家的角色
國家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對於許多改良派「知識分子」來說，這個問題被完全忽視了。相反，他們狹窄的只關注最基本的”民生和菜籃子問題”，而把國家問題推遲到猴年馬月。幸運的是，聯盟沒有感染上相同的毛病。它的成員對國家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這使他們准備好了面臨國家對明尼亞波利斯罷工進行鎮壓的情況。
從第一天起，雇主就采取了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罷工。第一次凶猛的攻擊發生在5月19日，一些罷工者因為試圖阻止一輛工賊的卡車而遭到了警察的棍棒毆打。當天晚上，一名警察特務通知了工會會議：一輛受警察嚴密保護的工賊卡車將運送一車報紙。就在罷工者剛剛到達之後，他們遭到警察埋伏，並被殘忍無情地狠狠毆打。然而，卡車司機決不甘心做階級戰爭中狼狽潰敗的那一邊。過去有太多的罷工是被同樣這種方式打敗的。相反，他們橫下心來決定反擊。
才過了幾個小時，罷工總部就變身成了一個紀律嚴明的軍事指揮所。正如坎農所說，沒有聯盟就沒可能有這一切：
「明尼亞波利斯的托派，在組織工人的過程中，按照這些總原則設計了一個作戰方案。在明尼亞波利斯史上，首次出現了一些獨特的東西。那就是一場事先周密策劃的罷工，一場准備工作做得像德軍一般細致入微一絲不苟的罷工——它細致到了最後一名士兵身上縫的最後一顆扣子。」
多布斯描述了第二天罷工總部的情景：
「星期天一整天，罷工工人都在武裝自己，准備迎戰。他們拿來了棒球棒；他們把花園澆水的軟管切短，裡面套上鉛做的墊圈，再在一頭纏上摩擦膠帶，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會的志願者把兩英尺長、兩英寸厚的木材鋸成了木棍。一個同情罷工的人把自家樓梯上的護欄拆下來，裝在兒童雪橇裡，叫他妻子幫忙扶著，拉到了罷工總部。工人把硬紙板塞進帽子裡面，當作頭盔來用。一個罷工工人用棍子來試驗頭盔的效果，如果不夠堅固，就往裡面塞更多的硬紙板。」
這一切在著名的 「市場之戰」中達到了高潮。星期天晚上，每過一會就有一輛載有五或六名罷工者的汽車抵達勞聯大樓——它十分靠近市場的卸貨區——但是開出去的車上只有兩三個人。通過這種瞞天過海的方式，574號分會為第二天的戰鬥建立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覺的後備力量。另有900名後備軍在罷工總部做好了准備。星期一早上，司機們（譯注：工賊）在幾百名警察和暴徒（譯注：資本家臨時招募的狗腿子「特別治安副手」）的監督下開始在卸貨區裝貨。沒過多久，一名糾察員被警棍打倒在地。到了行動的時候了！一聲令下，數以百計的武裝罷工者列好隊形，帶著他們早已燃燒的熊熊怒火暴揍了警察。到當天結束時，不少於30名警察和治安副手被送進醫院。警察和工人之間的公開戰鬥第一次出現了平局。這導致了 「市場之戰」被一些人稱為 「副警長落跑之役」。
在罷工的過程中，其他方法也被采用來鎮壓卡車司機。在市場之戰後不久，州長奧爾森部署了州民兵來維持 「秩序」，這一決定立即遭到了574號地方分會的譴責；這並不是他在罷工期間最後一次這麼干。
馬克思主義者孜孜不倦地指出，歸根結底，國家是保衛私有財產的暴力機器。明尼亞波利斯罷工為這一點提供了不可忽視的證明。在聯盟的幫助下，當資本主義民主的假面具被揭穿時，卡車司機們並沒有被驚嚇到亂了陣腳。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准備好迎頭痛擊。正如托洛茨基曾經說過的那樣，理論正是有著先見之明的優勢，而不是因為意料不到所以措手不及。
聯邦政府采用了一種不同的策略，即調解。然而，這樣做的目的還是如出一轍：阻止罷工。大多數罷工，並不是在公開的戰鬥中被擊敗，而是通常在會議室的談判中早就被擊敗了。在這裡，老板們和他們的政治走狗使用想得到的伎倆和騙術來操縱工會領導人，說服他們放棄整個鬥爭。然而，正如坎農所說，這些聰明的談判者以前從未與托洛茨基分子交過手：
「 [調解人] 他們不過是華盛頓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整個老板階級的代理人。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再清楚不過了，他們居然像對付新手一樣，也跟我們玩這一套，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們還真這麼做了。顯然他們並不知道其他辦法。但他們沒能取得絲毫進展，最後只好認真考慮，向老板施壓，對工會做出讓步。」
為了結束罷工，政府和雇主都在赤裸裸的暴力戰爭和花言巧語的外交之間不斷轉換。在每一個階段，他們都被聯盟巧妙地推翻了，因為聯盟研究過歷史，知道資產階級的每一個詭計。老板們很快就沮喪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用他們中的一個人的話說，「我可以想像和一個保守的、負責任的勞工領袖打交道，但完全無法想像和明尼亞波利斯的任何一個如此一言難盡的領導打交道。」
血腥星期五
每一個偉大的罷工似乎都有自己的 「血腥之日」。在1905年俄羅斯的罷工中，它是 「血腥星期天」。在1919年的加拿大溫尼伯大罷工中，是 「血腥星期六」。在明尼亞波利斯罷工中，它是 「血腥星期五」。
在 「副警長之戰」後不久，警察被分發了霰彈槍，用來對付糾察員。局長邁克爾·J·喬漢斯（Michael J. Johanes）對他的警察部隊說：「我們要確保貨會被運送。不要挨打。你們有霰彈槍，你們知道該如何使用它們。」 警方正在迅速失去對明尼亞波利斯局勢的控制，他們絕望的不惜一切急於控制局勢。
7月20日星期五，在100多名警察在巡邏車的護送下，一輛工賊卡車從斯洛克-伯格倫（Slocum-Bergren）公司的卸貨區駛出。按照慣例，一輛載有9至10名手無寸鐵的糾察員的車子追了出來。隨後，警察突然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向糾察隊的汽車開火。兩名糾察員立即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當兩邊的人群趕來幫助他們時，他們也遭到了槍擊。
一名當時在罷工總部現場的護士講述了傷員開始抵達時的恐怖場景：
「當第一個人被抬進來時，他口吐白沫，臉色猶如水泥一樣灰白，失去了知覺；有人尖叫起來。很快，47人躺在臨時搭建的小床上失去了知覺，他們的身體上布滿了彈痕。」
到血腥星期五結束時，據報道有67人受傷。兩名糾察員亨利·內斯（Henry Ness，譯注：一名有經驗的工會成員，他的遺言是：告訴小伙子們，別讓我失望）和約翰·貝羅（John Belor，譯注：一位來支援工會的失業工人，他在8月1號逝世）被殺害。在這之後，公眾支持決定性的轉向了罷工者的一邊。數百名來自其他行業的工人湧入罷工總部來提供支援和幫助。由於擔心工會總部即將被突襲查封，警察被趕出了大樓周圍的所有街道。其他工會的錢開始湧向574號分部；一部分中產階級開始支持工會。
之前就計劃好在7月20日舉行的晚間大會人山人海，得到了15000名工人的踊躍參與，所有人都懷著深仇大恨。所有運輸行業的工會發出了為期一天的罷工號召，並很快得到了響應。洗衣店工人為支持574號分會也而進行了罷工。即使是失業者，其中許多人是在聯邦的 「救濟工作」項目中，也為了支持工會而投票進行罷工。在亨利·尼斯的葬禮上，2萬人參加了與靈車並排的大規模游行，全天約有4萬人參加了葬禮。
亨利·奈斯的葬禮游行。//圖片來源：工會民族博客
尼斯的葬禮上，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注：聯盟成員，當時運動的法律顧問）發表的演說中捕捉到了這種憤怒：
「我們必須為他的犧牲報仇。我們絕不能辜負他！我們必須鬥爭到底，這才能贏得罷工的勝利，才能擺脫剝削者，建立新的社會體制，讓工人都能盡情享用自己的勞動果實。」
在這樣一個群情沸騰的環境中，許多人做出了輕率的決定。574號分會的個別成員開始拿起武器槍支。在這個階段，與國家進行武裝對抗純粹是一種危險的冒進。在與國民警衛隊的正面交鋒中，工人們幾乎沒有勝利的機會。只有在多布斯和鄧恩直接呼吁解除武裝後，這樣的結果才得以避免。為了安全起見，這兩個人還到處從工人手裡去收槍。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1917年7月的俄國。當時，一些布爾什維克工人在彼得格勒舉行了反對政府的武裝示威，因為他們對革命的進展失去了耐心。然而，俄國的其他地方還沒有決定性地倒向布爾什維克的綱領；那時試圖奪取政權的結果將是血腥的失敗。因此，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敦促大家保持克制；只有這樣做，他們才能夠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備後來在十月前夕局勢發生變化時發揮最大作用。我們再一次看到，一個革命政黨是多麼的不可或缺。如果不是領導層洞察先機，知道什麼時候大喊 「撤退」，俄國革命的結果很可能會大不相同。在明尼亞波利斯也是如此。
「叛亂狀態」
奧爾森州長發現自己正在迅速失去對局勢的控制。他宣布了戒嚴令，以應對他所謂的「叛亂狀態」。為了最後一搏，奧爾森指示國民警衛隊占領罷工總部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大樓，並逮捕裡面所有人。為此，四千名額外的衛兵被部署在該市。奧爾森的計劃是逮捕罷工的主要領導人，即那些屬於美國共產主義聯盟的人，並臨時找一個工會中「基層工人」的委員會繞過工會主體而單獨達成和解。然而，盡管一些罷工領導人被逮捕了，工會還是堅定地反對奧爾森分裂它的企圖。
以總罷工來回應政府軍事占領和拘提行動的呼聲迅速傳開。《組織者》的一個標題是「以抗議性的總罷工來回應軍事暴政！」，要求明尼亞波利斯的美國勞聯高層來領導這次罷工。這被當即拒絕。相反，勞聯高層為奧爾森辯護，並在574分會內部密謀在下次選舉中取代其當前的領導層。美國勞聯官員還試圖分裂工會。在分會內部，行政委員會試圖架空並否決組織委員會，堅持認為行政委員會有最高的權力。在他們的動議被否決後，行政委員會的成員開始在工會隊伍中散布關於罷工領導人的謊言。所有這些卑鄙的行為沒有得逞，反而讓工人更加不支持信任工會官僚機構；特別是因為他們斷然拒絕領導總罷工。正如多布斯所說，這是一個他們無法履行的責任。很多這些反彈在很大程度上會幫助產業工會聯合會在未來幾年內取代美國勞工聯合會。
然而，即使是工會官僚機構的積極破壞，也無法阻止明尼亞波利斯正在發生的狀況。工人階級開始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沒有工會的事先允許，在明尼亞波利斯任何東西都休想移動分毫。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聯合力量都不是他們的對手。第一次，人們感覺到工人是城市的主人，而不是資本家。
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雙重政權的情況。類似的發展可以在幾乎每一次工人階級的偉大運動中看到。舊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奄奄一息，而與此同時，一個未來工人政府的模糊輪廓出現了。多布斯明白這其中的含義：
「假如全國都出現了這種形勢，那麼，就算一開始只是一場單純的工會行動，都會發展成全面的社會衝突，最後變成對峙國家政權的革命鬥爭。」
如果每個美國大城市都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班子，歷史可能會非常不同。事實上，考慮到客觀條件，美國資本主義本可以在1930年代被推翻。不幸的是，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當時隊伍太小，無法發揮這種作用。盡管如此，資本家們仍然對574號分會的罷工可能導致的後果感到恐懼。這是他們無法殺死的野獸。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讓步。
在聯邦調解員的要求下，雇主們最終向574號分會的要求做出了讓步。根據新的建議，集體談判選舉將在10天內舉行。工賊不被允許投票。在分會贏得多數席位的地方，老板們將被迫與之進行談判。除此之外，分會還被賦予代表 「內部工人」的權利，即公司中除辦公人員和銷售人員外的所有雇員。最低工資標准也被確定。該提案在8月21日的全體會員大會上幾乎獲得一致通過。至此，574號分會的成員已攀升至7000多人。投票之後，工人們爆發出了「團結一致到永遠」的勝利大合唱。選舉的結果是574號分會成為一般卡車運輸業61%雇員的代表。在幾乎所有大公司中，工人們都以三比一的比例投票支持被工會代表。在明尼亞波利斯這樣一個曾經開放工廠的城市，這是一個巨大的戰果。
罷工之後，明尼亞波利斯不再被稱為「工賊天堂」。它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名字：「一座勞苦大眾的希望之城」。這不僅僅是誇張的說法。574號分會打出的這一槍，在全美國都是響當當的。在明尼亞波利斯得到了巨大的推動下，不到幾年，產業工會主義將散播到整個北美。此外，該工會點燃的戰鬥火花很快就會迸發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罷工潮之一。幾乎很難相信，這一切都始於明尼亞波利斯的幾千名卡車司機，以及領導他們的幾十名托洛茨基主義者。然而，它確實發生了。
對未來的希望
時至今日，北美的勞工運動處於一種悲慘的狀態。無論你看向何處，工人階級的憤怒都被一個高高在上，並極為不同情理解工人的工會官僚機構所遏制。激進的行動是不存在的，而我們得到的是官僚教訓工人要節制。階級鬥爭被階級合作代替。工人爭取不來收益和改進，卻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一次又一次的出賣，而這種瘋狂似乎永遠不會結束。
這怎樣強調都不過分：這個運動需要吸取明尼亞波利斯大罷工的教訓。這些教訓中最重要的一點應該已經不言自明，但我們還是要為那些已經忘記的人再重復一次。再一次引用哈利·德布爾的話：「沒有一個有紀律性的革命黨，我們不可能贏得罷工」。他這句話是難以辯駁的。
在明尼亞波利斯罷工的所有關鍵方面，美國共產主義聯盟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574分會的建設，罷工者提出的要求，用來捍衛罷工那些嚴明的軍紀——所有這些都是由革命黨提供的。當今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出版了一堆又一堆難以理解的書籍，舉辦講座討論我們如何需要「動能」，利用周末建立「網絡」，敲門，張貼海報，散發請願書，是的，甚至寫了關於散發請願書的文章。簡而言之，除了建立一個革命黨，他們什麼都做了。這些人，以他們的經驗和知識，可以幫助領導一場反對工會官僚的鬥爭。相反，他們經常充當它的左翼掩護。
對此，我們只能聳聳肩。未來不是在他們身上，而是在下一代的年輕激進分子身上，即未來的多布斯、德布爾和斯科格倫。這一代人將無暇顧及工會官僚的陰謀詭計或「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愚蠢的胡來。這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將從上到下根本地改變整個勞工運動。與我們今天的工會相比較，他們的工會是如此的大相徑庭，我們都認不出來了：活潑、民主，而且最重要的是，隨時准備好戰鬥。勞工運動將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但會比過去的水平還要高得多。對於這一點，我們是絕對肯定的。就我們而言，我們自豪的站在過去那些偉大的傳統上，並踊躍的在未來更偉大的運動中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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