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仅数周后，至今官方宣布的全国确诊数量已达到42,744例。目前被中共当局宣布「封城」的城市也从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延伸到浙江、河南、山东、黑龙江、福建、江苏等地，目前全国总共包括27个城市和至少5千万人以上，其规模已史无前例。首都北京和重要城市上海也被宣布进入「半封城」状态。

此外，病毒扩散至他国的程度已经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已经比十几年前SARS爆发蔓延更广阔的疫情，也为中共政权带来可能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

对经济的冲击

千万个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疫情还有中共当局的对策严重扰乱。湖北多城实施了严格的居民出行管制，而全国各地也处处可见程度不等的交通管制措施。一股草木皆兵的氛围贯穿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其已经减缓的经济成长率加上突然的压力。

疫情所造成的物流减缓和消费下降，一般被认为会首先冲击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航空业，而网路购物等消费服务也会受到影响。其中，无法承受冲击的中小企业可能会面临倒闭的命运。根据中国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的估算，比起2019年春节同期，电影票房损失了70亿人民币，餐饮零售损失5000亿，旅游市场损失5000亿，仅这三个行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一万亿，是为中国2019年第一季度GDP的4.6%。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琛伟也表示，疫情可能为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更大一层的压力，而投资活动也可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进入严重危机的情势下发生的。任泽平的研究报告指出：

「有观点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会超过非典，我们认为太乐观了。 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现在保6压力很大。 2003年，中国刚加入WTO，人口红利释放，出口增速高达30%，现在受中美贸易摩擦、人口老龄化和各种成本上升影响，2019年出口增速仅0.5%，接近零增长。 2003年，中国处在经济周期复苏的早期，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下行近十年，最近这几年又受到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疫情对企业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的。加上2003年非典时期一开始信息瞒报并未影响生产，现在采取的措施显然更及时更有力，对经济和各行各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任泽平与中国境内其他官方和民间经济专家，都对中国经济恢复的前景感到乐观，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理解：不管在中国还是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已经进入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并在各地埋下蓄势待发的经济炸弹。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已经让全世界感到忧心，而在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都即将造成再一次的世界经济崩盘，程度绝对不亚于2008年经济大衰退。如此程度的经济压力，绝对不可能让中国独善其身，而经济冲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同时会极化中国境内整体的政经局势。实际上，疫情对中国社会基层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已经开始对中共极权政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政治并发症

素来以经济发展来正当化他们无孔不入威权政府的中共，在此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反而让人看清了其唯利是图的反民主官僚体制其实是酿造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的主因之一。

李文亮医师的遭遇是这个情势的代表性例证。这位平凡的眼科医师，在疫情扩散早期勇于在其微信群组内对其亲友发布对于冠状病毒的警告，却因此被以「八位造谣者」的身份遭到武汉当地公安部门训诫，在疫情大肆蔓延的今天，仍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幸辞世。

在此之前，李文亮并没有从事反政府或异议活动。他本身的不幸遭遇，不仅揭发了所有中共官僚向来具有的骄横态度，也激发了不少人提出了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依据BBC中文2月6日的报导，有中国网民担心「将来，如果医生发现传染病的迹象就更害怕，不敢提前预警了。」但更有化恐惧为愤怒的民众在中国境内（尤其是网路上）掀起了一股要求言论自由的浪潮，《关键评论》于李医师死后隔天报导：「事实上，李文亮去世后，微博话题‘#我要言论自由#’共获得202.5万点阅率，相关微博超过8000条，但随即也被删除。」

随着李医师的逝世以及他生前遭到的对待，中共用铁腕处理重大事件的手段也暴露在公众面前一览无遗，中国群众在极其严峻的状况下对言论自由的要求，无疑表现出他们深深的不满。这些不满背后也是由于中共官僚利用资讯管控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反而让早期防疫工作更加困难。

见到了这场突如其来也掩盖不下的民怨浪潮，中共也见风转舵，将李文亮医师的角色从先前的「造谣者」摇身一变成为「吹哨人」。中央声称已经派员前往武汉调查当地政府对李文亮的待遇，而各大官媒，如中央电视，则高声歌颂李文亮的勇气，并同时加倍将所有责任推卸给武汉当地政府官员。

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表现他们有在解决问题，并聆听公众要求撤换地方官员的呼声，先前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于2月13日被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而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也前往武汉就任当地市委书记。同时多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高官也被革职。应勇和王忠林两人皆有政法体系背景，并被视为是习近平亲信。这个动作无非是党中央为了营造他们「公正无私地」为人民打击无能地方官员的形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确存在分歧。然而众所皆知，地方官通常在中央都有后台支撑。被撤换的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认为是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人马，而后者则与习近平为盟。

中共在摆出伪善姿态和推卸责任的同时，仍然持续著镇压良心人士，公民记者陈秋实目前的遭遇就是一例。陈秋实是一名先前在中国境内具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向来相对支持政府，并仍然被部分中国海外反政府人士指控为政府「大外宣」的他，去年在场目睹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开始积极用他的社群网路报导当地实况，而不盲从官媒说法，也因此遭到微博帐号撤销。

在今次疫情爆发后他也只身前往武汉考察灾区，采访受灾民众，并将所见所闻和视频上传至他去年底开的YouTube频道上。他频道上关于灾区的视频不时超过百万观看次数。

然而，陈秋实的家人于2月7日，即李文亮逝世的隔日，证实他已被国保带走接受「医学隔离」。尽管当局还不需要直接评论陈秋实的拘提，但他的遭遇势必让中国境内更多民众理解李文亮的遭遇不会只是个案，而是中共党国体制下的必然后果。

实际上，中共自行复辟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必须要国家政府实施严厉的极权制度，藉以防止中国巨大劳工阶级的反抗，让资本和利润得到最顺畅和最大规模的累积。当局对劳工阶级的惧怕，让他们必须持续剥夺工人们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在内，藉以阻碍阶级意识的发展和工人之间的串连。因此，中共体制除了镇压和推卸责任之外，并没有如他们西方统治阶级同僚们，可以透过资产阶级政治游戏以及改良派工人领袖来舒缓或误导基层民怨的余地。随着资本主义本身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危机，再加上如新冠病毒疫情所暴露的社会现况，习近平政权再怎么强势，终究无法停止社会基层与日俱增的愤怒情绪。

香港抗争转移战线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肆散播世界各处之时，紧邻中国内地的香港成了首要的防疫前线，但近期港府却对其防疫措施消极应对，紧邻中国的国家纷纷对中国旅客实施入境限制时，中国人仍可以由机场、港珠澳大桥等进入香港，造成香港防疫漏洞。这样的做法让香港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上消耗甚钜，并对香港医护人员造成巨大压力。对此，承袭著疫情爆发前已经开始酝酿的工会组织趋势，香港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在要求港府封关不成后，于2月3日发起为期一周的罢工。据报道，大约4,300名政府医院工作人员没有上工。

这次的罢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医疗体系的工人阶级，学会使用工业手段去对抗中共独裁的入侵与魁儡港府的政治手段。我们回顾香港人的罢工史，从华洋关系罢工、省港罢工、67斗争后几十年的没落后，又在反送中的三罢，到如今的港医罢工行动上重新燃起。香港人重拾了采取罢工的斗争手段。

然而，尽管他们开始诉诸了阶级斗争的手法，却仍然没有清晰以劳工阶级利益和团结为基础的诉求，导致罢工的主要封关诉求，容易被解读成达到排外和仇中的目的，更让中共方面有机会再度加深香港和中国大陆劳工阶级之间的不信任。要记得，李文亮生前也曾一度听信了中共对香港运动的一面之词，支持香港警察镇压抗议者。但是在重要关头他仍然不顾当局威胁挺身而出，而中国社会现在有千万人为他的遭遇抱不平。香港任何的阶级斗争行动必须要趁著这个大好机会，向中国广大劳工阶级招手，将罢工的诉求调整到也可以受惠于大陆灾区的民众，并借此建构港陆工人们的串连。

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香港人民意识到除了中共对他们民主权利的腐蚀外，中国商业资本将与西方资本一同渐渐吞没的他们的生存权益（高房价、低薪长工时等）。香港工人的工业行动将愈加频繁，阶级斗争将更加激烈。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工阶级领导，能够在参与运动时为阶级团结的观点呼声，那香港的运动仍然相当容易受到仇中情绪、本土主义的扰乱。但无论如何，香港抗争的情绪仍然尚未消去，它将如何对中共造成压力，还有待我们的观察。中共当局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潜在的威胁，并于2月13日指派夏宝龙继任港澳办主任，主管这个代表中央联系香港政府的主要政府机构之一。夏宝龙被视为是一名中国政府政策的严厉执行者以及习近平派系人马。他的上任预示著中共在未来将会对香港抗争采取更强硬的对策。

偶然与必然

黑格尔曾经解释过，偶然是必然的表现。这种突然的病毒风暴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现有的矛盾。它照亮了中国政府如何禁声被他们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这次的「麻烦制造者」是一位试图救人的普通医生。此类事件可能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更加质疑政权本身的正当性。这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革命的分子性过程」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加剧，所有这些累积的不满情绪在某个时候都会浮上台面，并表现为更广泛的阶级斗争。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经济危机将破坏中共官僚机构的正当性，因为它不再能够声称它提供了工作、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中共缺乏保护普通民众于新冠病毒的能力已经被揭发。未来当局更无法让人民免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这也会让千万人看在眼里。

中国工人在争取基本经济权利的过程中，还将提出民主要求，例如言论自由权和集会结社的权利。在同官僚的斗争中，他们还必须对抗中共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以让劳工阶级能够实行民主社会和经济计画的工人民主制度取代它。这是中国人民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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