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文件，經過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所有成員的長達一年的深入討論，於2018年7月底召開的IMT世界大會一致通過，原標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反對外來的階級思想的鬥爭》。它的目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一套唯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異階級思想之間劃清界限，這些思想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了學術界的一批活動家，也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暴露了其反動的性質。（原載於《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2018年9月28日，譯者：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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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呼籲加強與這些思想和方法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

資本主義的危機使許多反對現社會、價值觀、道德以及令人無法忍受的不公和壓迫的思想潮流暴露出來，這些潮流一度深藏在社會的陰影裡。雇佣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對立仍然是社會矛盾的核心。然而，壓迫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有一些形式比雇佣奴隸制更古老、更根深蒂固。

男性統治的世界中對女性的壓迫是最普遍和最痛苦的壓迫形式之一，女性對這種可怕壓迫的反抗對社會主義革命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女性充分參與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幾個世紀以來，隨著階級社會的穩固，私有制在家庭中也建立起了堅實的支撐點：也就是說男人對女人的奴役。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這種形式的奴隸制比資本主義要古老得多，父權制家庭的出現代表著「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資本主義的腐朽導致所有工人的生活條件嚴重惡化，它將嚴苛的不利形勢施加在女性和年輕人身上。許多人發現自己被剝奪了獲得工作和住房的機會，單親父母及其子女注定要陷入貧困和無盡的苦難。對許多人來說，擁有一個遮風擋雨的棲身之所變得越發困難甚至毫無可能。在工作場所，女性遭受著不平等的報酬和各種形式的騷擾和虐待，我們絕對不能繼續容忍這種情況。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可以通過其對待女性、兒童和老人的方式來判斷。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資本主義比原始人類社會更野蠻、更冷酷和更不人道。人的異化和墮落程度、對人類苦難的漠不關心和下流的利己主義已經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資本主義社會的墮落表現在對女性的暴力泛濫中。在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綁架、強奸和謀殺的數量是空前的。而有些自稱文明開化的社會中，女性和兒童也遭受著類似的恐怖對待。這些都是已經成熟到腐爛的，早就能被推翻的資本主義病態社會的令人作嘔的症狀。

日益增強的異化感、不公正感和壓迫感正在激發女性對現狀的普遍反抗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女性，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覺醒了，她們對其在不公正的制度下遭受的歧視、壓迫和羞辱感到強烈的憤慨，這是一個深刻的進步和革命現像，我們應該以最大的熱情慶祝和支持她們。

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者百分之百地贊成女性的徹底解放，對此不能有絲毫的猶豫、模棱兩可或懷疑。我們必須在社會各階層打擊對女性的壓迫，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允許這樣一種印像存在，即在某種程度上把女性解放問題當作一個可以歸入階級鬥爭一般範疇的次要問題。如果女性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准備將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推遲到社會主義勝利之後，這對馬克思主義事業將是致命的，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是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惡毒扭曲。

誠然，女性（和男性）的完全解放只能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中實現，這樣的社會只能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來實現。但是不能指望女性將她們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干等著社會主義的到來。如果沒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天為進步而進行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爭取哪怕最微小的改良，以改善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因有兩個：首先，我們為了保衛工人免受剝削而鬥爭，捍衛生活水平、民主權利和文明生活的最基本條件，捍衛文化和文明免受野蠻的侵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只有通過日常鬥爭的經驗，階級才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發展自己的組織力量，把集體意識提高到歷史所要求的水平。

像宗派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所做的那樣，要求工人「為了革命的利益」擱置他們的日常要求，這種思想是愚昧之極的，這將使我們的鬥爭脫離現實且孤立無援。在這條道路上，社會主義革命將永遠是不可能實現的的海市蜃樓。同樣，堅持爭取提高女性地位的鬥爭，反對反動的男性沙文主義，爭取進步的改革和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完全平等，是所有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職責。

2018年3月8日，我們看到西班牙女性運動的巨大革命潛力，當時有530萬人（包括女性和男性）響應罷工行動的號召，數十萬人參加了西班牙各地的示威活動。這次宏偉的動員是在女性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同時它也反映了西班牙社會在各種問題上積累的巨大不滿情緒，例如養老金領取者也在這個時候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活動。

西班牙女性大罷工。//圖片來源：西班牙《階級鬥爭報》

運動的中心問題涉及對女性的具體壓迫：工資差異、女性在家庭中、工作場所、校園等領域遭受的暴力和騷擾，家務負擔等。西班牙潘普洛納市的一起駭人聽聞的輪奸案和右翼法官的醜聞行為就是例證，這清楚地證明了整個西班牙國家政府、警察和司法機構的腐朽和反動，所有這些都是由於背叛所謂「民主過渡」而直接從佛朗哥獨裁統治繼承下來的。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真理是，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必須仔細區分其中的反動因素和進步因素。在這場非凡的運動中存在著巨大的進步因素，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懷著熱情積極地支持著這場運動。

但是，僅僅強調運動的這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是完全不正確和片面的。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們扮演著什麼角色？她們要求罷工糾察隊只能由女性組成，只承認示威中的女性街區，只允許懸掛紫色的旗幟。罷工運動被期望只跟在女性身後，男性則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上，將罷工女性們的工作一並完成。

這將嚴重限制3月8日的運動範圍，使總罷工變得完全不可能。這完全違背了運動的利益，清楚地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狹隘觀點和反動的分裂政策。

我們的西班牙同志積極參與了這場群眾運動，並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雖然我們不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但我們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全心全意地支持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並和所有與壓迫作鬥爭的人並肩作戰。在所有的示威和會議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對我們持有偏見的跡像，至少從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女性那裡。

女性主義是否是一個思想流派或一種理論？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它。千真萬確的是，3月8日打著女性主義旗號參加西班牙罷工和示威的數百萬群眾，與領導層的女性主義偏見毫無關系，他們自發地與令他們義憤填膺的反動現像作鬥爭，這是革命發展的起點。

然而，這場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手中，他們顯然代表著一種思想流派和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想流派和意識形態不僅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基本上與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本身的利益相對立。

如今，女性主義的概念已經變得如此寬泛，以至於幾乎毫無意義。突然之間，每個人都變成了「女性主義者」。就連西班牙人民黨的反動政客也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你看，她們有女部長——但這些女部長們都和男同事們一樣反動和腐敗。

新瓶裝著人民黨舊酒的西班牙公民黨也堅持認為自身是「女性主義」。但是，這種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現實被黨魁阿爾伯特·里維拉本人明確地暴露出來，他們聲明不能支持3月8日的女性主義罷工，「因為它是反資本主義的」。我們還注意到，那些最終決定參加示威活動的公民黨政客遭到示威者的噓聲並被驅逐出運動。

即使在最先進的領域中，也存在各種混亂和幻想，這些混亂和幻想都要歸功於所謂女性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家」們。另一個廣為流傳的想法是關於運動的「橫向」性質，即運動應該涉及所有女性，無論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等如何。

通過友好和耐心的方法，我們可以消除這些偏見並掃清混亂。但我們必須避免混淆我們的主張，為了爭取優秀分子，必須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我們是否有必要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才能與這個重要群體聯系起來？我們的所有經驗都表明，情況並非如此。以下示例具有極大的症狀意義。在安特克拉（馬拉加市），我們組織了一次關於3月8日女性主義罷工的會議，來自左翼和工會組織的幾位女性發言人參加了會議。我們的一位女同志在會上發言，解釋說她是工會會員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概述了我們的綱領。會議結束時，一群年輕女性立即在我們的座位前找到她，說她們想參與其中。這些年輕女性顯然會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是，她們完全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綱領。

如果我們的同志對運動采取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他們無疑會疏遠這些女性。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者不會采取這種愚蠢的方法。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采取堅守原則的態度，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是爭取女性權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這場重要鬥爭只能作為尋求社會變革的普遍的革命的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成功進行。

這裡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類比，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我們是否支持加泰羅尼亞從西班牙國家獨立的要求？是的，我們願意，但我們同時解釋說，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獨立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們支持加泰羅尼亞工人共和國，它將來可能成為伊比利亞人民的社會主義聯盟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是否因此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者？當然不是！我們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我們革命國際主義綱領的一部分要求我們支持加泰羅尼亞人民的鬥爭，以擺脫反動的西班牙國家，腐朽的人民黨政府和從佛朗哥政權繼承下來的不民主君主制的監護，但「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者」一詞在術語上是矛盾的。

同樣，我們在加泰羅尼亞的經驗表明，沒有必要使用這種令人困惑的語言來說服工人和青年中最優秀和最革命的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逐漸理解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局限性和反動，並開始尋求階級革命。

歸根結底，所有問題——民族壓迫問題、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都具有階級性質。這是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和所有其他反壓迫鬥爭表現形式區分開來的基本分界線。

對西班牙3月8日的運動，我們必須強調這些要點：反對壓迫女性的群眾運動具有巨大的革命潛力。但是，這種潛力只有在運動超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狹隘限制，並與工人階級改變社會的普遍運動聯系起來時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我們的任務是協助它進行必要的過渡。

在積極參加這些運動和爭取最優秀分子的同時，我們必須始終尖銳地揭露所有這些運動中存在的階級分化，立足於其中的進步之處，同時揭露和批評領導層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

理論的重要性

恩格斯強調了理論對革命運動的意義。他指出，鬥爭不是兩種形式（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而是三種形式，使理論鬥爭與前兩種鬥爭相提並論。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明確同意恩格斯的觀點：「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

建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國際的先決條件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意味著要對各種修正主義思想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這些思想實質上反映了異階級施加給工人運動的壓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切歪曲運動思想的企圖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無情地揭露了錯誤的理論，首先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然後是蒲魯東和巴枯寧的追隨者，最後是像杜林那樣的持機會主義的講壇社會主義者——那些「聰明的」大學教授們，他們打著「更新社會主義」的幌子， 試圖剝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

列寧從革命活動一開始就向像杜林一樣聲稱馬克思的某些思想已經過時，需要修改，要求「批評自由」的「年輕人」們宣戰。他表明，這種所謂的「反對教條主義」只是人們希望用「小事」上的機會主義政策代替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的借口，這種趨勢後來具體化為孟什維主義。

後來，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的絕望情緒在布爾什維主義內部得到了回響，當時一部分領導層（波格丹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開始鼓吹主觀唯心主義（新康德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時髦哲學。

列寧寫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來反對這些思想，這絕非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列寧准備在這些哲學問題上與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決裂，這些問題也與極左政治有關。

在蘇聯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上，托洛茨基去世前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伯納姆和沙赫特曼）進行了非常尖銳的鬥爭。托洛茨基解釋說，他們拒絕保衛蘇聯的錯誤立場一方面反映了外來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壓力，另一方面反映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拒絕。

從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理論鬥爭在我們運動的歷史中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區別於其他一切思想流派的，首先是我們對理論的嚴肅態度。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支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綱領。這是一場偉大的攻堅戰，我們必須抵御所有攻擊——無論是來自右翼還是「左翼」。

IMT在這方面有著引以為豪的傳統。在許多人，包括許多前「共產黨人」放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期，我們仍然堅持捍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Marxist.com（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網站因其理論清晰度而享有盛譽。這就是使我們與工人運動中的其他趨勢牢牢區別開來的原因。

我們歷來拒絕向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壓力的修正主義者讓步，我們仍然完全不受震耳欲聾的合唱團的影響，這種合唱要求用「新思想」來代替馬克思所謂的「老舊」思想，而馬克思的所謂的「老舊」思想實際上是最現代的思想，是唯一能夠解釋當前危機並指出擺脫危機的方法的思想。

文化的垂死

歷史上有些時期的特點是悲觀、懷疑和絕望的情緒，在這樣的時期裡，人們對現有社會及其意識形態失去了信心、他們尋找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這一過程必然地帶有革命性。但舊社會雖然奄奄一息，但仍然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它不再獲得積極的支持，而是散發出負面情緒，就像屍體散發出難聞的惡臭一樣。

資產階級在其青年時代是進步的，因為盡管資本主義具有種種殘酷和剝削的特點，但它當初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發揮了非常進步的作用，從而為人類社會的更高階段——社會主義奠定了物質基礎。

過去，當資產階級還能夠發揮進步作用時，它是具有革命的意識形態的。它產生了偉大而獨創的思想家：洛克和霍布斯，盧梭和狄德羅，康德和黑格爾，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牛頓和達爾文。但是，資產階級在垂死時期的智力生產曝露了其腐朽不堪的真面目。

在我們這個時代，哲學的後現代主義混亂本身就是對最可悲的知識破產的承認。那些在大學校園裡徘徊的勢利小人帶著極大的優越感對待過去的哲學家。但是，這種哲學的內容貧乏是如此明顯，以至於與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相比，後現代主義的跳蚤駭客們簡直不值一提。

後現代主義一般否認歷史是進步的概念，原因很簡單，產生它的社會無法取得任何進步。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敘事」可以被當作一種新的哲學來認真對待，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理論上破產的嚴厲譴責。用黑格爾的話說：「只有通過個別的征像才預示著舊世界行將倒塌。」

這種現像絕非偶然。當今時代的特點是意識形態的混亂、叛逃、瓦解和分散。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悲觀的情緒抓住了知識分子，他們昨天感恩戴德地還將資本主義視為生生不息的工作創造者和舒適生活水平的保證者。

為了拯救銀行家，資本主義正准備犧牲社會的其余部分。數以百萬計的人面臨著動蕩的未來。普遍的社會危機不僅影響工人階級，而且延伸到中產階級、學生和教授、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音樂家和藝術家、講師和醫生。

中產階級情緒的普遍激化、發酵，在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最為強烈。這個階級夾在大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強烈地感受到自己處境的不穩定性。雖然有些人正在向左翼激進化，但大多數人，特別是在學術界，被悲觀和迷惘的情緒所支配。

當他們說「沒有進步這樣的東西」時，他們的意思是：現在的社會絕對不能保證明天不會比今天更糟。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他們沒有結論有必要為推翻將人類帶入歷史死胡同，並威脅著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未來的現行制度而鬥爭。而是畏縮在角落裡瑟瑟發抖，撤退到自己的腦海中，同時用「反正沒有進步這樣的東西」的安慰性思想來挽救他們不安的良心。

出於這種狹隘的偏見、嚴重缺乏遠見和智力上的怯懦，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其他更實際的結論：拒絕革命而支持「小事」（如對文字和「敘事」的瑣碎爭論），退回到主觀性，否認階級鬥爭，將「我的」特殊壓迫提升到「你的」之上，這反過來又導致日益分裂，並最終使群眾運動原子化。

當然，今天的情況與列寧在1908年如此激烈地反對的思想之間有一些差異。但差異只是形式上的，內容則非常相似，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話。這種思想的實際後果是百分之百的反動。

叛逃的時代

列寧面對問題和困難總是誠實的。他的口號是：實事求是。有時真相令人不快，但我們需要始終陳述真相。現實情況是，由於客觀和主觀的結合，革命被打倒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力量淪為少數。這是活生生的事實，那些否認它的人只是在自欺欺人。

近幾十年來，要求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尖銳要求已經變得震耳欲聾。我們聽到許多人說，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甚至是斯大林主義的同義詞。這種對「現代思想」的絕望追求，宣稱要取代馬克思主義的「老舊的不可信的思想」的現像絕不是偶然的。

工人階級並非孤立於其他階級，不可避免地受到異階級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也在社會中生活和工作，並不斷受到這些壓力和情緒的影響。社會的普遍情緒也可以滲透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中。在階級固化的時期，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壓力就被放大了。

工人運動長期處於間斷性失去活力的狀態，小資產階級分子在工人運動中脫穎而出，把工人排擠到角落。工人的聲音被「聰明」人的合唱所淹沒，這些人失去了一切鬥爭的意志，急於說服工人，並使他們相信革命只會帶來眼淚和失望。

斯大林主義垮台後，全世界普遍出現了思想混亂和意識形態倒退的情緒。許多人退出了共產主義運動，犬儒主義和懷疑主義靡然成風。左翼知識分子對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背叛感到失望，他們的反應卻不是與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徹底決裂，而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

許多人，特別是前斯大林主義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開始了對「新方法」的堂吉訶德式的追求（就像尋找彩虹盡頭的金罐一樣，他們從未也絕不會找到）。對於這些年邁的犬儒主義者來說，他們年輕時所有的革命夢想現在看來都是愚不可及的（「青年的罪惡」，修正主義者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喜歡這樣稱呼它們）。人們感到一種強烈的衝動，要清算舊賬目，與過去劃清界限，糾正年輕時候犯的「小過失」，從而阻止新一代走上「罪惡的道路」。

工人運動的組織逐漸被推向右翼，中產階級野心家奪取了領導地位，將工人們推到邊緣。這反過來又使許多工人陷入不活躍的狀態，導致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進一步增加。

在這樣的時期，工人的聲音被改良主義的「創新」合唱所淹沒，如「新現實主義」、「新工黨」等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占主導地位。階級政治和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被宣稱為「過時的」。代替「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是許多不同的思想：和平主義、女性主義、環保主義——事實上，任何你喜歡和想要的「主義」，當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除外。

托洛茨基在1938年撰寫《過渡綱領》時談到了這種現像：

「世界無產階級所長期遭受的悲慘失敗，已命定那些官式組織采取更大的保守主義，同時驅使那些幻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去追求『新路』。這正如通常在反動和革命衰落時期所見的情形一樣，庸醫和江湖術士在四面八方湧現出來，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個路線。他們不從過去學習，而乾脆地『排斥』過去。有些人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賣革命的人所犯的錯誤諉責於革命學說；另一些人則大罵醫藥，因為它並未保證一種得心應手和大演奇跡的治法。更為大膽的人則答應去發明一種萬應靈藥，並且預先主張停止階級鬥爭。有許多『新道德』的先知們，正准備靠倫理的以毒攻毒的辦法去復活工人運動。這些使徒們多數在未抵戰場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為一個道德的病夫。於是，那些久已湮沒在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前期底故紙堆中的藥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貢獻給無產階級。」

圖片來源：多洛雷斯·盧赫多

今天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極左派在工人運動的邊緣勉強維持著悲慘的存在。盡管他們在每一句話中都引用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但他們甚至懶得重印他們的著作，更喜歡不加批判地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那裡接管的更「現代」（或「後現代」）的思想。曼德爾派（所謂的第四國際聯合秘書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在另一個極端，像英國的塔夫派（CWI）和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法國的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這樣的教派又回到了列寧嚴厲譴責的「經濟主義」的泥沼中。「工人主義」的蠱惑人心的面具和對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排斥作為一個整體，只是掩飾對理論的蔑視和用革命政治代替所謂的「實際政治」和「面包和黃油問題」的幌子。很說哪種偏離更糟糕。

「新燈換神燈」

在阿拉丁神燈的故事中，一個邪惡的巫師打扮成街頭小販，並以亮晶晶的新燈交易舊的神燈。阿拉丁的公主愚蠢地接受了這個提議，因此失去了燈精靈的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但它包含一個嚴肅的信息：用已證明有價值的東西來換閃亮的新燈的行為是愚蠢的，而新燈最後不過是虛幻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當資本主義的危機完全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時，「左派」上卻出現了一場摒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競賽，好像它是一無是處的壓艙石。以前的「共產主義者」甚至不再談論社會主義，而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扔進了垃圾桶。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被宣布為過時的和無關緊要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在試圖詆毀馬克思主義時自暴自棄並徹底墮落。這種意識形態混亂、質疑馬克思主義「正統」和拒絕理論的普遍氣氛，即使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也會產生有害的影響。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事情，這些反革命改良主義傾向一直存在於運動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列寧、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不得不著手解決同樣的「新思想」運動，這一直是從杜林和伯恩施坦開始的每一個修正主義者的戰鬥口號。我們在艾倫·伍茲（Alan Woods）的書中討論了其中一些「當代選擇」，改良主義或革命，21世紀的社會主義，以此回復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

它的支持者們堅決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但他們不敢承認這一點——甚至可能不敢承認他們自己（因為只有心理疾病學家才能確定他們是否真地相信自己寫的胡言亂語）。他們把自己反革命和反社會主義的信息偽裝在一層厚厚的「左」和「激進」的措辭之下，這使得大多數人難以辨別，社會主義的思想被淡化、修正或乾脆放棄。

馬克思主義傾向也不能免受資本主義的壓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困惑和悲觀情緒有時會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找到回聲，表現為他們對「僵化的正統觀念」的大張撻伐和對「新事物」的高聲疾呼，這讓我們想起了阿拉丁巫師的警笛聲。

學生工作的危險

革命社會主義者已經習慣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猛烈攻擊——不僅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公開捍衛者，還有改良主義者（右派和左派），還有所謂的激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與資本主義作鬥爭，但對從何下手卻一無所知。

不僅在英國，而且在許多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我們非常重視學生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這給我們帶來了非常重要的結果。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必須繼續保持這一方向，但我們也必須認真考慮執行這一路線的方式。

的確，學生之間的工作對我們來說具有無限可能。同時，它包含許多風險和危險。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警惕，注意這些危險，以避免非常嚴重的後果。必須記住，大學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充滿了異階級的人，他們深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學校環境仍然由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主導，這也影響了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只是急於爬上社會流動的階梯，然後一腳把它踢開，在成為醫生、律師和政治家的過程中將他們的階級同胞棄之不顧。這並不總是如此，但也相當常見。

大學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在社會上傳播的傳送帶。它是名副其實的溫室，資產階級在這裡發展出一千零一個奇怪而奇妙的想法，以迷惑和誤導青年，引導他們遠離革命。大學不是「學習的殿堂」，而是大規模生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捍衛者的工廠。在資本主義垂死的時代，大學已經成為一片有毒的沼澤，反動思想在其中蓬勃生長，似乎沒有人有膽量正面解決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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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反對這些思想——不僅有資產階級學術機構公開的反動思想，而且有假裝反對現存制度的「進步的」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無數混亂觀念，但實際上他們只限於對這種或那種症狀的無能為力的憤怒。

反動的意識形態武器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這些思想的支持者在大學中嶄露頭角也不是偶然的。隨著階級鬥爭的衰退，大學裡發生了一場廣泛的反馬克思主義運動，參與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革命運動的個人被帶到大學並安排在舒適的工作中，條件是攻擊和污蔑馬克思主義。

這些攻擊部分是粗糙的、公開的親資本主義，但其他攻擊則更加隱蔽和狡猾。身份交叉性和認同政治使「左派」知識分子能夠拋棄階級鬥爭，放棄社會主義，同時繼續口頭上支持「進步事業」。

今天，統治階級正在將這些思想推向整個教育系統，這也並非偶然。例如，酷兒理論可以追溯到後現代主義和其他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思想的浪潮，這些思想是近幾十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應。美國中央情報局最近解密的1985年一份報告《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叛逃》（France: Defection of the Left Intellectuals）揭示了情報機構對學術界右傾的喜悅：

「密特朗的政策失敗和與共產黨的短暫聯盟可能加劇了對他的政府的不滿，但至少從1970年代初開始，左翼知識分子就一直在遠離社會主義——無論是黨還是意識形態。在一群自稱新哲學家的共產主義隊伍中的年輕叛徒的帶領下，許多新左派知識分子拒絕馬克思主義，並對蘇聯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反感。事實上，反蘇主義已經成為左翼圈子合法性的敲門磚，削弱了左翼知識分子的傳統反美主義，讓美國文化——甚至政治和經濟政策——找到新的受眾。」

報告接著說：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哲學體系的不滿——所有政治色彩的知識分子廣泛地從意識形態中退卻的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對傳統左翼普遍的幻滅的根源。雷蒙德·亞倫（Raymond Aaron）花了很長時間來詆毀他的大學室友薩特，並通過他詆毀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大廈。然而，在破壞馬克思主義方面更有效的是那些知識分子，他們以真正的信徒的身份開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社會科學，但最終以重新思考和拒絕整個傳統理論而告終。

「在戰後的法國歷史學家中，與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費爾南德·布勞德爾（Fernand Braudel）相關的有影響力的思想流派已經壓倒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從其主要期刊中得知，年鑒學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顛覆了法國歷史學術，主要是通過挑戰並後來拒絕迄今為止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盡管它的許多代表者堅持認為他們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但他們的意思只是他們使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試圖發現社會歷史實際模式的出發點。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過去結構的概念——社會關系、事件模式及其長期影響——是簡單化和無效的。在人類學領域，與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福柯和其他人相關的有影響力的結構主義學派都執行了同樣的使命。盡管結構主義和年鑒方法論都陷入了困境（批評者指責它們對於外行來說太難理解了），但我們相信他們的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中所造成的影響，這可能會作為對法國和西歐其他地方現代學術的深遠貢獻而持續下去。」

同樣，中情局也涉及秘密贊助一些「反極權主義」的左翼出版物，如《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莫納特》（Der Monat）（發表了阿多諾和阿倫特等人的文章）、《新世界報》（Mundo Nuevo）等。貫穿這些期刊的共同主題是捍衛「知識分子」與反階級鬥爭。

圖片來源：Abode of Chaos

正是從這些知識分子的筆下，產生了今天在大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福柯被視為酷兒理論之父。隨著階級鬥爭的消退，在領導人無數次背叛之後，這些女士和先生們得出結論，事實上是階級鬥爭學說和工人階級自身有所缺陷，而不是它的領導們。他們只是根據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和官僚的利益調整了自己的「哲學」，在他們的頭腦中，階級鬥爭被分解成無窮無盡的一系列沒有共同特征的小小的個人鬥爭。

他們盡可能地模仿出一副承認階級鬥爭的樣子，可在行動上他們只會貶低工人階級所謂的「落後」，並呼籲改變「話語」，而不是站在運動的前頭大膽並且堅定地領導革命。正如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中看到的那樣，統治階級遠沒有受到任何這些「激進」的時尚思想的威脅，而是全心全意地歡迎它們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寶貴工具。

「交叉性」與「認同政治」

激進小資產階級的認同政治的最新變體之一是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這不僅僅是好心青年的輕微偏差和混淆，而是一種完全倒退的、反動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態，我們必須用一切手段與之鬥爭。

統治階級一直努力在工人階級中播下分裂的種子，遵循分而治之的古老策略。他們使用任何手段使一部分工人反對另一部分工人：種族主義、民族問題、語言、性別或宗教——這些都曾經被用來，並且仍然在被用來分裂工人階級，轉移他們對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鬥爭的注意力。

這一事實幾乎被左翼的每個人所熟知和理解。但是，在與社會中存在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壓迫作鬥爭時，有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階級觀點，沉迷統治階級的把戲，把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放在首位，忽視階級社會壓迫的根源，推進這個或那個群體的局部利益，損害團結一致的階級鬥爭。

大多數關注特定形式的壓迫的人傾向於忽視或淡化壓迫的真正基礎，即階級社會本身。他們反對任何團結工人階級進行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的企圖，堅持要求我們集中精力先解決這個或那個問題，這樣的做會使工人運動深受其害。

越來越多的例子顯示，大學當局和學生會躲在「政治正確」、認同政治和所謂的不傷害某些人情感的願望背後，實行著公然歧視和審查的政策，禁止某些人的發言——不僅僅有種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左翼分子。

下面這個來自加拿大的例子足以揭露這些團體的反革命活動。美國大選後，多倫多的一群年輕人自發地試圖通過Facebook組織一場反川普的示威活動。這些年輕人立即受到「認同政治」人群的大量辱罵，被最惡毒的語言譴責他們的平台上沒有黑人演講者等等。結果，這些年輕人感到害怕，士氣低落，被趕出了運動。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而是這種思想傾向的反動策略的典例。

現在是時候喚出這些事物的真名了：即明確指出，認同政治和近年來抬頭的所有相關胡說八道顯然是一種反動傾向，必須以最大的力量與之作鬥爭。

民族問題

在所謂的認同政治和民族問題之間可以進行某種類比。當然，每個類比都有其局限性。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類比非常簡明，並且可以簡單地表述：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並與任何形式的壓迫或歧視作鬥爭，無論這些壓迫是基於國籍、性別、種族、語言、宗教還是其他任何東西。

馬克思主義者保衛被壓迫民族，反對強大和掠奪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但是，這些基本命題決不能窮盡馬克思主義對民族問題的態度問題。在 A、B 和 C 之後，還有更多的字母。

馬克思解釋說，工人階級問題永遠是最重要的問題，民族問題總是從屬於它。民族自決權不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絕對權利，它始終服從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利益。列寧經常強調同樣的觀點，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要求各國工人的完全團結和最緊密的團結。

在反對一切民族壓迫或歧視的表現形式的鬥爭中，必須抵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使工人服從其特定觀點和政策的企圖。在1914年的《民族自決權》中，他寫道：

「在雇佣工人看來，不管誰是優先剝削他們的人，不管是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比異族資產階級占優勢，還是波蘭資產階級比猶太資產階級占優勢，諸如此類都是一樣。在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雇佣工人看來，無論是大俄羅斯資本家的國家特權也好，無論是波蘭資本家或烏克蘭資本家應許說他們一擁有國家特權就會在人間建立天堂也好，都是無足輕重的。無論是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或是在分離的民族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在前進著，並且會繼續前進。」

眾所周知，列寧一貫支持民族自決權的要求，包括分離權。但這只是等式的一面。列寧也捍衛世界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團結，並堅決反對以任何民族界限建立工人組織的建議（我們面對「認同政治」問題也必須有這樣的底線。）

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除了堅持民族自決權直至分離權，還強調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他們自己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民主黨人之間劃清界限：

「第二、在我國為了把無產階級民主從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區分出來所進行的不可避免的鬥爭，基本上同一切國家所經歷過的鬥爭是一樣的，是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和我國在理論上大獲全勝的條件下進行的。因此，這種形式的鬥爭與其說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不如說是擁護或者反對用「准馬克思主義」詞句掩飾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理論的鬥爭。」（《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1913年）

我們將永遠捍衛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反對他們的壓迫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的要求，或者讓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從他們的要求。相反，被壓迫民族的工人的首要職責是同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揭露它的蠱惑人心的要求，反對一切使被壓迫民族的工人服從「他們民族的」資產階級的企圖。

在1914年2月至5月寫的《民族自決權》中，他寫道：

「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無條件地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認為民族要求必須服從階級鬥爭的利益。」

猶太人遭受了沙皇俄國最駭人的壓迫，他們受到雙重壓迫——作為工人，也作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支持猶太人的所有權利，並攜手打擊反猶主義的黑幫大屠殺販子。然而，列寧卻以最強烈的方式譴責猶太崩得分子企圖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爭取特殊地位。他否認他們有完全代表猶太工人進行發言的權利。他說，接受這種主張就是背離無產階級政策，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政策。崩得主義者感到震驚，並攻擊列寧對猶太人的問題缺乏敏感性，但列寧只是聳了聳肩。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的原則必須優先於民族問題。

讓我們把列寧對民族壓迫的態度和一般的「認同政治」問題，特別是女性主義問題進行類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就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樣，明確要求性別問題必須優先於其他一切，工人階級女性必須首先認同其他所有女性，最重要的是認同統治女性主義運動的「聰明」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知識分子。

圖片來源：公平使用

我們對他們堅持的要求的回應如下：雖然我們將為捍衛女性權利而鬥爭，但我們不准備屈從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的領導，這些女性打著為「所有女性」的事業而戰的幌子追求自己的利益。工人階級女性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男性的利益基本相同，他們都遭受銀行家和老板的壓迫和剝削，這些銀行家和老板是男人還是女人對他們來說沒有區別。

工人階級女性不僅作為工人受到壓迫，而且作為女性也受到壓迫，並且面臨著必須在我們的綱領性要求中提出的具體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相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分子會為工人階級女性的要求而鬥爭，因為歸根結底，他們和我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是相互對立的。

就民族問題而言，工農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經常表現為內戰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是什麼？讓我們舉一個俄國革命的具體例子：芬蘭的民族運動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布爾什維克給予包括芬蘭人和波蘭人在內的被壓迫民族自決權。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芬蘭布爾什維克和白軍之間發生了內戰，後者是在芬蘭民族獨立的旗幟下作戰的。

毫無疑問，如果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擁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就會干預芬蘭，粉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支持芬蘭工人，芬蘭工人的勝利不會導致獨立，而是芬蘭加入蘇維埃共和國。

托洛茨基曾經寫道，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可以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外殼」，這種說法在某些情況下是完全正確的。但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可能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外殼;它同樣可能是新生法西斯主義的外殼，這取決於具體情況。

如果力量對比不同，芬蘭人的自決權就會完全服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不幸的是，蘇維埃共和國還沒有紅軍，芬蘭革命被白軍鎮壓了。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芬蘭民族主義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外殼」是完全反動的，我們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例子證明這一點。

種族主義和認同政治

美國是一個極其多元化的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漫長殘酷的充滿戰爭、征服和奴隸制的歷史。當年輕的資本主義美國對自己和未來滿懷信心，並有能力吸收無窮無盡的移民浪潮時，它在其自由女神像上刻上了：「讓那些因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氣，而歷經長途跋涉也已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的人們，相互依偎著投入我的懷抱吧！」現在這已經顛倒過來。美國資本主義的垂死和腐朽在唐納德·川普的反動、狹隘和仇外政策中得到了生動的表現。「美國優先」政策意味著在美國無法擺脫世界其他地區，從而無法擺脫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時候，試圖重回孤立主義的老路。

川普的反動蠱惑旨在通過將失業和貧困歸咎於移民和外國人來迷惑美國工人。種族主義愈演愈烈，對移民和非白人的恐懼情緒加劇。因此「認同政治」的概念得到同情的回聲，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樣，一個正確的想法在走向極端時會變成截然不同的相反事物。

在美國，「身份」有著悠久的歷史，早於最近的「認同政治」。身份的概念在認同為愛爾蘭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猶太裔美國人等的意義上，被用來推動愛爾蘭裔美國工人應該認同愛爾蘭裔美國老板，義大利裔美國工人與義大利裔美國老板，猶太裔美國工人與猶太裔美國老板，以及最近黑人和拉美裔的工人與黑人和拉美裔的老板。「身份」這被以反動的方式用於根據種族血統劃分工人，從而達到削弱整個工人階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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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一個年輕的黑人希望維護自己的身份並能為此感到自豪，是對美國制度化的種族主義的一種可以理解和合理的反應，這種種族主義世世代代一直歧視黑人，剝奪他們在他們出生地的歷史和文化中的任何地位。拉丁美洲一些土著群體也產生了同樣的感覺，他們厭倦了剝削和征服，為自己是土著而感到自豪，並希望捍衛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同樣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積極反對任何基於性取向、種族或性別認同的歧視和壓迫，爭取廢除一切關於婚姻等方面的反動法律。這是反對右翼和統治階級的全面鬥爭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譴責資本主義挑起的所有壓迫和不公正，無論誰正在遭受它。資本主義的所有罪惡，從對女性的壓迫，到環境災難，或對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壓迫，都讓我們對現有體制義憤填膺，我們站在「對一個人的傷害就是對所有人的傷害」的旗幟下。馬克思主義是包羅萬像的人類解放鬥爭理論，它把工人階級置於鬥爭的前沿，因為它是最革命的被壓迫社會階級，它在生產和社會中具有特殊作用，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直接產物。工人階級在反對各種壓迫的鬥爭中的這種領導作用也來自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這些條件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未來要素，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分裂社會的階級，消滅了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或人民的壓迫，當然也消滅了男人對女人的壓迫。

這種積極的團結與「盟友」的概念大相徑庭，後者源於認同政治對主觀經驗至上的堅持。因為有人認為，只有那些經歷過壓迫的人才能理解它並能夠與之抗爭，所以那些同情被壓迫和邊緣化群體困境的人被降級為被動支持者的次要角色。

所謂的「認同政治」，其實是有害於女性、美國黑人、移民、原住民和LGBT人群的鬥爭事業。它加深了種族分歧，盡管同時聲稱要彌合種族分歧，限制了言論自由，使理性辯論變得不可能。政治煽動者和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用尖銳的譴責代替爭論，對任何敢於質疑他們「政治正確」的人大喊大叫，營造出一種歇斯底裡的氣氛。

這些人認為政治和社會問題可以歸結為被一個個壓迫群體的問題。他們似乎認為，對膚色和性別編碼的正義的要求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藥。實際上，被壓迫群體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矛盾的表現，而不是造成矛盾的原因。認同政治的信徒們要求轉移了對實際問題的注意力，並播下了無休止的混亂和分裂，這些人指責馬克思主義者無視被壓迫者的鬥爭，他們說我們正在乾等一場解決所有問題的革命，而此時此地面對壓迫我們卻給不出解決方法。這是對事實的嚴重歪曲，我們提出了反抗壓迫的階級鬥爭方法，我們提出了反對所有不公的群眾性的革命策略。正是改良主義認同政治的信徒們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完好無損的同時擺弄著配額制度和律法主義，他們播下混亂和內鬥的種子，將人們分成越來越小的群體，使他們無力反擊造成壓迫和剝削的真正根源。我們只是解釋說，被壓迫者的問題反映了階級社會的深層矛盾，相信這些問題可以在階級奴役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完全解決是烏托邦式的。今天，只有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各階層最廣泛的團結，才能反抗壓迫，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鋪平道路。

制造分化的政治主張

毫無疑問，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它一直被統治階級用來分化和削弱工人階級，以種族、膚色、語言等為由將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對立起來。因此，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優先事項，我們將始終努力實現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的最大團結。

沒有哪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美國這樣如此重視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蓬勃發展表達了千百萬黑人與警察暴力、歧視和種族主義的鬥爭願望。這是進步的，我們必須給予支持。

然而，將這種現像「理論化」的傾向導致了誇大其詞，可能會產生負面結果，特別是會阻礙美國黑人爭取其正當權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但我們沒有任何義務接受一種片面和錯誤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無助於這場鬥爭，反而是阻礙和削弱這場鬥爭的大幫凶。

圖片來源：Edward Kimmel

毋庸置疑，除了階級剝削之外，還有多種形式的壓迫，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恐跨等等。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承認並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交叉性的問題在於，它強調的是使我們分裂的東西，而非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東西，關注每個人可能經歷的不同形式的壓迫和所謂的群體「特權」的無限組合，並認定所有人都有相互衝突的利益。這使不同的被壓迫群體相互對立，而不是促進反對壓迫和結束階級剝削所需的階級鬥爭。

根據著名的交叉女性主義者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說法，「所有群體都擁有不同程度的受壓迫和特權」，「根據不同環境，個人可能是壓迫者，也可能是被壓迫群體的成員，或者同時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她舉了一個例子，白人女性因性別而受到壓迫，但因種族而享有特權。這種觀點表明，如果一個人沒有經歷過某種特定形式的壓迫，那麼他就是有意圖維持這種形式的壓迫者。這種將個人視為壓迫的主要肇事者的關注只會進一步原子化被壓迫者的鬥爭。此外，工人階級中沒有一個階層有意圖維持對任何其他階層的壓迫，他們的意圖恰恰相反。

「交叉主義者」不是把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而是想把鬥爭分解為數不勝數的最小的組成部分：黑人女性與黑人男子，黑人殘疾女性與黑人健全女性的對立，等等。通過以這種方式分解和分離事物，他們正在分裂群眾運動，轉移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並使不同的被壓迫群體同室操戈。

一個個單獨的群體競相被邀請來維護我們的權利，反對你們的權利。革命這台火車頭被分解成越來越小的零件。與此同時，真正的壓迫者，銀行家和資本家，報業大亨和警察局長，反動派和種族主義者，搓著手，興高采烈地看著運動在無數毫無意義的爭吵和衝突中空耗精力。

這導致一些身份證治活動家攻擊另一些活動家，因為在「特權等級」中必須得有個高下之分，所以與黑人女性相比，黑人男性被稱為有「特權」的群體，諸如此類。這張列著一個又一個「特權群體」的審判書是無窮無盡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運動將分散成無數碎片。不是團結一致地與共同的敵人作戰，而是鼓勵每一部分被壓迫者只關注他們自己所受的壓迫形式，並與被壓迫的其他群體鬥爭。

區別於大規模群眾運動，一群群「交叉性」活動家只在特定問題上沉迷於自己的孤立鬥爭。可弊害沒有到此為止，沿著他們的邏輯走，最後可以得出一個不需要任何組織的結論，因為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是獨一無二的，並且在資本主義社會都裡有自己獨特的經驗和遭遇。談論「盟友」和聯合只是一張破爛的遮羞布，以此掩蓋他們真正倡導的分裂。

這些想法導致荒謬和極端的一個例子是最近對激進女性主義者的跨性別恐懼症的憤怒，如朱莉·賓德爾（Julie Bindel）、傑曼·格里爾（Germaine Greer）等人，她們針對跨性別女性發表了一些煽動性言論，指責她們實際「不是真正的女性」。這表現了認同政治對定義某人屬於哪個群體的行為的痴迷和瘋狂。此外，雙方沒有在政治上認真辯論他們相異的想法，而是以抵制、不提供平台、抗議和流氓行為作為回應，這些行為扭曲了事實，阻止了辯論。

如果著眼於每一部分被壓迫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經歷壓迫，那麼可以同樣有效地論證說，每個單獨的個體也以不同的方式體驗事物，因此沒有其他人能夠理解我的問題，這是我的「個人財產」。這個論點把我們引回到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泥潭，而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徹底摧毀了這種泥潭。交叉性固有的唯心主義在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以下段落中以最粗糙的形式暴露出來：「統治矩陣包含多個群體，每個群體都有不同的受壓迫和以特權壓迫他人的經驗，和由此產生相應的片面觀點……沒有一個群體有清晰的視角，沒有一個群體擁有能夠發現絕對『真理』的理論或方法。」

放棄階級立場

任何鼓吹「交叉性」的信徒的文章和演講中都很少提到階級，更不用說工人階級了。

當階級被提及的稀罕時刻，它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表達的，而是作為一種歧視形式（「階級主義」）——只是眾多歧視中的一種，並且不被認為是重要的。工人階級不再是所有財富的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被剝削，而只是另一類被「歧視」的人：這是前左翼分子完全放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立場的另一個可悲案例。

「交叉主義者」不在階級社會中尋找壓迫的根源，也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銀行家和資本家的經濟統治中尋找壓迫的根源，而是試圖在人們的社會行為和他們使用的語言中找到它。在他們看來，今天女性所遭受的壓迫不是資本主義雇佣勞動奴役的結果，而是在組織中使用歧視性語言或歧視性結構的結果。

在前殖民地國家，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在中國和古巴革命勝利後，不同的團體或傾向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求一種新的、更原始的形式，一種新的解放哲學。這種所謂的哲學認為，解放前殖民地國家的關鍵是廢除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和語言，這能保證認識論和思想的去殖民化，這將是以「原始的」方式理解這些國家歷史的基礎，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這種改良主義和反動思想發出呼籲，不要同資產階級及其殘酷的剝削形式作鬥爭，而是從認識論上講，尋找新的前進道路。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旨在從根本上重塑社會的革命，而是稍稍改變人們的心態和行為。目的不是改造社會，而是抽像地爭取個人的自我實現和滿足——他們並不在乎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剝削和壓迫也會繼續存在的事實。

革命黨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改造社會的工具，它不是新社會的縮影，而是創造它的催化劑。不言而喻，我們反對在我們的隊伍和政治活動中有任何對壓迫容忍的表現。然而，交叉主義者認為他們可以通過一個純粹的組織清除所有歧視行為，創造一個沒有任何歧視的社會。他們不明白任何組織都會受到來自其所在社會的壓力。例如，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對女性的壓迫就使得在大多數組織中擁有平等的男女代表權成為白日夢。我們必須消除女性和其他被壓迫群體參與的所有障礙，但只要階級社會本身存在，我們就無法消除階級社會的壓力。交叉主義者集中精力，抓耳撓腮地琢磨如何在舊社會的範圍內構建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原型，而不是建立能夠真正推翻這個剝削社會及其歧視行為的組織。這種唯心主義觀念是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徹底否定。這場運動提出的一些「改革」體現了唯心主義的絕望和愚蠢：「性別中立的語言」，「性別中立地撫養教育孩子」等。通過這種手段，「交叉主義者」認為，壓迫的根源在某種程度上只存在於思想中，並能能輕易地通過「教育清洗」，這完全是一種改良主義和烏托邦的思想。

「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目睹了一些國家反對壓迫和歧視的群眾運動。從最初的反對警察殺害年輕黑人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到愛爾蘭的同性婚姻公投，波蘭捍衛墮胎權的運動以及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反對暴力侵害女性的運動。這些我們必須與之聯系的運動反映了一些進步因素，並包含對整個社會的系統性質疑。

在西班牙，3月8日的罷工和反對輪奸團伙「La Manada」（狼群）的運動，涉及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都是以女性主義的名義進行的。在群眾眼中，這個詞已經有了「爭取女性平等」的含義。呼籲3月8日「女性主義罷工」的組織領導人是堅持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性主義者，她們認為，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必須是「橫向的」（即跨越階級和政治界限），男人充其量只能是「盟友」，不應該參加罷工，而他們的角色應該是暫時接替崗位，完成女性罷工者應該完成的工作。她們還宣揚資本主義下對女性的剝削發生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因此應該爭取「家務勞動的工資」即養育孩子的工資。隨著運動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大多數參與者沒有理會這些想法。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同志提出，我們應該接納「女性主義」這個詞，並這樣描述自己。我們既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也認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當然，以書面形式和干預行為對「女性主義」一詞的含義進行論戰，將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我們需要做的，是利用其最進步和最革命的方面，並以積極的方式提出我們自己的綱領和戰略，就像對群眾運動的任何干預一樣。我們必須以同志的方式反對運動領袖提出的錯誤的和適得其反的思想，同時與激勵運動隊伍的最革命的精神聯系起來。這就是我們迄今為止在墨西哥、義大利（2017 年 3 月 8 日左右發生群眾運動）和西班牙等地所做的。我們不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但這並不會成為我們參與和激勵運動的障礙。

圖片來源：Gary Knight

盡管越來越多年輕男女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但實際上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並非如此。我們看到的是：他們開始意識到社會中的不平等，他們自稱女性主義者的意思是，他們反對壓迫女性，想要一個平等的社會。這完全可以成為他們走向革命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起點。

女性主義者經常將社會的大多數問題歸咎於「父權制」。誠然，奴役女性是最古老的奴隸制形式，它與階級統治一起出現，已經存在了數千年。只有對社會進行根本性的重塑，才能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可惡的奴役。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聯合革命行動來實現，以工人階級男女同胞為解放而鬥爭的團結行動為前提。女性主義者傾向於將父權制視為一種獨立於階級社會的結構，這導致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即女性解放的鬥爭與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是涇渭分明的。這是一種反動和分裂的想法，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人中也維護著這種思想，盡管其表現形式被稀釋和掩蓋著。

女性的徹底解放只能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只有社會革命才能消滅壓迫女性所依靠的私有制。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忽視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提高女性地位的鬥爭？當然不是！我們反對哪怕是最微小的歧視和壓迫女性的表現，這是實現全體工人階級團結的先決條件。

有時人們認為存在著不同的女性主義思想流派，情況確實如此。無政府主義也有很多不同流派，有些流派比其他的流派更接近馬克思主義。但這並不能改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存在著明確分界線的事實。

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無政府主義，但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同樣的偏見。贏得那些更接近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方法不是假裝這些差異不存在，或者對無政府主義者說：「你看！我們真的都在為同一目標而戰！」恰恰相反，消除一個真誠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困惑的方法是，向他解釋清楚無政府主義的混亂和不科學的思想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清晰的科學思想之間的區別。

在俄國革命時期，有些人稱自己為「無政府共產主義主義者」。由於革命的經歷，無政府主義者中最好的無產階級分子向布爾什維克靠攏，並在革命和內戰中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了共產黨。「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趨勢代表了走向共產主義運動的驛站或過渡階段。

同樣，某些類型的女性主義可能比其他女性主義更進步。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盡一切手段爭取女性的徹底解放。有人可能會問，什麼是女性主義？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以任何明確的方式回答的問題。保守派和自由派，進步派和左翼人士全都在使用這個術語。它被用作帝國主義入侵阿富汗時的幌子，同時想要爭取平等和人類解放的人們也在使用它。事實上，即使在西班牙，右翼執政黨也在3月8日用紫色女權絲帶來表明他們「也是女性主義者」！牛津詞典將其定義為：「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倡導女性權利。」這個定義顯示了這個術語的核心問題：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它其實是一句空話。

女性主義最好用它不是什麼來定義：它給不出任何關於壓迫是如何產生的答案，因此無法解答如何對抗和消除壓迫，盡管所有不同類型的女性主義都聲稱有自己的濟世良方。女性主義者們相信，在消除造成這種壓迫的根本原因即資本主義和階級社會之前，以某種方式消除對女性的壓迫是可能的。女性主義模糊了階級界限，所有不同類型的女性主義都只看表面症狀，而不看根本病因。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我們需要與女性主義畫一條明確的分界線。這並不是因為我們不爭取「以性別平等為基礎的女性權利」，我們當然會這樣做，而是因為即使是「最好的」女性主義也只會制造混亂和跨越階級界限的統一的幻覺。

因此，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適得其反，不利於我們向自稱女性主義者的真誠的年輕階級戰士澄清這個問題。相反，我們必須公開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是女性主義者，以此幫助這些人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以免為小資產階級、非階級思想和哲學唯心主義滑入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列牽線搭橋。

雖然我們不能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我們絕不能給人一種印像，即我們對廣大無產階級女性的苦痛和憤慨漠不關心，她們在資本主義下是女性，更是無產階級。我們也不應該給人一種馬克思主義者將女性解放的鬥爭服從於遙遠的社會主義未來的錯誤觀念。在女性主義的旗幟下，盡管存在各種矛盾和局限性，但新一代女性正在與現狀作鬥爭。從這種具體形勢出發，認識到其革命潛力，我們必須找到將對女性的古老壓迫與資本主義垂死時代的具體情況聯系起來的鬥爭方法。

同樣，在工會內作為革命者工作時，我們參與工人同志的日常鬥爭，同時也要求戰鬥工會和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必須參與每一場女性群眾運動，努力賦予它最進步的性質，並將眼前的要求與社會根本變革的需要聯系起來。我們有義務將女性的民主願望和爭取平等的鬥爭與所有工人共同鬥爭反對壓迫制度的思想聯系起來，強調必須團結起來給垂死掙扎的資本主義最後一擊，資本主義總是試圖分裂被壓迫階級來給自己的統治續命。

通過說你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你其實是在暗示馬克思主義不包括爭取性別平等的鬥爭（的確，斯大林主義沒有爭取女性的平等）。但是，正如我們為恢復馬克思主義遺產而與斯大林主義在所有領域作鬥爭一樣，我們必須在這個領域也這樣做。我們認為斯大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必須聲明斯大林主義對女性、同性戀者等的看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根據定義，「女性」類別包括所有階級的女性——利益不可調和的階級。由於模糊了這些決定性的階級區別和矛盾，女性主義無法與馬克思主義調和，馬克思主義始終基於階級鬥爭理論。如果我們要贏得女性主義者走向馬克思主義，這只能通過堅定我們的原則來實現。我們必須反復強調，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團結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實現女性的充分解放。有些人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們捍衛女性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也捍衛女性的權利，盡管我們不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無論如何，我們需要以同志的方式解釋，我們不反對他們的鬥爭，恰恰相反，我們贊成女性的權利，但我們認為這些權利可以通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分裂來實現。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站在反對歧視和不平等的每一場鬥爭的最前沿，爭取哪怕是最小的要求，這種要求往往會推進平等事業，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或歧視，例如：

• 同工同酬的普遍就業
• 結束緊縮政策（對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削減工資，迫使她們做更多的家務勞動，照顧年輕人和老年人以彌補社會服務的不足）
• 墮胎權
• 為所有人提供免費、優質的醫療保健，包括不受限制地享受免費的生育計劃、墮胎服務和家庭暴力中心
• 全薪育兒假
• 大規模的社會房屋建設計劃
• 廣泛的免費的高質量托兒所網絡，涵蓋實際工作時間
• 免費和高質量的老年人護理，包括住宿和非住宿。
• 提供免費餐飲和洗衣服務
• 工作場所和學校的免費的高質量的食堂
• 與暴力侵害女性行為作鬥爭

然而，在工作場所進行成功鬥爭的先決條件是男女工人作為工人的團結。馬克思主義用階級而不是性別來解釋社會，社會最根本的分化是工人和資本家、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分化。還有其他種類的壓迫是事實，但歸根結底，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得到解決。

就像在所有其他問題上（工資、養老金、住房、健康保障、工作條件）一樣，在資本主義下為進步而進行的日常鬥爭是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做准備的唯一途徑，女工將在鬥爭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當然歡迎有許多女性主義者開始理解女性主義的局限性的事實，但是這種積極的趨勢只能作為一個過渡階段。只有最終采用一致的階級鬥爭思想，才有助於我們的事業。女性的徹底解放只能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來實現，或者永遠無法實現。

「術語上的激進主義」

人為的配額代替了真正的爭取平等的鬥爭，「政治正確」代替了改造社會並爭取解放的革命。這歸結為對詞義和語義的無休止的小爭論：不允許使用這個或那個詞，需要改變「基於性別的語言」等等。

在用「語言」代替「行為」的後現代主義「敘事」的真正精神中，在某些國家浪費了無盡的時間，那些自稱為「左派」甚至「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表演口頭雜技來扭曲語言，中和男性和女性的形式，最終導致西班牙語中的「compañer@s」，義大利語中的「compagn*」等突變。這種玩弄文字游戲對推動女性、黑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解放鬥爭毫無助益，這是最粗俗和最荒謬的像征主義。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論述到，通過改變個人的意識，你可以改變物質條件，為了進行革命，你首先需要「教育」人們：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肮髒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

後現代主義者對語言的痴迷使整個問題顛倒過來，改變語言不會改變壓迫的事實，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主觀主義的做法。語言在變化和發展，反映了現實世界的變化，將這一事實顛倒過來是錯誤的。

關於文字的爭吵是大學研討會的典型趨勢，人們在世界上一直有時間致力於無休止的爭論，就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樣。德國詩人歌德寫道：「始物於行」。實現女性解放所需要的是采取行動，反對壓迫和歧視。但是，成功的群眾行動的先決條件恰恰是男女工人階級在戰鬥中的團結一致，反對建立在對所有勞動者進行奴役的基礎上的資本家的統治。

似乎總會有什麼東西令「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大驚小怪，比如所謂的酷兒理論，我們在這裡不對這一理論進行詳細分析，那是另一篇文章或小冊子的工作。這是一個根植於哲學唯心主義的，形式最粗糙的，徹底反動的概念。不管那些信奉這些觀念的人的意圖是好是壞，它播下分裂的種子，破壞了反對壓迫的鬥爭，並使運動不可避免地落入反動派的掌控之中。

馬克思主義以哲學唯物主義為基礎，這是分析自然、社會和人類行為的唯一真正科學的方法。不管人們喜歡與否，動物世界（包括人類這種動物）中的性行為都是一種正常的繁殖方式。無性繁殖存在於動物世界中，例如存在於在蚯蚓和某些魚類中，但它隨著進化而消失，在哺乳動物中則完全不存在。

性不是人們有意識地決定或發明的東西，它是進化的產物，認為性別可以通過人的意志人為地決定的想法是武斷的，在哲學上和科學上都是錯誤的。

人類基本的生理性別劃分是男性和女性，這是由生殖過程自然決定的，反過來又帶有勞動分工的萌芽，這種分工在一定階段成為社會階級分化的基礎。男性對女性的征服（表現在父權制的家庭關系中）是與階級社會的建立不謀而合的，它只有在階級社會本身被廢除後才會被根除。

馬克思主義者為女性和所有其他被壓迫的社會階層的真正解放而鬥爭。但是，解放不能僅僅通過想像沒有性別這樣的東西來實現。人們可以當然想像自己是任何事物，但最終，生活在客觀世界的人們必須接受物質現實，而不是哲學唯心主義的幻想。

在酷兒理論的無數詭異和奇怪的變體中（我們根本不應該把它作為一種理論來尊敬），似乎有一個共同點：首先它將心理性別（甚至是生理性別）呈現為一種純粹的社會建構，否認所有生物和物質方面。接著是在想像中創造幾乎無限的性別，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

我們不否認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還有處於兩種生理性別之間的人的事實，這由來已久。在殖民時代以前的美洲，這些人已經被視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並受到尊重。

現代科學使人們能夠改變自己的性別，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它。不言而喻，我們完全反對對跨性別者的任何形式的歧視和不容忍，我們不反對任何人隨心所欲地認同自身性別。然而，通過將這種選擇當作全面改變社會的一種手段，我們最終看出了這樣一種醜惡的企圖（這對統治階級來說非常有利），即把無產階級偉大的解放鬥爭扭曲成了個人生活方式選擇的問題。

我們在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和一些跨右翼活動家之間的醜陋分裂和激烈爭鬥中看到這種現像的負面影響，這種發展完全無助於任何意義上或形式上的反壓迫，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

工人運動中的「身份」

馬克思主義者為女性的解放而鬥爭，並捍衛每一項進步措施，無論多麼片面，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能提高女性的地位。但是，我們將運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即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方法來進行這場鬥爭。

我們指出，歸根結底，女性的真正和充分解放，只有在根本改造社會的基礎上，即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建立起來。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革命任務。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或歧視。但是，在與壓迫和歧視作鬥爭時，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的根本目的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意味著捍衛工人階級的團結是高於一切的。我們主張工人階級的完全團結，這遠遠高於性別、種族、語言或宗教的區別。凡是維護工人團結、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的事物，都是進步的。不論出於何意，任何傾向於分裂無產階級的事物都是反動的，必須予以打擊，這是我們時刻堅持的原則。對女性的壓迫——對工人階級女性的特殊壓迫——資本主義造成的苦難和災難，如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或對弱小民族的壓迫，是資本主義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指望資本主義能消除家庭奴隸制或工人階級女性面臨的「雙重負擔」;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可以禁止由於大型跨國公司對利潤的渴望而對地球生態的破壞;不能指望資本主義有能力結束帝國主義列強對小國的奴役，停止掠奪他們的資源並確保對其他列強的霸權。因此，結束所有罪惡和苦難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

工人運動的官僚機構通過允許無產階級不同階層之間的工資差異，已經學會了使不同的工人群體相互對抗。工會領導人尋求舒適的生活條件並與資本家妥協，出賣某些工人群體以換取其他群體的讓步。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官僚機構系統性地利用「優惠性差別待遇」來占據工人運動中的領導職位，這些野心家們利用自己的性別或種族自私自利地謀求個人前程，在右翼官僚機構的幫助和唆使下，將左翼候選人排擠到角落。

常用認同政治語言來攻擊左翼的英國工黨國會議員傑斯·菲利普斯。//圖片來源：Chris McAndrew

不基於階級，而是基於其他考慮將性別或種族作為主要問題往往會造成使人們分裂的結果，這樣做的後果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極其不利的。右翼工會領導人，特別是改良主義者和左翼改良主義者，到處利用「政治正確」和「認同政治」來轉移人們對階級鬥爭和工人階級面臨的真正問題的注意力，這絕非偶然。他們醉心於語言問題，完全拒絕用階級鬥爭來對抗壓迫。

這些有害的思想是工會官僚中最反動的分子手中的武器，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為資本家效犬馬之勞，監督工人階級，限制階級鬥爭的範圍和有效性。在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軍械庫裡，除了各種懲罰措施、開除激進的雇員、驅逐等武器之外，現在又增加了一種新的武器：「認同政治」狂熱分子的恐嚇和獵巫。

在英國的一次工會大會上，認同政治的倡導者提出了一項決議：工會必須接受任何關於女性對男子的騷擾指控的真實性，即使除了有關女性的證詞外沒有其他證據。一位男性代表對此提出質疑：「我是一名店員。想像一下，有一個女主管想要開了我。這對她來說易如反掌：只要指控我性騷擾，我就會立即被解雇，因為工會不會為我辯護。」雖然該動議被否決，但這種政策和思想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

他們至今沒有受到重大挑戰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從理論上贏得了爭論，而是因為人們害怕被認同政治的信徒迫害。任何敢於反對他們陰謀的人都會立即被貼上種族主義者、厭女主義者或其他的豐富多彩的標簽。這導致了針對左翼工會成員的流氓行為和惡毒的誹謗，這些工會成員因莫須有的指控而受到政治迫害。投訴立即被認同政治信徒們的尖叫和凶嚎所淹沒，他們肆無忌憚地對對手進行最無恥下流的侮辱和辱罵。

配額制度實際上是最明目張膽的操縱，許多右翼分子當選的理由是聲稱他或她代表這個或那個少數群體。每個人都對此保持沉默，因為害怕被譴責涉嫌為歧視辯護。

在英國，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渴望使用全女性候選人名單來召集野心家議員擠走左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髦的「左派」立刻將這些想法作為其優惠性差別待遇議程的一部分，他們與右翼一拍即合。工黨的右翼利用民族問題來攻擊傑里米·科爾賓，提議增加兩個全國選舉委員會席位，一個來自威爾士，另一個來自蘇格蘭，認為「民族」群體應該得到代表。巧合的是，蘇格蘭工黨和威爾士工黨都由右翼分子控制。

左翼改良主義者總是熱衷於證明自己，並將自己表現為最捍衛女權的女性主義者，他們強烈地堅持這一點。他們堅持對女性和其他群體實行配額制和特殊待遇。「我們能」（Podemos）、「動能」（Momentum）和其他組織在這些問題上比傳統的工人運動走得更遠，這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對這些組織的深刻影響。配額制的反動後果之一是它們加深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和競爭。在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激化的危機時期，隨著各國政府實行緊縮政策，許多反動思想傳進了工人階級中一些落後成分的耳朵裡，這些反動思想高叫著：我們的問題不是來自資本主義本身，而是來自少數民族和移民這些附骨之疽，來自爭取女性權利的大逆不道等；這是法西斯主義和最反動的右翼運動宣傳的基礎：由於給予少數民族、被壓迫性別等的配額，導致我們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導致我們獲得大學或社會福利的機會非常有限等。這些都是在工人階級中傳播種族主義和分裂的毒藥。此外，那些根據配額當選的人是永遠無法上正席的狗肉，他們說的話會被輕易地駁回，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得到授權，他們的當選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女性/黑人/同性戀者或任何他們使他們獲得配額的身份。

在巴西，情況甚至更糟。幾乎整個左派都屈服於根據「種族」劃分整個人口的粗暴提議，以便在大學等中引入配額制——這是我們巴西同志堅決反對的。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為所有人爭取教育、醫療保健、住房等。考慮到社會中存在的財富，這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將勞動人民理所應當享有的這些資源視為稀罕物什和資本家的恩賜，像一群家犬一樣圍著配額制的食盆奪食。

我們堅決反對所謂的優惠性差別待遇、配額、代表權和相關的一切。確保女性和少數民族最大限度地參與工人運動的途徑是用行動而不是言語證明我們正在與各種壓迫和歧視作鬥爭，爭取人人有工作，同工同酬等等。只有在革命的綱領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成功地拉攏社會中最受壓迫的階層。這意味著領導權必須掌握在最優秀的戰士手中，無論他們是男人還是女人，黑人還是白人，異性戀還是同性戀。

空洞的樣板主義首先是通過基於中產階級職業的白領工會引入勞工運動的，以及最接近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由於去工業化和工會合並，這些階層將工人排擠在一邊。更善於表達（或至少善於大喊大叫）的中產階級能夠用他們的「時尚」思想感染運動，他們想將其自己誤入歧途和絕望的思想確立為所有受壓迫群體的公認規範。

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許多國家的工會，因此，許多國家專門為女性、LGBT、黑人、殘疾人和其他人保留了席位。這些群體有自己獨立的議會、委員會等，有著自己的小官僚機構，他們固執地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決定這些問題，只要他們與工會官僚機構的其他部分井水不犯河水，他們就能安心的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左翼改良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安然接受這種狀況，那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政策在實質上也是小資產階級的。

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反應

中產階級女性正在大聲疾呼新的職業出路：我們要成為女性銀行家、女性首席執行官、女性主教，甚至是女性美國總統。這是改良主義者的老調重彈：「我只求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別急，一個接一個慢慢來，先從我個人開始吧。」

難以解釋女性進入銀行董事會究竟會以何種方式幫助女工事業，女老板對員工會比男老板更好嗎？在這方面的記錄可不鼓舞人心。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或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個人成功如何有助於在工廠車間勞作的「姐妹」們，這是一個無解之謎。

越來越多的具有政治自覺的女性開始理解女性主義的消極方面，她們認為：「女性主義傾向」不是將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剝削和壓迫制度來對抗，而是鼓勵女性通過運動為特定女性帶來個人利益。

傑莎·克里斯平（Jessa Crispin）在她的書《為什麼我不是女性主義者》中將女性主義描述為一個由女CEO們和奢侈品公司們宣傳的自私自利的品牌，「以此來讓女性平等地參與對無權者和窮人的壓迫的鬥爭」。這話說得還不錯，盡管有人注意到，傑莎·克里斯平仍然將自己描述為……女性主義者，雖然她的書名義正言辭地否定了這一點。

《紐約客》評論說：「《為什麼我不是女性主義者》的問世正值美國部分自由派女性可能已經准備好進行重大轉變的時候——突然間，她們不再傾心於將『資本主義父權制的成功標志……金錢和權力』神化的信仰體系了。正如克里斯平所說，似乎人們越來越希望女性主義關注低收入女性的生活，而不是女性CEO的數量：

「一種相反的觀點——女性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兼容，而且實際上被資本主義服務——因此女性主義才享有其突出的地位。這是過去十年來絕大多數自封的女性主義領袖所傳遞的信息：女性主義就是一個女性有足夠的錢和權利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克里斯平毫不留情地剖析了這種女性主義。她認為，這意味著簡單地將女性從壓迫中贖出來，實際上使壓迫永恆化;它擁抱了父權制的幸福模式，這取決於『讓別人服從你的意願』。克里斯平認為，幾個世紀以來被剝削的女性已經下意識地渴望剝削他人。『一旦我們像男性一樣，成為這個剝削系統的一部分，並從中受益，我們就不會關心輪到哪一個群體受傷害了』。」

特別是自唐納德·川普當選以來，女性主義在美國政治中迅速向社會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方向左轉。認同政治的反動本質已經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暴露無遺，當時華爾街金融家和億萬富翁階層最完美的代表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呼籲女性把票投給她，「因為我是個女人！」

圖片來源：pennstatenews

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是頑固的反動分子和戰爭販子，他在新罕布什爾州的一次活動中為希拉蕊·柯林頓拉票，她告訴人群和選民：「地獄專門為那些不互相幫助的女性留了塊地方！」結果，數百萬美國女性拒絕了這種「性別政治」的呼籲，拋棄了柯林頓和奧爾布賴特，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對「認同政治」的信徒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打擊。

這表明，美國女性在總統選舉投票時，認為候選人的政策和思想遠比性別重要。在這一點上，她們是完全正確的，不幸的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唯一選擇是反動且蠱惑人心的「反建制派」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如果伯尼·桑德斯脫離民主黨參選，許多人會給他投票，不過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我們捍衛的遺產

怪哉，馬克思主義者被指責忽視女性問題。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把普選權寫在了他們的綱領上，這是在女性有權參政之前。愛琳娜·馬克思參加了爭取女性同工同酬的英國工會運動。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廢除資產階級家庭的要求，盡管他們認識到這不可能一蹴而就。

1917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掌權後，就實施了歷史上最全面的女性解放綱領，以及同性戀合法化，比那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要先進得多。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中證明了，推翻資本主義能夠保證女性和同性戀者的權利，這一事實遠比任何關於壓迫的抽像爭論更有說服力。

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

「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來摧毀所謂「溫暖的家庭」——就是勞苦階級的女性從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著奴隸般的苦工的那種陳腐、沉悶而停滯不前的制度。按照計劃，家庭這種封閉的小單位，要由社會一整套的服務和供應的設備來代替，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兒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醫院、療養院、體育館、電影院等。家庭的家務職能，若完全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機構來執行，同時讓上下輩代的人都親密團結並且互相幫助，就會使女性，因而也使相愛的夫妻，都擺脫千年的桎梏。」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舊式家庭廢除，已經證明不可能。這並不是因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為家庭那麼深入人心。相反，經過一個短時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兒所、幼兒園之類機構以後，女工和比較進步的農民都了解到集體照管兒童以及整個家庭經濟的社會化的無數好處。不幸，社會確實太窮，也太沒有文化了。國家的實際資源與共產黨的計劃和願望不相稱。你不能『廢除』家庭；必須拿什麼來代替它。女性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匱乏』的基礎上不可能實現。經驗很快就證明了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說明的這個嚴酷的真理。」（《被背叛的革命》第7章，家庭中的熱月）

再論理論的重要性

IMT捍衛著什麼樣的理論？首先，我們立足於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基礎上，這些思想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在21世紀的世界中仍然完全有效。我們支持第一國際的思想、共產國際前四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在斯大林主義的蛻化與變質開始之前）和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這些想法是由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在托洛茨基去世後的幾十年裡發展和補充的，是我們意識形態遺產的基本組成部分。

最近才加入我們組織的一些同志，必然還沒有完全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需要時間的積累，這種現像本身並不構成任何危險。但是，如果我們對隊伍中錯誤的、不可調和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做出哪怕是最輕微的讓步，後果將是致命的。如果學生想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會對他們說：非常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組織，但前提是你們願意接受工人階級的觀點，並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請把你的偏見留在門外。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1879年9月17日至18日）中寫道：「如果其他階級的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第一個條件必須是他們拋棄了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殘余的偏見，而全心全意地接受無產階級的觀點。」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過去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和教訓。以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為例就足矣，它完全墮落了，因為他們忽視了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的出色意見。他們被淹沒在學生環境中，放棄了階級立場，接受了所有時髦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女性主義、黑人民族主義等，最終陷入了他們如今所處的可悲境地。

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我們必須就這些問題對整個組織進行教育，以確保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IMT內部。我們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丁點的讓步，允許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進入組織，是這種思想有機會摧毀一支能夠贏得工人階級支持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力量。

列寧像恩格斯、馬克思和托洛茨基一樣，在攻擊與馬克思主義相異的思想，特別是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時，從不吝嗇言辭。我們應該重新出版列寧、羅莎·盧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關於女性主義問題的文章，他們已經在這方面做了非常清楚的理論闡述。我們必須公開表示反對交叉性和所有其他「認同政治」的變體，這些思想顯然代表了反革命傾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模棱兩可的余地：我們必須以最明確和最有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要招收學生，但他們必須是那些准備與小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決裂並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的學生。學生同志必須面向工人階級，面向工廠和工人住宅區，面向工人運動中的工會。每個學生同志都應該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即至少為組織爭取一名青年工人。1932年11月，托洛茨基寫道：

「革命的學生要有所貢獻，只當他第一能經歷一個嚴格的與一貫的革命自我教育的過程；第二，只當他還是學生的時候便參加了革命的工人運動。同時，讓我明白些說吧，我所說的理論上的自我修養，意思是指：學習不曾被偽造過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論學生和知識分子》，1932年11月）

使我們的學生同志無產階級化的方法，首先是為他們提供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許多學生有很多混亂的想法，他們在腐朽的學術環境中主動或被動地吸收了這些想法。我們的任務是盡快地糾正這些錯誤的想法，這不會通過溫情脈脈的烏龜一樣速度的方法來完成，經驗表明，認真的學生非但不會因此感到冒犯，反而會因此更尊重我們。那些不能直言不諱地爭論的人，不會因為我們的「語氣」而感到生氣，只是因為他們發現不可能放棄其小資產階級思想和偏見。坦率地說，我們不需要那種人。

我們成功地維持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意識形態同質的組織，這是幾十年來對我們基層幹部進行嚴格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的結果。

方法上的小錯誤，錯誤的口號和表述，可能是導致千里之堤崩潰的小小蟻穴。正如列寧所說，「小創不治必成壞疽。」我們必須利用論戰來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論理解，以便將國際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

圖片來源：Sister Marches, Flickr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導致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空前墮落，這孤立了革命傾向，革命傾向在任何地方都淪為少數。出於必要，我們學會了逆流而上。

想要澄清我們真正的思想、方法和傳統，並非易事，也不是沒有鬥爭就能實現的，它表現在一系列分裂中。這一過程非但沒有削弱IMT，反而極大地加強了我們。未來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徹底消滅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傾向，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在我們團結起來之前，並且為了使我們能夠團結起來，首先我們必須劃定一條堅定而明確的分界線。」

在左翼中，只有IMT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嚴肅的態度。幹部的理論培訓是我們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之一，這是建立根植於工人階級的強大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基礎。

完筆於義大利，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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