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歷史上的民族問題

「如果姑且不論尼德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和英格蘭的島國命運，那麼西歐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時代就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而且是大體上花了100年的時間，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而完成。」（《俄國革命史》）

雖然大多數人認為民族國家是一種自然的東西，因此植根於遙遠的過去，甚至植根於男人和女人的鮮血和靈魂中， 但它實際上是一個相對現代的創造，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只存在於最近200年。唯一的例外是荷蘭，16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反對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形式進行的，而英格蘭則是因為它作為島國的獨特地位，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歐洲其他國家早（從14世紀晚期開始）。在此之前沒有國族，只有部落、城邦和帝國。把後者稱為「國族」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因為人們經常這樣做。一位威爾士國族主義作家甚至提到「威爾士國族」ーー在羅馬入侵不列顛之前！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時的威爾士是一個部落聚集地，與其他部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些部落居住在現在稱為英格蘭的地方。民族主義作家試圖制造「民族」（尤其是他們特定的民族/國族）一直存在的印像，這是一種有害的特質。事實上，民族國家是一個歷史演化的實體。它並不總是存在，也不會永遠存在於未來。

事實上，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它是資產階級建立的，資產階級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市場。它必須打破地方限制，小地方有地方稅、收費公路、獨立的貨幣系統、獨立的度量衡。下面的摘錄來自羅伯特·海爾布魯諾，他非常生動地描述了1550年一位德國商人的一次旅行：

「安德烈亞斯·瑞夫（Andreas Ryff），一個留著大胡子、穿著毛皮大衣的商人，要回巴登城的家了；他給妻子寫信說，他已經逛了三十個市場，屁股都被馬鞍給磨破皮了。他更被當時的各種繁瑣所困擾；在旅行中，他大約每隔十英裡就會被攔住一次，交納關稅；在巴塞爾和科隆之間，他要交納三十一次征稅。

「還不只這些。他訪問的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規章制度，自己的法律和秩序。僅在巴登周邊地區，就有112種不同的長度單位、92種不同的谷物單位、123種液體單位、63種酒單位和80種不同的磅重單位。」（《世俗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p. 22）

推翻這種地方特色主義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將生產力集中到一個民族國家是資產階級的一項巨大進步的歷史任務。 這場革命的基礎是在中世紀後期，即封建制度衰落，資產階級和逐漸確立其權利的城鎮崛起的時期。中世紀的國王們需要錢來進行他們的戰爭，並且被迫依靠不斷增長的商人和銀行家階層，比如富格爾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但是，市場經濟的時代還沒有到來。當時存在的只是資本主義的雛形，以小規模生產和地方市場為代表。人們還不能談論一個真正的國家市場或國家。誠然，一些現代歐洲國家的要素已經有了輪廓，但這些國家還處於未發展的階段。雖然法國是在與英國的百年戰爭中逐漸形成的，但這些鬥爭具有封建王朝性質，而不是真正的國族性質。在戰爭中作戰的士兵更多地效忠於他們的地方領主而不是法國國王，盡管存在一個共同的領土和語言，但他們認為自己是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和加斯科尼人，而不是法國人。

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一個真正的國族意識才逐漸地、痛苦地出現。這一過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貨幣經濟以及以中世紀晚期英國羊毛貿易為代表的國家市場的逐漸興起是平行的。封建主義的衰落和專制君主制的興起，出於自身的目的，鼓勵資產階級和貿易，加速了這一進程。正如羅伯特·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所言：

「首先，歐洲逐漸出現了國家政治單位。在農民戰爭和君主征服欲的打擊下，封建主義早期的孤立存在讓位於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君主制帶來了國族精神的發展； 反過來，這意味著皇室對有利產業贊助，比如偉大的法國掛毯工廠，以及軍隊和軍隊及其所有必要的附屬產業的發展。困擾上述的安德烈亞斯·瑞夫和他的十六世紀旅行商人同伴們的無窮無盡的規則和規章制度，讓位於國家法律、共同的衡量標准和或多或少的標准貨幣。「（同上，p. 34）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民族問題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有關的。嚴格地說，民族問題並不構成社會主義綱領的一部分，因為它本應由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解決。首先是資產階級建立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建立，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革命和進步的發展。這不是和平和不經過鬥爭就能實現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國家——荷蘭——形成於16世紀，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這場革命的形式是反對帝國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戰爭。在美國，它是在18世紀的民族解放革命戰爭的基礎上發生的，並在1860年代通過一場血腥的內戰得到鞏固。在義大利，這也是通過民族獨立戰爭實現的。德國的容克貴族俾斯麥以反動手段，在戰爭和「鐵血」政策的基礎上，完成了統一德意志這一當時的進步的任務。

法國革命

現代歐洲民族國家（除了荷蘭和英國以外）的建立始於法國大革命。在這一點上，民族國家的概念與王權的概念是相同的。民族是統治君主的財產。這種直接從封建主義繼承下來的陳舊的法律制度，同資產階級興起的新情況發生了直接衝突。為了征服權力，資產階級不得不提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即民族的代表。正如 羅伯斯庇爾所說： 「在貴族國家裡，除了貴族家庭奪取了主權之外，『民族』這個詞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國家才是組成國家的所有個人的真正祖國。」（引自 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一卷，p. 414.）

法國革命的首要原則是最堅定不移的中央集權。這是它在與得到整個歐洲支持的舊政權的生死鬥爭中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在「共和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旗幟下，法國大革命首次將法國統一為一個國家，拋開了所有的地方特色主義和布列塔尼人、諾曼人和普羅旺斯人的分裂主義。另一種選擇是革命本身的瓦解和消亡。旺代河的血腥鬥爭，既是反對分裂主義的鬥爭，也是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波旁王朝的倒台給了整個歐洲的民族精神以強大的推動力。在第一個時期，革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舊的封建君主專制的例子，對各地的革命和進步力量起到了鼓舞和促進作用。後來，法蘭西共和國的革命軍隊被迫向歐洲列強發起進攻，這些列強在英國和俄國沙皇的領導下聯合起來粉碎了革命。革命軍以驚人的武力壯舉，成功地擊退了各條戰線上的反動勢力，從而向世界展示了革命人民和武裝民族的令人震驚的力量。

革命軍隊到處都帶著反抗的精神，必然要把革命的信息帶到它所占領的領土上去。在革命的上升階段，法國公約的軍隊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歐洲人民面前。為了在這場與舊秩序的巨大鬥爭中取得勝利，他們不得不號召群眾進行同法國一樣的革命變革。這是一場革命戰爭，前所未有的革命戰爭。法國殖民地廢除了奴隸制。《人權宣言》的革命信息無處不在，是宣告封建和君主制壓迫結束的戰鬥口號。正如大衛·湯普森（David Thompson）所指出的：

「他們（法國人）確實得到了當地土著支持者的幫助，他們工作中具有破壞性的一面常常受到歡迎。只有當人們發現法國統治者的苛刻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過去的政權時，他們自治的理念才開始被激發。人民的主權應該導致民族獨立的想法是法國占領的間接結果； 它最初的意思是廢除特權和普及權利，只是由於征服的結果，才融合到這個新的含義中。法國革命者有意傳播自由主義，但無意中卻創造了國族主義。」（David Thompson，《拿破侖之後的歐洲》（Europe After Napoleon），p. 50）。

法國大革命的疲憊和衰敗產生了拿破侖·波拿巴的專政，正如孤立的俄國工人國家的墮落後來導致了史達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專政一樣。較早的革命民主信息被扭曲並變形為波拿巴的朝代和帝國野心，這對法國是致命的。然而，即使在波拿巴統治下，盡管形式扭曲，但法國革命的某些成果仍得以保留並傳播到整個法國的歐洲領土，還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在德國和義大利：

「它最具破壞性的成就是最持久的。波拿巴通過摧毀低地國家、德國大部分地區和義大利的封建制度，延長和延續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主義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包括對農民的貴族管轄權被終止了；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農民向貴族支付封建會費也被終止了，盡管通常是以補償和賠償作為回報。教會的要求絕不被允許，以阻礙這次重組。中產階級和農民像貴族一樣，成為國家的臣民，都同樣有納稅義務。稅收征收制度更加公平、高效。廢除了舊的行會和城鎮寡頭政治；取消了內部關稅壁壘。在向人才開放的職業意義上，世界各地都實現了更大的平等。拿破侖征服後，現代化的風潮席卷了整個歐洲。他試圖將西歐打造成一個由被兼並或附屬領土的屈從集團的暴力企圖，至少成功地擺脫了陳舊的管轄權和特權，擺脫了過時的領土劃分。他掃走的大部分東西都無法恢復。」（同上，p. 67.）

但拿破侖的統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為了避免在國內征收重稅，波拿巴在被征服的領土上征收重稅。盡管社會進步了，法國的統治仍然是外國的統治。正如羅伯斯庇爾明智地指出的那樣，沒有人喜歡拿著刺刀的傳教士。法國的入侵無可避免地引發了與之相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些戰爭最終破壞了早期贏得的成就。拿破侖在俄國冰封的荒原上的失敗和法軍的覆滅是民族起義浪潮的信號，反對法國人。在普魯士，全國人民奮起反抗，迫使弗雷德裡克·威廉三世與拿破侖開戰。在拿破侖戰爭的血腥混亂和隨後的勝利者的瓜分中，產生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現代歐洲國家。

1848年以後的民族問題

1848年是歐洲民族問題的一個轉折點。在革命的火焰中，德國人、捷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和馬扎爾人被壓抑的民族願望被猛烈地推到了前台。如果革命成功了，那麼通過最民主的方式解決德國和其他地方的民族問題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但是，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的那樣，1848年的革命被反革命資產階級出賣了。革命的失敗意味著民族問題必須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順帶一提，失敗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為了反動目的而操縱民族問題（例如捷克人的問題）。

在德國，民族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統一。1848年革命戰敗後，這個國家仍然分裂為一系列小國和君主國。這對於資本主義在德意志的自由發展和工人階級的發展﹐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因此，統一是一種進步的要求。但是，誰將統一德國以及以何種方式統一德國的問題至關重要。馬克思希望統一的任務能夠由工人階級用革命的手段從社會基層完成。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無產階級在1848年未能用革命手段解決這個問題，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貴族俾斯麥便以反動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

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通過戰爭。1864年，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聯合起來打敗了丹麥人。丹麥輸掉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省。而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隨後的一場爭辯之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省於1865年與德國合並。為了不讓法國卷入衝突，俾斯麥隨後與義大利結成聯盟，共同對抗奧地利。1866年7月，奧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戰役被擊敗，普魯士對德國的統治得到了保證。此舉通過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代理，以反動的手段實現了德國的統一。這加強了普魯士軍國主義和俾斯麥的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地位，並在歐洲播下了新戰爭的種子。因此，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以何種方式解決民族問題，由哪個階級解決，符合誰的利益，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為什麼要求我們僅僅充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拉拉隊，縱使他們執行的是客觀上具有進步性的任務，也是不可接受的。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階級立場。

客觀上，德國的統一當然是一種進步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表示支持。但這絕不意味著德國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俾斯麥。這種想法在根本上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反對反動的俾斯麥，但是當後者成功地統一了德國時，馬恩兩人不得不勉強支持它，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它將促進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因此，恩格斯在1866年7月25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

「這件事情有這樣一個好處，那就是它使局勢簡單化了，同時由於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間的爭吵，而且無論如何是加速了發展，所以革命就容易發生了。歸根到底，德國議會的確是和普魯士議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將被卷入運動，地方割據的最惡劣的影響將會消失，各個黨派將最終成為真正全國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主要的壞處是普魯士主義在德國將不可避免地泛濫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壞處。其次是德意志的奧地利暫時分離，這種分離的後果將是波希米亞［譯文編者注：即捷克］、莫拉維亞、克倫地亞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強。可惜這兩件事都是無法阻止的。

因此，據我看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不加贊許地承認這一事實，並盡可能利用現在已經出現的較大的可能性，把德國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和團結起來。」（引自「恩格斯致馬克思」）

義大利統一

義大利也有類似的情況。1850年代末，盡管義大利多次試圖實現統一，但義大利仍然無可救藥地處於分裂狀態，被吞並其北方領土的奧地利征服。此外﹐幾個較小的邦國﹐包括兩西西 裡（南義大利和西西裡）的波旁王國﹐都受到奧地利軍隊的保護﹐不會發生革命。義大利中部的教皇國受到法國的「保護」。只有以薩伏伊-皮埃蒙特為基地的小薩丁尼亞王國才沒有受到奧地利人的統治。在能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卡沃爾伯爵的領導下，保守的統治王朝逐漸擴大了勢力範圍和領土，把奧地利人一個接一個地趕走。

在皮德蒙人反對奧地利的王朝保守派的同時，還出現了激進的、革命的國族主義運動，其中混雜著共和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這些力量在義大利的每一個州和流亡者中都有存在。這一趨勢最明顯的代表是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的困惑和搖擺不定的思想與他所代表的運動的本質相對應。相比之下，獨立的北義大利國家皮埃蒙特的領導人奔所（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則是一個詭計多端、缺乏原則性的操縱者。在一個典型的外交陰謀中，他首先得到英國和法國的許可，讓他們在1855年加入到對俄國的克裡米亞遠征中。然後，奔所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秘密地承諾了尼斯和薩伏依爾的領土租讓﹐得 到 了一份條約﹐保證法國在與奧地利發生糾紛時援助皮埃蒙特。爆發於1859年的戰爭，是義大利統一的起點。在義大利所有公國和教皇國內都發生了起義。皮埃蒙特軍隊和法國軍隊一起在索爾費裡諾戰勝了奧地利。義大利的統一似乎迫在眉睫。但這並不符合路易 · 波拿巴的利益，他立即與撤退的奧地利軍隊簽署了停戰協定，從而放棄了皮埃蒙特和革命者的命運。

最後，義大利的解放戰爭被西西裡島的起義所拯救，這場起義迎接了加裡波第遠征軍1000名紅衫軍的登陸。在贏得西西裡戰役後，共和派將軍加裡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叛軍入侵義大利南部，凱旋進入那不勒斯。因此，義大利的統一就這樣由下而上地透過革命手段實現了，但成果卻是在其他地方收獲的。奔所這位永遠的陰謀家說服了倫敦和巴黎，讓他們相信，與其坐等整個義大利落入革命者和共和主義者的手中，不如接受保守的皮埃蒙特統治，而不是統一的義大利。皮埃蒙特王朝的軍隊毫無抵抗地向那不勒斯挺進。10月26日，加裡波第沒有與他們戰鬥，而是打開了大門，向皮埃蒙特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致意，稱贊他為「義大利國王」。因此，義大利人民只贏得了一半的勝利，而不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對舊秩序的徹底勝利。

義大利沒有建立共和國，而是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它沒有實行民主，而是獲得了有限的選舉權，使得98% 的人無法投票。教皇被允許繼續他在教皇國的統治（對路易 · 波拿巴的讓步）。然而盡管如此，義大利的統一還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整個義大利是統一的，除了威尼斯，它仍然在奧地利的控制下，和教皇的國家。1866年，義大利加入了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戰爭，並獲得了威尼斯的獎賞。最後，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後（1871年） ，法國軍隊從羅馬撤出。義大利軍隊進入這座城市標志著義大利統一的最後勝利。

到19世紀下半葉，西歐的民族問題已基本解決。1871年以後，隨著德意志統一和義大利的跟進，歐洲的國家問題似乎局限於東歐，尤其是具有爆炸性意義的巴爾干地區，它與俄羅斯、土耳其、奧匈帝國和德國的領土野心和競爭糾纏不清，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一個時期，即大約從1789年到1871年，民族問題在西歐仍然扮演著相對進步的角色。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在反動容克貴族俾斯麥領導下的德意志統一也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視為進步的發展。但到了19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開始超越民族國家的狹隘局限。這已經表現在帝國主義的發展和大國之間不可抗拒的戰爭傾向上。1912-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標志著東南歐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波蘭凡爾賽條約（順便提一句，在「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的口號下舉行）完成了任務，瓦解了奧匈帝國，使波蘭獲得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