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對我們大家來說，無論是俄國同志還是外國同志，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俄國革命五年之後，我們應當學習……我們應當利用不打仗、沒有戰爭的每個時機來學習，而且要從頭學起。」——列寧[1]

馬克思主義若不以國際主義為基礎，便失去了其根本意義。這種立場並非出於感情用事，而是植根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國際性特征。（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9年5月28日。譯者：Marne）

資本主義創造了世界市場、世界分工體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工人階級。透過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推翻了封建主義的狹隘束縛，建立了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然而，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至其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即少數巨型壟斷企業主導整個全球）時，這些原本進步的元素卻轉變為進一步發展的決定性障礙。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民族國家和私有制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束縛所直接導致的結果。唯有推翻世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矛盾並消除這些枷鎖。

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已經為世界社會主義和無階級社會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無論是在工業還是技術方面。世界革命與國際社會主義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的核心，同時也被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充分理解並實踐。

基於這些堅實的原則，馬克思於19世紀60年代組織了第一國際。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中寫道：「工人階級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性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盡管第一國際的開端成績斐然，但巴黎公社（1871年）的失敗、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以及當時經濟的繁榮周期，最終促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將第一國際的總部遷至紐約，並於1876年暫時解散了這一組織。

「第一國際（1864—1872年）為使工人國際組織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攻擊的準備奠定了基礎」，列寧評論道。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囊括了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無產階級大規模組織。然而，不幸的是，第二國際的驚人成長發生在資本主義有機增長的框架內，這種增長影響了其領導層，並在其內部引入了機會主義的思潮。列寧接著說：「第二國際（1889–1914年）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其發展更多是廣泛的而非深入的，因此帶來了機會主義傾向的暫時增長，最終導致第二國際可恥地破產……」[2]第一次世界大戰見證了第二國際的瓦解，各國的領導人放棄了國際主義，站在各自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羅莎·盧森堡的話來說，第二國際變成了一具「腐臭的屍體」。

自1914年起，列寧展開了公開的鬥爭，反對那些背叛工人階級事業的領導人，並稱他們為「社會沙文主義者」。他與少數國際主義者一道奮鬥，試圖捍衛國際社會主義的純潔旗幟，並為新的無產階級國際組織的建立奠定基礎。對於列寧而言，國際主義的核心在於其綱領、政策與方法。在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國際主義者——如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約翰·麥克林、詹姆斯·康諾利等——被壓縮成小型團體，與工人階級大眾隔絕。1915年在齊美瓦爾德會議上，列寧曾半開玩笑地說，當時所有的國際主義者加起來也只需要四輛馬車就能載完。然而，歷史的發展很快改變了一切。僅兩年之後，帝國主義的鏈條便在沙俄這一「最薄弱的環節」上斷裂。

歷史並非以直線形式發展，而是遵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辯證法則。一個較不發達的國家吸收更發達國家的物質與思想成就，並非簡單地復制，而是以矛盾的方式進行整合。例如，在俄國，將最先進的技術嫁接到前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讓一般屬於不同歷史進程的階段奇怪的拼在了一起，呈現出綜合不平衡的特征。此時，只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才能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盡管俄國相對落後，但外國資本已在其境內建立了現代工業，並催生了一個能夠接受革命思想的嶄新工人階級。與1905年類似，二月革命中出現了蘇維埃（工人代表委員會）的建立，形成了「雙重政權」的局面，直至十月革命的成功。在此之前的九個月裡，在列寧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成功爭取到了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多數支持，並以「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奪取了政權。

自列寧首次參與革命政治以來，他始終堅守國際主義的立場。他將俄國革命的命運——即使是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形式——與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作為一名徹底的國際主義者，他對革命黨內的狹隘民族主義毫無容忍。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三月黨代表會議上，列寧就曾提議將黨名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為簡單的「共產黨」。他說：「『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並不準確，不要固守一個早已腐朽不堪的舊名稱。」

盡管後來史達林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的思想進行了扭曲，但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並未持有「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毫無關聯。他們將俄國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開端。如果革命被孤立，它將遭受失敗。在任何單個國家——更不用說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都不存在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正如列寧多次解釋，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俄國革命。

在十月革命後的四個月，即1918年3月7日，列寧解釋道：「不管怎樣，無論發生什麼可能設想的情況，如果德國革命不爆發，我們就會滅亡。」[3]幾周後，他再次強調：「我們的落後使我們走在了前面，但如果不能堅持到其他各國工人起來大力支援我們，我們就會滅亡。」[4] 接下來的4月，他進一步指出：「但只有與其他國家、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共同努力，我們才能取得勝利。」[5]同年5月，列寧重申：「等待工人階級在國際範圍內進行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滯不前……革命在一個國家雖以輝煌的成就開始，但以後可能要經歷痛苦的時期，因為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最終取得勝利。」[6] 直至列寧去世，他始終定期表達這樣的觀點。然而，僅僅到了當年的秋天，即1924年，史達林便提出了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一國社會主義」觀點，這反映了黨內和國家機構中保守官僚勢力的利益。

事實上，列寧的國際主義如此徹底，他甚至準備為了德國革命的成功而犧牲俄國革命。他不僅在言語上是國際主義者，更在行動中體現了這一點。「在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種史達林主義的構想從未進入列寧的思考，也未曾為其他布爾什維克所接受！

俄國革命隨著國際革命的每一次失敗與挫折而經歷了「痛苦的時期」。1918年11月，革命成功推翻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君主制，帝國解體。不幸的是，由於當地沒有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的革命黨來領導運動，革命最終遭遇挫敗。1919年1月，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內西被反革命勢力謀殺。同年，短暫的匈牙利革命也被推翻。列寧評述道：「歐洲最大的悲劇與危險在於它缺乏一個革命政黨。」

列寧意識到，其他國家的革命將遠比最初預想的更加艱難。必須建立起大規模的革命政黨，並對領導人進行教育和培訓，唯有如此，成功才有可能。隨著復興第二國際這個「腐屍」的嘗試逐漸出現，建立一個全新的第三國際變得刻不容緩。1919年1月，列寧向歐美工人發表公開信，敦促他們創立第三國際。數月後，創建大會於莫斯科召開，共有35名代表和15名來賓出席。參與者相對較少，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封鎖及前往莫斯科的極大困難。盡管如此，大會通過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並以下列結語結束：「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爭取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第三（共產）國際因此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世界政黨。

列寧在大會上指出：

「第三國際接過了第二國際的工作，清除了其機會主義、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垃圾，並已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這一引領世界上最偉大革命——即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的國際政黨聯盟，如今建立在空前最穩固的基礎上；即數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這些共和國在國際範圍內實踐無產階級專政，並戰勝資本主義。」[7]

列寧寫道：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已近在眼前，盡管革命從來不是按照預設進行的。如果帝國主義者試圖鎮壓革命，他們將點燃整個世界的戰火，而自己最終將在這場大火中滅亡。」

蘇維埃俄國成為了世界革命的「圍城」，周圍布滿了竭盡全力並下定決心地企圖摧毀它的敵對帝國主義勢力。革命的軍事防御至關重要。托洛茨基被委以重任，負責組建一支能夠擊敗白軍和外國帝國主義干涉軍的紅軍。整個蘇維埃社會進入了戰時狀態，這一時期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

在極其嚴酷的條件下，年輕的工人國家勉強維持著生存。國際工人階級紛紛響應十月革命的號召，展現出國際團結的精神。最終，帝國主義勢力被擊敗，不得不退卻，帶著傷口黯然收場。當這些軍隊在俄羅斯境內被徹底擊潰後，蘇維埃國家迅速清除了白軍的殘余勢力。然而，為了擊敗帝國主義的干涉，年輕的工人國家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革命的命運多次處於危急關頭。

考慮到世界大戰、內戰及外國干涉造成的俄國內部的極端混亂，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展顯得至關重要。在帝國主義勢力撤出後，蘇維埃政權迅速調整方針，推出新經濟政策，以刺激遭受重創的經濟。

隨著歐洲革命浪潮的消退，一種新的穩定均勢逐漸出現。托洛茨基解釋道：「我們在1919年曾認為這是幾個月的問題，但現在我們說，也許這是一個需要幾年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利用這段喘息的時間鞏固政權，並更好地為世界革命的力量做準備。隨著第三國際的成立，其內部出現了力量可觀的極左傾向。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這些問題主要由列寧和托洛茨基進行了回應。與第一次大會不同，第二次大會由大規模的共產黨和組織組成。正是在這一時期，列寧撰寫了著名的《左派幼稚病》。這些極左傾向在1921年德國所謂的「三月行動」中達到頂點。當時，年輕的德國共產黨試圖挑起一場過早的起義，結果遭遇了重大失敗，這對西方革命的成功前景造成了嚴重威脅。

三月行動的後果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進行了討論，並受到了列寧的嚴厲譴責。當時，列寧與托洛茨基被視為共產國際內的「右派」。大會警告道：「準備戰鬥。敵人因統治數世紀而深知自身的力量，並竭力維護其統治地位。敵人擅長內戰。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警告所有共產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正受到威脅，因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擁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而工人階級才剛剛開始發展自己的戰略。德國的三月事件表明，當無產階級群眾尚未開始行動時，迫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部隊——共產黨人與敵人戰鬥是多麼危險。」

第三次大會隨後制定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並提出需要通過在群眾組織中耐心工作，將無產階級群眾爭取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陣營中。「每一家工廠都必須成為革命的堡壘」，大會的決議中明確指出。

與後來的史達林時期不同，在這一時期，年輕的共產黨通過辯論的力量接受教育和培訓，以遵循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路線。由於政治經驗的豐富，俄羅斯人在國際中確實具有道德權威。他們不需要訴諸高壓手段。大會是健康辯論的舞台，在這裡學習教訓，並集體制定出一致的方針。

統一戰線的政策，即「分頭前進，聯合打擊」，在快速壯大共產黨（特別是在德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德國共產黨是蘇聯以外最大的共產黨。1923年初，隨著法國對魯爾地區的占領，一場革命危機在德國逐漸醞釀。通貨膨脹失控並達到惡性通貨膨脹的水平，生活水准急劇下降。整個夏天，革命危機席卷德國全境，許多人將希望寄讬於共產黨，希望其能提供出路。

共產黨領導層在國際組織的催促下，開始為起義做計劃。然而，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陷入了猶豫，這與十月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黨情況相似。不幸的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都生病的情況下，史達林和季諾維耶夫告訴德國領導人要謹慎行事，甚至建議他們等到反革命的攻擊到來！然而，革命危機無法無限期持續。革命有其自身的規律。當一切都處於緊張的平衡中，決定性行動的時機可能會迅速縮短，成為幾周或幾天的問題。事件不會等待那些猶豫不決的人！不幸的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猶豫不決，錯過了革命的機會。資產階級重新找回了信心，危機逐漸平息。德國革命的失敗對俄國人民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因為他們迫切等待著西方的革命。

德國的失敗，加上列寧在1924年1月去世，加劇了正在腐蝕蘇聯政權的官僚主義癌症的擴散。權力集中於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史達林的「三駕馬車」手中，並對托洛茨基進行誹謗，成為革命退化的轉折點。事實上，權力正逐漸落入史達林和官僚機構的手中。「回顧當時」，泰德·格蘭特在共產國際解散時寫道，「1924年，史達林也許是無意識地反映了當時反動潮流和開始凌駕於蘇聯人民之上保守官僚的利益，首次提出了烏托邦式的、反列寧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是德國革命失敗的直接產物，明顯背棄了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革命國際主義基礎。」[8]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輝煌的第三國際曾是世界革命的工具。隨著史達林主義的興起，共產國際逐漸成為俄羅斯官僚機構外交政策的喉舌，隨時為莫斯科所需的任何轉變做準備。在史達林的主導下，各國共產黨成為克裡姆林宮的邊防衛隊。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巧妙預見的那樣，采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將導致共產黨的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退化。1943年6月，為了向盟軍示好，史達林毫無顧忌、未經協商或投票，就解散了共產國際。同時，作為蘇聯國歌的《國際歌》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新國歌則是贊美大俄羅斯的歌曲。

列寧主義在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鬥爭中繼續存在。這場鬥爭的核心部分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為世界社會主義而奮鬥，這一立場體現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語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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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列寧(1922)〈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43卷。中譯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

[2] 譯者註：這兩段引文皆出自列寧(1919)〈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36卷。中譯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27.htm（譯文略作修改）。

[3]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列寧(1918)在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中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3月7日）〉，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3.htm#1（譯文略作修改）。

[4]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列寧(1918)〈在莫斯科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的講話〉，見：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8/apr/23.htm。

[5] 譯者註：出處同上。

[6]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列寧(1918)〈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聯席會議上關於對外政策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34卷。中譯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43.htm。

[7]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列寧(1919)〈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36卷。中譯引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27.htm。

[8] 譯者註：此處原文出自Ted Grant (1943)〈共產國際的興衰〉，中譯引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ed-grant/mia-chinese-ted-grant-1943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