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本文原文發表於1989年05月13日，介紹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在二戰後如何就殖民地革命及蘇聯國家性質問題做出分析。當時，戰後的世界在東歐、中國、東南亞、中東、非洲和拉美都出現了以中央計劃經濟為基礎，但是模仿了蘇聯黨國極權的國家。如何認識這些政權的出現以及其本質，是20世紀後半葉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而格蘭特對此以托洛茨基的理論手法來回答。譯者：張大戶家的羊）

在二次大戰後，歐洲資產階級終於撐住了風暴和壓力，獲得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政治基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增長的支持下，得以享受幾十年的相對社會和平，這與戰爭年代的不穩定形成了鮮明對比。

但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即所謂的第三世界，戰後幾十年是一個空前動蕩的時期。其特點是飢荒、社會動蕩、戰爭、革命和反革命。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發生了高達數千萬和數億人的大規模戰爭。中國（China）、古巴（Cuba）、緬甸（Myanmar）、敘利亞（Syria）、柬埔寨（Kampuchea）、越南（Vietnam）、安哥拉（Angola）、莫三比克（Mozambique）和衣索比亞（Ethiopia）等國家在戰爭中建立了政權。從戰前發展的角度看，這些政權都是新的和特殊的。它既不像17、18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政權，也不像十月革命的「經典」式工人政權。

正如戰後的許多政治發展一樣。殖民地革命對所謂的第四國際殘余領導層以及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理論家來說，籠罩著一層神秘和混亂的色彩。不同的「托洛茨基主義」宗派輪流將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等人理想化，而對這些領導人所代表的真正政治力量一無所知。

正是聚集在泰德·格蘭特周圍的馬克思主義趨勢，能把所有這些人物和運動置於正確的背景下，並解釋其起源和發展。本章的節選表明：這些事件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即不斷革命論的基本思想）。但它也同時表明了，它們是如何在戰後以一種全新的和扭曲的方式應用的。

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前就認為，由於俄國資產階級進入歷史舞台較晚，導致其無法領導俄國革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過於軟弱，與舊土地關系捆綁得太緊，過於屈從實力更強的國際競爭者等）。同時，千千萬萬的農民也無法發揮獨立的政治領導作用。因此，只能是由帶領農民的工業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領導革命。

但無產階級在領導並完成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任務後，會受到其社會性質（資本主義社會）和鬥爭方法的約束（反革命勢力反撲，新熱月等），將不可避免地把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建立工人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提上日程。托洛茨基承認俄國經濟過於落後，無法建設社會主義。但他認為，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已經腐朽，社會變革的時機已經成熟。

因此，俄國革命將率先完成只有發達國家工人才能完成的事情。借用馬克思的說法，俄國即將發生的革命是一場（由於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國際主義觀點的必要性）：「不斷革命」。

1917年的革命進程表明，托洛茨基的預測是正確的。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後，資產階級完全沒能力推進或鞏固（哪怕是最微薄的）革命成果。「民主」任務最終只能通過由在貧民支持，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十月蘇維埃革命實現。

《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描述不發達國家革命進程的出發點：殖民地革命。但在資本主義和建立工人國家之間的過渡時期，情況卻極其復雜：由於發達國家革命的延遲，世界範內史達林主義運動的極度墮落。後面的第三世界國家沒能出現大規模革命黨，各種托洛茨基未曾預料到的新社會形態都可能一一出現。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社會和經濟危機達到頂峰，革命有可能以一種扭曲的、非「經典」俄國模式的不斷革命論方式展開。在蘇聯已存在的極權官僚模式基礎上，建立同樣的政權：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一黨制政府和壓制民主權。此外，這些政權都是在農民戰爭的基礎上建立的。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或史達林主義的領導，工人階級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

本章節的全部文章，展示了當時作為英國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簡稱英革共）首席理論家的泰德·格蘭特，是怎樣一貫的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殖民地革命的。在英革共解體後，格蘭特進一步深化和擴展了這些研究。第一篇是於1949年1月發表在《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其背景是由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或「紅軍」），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領導的「民族」軍隊之間的中國內戰。

可以在這個階段清晰的看出，紅軍在土地和農民的革命政策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第四國際仍有一些領導人認為毛澤東會向蔣介石妥協，甚至投降。這些「理論家」們從不會去直面現實。仍有人在辯論中調侃說：「毛澤東可能想向蔣介石投降，但問題是，他追不上逃跑中的蔣介石啊」！

格蘭特在對蘇聯、東歐和鐵托-史達林分裂已取得的理論研究成果基礎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提出了一個清晰一致的、科學的中國狀況分析（它甚至是一個出色的預言）。在全球「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人」還在重復著那些陳詞濫調時。這篇文章直截了當地贊揚：「盡管在這個亞洲重要地區上，封建主義和大規模資本主義的毀滅是在史達林主義的領導下進行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和十月革命本身一樣重要。

文章在歡呼社會變革是中國人民向前邁出的一大步時，也預測了再一個莫斯科國家的建立：「其結果只能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的可怕扭曲……毛澤東將以蘇聯為範本」。

當所有其他理論家都還在猶豫，是否接受中國可能是畸形工人國家的結論時，格蘭特已領先數步，提前數年預測了中蘇交惡的必然性。文章在提到鐵托-史達林的分裂時總結說，新鐵托將可能會出現……毛澤東將以這個有4.5-5億人口和潛在資源的中國為基礎。這些衝突的出現，將幫助世界工人階級更好的理解史達林主義本質。

上述文章的清晰分析和明確觀點，並不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就沒有大量的混亂和質疑了。尤其是在英革共的隊伍中，成員大衛·詹姆斯（David James）於1949年2月寫下了《關於史達林主義問題的一些評論》一文（本文提出了很多經典疑惑），他質疑中國和南斯拉夫問題的結論。這篇文章是作為英革共內部討論的結晶發表的，正因為它確實反映了對領導層（即格蘭特的）立場的更廣泛懷疑，所以值得全面答復。

對大衛·詹姆斯（David James）的回信，則構成了本章的第二篇文章。它再次以與前一章相同的措辭，論述了鐵托-史達林的分裂。它說：「史達林和鐵托政權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後者仍處於早期階段」。蘇聯的第一次熱情高漲（當時蘇聯官僚機構推出第一個五年計劃），與今天南斯拉夫的熱情高漲有著驚人的相似處。

該文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描述鐵托政權，進而解釋了鐵托與史達林的分裂，並將分析延伸到中國。進一步闡述了毛澤東建立政權的過程，解釋說：它從一開始就必然是「畸形的」。它（中國的史達林領導層）是以農民為基礎（而非以典型共產黨樣式的目標和面貌，即十月樣式）進入城鎮的，是通過在各階級之間斡旋來建立政權的（譯者注：即中共所宣稱的「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實際上是中共企圖調和城市內的參與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以及鄉村農民階級，並凌駕於這些階級之上。）它不是以無產階級作為自身社會基礎的（即，不像布黨那樣作為無產階級的直接代表），而是以一種波拿巴主義的方式來建立政權的。

正如鐵托能對莫斯科宣稱「路線獨立」的那樣（因為他主要是通過「他自己的」南斯拉夫運動上台的）。毛澤東也能夠通過依靠人民解放軍和有5億人口的中國，來堅持並對莫斯科宣稱「路線獨立」……出現一個新的、真正強大的中國版鐵托的危險，是一個引起莫斯科強烈焦慮的因素。

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和蘇聯史達林主義之間已經開始出現先前預測的分歧。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ruschev）和毛澤東之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激烈。到1960年中期，中蘇雙方徹底決裂。蘇聯撤回了所有先前安置在中國，以幫助其發展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機構之間的公開分裂，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幾乎所有共產黨都經歷了一些分裂，並形成一些「毛主義」政黨。

正如他們之前對鐵托所做的那樣。「第四國際」的殘余勢力（現在由一些小的極左宗派組成）把毛澤東奉若神明，並稱贊其為某種「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鼓勵組建毛主義政黨的過程中，一個「托洛茨基主義」派別甚至成功地，完成了一項將組織成員輸給毛主義政黨的輝煌壯舉。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參與並創建一個史達林主義黨。

本章的第三篇文章（即《殖民地革命與中蘇分裂》），是一份於1964年在薩塞克斯大學社會主義協會首發的的文章。正如標題所示，它再次解釋了中蘇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之間分裂的性質。這次是在事件發生後。但它也擴展了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並將其涵蓋到更廣泛的殖民革命進程。

此時正處於戰後繁榮高峰期。極左派譴責西方工人階級是被「資產階級化」的（譯者注：就是西方工人階級已經變成跟資產階級一樣毫無革命性。），並把注意力轉向學生和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對他們來說，世界革命的重心一下子從中國轉移到了古巴，從古巴轉到阿爾及利亞，從阿爾及利亞轉到越南。而且每次都是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不論其本質。

因此，這份文件主要針對這些中產階級人士們迷戀的論戰，對殖民革命也進行了一次廣泛的回顧。基於最初對中國的分析，它展示了類似的過程是如何發生在緬甸、越南和古巴等小國的。

在提到越南工農的反美帝解放戰爭時。文章指出，越南人民的勝利是歷史性的進步。但它同時也正確地預測到：將可能建立一個像北越政府一樣的畸形工人國家政權。

總分析對一些國家的殖民地革命進程提供了深刻的見解。它指出了經濟的「國有化」趨勢，那裡存在面臨嚴重經濟危機和群眾壓力的激進政權。盡管在某些情況下（如埃及和阿爾及利亞），革命進程並沒有完全實現對地主土地的沒收和資本主義的廢除。

本章的第四篇文章（《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國家》），是對上述廣泛主題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發展。它於1978年7月在《戰鬥國際評論》（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上首發。自上一份文件發表以來的十四年裡，第三世界發生了一系列革命運動，導致其形成了一些與中國或俄國相同路線的無產波拿巴主義國家。

這些國家包括敘利亞、越南（南北統一）、老撾、柬埔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衣索比亞。這些國家的形成，與1949年就已提出並詳細闡述的殖民地革命分析結論是一脈相承的。但除此之外，它還證實了對中蘇分裂根源的分析（不同官僚機構之間的一些分歧，已經發展到武裝衝突的地步。在中俄邊境以及越南與柬埔寨和中國的邊境，都曾發生過武裝衝突）。對這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除泰德·格蘭特在鐵托-史達林分裂時就已提出的基本立場外，沒什麼其他解釋。他還對中國的史達林主義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闡述，進一步發展了殖民地革命理論。

本文特別關注古巴和衣索比亞的情況。就衣索比亞而言，一場於1974年發生的革命運動推翻了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不久後，以門格斯圖（Mengistu）上校為核心的軍事政權，在征收地主土地和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得到了鞏固。然而這個政權采用了所有第三世界史達林主義國家所特有的極權主義方法，其對少數民族的鎮壓程度不亞於被其推翻的舊政權。它還參與了厄利垂亞（Eritrean）獨立戰爭，和衣索比亞、索馬利亞之間的歐加登戰爭。

而此時，蘇聯史達林主義者從支持索馬利亞（也是一個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轉向支持並積極援助衣索比亞。舊第四國際的宗派殘余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必須解釋「健康工人國家」（指古巴）怎麼會對一個「法西斯國家」（指衣索比亞）給予積極支持的矛盾境地。

再一次，只有在格蘭特之前分析的基礎上才能理解這些事情。他解釋了史達林主義國家是如何在古巴和衣索比亞兩地建立起來的。這篇文章和前一篇文章一樣，也闡明了殖民地革命的一般過程。如1978年的阿富汗政變，建立了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莫斯科官僚機構在一年後（即1979年12月）發動入侵，以支持該政權。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如果缺乏格蘭特的殖民地革命研究理論（經過事件的檢驗、再檢驗和確認），那麼在殖民地革命這塊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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