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專訪長榮工運活躍人士郭芷嫣
郭芷嫣是長榮企業工會的幹部之一,並在去年歷史性的長榮空服員罷工中扮演著活躍的角色。在罷工發動之前,郭小姐已勇於公開指責長榮資方對於她被一名乘客強迫協助如廁並擦屁股的事件毫無作為。在罷工接近尾聲時,長榮資方以一張郭小姐私人聊天發言的截圖外傳為由,以「涉嫌霸凌」和「危害飛安」為由免職她,並移送警方做刑事調查。郭芷嫣隨後向勞動部申請對於長榮資方不當勞動行為作出裁決,但勞動部卻於2020年3月12日認定截圖事件造成長榮重大商譽影響,認定長榮未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台灣成員代表我們在地的媒體《火花》和我們國際網站《保衛馬克思主義》於2020年3月21日採訪了郭芷嫣小姐以及她委任的沈律師。在採訪的過程中,郭小姐為我們分享了相當珍貴的工會組織和罷工經驗,也向我們透露長榮對其員工相當駭人的待遇,以及台灣勞工運動仍然面對的壓力和挑戰。
從郭小姐的訪談中,我們看得到台灣資方,就如世界各地資產階級,是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保障自己利潤和勞工剝削的最大化。同時,儘管才剛剛起步,台灣的勞工運動正在開始走向更勇敢,更激進的方向。一整個新世代的年輕人步入職場,面對的不是經濟起飛時代的美好未來,而是資本主義體制性危機每況愈下的灰暗前景。客觀情勢讓他們了解只有靠著勞工階級敢去團結抗爭,才有辦法維護每個工人最基本的需求。
然而,我們也看到了國家政府完全偏袒資方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者們理解,政府如此的態度原因不是個別執政人員或是政黨的意向,而是由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國家政府只不過是如《共產黨宣言》內描述的:「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更何況,台灣目前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由勞工階級民主運作的工人政黨,而被迫要徘徊在完全被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控制的藍綠兩大陣營之間。因此,勞工們希望政府能夠「主持公道」一直以來都是對統治階級有利的幻想。在中華民國體制(乃至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下關於勞資關係的種種立法、程序都是一套永遠偏袒資方的遊戲規則,而勞工遵循這些規則來抗爭的結果必然被迫面臨妥協和失敗。對於這些,請參見我們對長榮罷工經驗的分析評論。
此外,雖然現階段台灣勞工運動規模仍然不是很大,而網路上也有部份屬於勞工階級的人士對其他工人的抗爭做出傷害階級團結的發言,但是如同世界各地的勞工階級,台灣勞工們的意識已經隨著本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發生改變,朝著更具戰鬥力的方向前進。
不過,台灣勞工在為自己基本、必須的利益抗爭的同時,也必須要理解資產階級老闆們本身的利益就是盡可能將勞工的薪資和待遇最小化來將自己利潤最大化。如此的盈利動機不僅造就了勞工們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窘境,也早已危害到人類社會本身。從全世界要面對的氣候變化危機,或者是現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新冠病毒疫情,對於「要如何讓企業賺錢」這個問題的考量已經一再嚴重耽誤,甚至破壞了更直接、理性解決措施的實施。唯有勞工階級奪下長榮或者是已經對全社會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財團資產控制權,並將這些財富、資產、資源透過整個社會民主制定的經濟計畫來直接供應社會需要,才有辦法根治勞工們受到的壓迫以及社會上所有的矛盾。
以上評論純屬本刊物觀點,並不代表受訪者立場。而接下來受訪者發言亦僅代表她個人立場。
《火花》:可以請您向國際間的讀者做一個簡單自我介紹,然後敘述您近來抗爭的來龍去脈嗎?
郭芷嫣:我是郭芷嫣,我在2011年8月進長榮工作,在2019年7月被長榮解僱。(我先前參與組織的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分會和長榮企業工會)是從2016年的華航罷工後醞釀成的。華航罷工只進行了24小時,可是他們罷工(的行動和成果)其實很鼓舞我們。後來創始長榮工會的一群人就先加入了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因為這個工會是空服員的職業工會,所以只要是空服員,都可以參加。
在2016年華航罷完工之後,長榮資方卻在我們還沒有採取行動之前就主動調整空服員的待遇。我們長榮空服員以前的日支費是一個小時六十元台幣。華航空服員的日支費在罷工前是三元美金,可是如果要到美國執勤,吃一個便當都大概是十、二十(美金),一個小時六十元台幣或是華航的三元美金都不夠。在華航罷工後,他們爭取到每小時五美金。我們長榮員工雖然還沒有動作,有一天長榮就突然把我們的日支費調成九十元台幣。
那時,我們就在想是不是因為華航罷工對長榮資方造成壓力,讓他們怕我們也去做這件事情。我們那時候開始找身邊的人問他們想不想加入工會。我那個時候在長榮商務艙執勤,也不是多資深的組員。一開始找新會員的過程需要很低調,有點像天地會。我們先自己印了幾份入會申請單,然後私下問其他組員「欸!你要不要?」然後他說:「幹嘛?」「你要不要加工會」。我們不敢在網路上或是在各個公開的地方說:「來加工會」。有時候新成員填完入會申請書,卻有可能不知道要交給誰,因為很難說誰是為長榮資方監控員工的人,也不敢直接寄到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的辦公室。我們就想該如何收取入會申請書。當時,我媽媽在南崁買了一個房子,這個房子沒有在長榮的紀錄裡面,我就提議新成員們把入會申請書寄到那邊好了,因為我那時候住那裡。有些新成員不敢直接將收件人寫成「工會」,我就開玩笑地說:「那不然你就寄給『南崁小辣椒』好了」。
後來,我們收到了大概八、九百個入會申請,所以再從我們開始組織大家先一起進入空職工會。才三、四個月後,我們大概就有兩千多個組員加入,很快。我們很訝異我們本來像老鼠會一樣的組織,後來壯大到不用怕資方。我們後來敢把入會申請書直接放在公司給我們的信箱裡面,我也敢公開請有意加入的人拿申請書,填完後再直接交給我。這個工會成員多到可以讓大家放心,不必害怕了。這是才三個月之內發生的事。
我們創始的這群人一開始大概二十個。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開會場地,我們就到一個開服飾店的學姊店面裡,把鐵門拉起來以後開會。十幾個人在她很小的店面裡討論我們要怎麼去組織。雖然那天還是颱風天,但是大家其實對於工會是很嚮往,所以很有熱忱。因為一般長榮空服員也想要有跟華航工會一樣的工會,所以這個工會是大概四個月、五個月之內就突然成長起來。
工會組織在台灣還有不同的等次。企業工會是正當性最大的。職業工會由於成員還包括華航跟虎航,以前還有復興跟遠東。所以對資方而言,裡面不是純長榮的員工,所以他們就會一直指控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是「外部工會」。根據法律規定,企業工會只要有31個人就可以成立,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和正當性,所以那時候我們加入職業工會後,我們還找31位「勇者」。真的只有31人,沒有再多。找到人後我們就跑到勞動局去註冊長榮航空企業工會。
長榮資方發現我們註冊工會後,就搞了一個「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作為抗衡我們的另外一個企業工會。同時外面開始有人批評說:「桃園空職工會跟長榮企業工會是同一批人」(來質疑我們工會的正當性),但是因為我們自己先把它註冊起來,一樣是有正當性的。現在長榮反而有很多的工會。
《火花》:後者其實是企業扶植,為了抵抗在企業內部的工會力量,所以資方扶植另外一個工會?
郭芷嫣:對,其實只要看他組成的成分,比如說他的理事長、他的代表,其實都是公司主管。你只要看工會組成成分,就會知道這工會純不純。
作為組員,我們那時候就是五年一約。很多人一開始會害怕一旦參與工會,公司可能不會跟我們續約,或是直接開除我們。大家以前都相信:我不要惹事情,有問題就相信我的教官或我的主管會做出最好的處理。
(但是實際情況還是相當離譜)。我剛進公司的時候,如果請生理假,必須要去長榮認可的大醫院拿診斷書。可是只是月經來而已,還要拿診斷書。有一次我想要請生理假,去到醫院的時候就被醫生問:「你是長榮的,對不對?」我說:「對!」,然後他就說:「你們公司審得很嚴格。」我說:「我知道」,他說:「所以我想要看你是不是只是月經來」,那時候我就真的讓他內診。可是我大姨媽來,還必須要腿開開讓他看我是不是在流血。連外面的醫生都會怕長榮資方。
公司對我們隱私的藐視還不只這些。雇主沒有權力擅自打開我個人的東西。可是比如說我們從歐洲航班回來然後進公司,資方就會把所有組員帶到一個小房間,把你的行李打開看你有沒有帶他們認為是違禁品,比如說你有沒有買包包,或是買一些超額的東西。被抓到有他們認為是違規的東西,他就可懲處一波,很高壓的。
去年除了我遭遇的擦屁股事件外,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當時有個人以匿名方式向長榮資方聲稱有長榮空服員在荷蘭拍A片,而且這個影片已經被上傳到網路上。(公司方面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直接相信這些指控,並且開始獵巫。)我主管把我的一位貌似影片裡面人的學姊的班拉掉,然後直接把她帶到一個小房間,關起來,並逼她看了三個小時的A片,就說:「這個人是不是你?」,然後她(學姊)當然說不是,因為真的不是。但是他們要求她提供證據去證明不是她,更問她相當離譜的問題,像是:你有交男朋友嗎?是台灣人還是老外?你們做愛都會拍?都會這樣拍嗎?她被關在小房間內,兩三個人圍著她問這種問題。其中甚至有人問她:「你看她(片中人)身體這邊有痣,你這邊有沒有。」她被強迫到這種地步來證明自己不是同一個人,後來事實證明影片裡的人確實是一個AV女優,不是我學姐。這些所謂的主管,他們以前也是空服員,沒想到他們坐進辦公室後就用這種極權的方式在管空服員。
此外,在我們長榮罷工之前,空服員只有女性,沒有男性。大家也知道張榮發(長榮集團創始人)的企業文化內對女性待遇相當不好,出了什麼事,公司第一個先檢討你,因為首先你是我員工,然後你是女生,而且你薪水比人家高,那你就是需要被檢討。對啊,你想如果是你女兒,你會不會覺得很生氣,所以我那個時後才覺得工會很重要。
《火花》:剛才您有提到,長榮資方另組了關係企業工會,那這個黃色工會在實際上有沒有已經做出一些對抗你們工會的一些舉動?
郭芷嫣:應該不是說對抗,我覺得應該比較偏向「收割」,就是比如說,我跟關係企業工會,當要求一樣的東西時,長榮會給他們而不是給我們。資方會把所有好的東西讓他們收割。
不過我們的要求大多還是跟他們有差異。譬如同樣作為職安委員的我,曾經要求他們把餐具從鐵製的換成塑膠的來減輕餐車重量,以維護機組員的安全和健康。企業關係工會則大多會要求員工用餐大樓的樓梯間增設安全網,或是修補公司大樓內的某個百葉窗之類的。我們提的是大海,他們提的是漱口杯,高度是不一樣的。可是他們講完網子就架了,百葉窗就換了;可是對於我們關於餐具的要求,他就拿數據跟我說:芷嫣,你想太多了,我們做過物理實驗,都是符合一般人合理的工作範圍裡面。
《火花》:這段時間面臨外界或多或少的誤解與長榮方面不遺餘力的抹黑,你有受到甚麼樣的心理壓力,又如何承受?
郭芷嫣:在去年「擦屁股」那件事情之後,我就已經被攻擊一波了,那時候我覺得:我明明是受害者,那為什麼我要被這樣攻擊?
直到罷工那時候,我個性比較急,就是我覺得A就是A、B就是B,然後當時我會搶麥克風是因為在那天是我們投票當天,(我們有跟會員約定每十天要投一次票),大家決定是不是要繼續罷工。就在那天,我們的協商代表被叫進去長榮的小房間裡面,出來的時候他們帶出來的方案跟我們一開始提出的訴求差距相當大。那時候我問工會的協商代表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他們也不願意講。後來那天投票的時候,這群進去協商的人哭著跟會員說:「我們可不可以投同意結束罷工?」當時我覺得我們罷工才不到十天,為什麼不繼續?如果我們召集了會員冒險來罷工,卻接受非常不好的方案,那我們這個工會還有沒有誠信?那時候,我覺得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密室協商」:我不知道你們在裡面講了什麼。為什麼本來進去時大家都覺得我們罷工氣勢很大,可是出來的代表每個像頭被摸著,然後在那邊哭著要求停止罷工。我認為,有什麼事情,協商代表可以跟我們講。
當時我在糾察線現場負責管理秩序,每天都進罷工棚,所以我大概都知道每一個會員的概況,大家都是覺得為什麼突然就要結束罷工了,我們才剛開始而已,沒有辦法接受。工會本來就是要容忍、包容不同的聲音,那今天你選舉出來的代表全部要請大家去投下同意(結束罷工)是不是只剩下一個聲音?如果那天我沒有上台了話,這個工會就只剩下一個聲音,就是我們要投降。我就是在那一天搶了麥克風,開始被媒體關注,可是其實在那之前媒體就知道我是那個之前「擦屁股」的那個人。
對於截圖外傳這件事,媒體煽動的「飛安疑慮」說詞是去脈絡化的。在那個私人朋友群組裡面,我在宣洩我對機長不滿時還有公司對員工嚴厲的待遇時開了一個不適切的玩笑,截圖流傳出去後,外界說法竟然變成是我要霸凌別人。媒體就是移花接木。就算我發表出15張截圖來給大家看更完整的對話,也沒有人要去看,他們只針對你講的一句話兩句話去評論你這個人,他們並沒有想要知道到底事情是怎麼樣,他們就是想要燒女巫。
所以從那天開始就有些人攻擊我,說我是什麼流氓啊,然後說,太妹啊然後不知道在秋三小(台語:囂張什麼)。截圖這個東西被流出去之後,外界對此的評價完全跟電視媒體已經為我打造的「太妹」形象銜接起來。有人就會說:「啊,你在罷工的時候都說媒體霸凌你們,結果你回去之後,你也要去霸凌別人。」隨後,我有一篇臉書貼文被灌爆,裡面就是兩、三千個留言,包括各種霸凌。
通常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不願意去看,因為我被解僱是一兩天的事情,就是第一天調查會;第二天人評會,我當天就被開除了,然後接下來還要去警察局做筆錄,而後還要出庭刑事庭,所以那時候其實我沒有力氣去管輿怎麼看,因為我只覺得我要先把這些東西弄好,所以中間大概三個月,有三個月是我不敢出門,然後我也不敢看PTT(台灣知名的網路論壇)。最後我也不敢跟別人說話,因為我不知道、沒有辨法拿捏如果我跟你講個話題,你到底會不會再傳出去。
「截圖事件」的後遺症就是現在變成我現在私下講什麼地獄梗的東西,後面都需要再加「我在開玩笑拜託不要截圖」,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其實,我被截圖的那個群組是由接受過同樣職訓,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組成的,那時有三十幾人。我講話本來就是幹話一堆,而大家都知道這個群組的性質就是一個透過幹話來發洩心情的群組。但是現在我已經到了變成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跟你講什麼,我才不會再被截圖,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開玩笑的程度到底可以拿捏到怎麼樣,還是我不要開玩笑,所以我那時候完全不出門,我只能來這邊(律師事務所),另外一個律師事務所跟工會這三個地方,我沒有去別的地方,因為我覺得至少我跟律師講話他不能截圖出去。
我也沒有見長榮的任何一個人,因為他們看我就覺得「啊!你好可憐。」但是我不想被這樣子看,我也不想被問「你最近怎麼樣?」因為我最近怎麼樣,我要從頭到尾跟你講一次,之後你就最後還是用「你好可憐」的態度,所以我就不跟長榮的任何人見面,就連我的家人,我也都沒有見面,我一個人就這樣關在家裡面。
面對網路霸凌,我以前的個性是——你講我一句我就會跳起來回你十句,可是現在因為我還有刑事背在身上,所以我也不能回應霸凌,只能在那邊讓人打,其實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火花》:您個人在罷工之前,有被惡旅客對待,尤其是剛剛講的「擦屁股事件」,此事件是否有讓您更加的去投入工會活動?
郭芷嫣:其實沒有,是相反的,因為在那件事後,我不是有說我有被霸凌一波嗎?所以那時候我是覺得越低調越好,就是各種活動我都盡量低調。對,是相反,因為我那個時候被霸凌的很慘。沒想到吧,竟然是相反的。
《火花》:在與長榮資方的官司中,他們有什麼樣的勢力或是盟友支持他們?然後你有什麼樣的夥伴和支持者?
郭芷嫣:工會給我補助十五萬來負擔律師費,其餘的我自己付。
長榮方面就有很多。他還有他側翼的網軍,像是「綠絲帶」這樣的組織(長榮內部反對工會的員工),有一些甚至是假帳號,用來攻擊我跟工會,並且試圖帶動社會風向。
《火花》:您怎麼看待政府在您對長榮資方的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郭芷嫣:我們後來打勞裁,從去年十月到現在,結果出來,政府判決書卻比較採信資方提供的資料。(當資方明顯作出不當勞動行為時,較少被政府認為不當。)比如說,之前長榮首席副總何慶生在我們在拉罷工糾察線的那天對一個工會幹部說:「你給自己留點退路。」那個時候工會就此事件向政府提他的發言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因為他這句話就是在打壓工會。結果後來這件事情不成立,因為他說:「那是在罷工期間,勞資雙方的情緒是很緊繃的時候,(這是)他的言論自由」,所以政府認為不當勞動行為並沒有成立。
後來我也有指出,因為我是工會幹部,而且當時又受媒體的關注,長榮不砍我砍誰?所以我那時候提勞裁,就是因為長榮分明是要殺雞儆猴,如果砍掉我,工會的力量會被削弱,可是(不當勞動行為)最後沒有成立。
長榮資方聲稱我被截圖的發言是在7月6日罷工結束後發生的,因此他們對我的懲處和罷工無關。但是7月6日只是勞方和資方簽團體協約,而資方也跟我們約定好罷工實際上要到7月9日才能正式結束,因為需要幾天時間發還證照還有收場地。可是勞動部採信了資方的說詞。另外,我提供了十五張截圖來還原那場對話的真相,可是他們只相信其中三、四張,其他他們都說是假的。
勞動部最後駁回我的勞動裁決。他們沒有覺得我是因為身為工會幹部而被解僱的,反而覺得我引起社會騷動。
沈律師:可是社會騷動怎麼會是他引起的?應該是媒體引起的。
郭芷嫣:如果我一個人可以引起社會騷動,我在長榮幹嘛?我就當名嘴就好了啊。
沈律師:他就頂多是一個小火柴,然後媒體就是一桶汽油。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對《保衛馬克思主義》以及《火花》世界各地的勞工和青年讀者們想說的話?
郭芷嫣: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只有7%。但是長榮罷工得以受到這麼大的矚目,我認為第一是因為我們是空服員,第二是我們還算是團結的。臺灣社會裡有種說法是:老闆叫你怎麼樣,你就要乖乖聽他話,畢竟你是領人家薪水。可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本來就是應該就要有的,比如說生理假、不要被關在小房間的權利。可是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去理解如何爭取這些權利,所以需要工會。
台灣有些人想要污名化罷工,嫌我們吵。可是最後大家都是為了錢出來上班,我今天吵,我得到罷工權我罷工,這不是行使我應該要有的權利嗎?今天又不是這個兩千多人工會內只有十個人決定罷工並要求大家跟進,沒有啊!罷工都是要超過半數贊成。組織工會已經很難,罷工票要過半也很難,罷工本身是更難的事情。
可是這個社會並不去支持我們爭取更多東西,而是每個人都會坐在「老闆的立場上」跟你說:「啊,現在的社會經濟不好啦,你要體諒老闆。」可是變成今天你沒有坐在那個位子上,為什麼要跟我講這種話?而是你們應該要試著去組工會爭取你們想要的東西,而不是反倒就是我們都是受薪階級,然後我們今天要爭取的時候你不支持沒有關係,可是你怎麼可以跟著老闆去打壓會講、敢講話的人,尤其是我在工會裡面的角色,本來就是大砲型的人。
我覺得這個社會,第一還是有很多人領著勞工的薪水,想著老闆的事情。第二,我認為好不容易有敢講話的人站出來了,大家應該要去支持這樣人,而不是趕快把它消滅掉。社會需要很多種聲音,不是只有長榮或是財團說了算。
像去年「擦屁股」事件前,那名旅客已經搭了二十幾次班機,是不是他的每一趟都會這樣待遇機組員?或者有關資方把員工關在小房間裡強迫看A片,對於這些情況我大可以保持沈默,也不用冒險被網路霸凌。但是我認為如果先有一個人敢嘗試抗爭,就會有人跟在你後面。我在學妹眼中我就是這樣的學姊,你要先去試,然後你被攻擊了,然後旁邊的人支持你,大家才可以一起進步。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試試看,突破你一直覺得很不滿的東西,因為如果你不去做,大家的環境就還是會這麼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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