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勞動婦女節:何以終結針對婦女的暴力
縱觀全球,針對婦女的暴力侵害、家庭虐待甚至是謀殺事件都如流行病一般在社會上肆虐著。資本主義是一種疾病,這性別歧視與壓迫正是這疾病的又一個症狀,要結束它帶來的病痛,我們就必須為了革命而戰。(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2年3月8日英國《社會主義呼喚報》網站上。譯者:白狗)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被籠罩在暴力、性侵和時常發生的謀殺案陰雲裡。
在第一次疫情封鎖期間,各媒體的新聞中總是充斥著家庭暴力的故事。據法國警方報告,在此期間,家庭暴力案件的數目增長了30%。而在西班牙,某條家庭暴力熱線在封鎖開始的前兩周內收到了比本月前兩周多出18%的電話。
2020年,墨西哥平均每天有十名婦女會被殺害。去年3月至10月間,英國發生了81起婦女謀殺案,平均每周有三名女性會被殺害,謀殺案的其中一起就是臭名遠揚的「黑警姦殺案」,受害者埃弗拉德女士(Sarah Everard)因此慘死。
一個名為「Everybody』s Invited(誰來都歡迎)」的網站曝光了校園中男性學生對女性學生的侵害虐待現像,其規模之大令人震驚。
2018年,「ShameOnYouWarwick(無恥的華威大學)」這一話題標簽出現在了社交網絡上,起因是一組包含了大量針對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女學生的強姦威脅的聊天記錄的曝光。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該校男生在討論新生周的「比賽」,即看誰能先和校園中內最多工人階級的女生發生關系。
幾年前,「我也是」(#MeToo)運動開始興起,女性開始揭露富人的虐待行為,尤其是經常活動於媒體和娛樂圈的那批富人。接著,整個社會的統治階層都被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美國億萬富翁)令人作嘔的爆料所牽連。安德魯王子被指控多次強姦一名17歲的少女,而與其二人均為好友的比爾·克林頓和唐納德·川普也受了牽連。
無獨有偶,川普吹噓自己能「抓住女人的陰部」,而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則表示,男人應該負責控制自己的妻子。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結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運動稱,英國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名自16歲起就經歷過某種形式的性暴力,這還是一個可能被嚴重低估了的數據。
生物學意義上的「解釋」
抓不准病根就沒法把病根治,對於針對婦女的暴力事件也是如此。許多人的腦中對這些事件的原因有著這樣一種簡單的認識,即認為男性就是天然地會比女性更加強大和暴力。
這也是而是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張。比方說,《性的辯證法(Dialectic of Sex)》的作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認為,由於女性的生理構造,她們的社會地位通常不高,而男性從基因上講是一種「性欲」的生物。
貝蒂·弗裡德曼(Betty Friedman)與其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說:「男性並非真正的敵人,他們是受過時的男性神秘感折磨的受害者,這種神秘感讓他們在沒有熊可殺的時候感到不必要的不足。」
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用大白話來講,就是男性總想打些什麼,殺些什麼,現在要是打不了熊,就輪到婦女。
這又與保守派名嘴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觀點相同。舉個例子,他認為強制一夫一妻制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一制度,只有一小部分男人會找到女人來「交配」,然後就會有更多的男性肆意施暴。他對本質的討論指向這樣一個結果:如果男人沒有性生活,那麼他們就會強姦、毆打和謀殺女性。
這一觀點只是試圖把現在的關系擬合進歷史的其他部分,以嘗試「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如果說這種壓迫的關系來源於男女生理結構的矛盾,那它就一定存在於任意一個單一的社會上,只需簡單的考究就能發現,過去並非今日的簡單的劣化,它們在各方各面上都有著根本的不同。
我們有現成的反例,1989年的一項人類學研究發現,南部非洲的桑人是「世界上幾乎沒有家庭暴力的六個社會之一」。
那問題就來了,桑人的社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這是一個部落社會,沒有統治階級,並且由於缺乏經濟盈余,它還依舊基於平均主義存在。如果男人真的天生就會對女人進行暴力,那為什麼桑人不用這種暴力呢?
另一個例子是印度中部的瑪利亞野牛(Bison Horn Maria)部落。VICE雜志報道說,該部落沒有性犯罪,性行為沒有任何相關的規則、法律或污名。婚前性行為受到鼓勵,但針對婦女的強姦和暴力卻是聞所未聞,這與印度其他地區女性面臨的危機形成了鮮明對比。與桑人的部落一樣,這也是一個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
在許多的前古典社會(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父母孩童生活於女性氏族(即女性為主導的大家族)中,男方若想結婚,則必須取得女方母親的同意,這也就意味著男方成天都會被女方的家庭成員包圍著。
當然,這降低了女性成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概率。總而言之,當時的生活狀況就證明了性侵犯並非普遍存在的。
財產與所有制
既然這一現像並非生理結構差異所導致,那它究竟是從何而來呢?
在古蘇美爾,法律對通姦的懲罰比強姦更嚴厲。在古希腊神話中,宙斯是一個性方面的第三者。例如,他假裝是阿爾克墨涅的丈夫,從而導致了赫拉克勒斯的誕生。
強姦的苦果一般會落到家庭中的父親或丈夫頭上,有時還可以是是未被強姦的婦女。在美索不達米亞,對強姦的懲罰是強姦犯和被強姦婦女的丈夫之間進行易妻交易。這種形式下的受害者不是被強姦的婦女,而是「財產」遭到破壞的丈夫。
為什麼在古希腊、蘇美爾和美索不達米亞中,女人是男人的財產,而在更早的部落社會中卻不是呢?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他引用了人類學家劉易斯·亨利·摩根的著作,後者指出,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婦女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私有財產從一開始就聚集在男人手中,這是由於他們在勞動分工中的作用。
男性將私人財富世襲給孩子的需求一下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這也意味著他們需要確切地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誰,因此,嚴格執行的一夫一妻制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它的目的就是保證男人的妻子生的是他的孩子。
不僅如此,恩格斯還說:
「婦女的家務勞動現在同男性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已經失去了意義;男性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
男性的勞動產生了私有財產和經濟盈余,而主要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卻沒有產生這些東西。這意味著,在一個以私有財產和財富積累為基礎的社會裡,男人占據著絕對的主導權。
單詞「family」的詞源是「famulus」,「famulus」的含義則是「家奴」。女性一下子又成了男性所有的家奴了。
統治思想的出現反映並強化了女性在物質層面上的從屬地位。基督教的創世神話就是一個典例,在這個神話中,夏娃僅僅是亞當肋骨的產物,對人類所有的苦難和罪惡負有責任。
警察
直到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生產關系的影響。例如,到了20世紀80年代,婚內強姦在英國才成為一種犯罪。「身為人妻是不可能被丈夫強姦」這種觀念反映了妻子是丈夫財產的理念。
在2018年英國的一項研究中,接受調查的4000人中有24%表示,如果這一行為發生於長期關系中,未經雙方同意的性行為不是強姦,這些統計數據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只有細微的差別。
與警察的種族主義不同,他們的厭女行徑直到最近才被廣泛理解。薩拉·埃弗拉德被謀殺是一個反映地方性惡劣問題的例子。自2009年以來,英國已有15名警察謀殺了女性。
間諜警察也有在偽裝時與女性發生關系。例如,馬克·肯尼迪(Mark Kennedy)在擔任特警期間曾因與一名政治活動家的關系而上過新聞。這不僅是一個惡果這麼簡單,他的上級在意識到這一情況後,給出的行為卻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者說,他還很可能鼓勵這種做法,且將其視做一種更有效的間諜手段。
女警官蘇·菲什(Sue Fish)說,在她20多歲的時候,一名高級警官把她留在了車裡,他進入一所房子,與他在執勤時遇到的一名女子發生了性關系。很顯然,他是在對一個弱勢的女人濫用職權。女警透露到,工作時間做愛被視為「工作的額外福利」。2016年至2021年期間,有750起針對警方的不當性行為指控。
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警察作為一種武裝力量,保護著資本主義,又壟斷著暴力,因而可以有效地免受暴力行為後的懲罰。警察被鼓勵對「賤民們」采取輕蔑的態度,他們所經受的訓練不是為了保護我們,而是為了以暴力鎮壓我們。
性別壓迫的階級本性
統治階級對待婦女,尤其是工人階級婦女的態度是最惡劣的。「強姦文化」在私立學校裡流傳的最廣,一名來自倫敦精英私立男校聖保羅的學生,就學校的情況發表了一份可怕的報告:
「聖保羅男校完全建立在純粹的男權之上,它希望男孩們通過強姦和侵犯來展示他們的性能力,罪行在這裡成了『完全正確』的。我還記得他們在橄欖球比賽中演唱的那首古老的『主題歌』,其中的歌詞是:『我到死都是聖保羅人……她睡時我操她,她死時我操她,如果她有翅膀,她在天上飛時我也操她』(I』m St. Paul』s till I die… fuck her sleeping, fuck her dying, if she had wings I』d fuck her flying)」
這所學校招收的都是七歲的男孩。他們會在橄欖球比賽中聽到這樣的歌聲,他們是從大一點的學生們學來的,崇拜者學長的學弟們,也同時崇拜著這些齷蹉的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的「董事長俱樂部」慈善晚宴,所有的女性服務員都要求穿上「暴露的黑色套裝、配套的內衣和高跟鞋」,以便為全是男性的精英賓客服務。這些女性還被要求與來賓牽手,還要被拉到膝蓋上,並被迫忍受富有的來賓掀起她們的裙子。
「我也是 (#MeToo) 」運動的興起正是基於這一原因:富有的男性會利用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對女性實施性暴力。
工人階級的男人是在同一個社會裡出生、念書然後成長的。它們也不能免受其壓力的影響。他們還被灌輸了這樣一個理念:如果女性從他們那裡獲得更多的獨立,他們還將會失去本就不高的地位。
唯一從中受益的是統治階級,他們以此離間半數的的工人階級,說他們受益於資本主義和階級社會的壓迫;他們還警告到,如果兩性關系發生革命,男性將失去這一所謂的「好處」。
但是,男性工人能夠壓迫和虐待工人階級的女性是沒有好處的,這種男女工人的劃分只會使整個工人階級服從於統治階級,並受其壓迫。
再舉個例子,女性獲得的較低工資並不意味著男性員工就享有特權。相反,這種分化只會給所有工人的工資帶來下行壓力,這意味著如今大多數家庭需要兩份收入才能維持生存。
解方何在
列寧說:「是的,我們憎恨這一切,並且將揚棄掉一切折磨和壓迫婦女的東西。」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揚棄這些恐怖呢?
在莎拉·埃弗拉德和薩比娜·內莎(Sabina Nessa)被殺後,關於如何結束這場暴力的各種構想不斷湧現。工黨黨魁斯塔默承諾在街上部署更多的警察作為解決辦法,但轉念一想,警方正是這些暴力案件的共犯,讓更多的警察上街這又能對這起到什麼正面的效果呢?
英國首相鮑裡斯提議增加女警員的數量,但這也無濟於事,性虐待只不過是是映照壟斷暴力的機構的一面鏡子,而這機構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壓制工人階級。
別忘了,作為倫敦警察局局長的克瑞西達·迪克(Cressida Dick)對暴力對待紀念薩拉·埃弗拉德的守夜活動是負有直接責任的。
在墨西哥,女性是占了國會的一半以上,但殺害女性的行為在全國範圍內卻仍是普遍存在。讓一小部分精英女性進入資產階級機構的高層,對廣大普通女性來說並不是一個解決辦法。
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說政府應該「把厭女症變成仇恨犯罪」,這話說得好像仇恨犯罪不是每天都發生似的,好像把強姦和針對女性的暴力當做犯罪好好寫進法律就能落實下來似的。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世界女性的處境也在惡化,她們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衝。眾所周知,經濟緊縮對婦女的打擊是最大的。她們更依賴社會服務以謀生,所以這些服務的取消極大地限制了她們有孩子時的發展空間,並使得她們更加依賴男性。
因此,由於缺乏資金、資源和專業幫助,更多的人不得不留在受虐的關系中。許多單身母親為了養活孩子而被迫賣淫。
2018年,在澳大利亞,有一半的女性申請家庭庇護所的房間被拒絕,自那以後,情況只會變得更糟。2012年,英國每天有275到300名婦女因為缺少床位而被第一收容所拒之門外。
革命
缺乏資源從來不是一個次要問題。在全體人類擺脫貧困和收入不穩定之前,女性永遠不會真正獲得自由。
以下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後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他們奪權後立即將離婚合法化,讓任何女人都能輕松廉價地離婚。這看起來是可能微不足道,但有權離開虐待你的伴侶而不必承擔罰款卻是走向解放真正的一大步。
革命將墮胎合法化,而婦女群眾也可以巡視工作場所,檢查女性勞工的工作環境,尤其是男性工人對她們的待遇。
這些政策上的改革確確實實地是給了婦女飛躍式的安全保障了,但我們還需要注意到,針對婦女的暴力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並沒有被完全的消失,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們需要考究其歷史的背景,布爾什維克是在貧困、戰亂和極度不平等的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的新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說,「當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須品的鬥爭時,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墮胎的合法權利是一回事,為實現這一權利而實際存在的高質量保健服務則是另一回事。女性有權離開受虐待的伴侶是進步的,但如果這樣的女性能夠居住的社會裡住房卻嚴重短缺,這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蘇聯人過去想建的社會化洗衣店和食堂,只有建造得好,質量好,才能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在十月革命之後的初期,貧窮的俄羅斯並沒有這樣的物質條件。
即使物質條件確實允許提供這種服務,歧視婦女的態度也不會立即消失。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由物質基礎產生,但是,即使產生它們的環境已經消失,它們仍能長久地留在人們的頭腦中,它們的消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更何況厭惡女性的思想在我們的社會中早就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階級鬥爭和革命浪潮是可以迅速改變了工人階級的意識和價值觀的,工人階級男女都團結起來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作鬥爭,這最能消除偏見。
因此,社會主義革命是結束對婦女壓迫的一個充分條件:一方面因為它是結束階級社會、貧困和公共服務匱乏的基礎,而且革命的過程本身就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改變意識。
今時今日,倫敦有了足以安置英國寒士們的廣廈了,世界上也有了足夠養活100億人的糧食了,我們也該有經濟手段解放婦女了,但這些手段卻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而且他們對此毫無興趣。
社會主義革命意味著從資本主義階級的戶口中奪取生產控制權,把它交給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的利益正是把人類從貧窮和不平等中解放出來。
只有這樣,才能消除不平等、經濟不穩和異化,然後,男女之間緊張關系的基礎也會隨之消失。
在社會主義的這些條件下,我們將看到真正基於愛和選擇而非經濟脅迫的男女關系開花結果。
這些是我們的訴求與目標:
- 兒童保育和托兒所全部免費化。
- 為所有人提供全額資助的婦女庇護所和住房。
- 所有人的真正生活工資,沒有歧視。同工同酬。
- 減少每周的工時,但不損失工資,以保證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 一個資金充足,公有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和心理健康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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