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布于《布尔什维克》杂志Telegram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段话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点也不过时。

中国的劳苦大众和被压迫者在1949年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彻底将纠缠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和生活在其上的百姓数千年之久的地主阶级扔进了垃圾桶，同时也将近代以来高高在上地压榨著这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无情扫除。至此，阶级社会的所有压迫阶级终于被一扫而空。现在摆在挣脱了枷锁的无产者面前的，似乎就是没有任何压迫、人人各尽其能、物质逐渐丰裕富足的诱人前景。

事情本应是这样发展的。

然而，在革命成功后的七十多年里，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建立起马克思和列宁反复强调的工人民主，用草根群众机构接管并自行运作社会，反而亲眼见证新的政府寄生虫蚕食和浪费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一次又一次地亲历号称要带来群众管理权利的群众运动，但因为缺少革命的领导，结果却加重了官僚机构独裁和向资本主义的腐化。最后，他们用生命拚搏出来的革命果实被可悲地摧毁了，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又回到了中国大地上，淳朴而缺乏经验的工人阶级面对这样的攻击溃不成军。公有制和计画经济一去不返，斗争必须从头开始。

为什么向资本主义的倒退会发生？谁应该为此负责？在中国的左翼群体中，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背叛革命，恢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这种究责说法的另一侧，则是认为领袖毛泽东生前「坚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边，曾多次与「走资派」进行「斗争」，奈何总是出现神秘的各类问题，未能成功。

这种神秘主义的说法很容易推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推行过真正的工人民主，基层工人有政治自由，甚至能监督和管理生产。但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工人，甚至是那些做过特权阶层的干部，都很清楚这不是真相。这种结论实际上是落魄于派系斗争中的中共党内史达林派所传播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在今日之左翼中，由于资料稀缺和政治迷信，这种谎言却颇有受众。

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符合史实的，更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简单的反题就能指出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希望推进工人民主，那么为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失败？——如果毛派不愿意指出毛泽东和整个官僚体制本身的反动，这恐怕就离不开打不死的「走资派」蟑螂他们神蹟一般的干预了。但是单单指出这种说法不言自明的谬误还不够，为了帮助进步青年和工人们学习工人民主的内涵，以及我们现在要怎么在资本主义中国建立工人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则需要更具体的例子展示。本文将以有名的「鞍钢宪法」为例展开，以扎实的历史材料，呈现毛泽东时代中国真正的政治生态，「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

什么是工人民主？

为了对「鞍钢宪法」和毛泽东据说曾做过的其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努力进行公正的评价，我们首先要重申被史达林主义者无耻地扭曲了的马克思和列宁真正的国家学说，以及这种国家学说必然引出的对工人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

国家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意味着它是阶级社会固有的附属物之一。过去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资本家，都依靠这个强大而残暴的机器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保证自己对被压迫者的剥削可以延续下去。也正因如此，一旦阶级社会要开始消亡，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公民都要参与管理时，这种为少数统治多数而生的特殊机器就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具体地来说，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常备警察、秘密警察、法律、法院、监狱等强制机构；他们在自行运作整个社会的广大群众面前，是最没有意义存在的。

可是国家的最终消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而代之的是公社式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半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刚刚掌握政权时，他们还将要面对占少数的残余的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这个时候半国家还要发挥它最后的作用：镇压少数者的反抗，并且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为了这个目标，的确应该反对立即废除半国家的幻想，并立刻动员无产阶级去学习如何管理经济与政治生活。

这一表述得非常清楚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遭到了惊人的歪曲。在苏联和中国，本应渐渐消亡的国家机器反而空前地增强了：官员长期坐在衣食无忧的位子上，工人阶级却拚命地工作，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精力，也根本无权对官员的任免持听筒出意见。即使如此，经济也没有持续高速增长，而是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浪费和特权渐渐失去了氧气——巨大成就的一大部分被官僚侵吞或是挥霍了。对此，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发言人声称：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将比革命前更加尖锐，所以国家机器的保留和加强仍是十分必要的。

好极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请看看列宁怎么在《国家与革命》里叙述国家的消亡：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粗体为笔者所加）

当国家已经以社会的名义占有了生产资料，并将居民的多数（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从而断绝了资产阶级在这片土地上重建旧的生产关系的一切可能，官员革命家先生们，请问这时候保留国家机器，是准备继续镇压谁？你们是否想表达：为了把水烧开，我们应该首先把水放进冰箱里？列宁同志所说的，是要让居民的多数来构成实行镇压的机关，也就是让无产阶级的水分子「运动」起来，积极地参与到管理的事务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被压迫者，自发而沸腾地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而官老爷怎么说的呢？他们却恬不知耻地告诉无产阶级：请一直蜷缩在生产的本分里，保持你们保持冷静，做好水的本分，让我们来操控国家机器吧；尽管水分子不运动不加热，但总有一天水会变成蒸汽的！

试问，这些「革命家」这样地令无产阶级与管理社会的工作隔绝，究竟要怎样才能使无产阶级胜任直接管理政权？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南辕北辙的错误组织方法，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在无从学习如何行政的条件下进行真正的专政，正如我们永远无法用冰箱烧出一壶开水一样。

健康的过渡处理程序与之恰恰相反，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后应该做的，是立刻去拾起过去统治阶级不允许他们习得的行使政治职能、管理经济生产的能力，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统治阶级」。没有这样的权利和能力，社会主义建设就根本无从谈起。

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里已经提出了很详细的政治要求，涉及专政时期的工资均等、选举、任免权等等方面。关于经济要求，我们只要说明计画经济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消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即由工人阶级自己控制社会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的结构就够了。这些要求无一例外需要工人阶级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权和管理权，概括地说来就是「工人民主」，民主最广泛最彻底的形式。

「可是，工人民主是必要的吗？计画经济真的不需要官僚了吗？」没错，在健康的基础上，它确实是不需要的。计画经济处理的经济生活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参与。在官僚独断的基础上，扩张的不会是一般工人阶级的权力，而是整个官僚阶层的扩张以及其带来的混乱。这就像资本主义越发展，越陷入自身矛盾引发的危机，就越会发现国家政府的干预不可或缺；而计画经济越发展，越复杂，就越会发现官僚阶层和国家机器是越不重要的、前者甚至是必不可要的。正如泰德·格兰特在1967年用苏联的例子解释的：

只有工作现场的工人才能消除浪费和不合理的现象。党的领导人自己也知道，只有工人保持警惕，才能防止舞弊、偷窃和混水摸鱼──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励工人监督生产。历史上没有哪个特权集团不经斗争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所有的好处他们干尽了荒唐的尝试，却不顾忽略对基层的管理人员进行检查的危险，他们主导了官僚机器最怪诞、最荒诞的膨胀。计画员负责计画组织的工作；一位轻率的苏联教授已经计算出计画随着生产的平方成长而成长，到1980年，整个人口都将不得不成为计画员！会计师被雇来检查工厂内其他会计师登载的帐目；如今，有多达100万名会计师在苏联境内数十个准独立审计机构中工作。为了保护公有制经济不被个人掠夺，苏联雇用了超过200万名警卫和看守人员，是人口为苏联四分之一的英国的相应人数的30倍。如果再加上数以百万计的国家组织和委员会，工厂、矿山、农场和其他机构的经理和董事，再加上庞大的常备军，再加上无所不在的警察、巡逻队、秘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渗透网路，再加上在国家、联邦共和国和地区各级为所有这些机构执行的大量不必要的文书工作，我们可以模糊地浪费大量人力来浪费大量无法量化的生产；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使经济堵塞，直到接近止步不前。

既然明确了工人民主在过渡时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便可以回到本文的主题：鞍钢宪法是否实现了工人民主？是否让工人阶级接管了政治、拥有生产上的硬性决策权？

鞍钢宪法的提出和落实

鞍钢宪法常常被作为毛时代中国存在真正的工人民主的佐证，受到毛主义者的颂扬，并以此反驳「毛时代工人不能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犯错的领导干部进行强制的纠正」之类的「污蔑」。那么不妨将它的实际内容和落实情况与列宁的纲领作一番比较。

所谓鞍钢宪法，具体指的是大跃进时期由鞍山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企业管理的基本经验，即《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本身不长，也比较容易提炼出要点：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求各级领导亲临生产第一线。对此，毛泽东在对《报告》的批语中做出批示，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方针。

细细考察这些要点便不难发现，发动群众参与管理这一看上去像是在强调工人民主的中心思想，始终被牢牢限定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框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生产的决策权，更不用说政治民主。各级领导确实要亲临生产一线、参与劳动、推广工人在生产中得出的经验和创新，可是这恰恰说明了领导干部仍然处在最终决策的位子上。

领导职位的任免与工人有关吗？没有。决定要不要听取工人的建议、采纳工人的经验的是谁？仍是领导干部。那么如果领导不想听取这些建议，这些工人尽心尽力地挖掘，并总结出来的生产经验，和深恶痛绝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是否可以强制要求他采纳，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消灭浪费和不协调的现象？「不可以，」黑龙江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源地）的省委书记欧阳钦把这个方针的本质说的更加明朗：「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务则是生产」。（1959年5月22日，「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在省工业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重要档案汇编》，1989年版，黑龙江省档案馆）

这诚实的表述将鞍钢宪法与列宁的工人民主纲领之间的鸿沟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了。要让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决不能没有对生产和政治选举的绝对控制，也唯有这样的控制，才能让最坚决执行工人决议的人处在管理的职位上，消灭延误、浪费，把最好的成果最快、最完整地应用到现实的生产中去。与之相比，鞍钢宪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民主（这部分也得看领导脸色），根本都称不上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工人「有权」献计献策或表达不满，但是接不接受就完全是领导的事情了。

然而，即使鞍钢宪法是这样一份被重重阉割的工人民主章程，只为工人阶级留下单薄的技术权力，单纯而勤劳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为这张空头支票欢欣鼓舞很长一段时间，争先恐后对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和劳动组织、生产组织等方面做出改良，乃至包揽考勤、记录、计画、工具、材料与质量检验；党和国家振臂一呼，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意便山呼海啸般涌来。在「风暴眼」鞍钢，众多文化夜校与技术训练班改善了工人素质；上级诱导与生产突进，使陶醉情绪弥漫于高炉车间……

可是每当工人阶级自发的巨大创造力，和自己控制生产过程的无尽潜能从等级制企业的每一个毛孔爆发出来，他们又紧接着被党委会议上冷冰冰的禁欲主义说教压制回去——「工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许多厂矿的会议是无限制的，业余活动或者业余学习是强制的」。（1955年6月29日，「全总党组关于工会工作和工矿企业中存在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档案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一切牺牲和物质的匮乏都是应该的，既要摒弃「可耻」的个人主义，又要努力工作、奉献自己，领导们如是说。

主观性的烈焰再炽热，在冰冷贫乏的物质事实面前也是要熄灭的。鞍钢宪法包裹着美妙的糖衣，内里却是对生产的最末端极其吝啬的让步。一旦遇到官僚与工人之间不可踰越的权力沟壑，鞍宪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效力。

人民当家作主的童话

鞍钢宪法的无力仅仅是毛时代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切面，它在政治和经济结构层面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做出任何让步。那么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具体是怎样的呢？

要在一篇文章里事无钜细地写出一整个时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我们可以从最能够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几个必要条件去考察。笔者在这里直接选用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几个无产阶级接管国家时的重要措施：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

必须承认，对于一个还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问题的落后国家，要立刻百分百地达成这些条件是不现实的。但是能不能尽可能地缩小现状与纲领之间的差距，无疑能够说明过渡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建国后的工资制度：

1951年12月，中央人事部公布29级制《暂行工资标准》：最低与最高等级分别是21.20元和403.09元（相差18倍）。1952年2月启动供给制（食品、衣服和津贴）改革，新版津贴的两极差距从原有的8.58倍涨至27.5倍。1955年7月，中央推行30级工资制；在北京地区，最低与最高定额分别是20.88元和649.60元（相差30.1倍）。在北京机关，正副总理享受一级待遇（月薪644.0元-517.5元不等），勤杂工位于链条末端（33.0元-23.0元）。而1955年的工资制度一直持续到1985年。

不难看出，工资的等级鲜明的特点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变本加厉。一旦工人的工资似乎有点高了，官僚们就开始大呼小叫「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农民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要高那么多。平均主义要不得，高低悬殊也要不得」，但不管怎么降低工资，总之和干部们是无关的。相比之下，列宁时代的苏俄虽然出于无奈必须向某些专业人员妥协，但是工资的上下限比例还是被牢牢控制在4：1左右。这时再看这段话，又是多么的讽刺：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且可以（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工资制度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干部住房条件与普通工人的巨大差距了。便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那么何来选举产生公职人员并可以随时将之替换？一次又一次官僚内部的清洗活动打击了一部分贪婪的官僚，但是整个靠盘剥无产阶级的经济成果、剥夺其政治权力而存在的官僚阶层还是永远骑在穷苦百姓的头上。

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指望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作机构就是纯粹的幻想。虽然官僚仍然需要凭借经济的增长来换取无产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援，还不至于如同资产阶级议会那样选出完全的空谈者来镇压无产阶级。但是，要期待他们采取科学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法管理国家，可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弃自己的特权，甚至让无产阶级评判他们的政绩，就完全不现实了。波拿巴主义的害虫已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构成这个社会基石的无产阶级彻底异化了。

由此看来，列宁和马克思为防止官僚主义膨胀，并使得工人国家健康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提出的基本条件，中国的「革命家」们不仅没有做到，甚至从未想过要去接近！「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信誓旦旦的保证，曾是那么催人泪下，让饱受资本家欺凌的中国工人感激涕零，却终究不过是个童话。务实的工人阶级总有一天要从这幻梦里醒来，毫不留情地摧毁编织这可耻谎言的寄生阶层，走向真正的革命。

健康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天花乱坠的字眼蒙蔽了上世纪没有受过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理论教育的、青涩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一边誓死捍卫这个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一边在长年累月的牺牲和匮乏中越来越感到疲惫和不安——如此努力地为革命工作，将经验和灵感毫无保留地献给生产，为什么数十年过去，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微乎其微，而领导们那边肉眼可见的浪费和奢靡却得寸进尺？每当伟大领袖提出要敲打党内的腐化分子，清理革命的队伍，工人阶级都为之欢欣鼓舞、揭竿奋起，然而官僚机构中提出的「造反」，往往很快便调转枪口对准敢于要求政治民主、亲自掌握国家政权的进步工人，将群众禁锢在安全的界限内。

最后，最大的反动还是来了，工人阶级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同一个党心安理得地重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美其名曰「谁不发展经济，谁就要下台」，却同时引发规模惊人的下岗潮。

名为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反动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过去一代工人阶级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官僚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而今天，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正在统治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逐渐衰落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有青春，也有未来，将要重新担负起把资本主义的过时的生产方式从中国大地上清除，并超越自己的前辈的历史任务——之所以是超越，是因为他们要完成过去一代工人阶级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用真正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让属于工人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

笔者在「什么是工人民主」一节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工人民主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这份被列宁反复强调的纲领正是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它精确而无情地破除了笼罩着毛泽东时代官方马克思主义和过渡学说的迷雾，将可耻、虚伪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真面目暴露在年轻的工人阶级眼前。受过更好的教育，又有更高政治素养的新生工人阶级必将「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在中国建立从前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

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迅速地加剧，新的革命时代就要到来。正如马、恩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工人们，打碎沉重、腐朽的国家机器，用你们的广泛的群众组织代替它；然后学会管理自己的社会，扫除一切企图骑到你们头上的寄生虫，从而健康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