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重要理論文獻原著於1923年4月，英語版後由美國《第四國際報》於1941年5月發表。以下中文版包括了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上轉載的原《第四國際報》編輯部導演，也包括了《托洛茨基網》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後來轉載後為文章題的序言。）

2000年，我們《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發表了列夫·托洛茨基的這篇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文章。當時的目的是強調這樣一個事實：盡管資本主義正在經歷繁榮，但我們所進入的時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整體衰退的時期。正如我們在以下導言中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新的上升期，而是走向一個新的蕭條類似於戰時的下降發展曲線」。這一點被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的事件所證實。今天（2020年2月21日）我們重新發表這篇文章，以幫助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歷史時期和世界走向。

2000年6月《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導言

對於那些為新社會而奮鬥的人來說，思想如何產生並成為歷史上的決定性力量，是一個明顯的問題。顯然，引起偉大的社會運動的原因是植根於社會之中。馬克思早就解釋過，社會發展的關鍵是生產力的發展——工業、科學和技術。

一個社會體制如果沒有能力發展生產力，將不可避免地引起體制性的危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正如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所斷言），一切都被簡單地歸結為經濟學。這是很荒謬的。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現象：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等等。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機械性的，而是辯證性的。根據恩格斯的說法：「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

生產力發展陷入僵局是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的根本解釋。同樣，在蘇聯和東歐，由於官僚主義對國有化計劃經濟的扼殺，史達林主義的僵局導致了它的崩潰和走向資本主義的復辟。

1947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的上升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這種上升的原因，我們已在其他地方解釋過（見泰德·格蘭特：《世界經濟崩盤會重現嗎？》（Will There Be a Slump？）），但主要因素是世界貿易的增長和新市場的擴張。到1974年，同時發生的世界蕭條表明了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僵局。這是一個轉折點，具有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後果。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它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新的下降曲線。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規模失業的回歸和經濟繁榮與蕭條週期的新節奏。不景氣的程度更深，繁榮的性質更弱，更淺。這反過來又導致了1970年代大部分時間和1980年代初的深刻世界政治不穩定。

那麼，為什麼1970年代的時期——它的革命動盪——與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如此不同，在那裡，資本主義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似乎重獲新生？1980年代的繁榮被美國的軍備開支和世界商品價格的下跌人工性地延長了。1987年10月崩潰後的「抽水機」（pump-priming，譯注：即各種政府刺激經濟措施，包括擴大公共支出和降低利率和稅率）也刺激和延長了持續到1990年的繁榮。這種繁榮造成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加強了那些執政的政府，並為群眾組織向右翼的急劇轉變創造了物質基礎。正如列寧所言「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1990-92年的新一輪經濟衰退讓位於微弱的繁榮，這種繁榮有可能耗盡動力，但卻被美國的繁榮所帶動。然而，由於缺乏任何「感覺良好」的因素和對現有政府的深刻不滿，這種復甦產生了深刻的政治反響。

1990年代的繁榮使人們再次產生了幻想，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它自身的問題，正在經歷新的生機。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說法，資本主義將避免進一步的蕭條，經歷「軟著陸」（soft landing），並重新樹立經濟持續成長的趨勢。有些人提出了資本主義在新技術和全球化的基礎上進入新的增長時代的想法。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東南亞的危機蔓延到俄羅斯和拉丁美洲，並沒有得到解決。美國經濟的崩潰，加上華爾街的崩潰，將為世界資本主義帶來新的衰退，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穩定帶來巨大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試圖理解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基本進程。這使我們能夠理解未來事件的總體輪廓。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危機質變期。世界貿易的擴張，盡管比1950年代的數字急劇下降了許多，但不再對整個體制產生同樣的影響。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僵局。然而，危機的嚴重性只是剛剛開始在人們面前顯現。人類意識總是傾向於滯後於客觀情況。但到了一定時候，它就會以巨大的爆炸性速度追趕上來。我們正處於客觀形勢急劇突變的時期，這將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改變群眾意識的不是繁榮或蕭條，而是繁榮與蕭條之間的運動，反之亦然。這種經濟狀況的快速變化是目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穩定時期的特徵。

我們重新發表托洛茨基寫於1923年4月的文章《資本主義發展的曲線》，作為對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一時期其中經濟發展和政治之間辯證關係的貢獻。在「新經濟範式」（New Economic Paradigm，譯注：當時資產階級經濟學內提倡的一種新論述）倡導者的意識形態攻勢下，他們令人認為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個新的上升期。而現在重要的任務是要理解另一種科學觀點，不僅從觀察資本主義的繁榮和蕭條週期為基礎，而且基於該體制正在經歷的發展曲線。與其說是新的上升期，不如說是資本主義正走向新的低迷期和類似於戰時的下行發展曲線。托洛茨基的文章讓我們了解了馬克思主義處理這一現象的方法。

《托洛茨基網》編輯部，2000年6月

1941年5月《第四國際報》導言

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以下這封信與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著名信件最為接近。在這裡，托洛茨基采用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闡述的思想；把它們應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從而為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推廣和使用開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這篇文章本身是托洛茨基對1921年後呈現給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具體政治經濟問題的關注而產生的。這段時間標志著戰後革命動盪之後，蘇聯內部（新經濟政策）以及年輕的工人國家與資本主義環境之間關係的相對穩定時期的開始。在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建立不穩定的平衡的同時，這個世界也被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所動搖。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事件的結合，讓重新評估資本主義穩定的可能性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成為必要的工作。

托洛茨基在提交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在這份報告中，托洛茨基抨擊了認為資本主義可以自動地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改良主義論斷。他寫道：「對發展的自動性的信念，是機會主義的最典型的特徵」。他也駁斥當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極左翼提出的機械概念，即資本主義必須繼續沿著它的下降趨勢，不會經歷任何間斷或逆轉而直達崩潰的結局。針對這些片面的申論，托洛茨基提出了辯證的概念，即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墮落的特點是在關鍵點上與發展的主要下降曲線發生衝突的劇烈脈動。

在共產國際的討論內，部分人士認為，群眾的進一步貧困化將產生新的革命危機；另有人則認為，需要新的繁榮來振興無產階級。托洛茨基斷言，這兩種提法都是片面的，沒有考慮到革命的主要動力。「貧窮和繁榮本身都不能導致革命，但繁榮和貧窮的轉變、危機、易變性、缺乏穩定性——這些才是革命的動力因素。」正是歷史發展的急轉彎產生了社會生活中的革命——轉彎越突然，革命的後果就越大。

托洛茨基在給第三次世界大會的報告中，具體提到了1848年、1905年和1920-1921年期間的革命，闡明了這一思想。本文是對這些早期意見的理論擴展和深化。它以概括的形式勾勒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基礎與上層建築中發生的事件之間的動態相互關係。

托洛茨基提出的問題和他指出的解決辦法，不僅對階級鬥爭中的革命戰略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也包含著最廣泛的意義。到1922-1923年，在布哈林的指導下，馬克思主義的扭曲者們已經開始把歷史唯物主義庸俗化，把它從分析的工具變成新的神旨。他們不斷重複舊的公式，而不是調查新的現實，重塑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交給他們的思想工具。這些庸俗化者非但沒有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反而為其後來在史達林主義者教授們的手中被扭曲鋪平道路。

除了深刻的理論意義，托洛茨基對革命動機因素的觀察，對美國國內目前的情況有最直接的影響。戰爭的繁榮在美國經濟中產生了深刻的混亂，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決定性領域產生了極端的轉變。這種從貧窮到繁榮和反之，從戰爭到和平和反之的迅速而突然的轉變，正是引起革命強度的危機的那種社會運動。誰想掌握當前事件的最深層意義，就應該極其認真地研究托洛茨基在此提出的觀點，因為它們適用於美國目前的發展和世界局勢。

《第四國際報》編輯部，1941年5月

資本主義發展的曲線

（英文版資料來源：《第四國際》，紐約，第4卷。第四國際，紐約，第二卷第四期，1941年5月，第111-114頁。）

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撰寫的序言中寫道：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索出終極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當的專門報刊提供這樣豐富的材料的時候，即使在英國都還沒有可能這樣逐日地考察工業和世界市場貿易的發展進程以及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變化，以致能夠隨時對這些十分複雜和不斷變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總結，況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還沒有突然猛烈暴露出來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長時期內處於潛在活動狀態的。對於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明確觀念，決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時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鑒別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裡，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後頭的。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一成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中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裡就往往只得局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於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源泉。」

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提出的這些觀點，在他之後沒有人進一步發展。據我回憶，它們甚至很少被引用——比它們應該被引用的次數要少得多。它們的含義甚至似乎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忽略了。對這一事實的解釋又一次出現在恩格斯指出的原因中，這些原因反對對當前歷史進行任何形式的成品經濟解釋。

要確定經濟學傳遞給當今政治的那些地下脈動，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不可能全面解決；但對政治現象的解釋不能推遲，因為鬥爭不能等待。由此可見，在日常的政治活動中，有必要求助於一些解釋，這些解釋是如此的籠統，以至於通過長期的使用，它們已經變成了被視為「不證自明」的事實。

只要政治情勢以同樣的形式、在同樣的渠道內、以同樣的速度流動，也就是說，只要經濟數量的積累沒有變成政治質量的變化，這種澄清的抽像概念（「資產階級的利益」、「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仍然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它的解釋任務：不是對政治事實的全部具體性進行解釋，而是把它歸結為一種熟悉的社會範疇，當然，這種範疇在本質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但是，當形勢發生嚴重變化時，尤其是急轉直下時，這種一般性的解釋就會暴露出其完全的不足，並完全變成空洞的老生常談。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確定質量方面，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從數量上衡量經濟對政治的推動力。這些「脈動」代表了「任務」的辯證形式，這些任務源於動態基礎，並在上層建築領域內表現出其解決方式。

經濟形勢的震盪（繁榮——蕭條——危機）本身就意味著週期性的衝動，這些衝動現在產生了量變，現在產生了質變，並在政治領域產生了新的形式。佔有階級的收入、國家預算、工資、失業、外貿比例等等，都與經濟形勢密切相關，並反過來對政治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讓人明白，逐步跟蹤政黨、國家機構等與資本主義發展週期有關的歷史，是多麼重要和富有成果的。

我們這樣說根本不是說這些週期可以解釋一切，因為週期本身不是基本的，而是衍生的經濟現象。它們是在生產力通過市場關係的媒介發展的基礎上展開的。但週期可以解釋很多東西，因為它們通過自動脈動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機制中不可或缺的辯證法彈簧。貿易-工業關係的突破點使我們更加接近政治傾向、立法和所有形式的意識形態發展網絡中的關鍵結點。

但是，資本主義的特點並不僅僅是週期性的重複，否則所發生的將是複雜的重複而不是動態的發展。貿易-工業週期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特徵。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是由每個特定週期內的危機和繁榮期之間的數量關係決定的。如果繁榮期以盈余恢復了前一個危機期間的破壞或緊縮，那麼資本主義發展就會向上發展。如果危機——它預示著生產力的破壞或收縮——在其強度上超過了相應的繁榮，那麼我們就會得到經濟衰退的結果。最後，如果危機和繁榮的強度接近，那麼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暫時的、停滯的經濟平衡。這是一個粗略的模式。

我們在歷史上觀察到，同質的週期被分成一系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時代，一些週期的特點是急劇的繁榮和脆弱、短暫的危機。因此，我們有一個急劇上升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曲線的運動。也有一些停滯時期，這條曲線雖然經歷了部分週期性的振蕩，但幾十年來一直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最後，在某些歷史時期，基本曲線雖然一如既往地經過週期性振蕩，但整體上卻向下傾斜，標志著生產力的衰退。

我們已經可以先驗地假定，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代必須擁有——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詩歌方面——與停滯或經濟衰退的時代截然不同的特徵。此外，從這種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時代，自然會在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中產生最大的震盪。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上，我們不得不強調這一點——在反對目前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解體的純機械主義概念的鬥爭中。如果週期性的「正常」繁榮被「正常」危機所取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反映，那麼從整個繁榮時代過渡到衰退時代，或者反過來，就會產生最大的歷史動盪；而且不難看出，在許多情況下，革命和戰爭跨越了經濟發展的兩個不同時代的邊界線，即資本主義曲線的兩個不同部分的交界處。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所有的現代歷史，確實是讓辯證唯物主義者最有滿足感的任務之一。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之後，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教授[1]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像往常一樣，煞費苦心地回避了大會本身通過的問題的表述並試圖在涵蓋十年的「小週期」之外建立 「大週期」的概念，其涵蓋大約五十年。根據這種對稱的風格化的結構，一個大的經濟週期由大約五個小的週期組成，此外，其中一半具有繁榮的特徵，另一半具有危機的特徵，還有所有必要的過渡階段。對於康德拉季耶夫編制的主要週期的統計測定，應該對個別國家和整個世界市場進行仔細和不過分的核實。但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事先駁斥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的企圖：他標記為主要週期的時代與在次要週期中可以觀察到的同樣的「嚴格的規律性節奏」混為一談，是一個明顯錯誤的來自形式類比的概括。小週期的週期性重複是由資本主義力量的內部動力決定的，並會在市場經濟的任何所到之處表現出來。

至於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謹慎地提議把資本主義發展曲線的大段（50年）也稱為週期，它們的特點和持續時間不是由資本主義力量的內部相互作用決定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發展所通過的那些外部條件決定的。資本主義獲得新的國家和大陸，發現新的自然資源，以及在這些之後，諸如戰爭和革命等「上層建築」秩序的主要事實，決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停滯或下降的時代的特徵和替代。那麼，調查應該沿著什麼路徑進行呢？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非週期性（基本）和週期性（次要）階段的曲線，以及我們感興趣的個別國家和整個世界市場的突破點，這是任務的第一部分。一旦我們有了固定的曲線（當然，刻畫固定曲線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問題，而且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它涉及到經濟-統計技術領域），我們就可以根據參照橫軸上的上升和下降角度，把它分成幾個時期（見圖）。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圖解方案，也就是「所有需要檢查的程序的基礎的特徵」（用恩格斯的話說）。

根據我們調查的具體性和細節，我們可能需要一些這樣的圖式：一個與農業有關，另一個與重工業有關，等等。有了這個模式作為我們的起點，接下來我們必須使它與政治事件（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同步對照，然後我們不僅可以尋找對應關係——或者更謹慎地說，尋找社會生活中明確劃定的時代和資本主義發展曲線中明確表達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還可以尋找那些釋放出事件的直接地下衝動。沿著這條道路，自然不難陷入最庸俗的圖式化，尤其是忽視意識形態過程的頑強的內部調節和繼承——忘記了經濟只是在最後才是決定性的這一事實。從馬克思主義方法中得出的諷刺性結論不乏其人! 但是，如果因此而放棄上述問題的表述（「這有經濟主義的味道」），就表明完全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即從經濟基礎的變化而不是其他地方尋找社會上層建築變化的原因。

我們冒著招致「經濟主義」反對者理論上的憤怒的風險（部分是為了激起他們的憤慨），在這裡提出一個示意圖，它任意地描繪了沿著上述路線9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曲線。基本曲線的一般方向是由它所組成的部分結點曲線的特點決定的。在我們的圖表中，三個時期被明確地劃分出來：二十年的資本主義逐步發展（A-B段）；四十年的蓬勃發展（B-C段）；以及三十年的長期危機和衰退（C-D段）。如果我們把相應時期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引入這個圖中，那麼僅憑重大政治事件與曲線變化的圖畫並列，就足以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提供寶貴的起點概念。當然，政治事件和經濟變化的平行性是非常相對的。一般說來，「上層建築」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才會記錄和反映經濟領域的新形式。但這一規律必須通過對那些複雜的相互關係的具體調查來揭示，我們在這裡對這些關係作一個圖示性的提示。

在提交給第三次世界大會的報告中，我們用1848年革命時代、第一次俄國革命時代（1905年）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1920-1年）的某些歷史實例來說明我們的想法。我們請讀者參考這些例子（見《新路向》）。它們沒有提供任何完成的結論，但它們足以說明我們提出的方法的非凡重要性，尤其是對於理解歷史上最關鍵的跳躍：戰爭和革命。如果在這封信中，我們使用了一個純粹任意的圖像方案，而不試圖以歷史上的任何實際時期為基礎，那麼我們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任何這種嘗試，都太像對那些尚未進行的複雜而艱苦的調查所產生的結果的不謹慎預期。

目前，當然還不可能準確地預見歷史領域的哪些部分會被照亮，以及從對資本主義曲線以及資本主義曲線與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相互關係的更具體研究中得出的唯物主義調查會帶來多少光亮。在這條道路上可能取得的成果只能作為這種調查本身的結果來確定，這種調查必須比迄今為止進行的那些歷史唯物主義考察更系統、更有序。在任何情況下，這種對現代史的研究方法都有可能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使其獲得比極其可疑的對唯物主義方法的概念和術語的投機性玩弄更寶貴的成果，這種玩弄在我們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筆下，把形式主義的方法移植到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領域，並導致把任務簡化為使定義和分類更加精確，把空洞的抽像概念分割成四個同樣空洞的部分。簡而言之，它通過康德式的附庸風雅方式摻雜了馬克思主義。當我們的任務是運用工具在原材料上工作時，無休止地研磨和重磨一個工具來削去馬克思主義的鋼鐵，確實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們認為，這個主題可以為我們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研討會提供最富有成效的工作主題。在這一領域進行的獨立調查無疑會給孤立的歷史事件和整個時代帶來新的啟示，或至少帶來更多的啟示。最後，以上述類別進行思考的習慣將極大地促進當前時代的政治導向，這個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公開地揭示了已經達到飽和頂峰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已經完全失控的資本主義政治之間的聯繫。

我很久以前就答應過要為《社會主義學院報》（Vestnik Sotsialisticheskoi Akademii）在這個主題做點發揮。到目前為止，我因情況所限，無法履行這一承諾。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它。因此，在那之前我只能提供這封信來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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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維奇·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是一名蘇聯經濟學家，於1922年開始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除了繁榮和危機的週期外，更具有「長波」（Longwave）的總體規律。這種機械性的斷定被托洛茨基等人駁斥，但日後被腐化第四國際的領導人曼德爾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