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3日，列昂·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紅場俱樂部發表了題為《論文化》的演講。隨後，他將這次演講和他發表的其他演講整理成以下文章，並在同年稍後首次發表在《紅壤》上。以下發表的是布萊恩·皮爾斯（Brian Pearce）的英文譯文，該譯文首次發表於1962年秋季的《勞動評論》。 （本文原文發表於《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第46期，譯者：迷你蝦餃）

在這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中，托洛斯基闡述了科技發展與人類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他接著探討了文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為試圖在孤立和落後的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蘇聯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1.技術與文化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文化曾經意味著耕耘過的田地，而不是未經開發的森林和處女地。文化與自然是並列的，也就是說，經由人類努力達成的成就與自然的饋贈形成了對照。時至今日，這種並列關係在根本上仍然具有力量。

文化是人類在其整個歷史過程中所創造、建立、吸收和實現的一切，與自然所賦予的一切形成對比，包括人類本身作為動物物種的自然歷史。研究人類作為動物演化產物的科學稱為人類學。但是，從人類將自己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那一刻起——這大約發生在人類第一次拿起石頭或棍棒等原始工具並用它們武裝自己的身體器官的時候——從那時起，文化的創造和累積就已經開始了，也就是說，在與自然的鬥爭中，為了安定自然而創造和累積的各種知識和技能。

當我們談論歷代累積的文化時，我們有意識的將其放置在工具、機器、建築、紀念碑等形式的物質財富上。這是文化嗎？毫無疑問，這是文化，或者說它的物質沉澱——物質文化。它在自然的基礎上為我們生活的基礎、我們日常的存在和我們的創造力創造了一個基本的環境。但是，文化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它在人類自身意識中的累積——我們的手法、習俗、技能和後天習得的能力。它們從之前所有的物質文化中生長出來，並在其基礎上繼續衍生。這樣，同志們，我們就可以堅定地認為：文化是在人類為生存、為改善生活條件、為提高自身能力而與自然進行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階級也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在適應自然的過程中，在與其敵對力量的抗爭中，人類社會發展成為一個複雜的階級組織。正是社會的階級結構對人類歷史的內容和形式，即人類歷史的物質關係及其意識形態的反射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這樣說，也就是在說歷史文化具有階級性質。

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產生了相應的文化：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文化，其間又有多種過渡形式。歷史社會是人對人的剝削的組織。文化為社會的階級組織服務。剝削社會就會催生剝削文化。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反對過去的一切文化？

我們確實遇到了一個深刻的矛盾。透過人類的努力而贏得、創造和建造的一切，以及有助於提升人類力量的一切——都是文化。但是，既然我們面對的是社會人而不是個體人；既然文化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既然歷史社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階級社會，那麼文化就會作為階級壓迫的基本工具而展開。馬克思說「一個時代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這句話也適用於整個文化。然而，我們卻對工人階級說：你們必須掌握過去的一切文化，否則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句話呢？

許多人在這矛盾上絆了一跤，他們之所以經常絆跤，是因為他們膚淺地、半唯心地對待階級社會的概念，忘記了從根本上而言這是對生產的組織。每個階級社會都是根據與自然鬥爭的特定手段發展出來的，而這些手段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改變。哪個更根本：社會的階級組織還是生產力？生產力，毫無疑問。因為正是在生產力的基礎上，在生產力發展的某個層面上，階級才得以發展和自我改造。生產力體現了人類物化的經濟技能，體現了人類確保自身生存的歷史能力。階級在這個動態的的基礎上發展，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了文化的特徵。

因此，關於科技，我們必須捫心自問：科技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嗎？只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能立刻回答：不，科技是人類的基本征服；儘管它迄今為止一直是剝削的工具，但它同時也是被剝削者獲得解放的基本條件。機器扼殺了工資奴隸。但工資奴隸只有透過機器才能獲得解放。這就是整個問題的根源。

如果我們不曾忘記歷史進程的動力是生產力的增長——它將人類從自然的力量中解放出來那麼我們就會明白，無產階級必須掌握人類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全部知識和技能的積累，以便通過在團結的原則上重建生活來提升自我。

「是文化驅動科技，還是科技驅動文化？」——我面前的一張紙條上這樣問道。這個問題提得不對。科技不能與文化相對立，因為科技是文化的主要動力。沒有科技就沒有文化。科技的發展推動文化的進步。但是，在科技興起的基礎上的科學和大眾文化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來源。這裡存在著辯證式的互動關係。

同志們，如果你們需要一個簡單又形象的例子來說明科技本身所蘊含的矛盾，那麼你們找不到比鐵路更好的例子了。如果你仔細觀察歐洲的客運列車，你會看到「不同的艙位等級」的車廂。這些等級讓我們想起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頭等艙是給特權精英的，二等艙是給中等資產階級的，三等艙給小資產階級，四等艙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之前正是被稱作第四階級的。就鐵路本身而言，它是人類在文化和技術上的巨大征服，在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就極大地改變了地球的面貌。但是，社會的階級結構甚至會影響交通工具的結構。而我們的蘇聯鐵路距離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不僅是因為它們使用的是過去遺留下來的車廂，還因為新經濟政策只是為平等做準備，而不是創造平等。

在鐵路出現之前，文明擁擠在海邊和大河兩岸。鐵路將整個大陸引入了資本主義文化。俄羅斯鄉村落後和被忽視的一個根本原因，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鐵路、高速公路和通道。在這方面，我們大多數的村莊仍然處於前資本主義狀態。我們必須克服我們的偉大盟友，同時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距離。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計劃最重要的是要有交流。交通工具是最重要的溝通方式。每一條新的鐵路線都是一條通往文化的道路，在我們的條件下，也是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再次，隨著運輸工具技術的提高和國家的繁榮，鐵路的社會面貌也將發生變化：「階級」的劃分將消失，每個人都將乘坐舒適的列車……如果到那時人們還是寧願搭乘火車，而不是搭乘人人都能搭乘的飛機的話。

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軍國主義的工具，毀滅的手段。在這一領域，社會的階級性表現得特別明顯且令人厭惡。無論是爆炸物還是有毒物質，沒有一種破壞性工具的發現本身並不是一項有價值的科技成就。爆炸物或有毒物質也可以用於創造性目的，而不僅僅是破壞性目的。它們在發現和發明領域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只有徹底粉碎舊的階級統治機器，才能奪取國家政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果斷地完成了這項工作。然而，在建立新機器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不得不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使用舊機器中的部分元素。國家機器的進一步社會主義重建與整個政治、經濟和文化工作都密不可分。

我們無需摧毀科技。無產階級佔有了資產階級裝備的工廠，而且是以革命推翻當時的形式佔有的。舊設備為我們服務至今。這種情況最清楚、最直接地表明，我們並沒有放棄這項「遺產」。除此之外還能怎樣呢？畢竟，革命正是為了奪取這項「遺產」而進行的。然而，就我們奪取它的形式而言，舊技術完全不適合社會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無政府狀態的結晶。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對利潤的追逐、不同部門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的落後、農業的小規模、人力資源的浪費，所有這些在技術領域都體現在鐵和銅上。但是，階級壓迫的機器可以透過革命一擊粉碎，而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機器卻只能逐步重建。在舊設備的基礎上完成恢復時期的工作，只能使我們邁入這項宏偉任務的門檻。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完成它。

2.精神文化的遗产

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一樣具有矛盾性。正如我們從物質文化的武器庫和倉庫中拿出的不是弓箭、石器或青銅時代的工具，而是最新技術的最佳工具一樣，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精神文化。

宗教是舊社會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它是人類知識和團結的最重要形式；但這種形式最能體現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軟弱和在社會中的無能為力。我們正在徹底掃除宗教及其所有替代品。

哲學的情況則不同。我們必須從階級社會所創造的哲學中吸收兩個寶貴的元素：唯物論和辯證。正是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有機結合中，馬克思的方法誕生了，並且產生了相應的體系。這種方法是列寧主義的基礎。

如果我們轉而討論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那麼在這裡，我們絕對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面對的是人類在漫長的生命中積累起來的巨大的知識和技能的寶庫。誠然，人們可以指出，在以認知現實為目標的科學中，存在著許多傾向性的階級雜質。完全正確！如果連鐵路都顯示出一些人的特權地位和另一些人的貧困，那麼科學更是如此，因為科學的材料比用來製造火車車廂的金屬和木材要靈活得多。但我們必須牢記，科學創造力從根本上是由了解自然以掌握自然力量的需要所滋養的。儘管階級利益已經並將繼續在自然科學中引入錯誤傾向，但這種偽造是有限制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它就開始直接阻礙技術進步。如果你從頭開始檢視自然科學，從累積基本事實的領域到最高級和最複雜的概括，那麼你就會發現，科學調查越是實證化，越是貼近材料和事實，它所得出的結果就越是無可爭議。概括的範圍越廣，自然科學就越接近哲學範疇，就越容易受到階級特徵的影響。

社會科學和所謂的「人文學科」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和糟糕。當然，即使在這裡，「知其然」的慾望也在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們才有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那睿智的學派。但是，社會科學中的階級利益比自然科學中的階級利益更直接、更迫切，因此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思想發展很快就停滯了。然而，在這一領域，我們共產主義者比任何其他領域的人更有力量。被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喚醒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們以資產階級科學為基礎並對其進行批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強有力的方法，並在《資本論》中對其進行了無與倫比的應用。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整個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中免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不，每走一步，最庸俗的學術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庸人的傾向都會從古老的知識「寶庫」中迸發出來，進入我們的日常實踐，在過渡時期無定形的矛盾關係中為自己尋找養料。但即使在這一領域，我們也有不可取代的馬克思主義標準，這些標準在列寧的著作中得到了驗證和豐富。我們越是不局限於今天的經驗，越是廣泛地把世界經濟發展作為一個整體，把它的基本趨勢從連續的變化中區分開來，我們就越能決定性地戰勝庸俗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在一般的法律、道德和意識形態問題上，資產階級科學的狀況甚至比經濟學領域的狀況更可悲（如果比後者還要糟糕是可能的話）。在這些領域，人們只有在翻遍幾十個教授的糞堆之後，才能找到一顆真正知識的小珍珠。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以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的基本要素。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們可以像一把隨時可用的萬能鑰匙一樣應用於任何知識領域。辯證法不能強加於事實，它必須從事實中、從事實的本質和發展衍生出來。只有對無窮無盡的材料進行艱苦的研究，馬克思才有能力在作為實現了的勞動的價值概念上建立起辯證的經濟學體系。馬克思的歷史著作，甚至他的報紙文章，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建構出來的。只有從內部掌握新的知識領域，才能將辯證唯物論應用於新的知識領域。只有掌握資產階級科學，才能清理資產階級科學。在這裡，胡亂批判或赤裸裸的命令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在這裡，吸收和應用與批判性的再創作是並行不悖的。我們已經掌握了方法，但還有相當一部分的工作要做。

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的批判不僅要警惕，而且要謹慎，否則就可能墮落為不折不扣的諂媚或法穆索夫主義（Famusovism）。讓我們用心理學為例：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完全遵循辯證唯物論的路線。它永遠地摧毀了生理學和心理學之間的壁壘。最簡單的條件反射是生理的，而條件反射系統性地給了我們「意識」。生理數量的累積產生了新的「心理」品質。巴甫洛夫學派的方法是實驗性的、艱苦的。概括是一步一步獲得的：從狗的唾液到詩歌，也就是到詩歌的心理機制（但不是社會內容）。當然，通往詩的道路也尚待探索。

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派的佛洛伊德對這個問題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它預先假定了最複雜、最精細的心理過程背後的驅動力是生理需求。從一般意義上而言，它是唯物主義的，如果我們撇開它是否過於強調性的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的問題不談，因為這已經是唯物主義範圍內的爭論了。但是，精神分析學家並不是透過實驗，從低級現像到高級現象，或從簡單反射到複雜反射來解決意識問題的；他試圖一蹴而就地完成所有這些中間步驟，從上到下，從宗教神話、抒情詩或夢境－直達心靈的生理基礎。

唯心主義者認為心靈是獨立的，而「靈魂」是一口無底的井。巴甫洛夫和佛洛伊德都認為「靈魂」的井底便是生理。但巴甫洛夫就像潛水員一樣，下到井底，從下往上煞費苦心地研究它。而佛洛伊德則站在井上，用一種穿透力極強的凝視，試圖透過深邃多變、渾濁不堪的井水，捕捉或猜測井底的輪廓。巴甫洛夫的方法是實驗。佛洛伊德的方法是猜測，有時甚至是幻想。試圖宣布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並一蹴而就地背棄佛洛伊德主義，這種做法過於簡單，或者更準確地說，過於單純。但無論如何，我們也沒有義務採用佛洛伊德主義。它是一種發展中的假說，能夠得出而且無疑確實得出了符合唯物主義心理學的結論和猜測。假以時日，實驗之路必將通往驗證。但是，我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禁止其他的道路，即使它不那麼可靠，因為它仍然試圖預測實驗道路將得出的結論，只是速度要慢得多[2]。

透過這些例子，我希望──即使只是部分──說明我們科學遺產的多樣性，以及無產階級開始掌握科學遺產的方式的複雜性。如果說在經濟建設中，事情不是由命令決定的，我們必須“學會交易”，那麼在科學領域中，赤裸裸的命令只會帶來傷害和難堪。在這裡，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學習」。

藝術是人類在世界上找到方向的形式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遺產與科學和技術遺產並無二致，且矛盾性也不小。然而，與科學不同的是，藝術不是將世界作為一個法則系統來認識，而是將其作為一組圖像，同時也是激發某種情感和情緒的一種手段。過去幾個世紀的藝術使人類變得更加複雜和靈活，將人類的心靈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並在許多方面豐富了人類的思想。這種豐富是一種寶貴的文化征服。因此，掌握舊藝術不僅是創造新藝術的必要前提，也是建立新社會的必要前提，因為共產主義需要具有高度發展的心智的人。然而，舊藝術是否能夠豐富我們對世界的藝術認知？是的，它能夠。而正因如此，它才能夠滋養我們的情感，陶冶我們的情操。如果我們不加選擇地放棄舊藝術，那麼我們的精神就會立刻變得貧瘠。

今天，在我們中間時不時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傾向，即藝術的目的只是激發某種情緒，而絕非認知現實。因此人們得出結論：貴族或資產階級的藝術能感染我們什麼樣的情緒？這從根本上是錯誤的。藝術作為認知手段的意義——不僅對大眾而言如此，對他們尤其如此——並不亞於其「感性」意義。不僅是英雄的詩歌，童話、歌曲、諺語和民間小調都以意象的方式給予我們認知；它們點亮了過去，概括了我們的經驗，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而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夠激發某種「感情」。這適用於所有的文學作品，不僅適用於史詩，也適用於抒情詩。繪畫和雕塑亦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唯一的例外是音樂，其效果是強大的，但卻是片面的。當然，即使是音樂，也是建立在對自然、聲音和節奏的特定認知的基礎之上的。但在這裡，這種認知被隱藏得如此之深，大自然的靈感透過人的神經折射得如此之大，以至於音樂成為一種自足的「啟示」。經常有人試圖將所有形式的藝術都近似於音樂，將其視為「感染」的藝術，而這些言論總是意味著削弱理性在藝術中的作用，轉而支持無定形的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反動的……當然，最糟糕的是這些「藝術」作品，它們既沒有給我們帶來形像上的認知，也沒有為我們帶來藝術上的“感染”，但卻推進了最離譜的自命不凡。我們出版過的這類作品不在少數。遺憾的是，它們不是出現在學生的工作研究室筆記本上，而是出現在成千上萬的複製拷貝中…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正因如此，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是文化最重要的手段。語言文化本身是所有文化領域，尤其是科學和藝術領域發展的最重要條件。正如科技不滿足於舊有的測量工具，而是不斷創造新的測量工具：千分尺、電壓表等，以追求和實現更高的精確度一樣；同樣的，在語言領域，為了培養選擇適當的詞語並以適當的方式將它們組合起來的能力，我們也需要不斷地、系統地進行艱苦的工作，以實現最大的精確度、清晰度和敏銳度。這項工作的基礎必須是掃除文盲、半文盲或低文化水平。這項工作的下一階段是掌握俄羅斯古典文學。

是的，文化一直是階級壓迫的主要工具。但是，文化，而且只有它，才能成為社會主義解放的工具。

3.我們的文化矛盾

3.1 城鎮與鄉村

我們所處位置的特殊性在於，處於西方資本主義和東方農民殖民地的十字路口的我們，是最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首先建立在一個有著大量落後和野蠻遺產的國家。因此，在俄國，西伯利亞游牧民族與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無產者相隔整整幾個世紀的歷史。我們的社會形態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因此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高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有理由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但是，我們的技術，作為物質文化或其他任何文化的基礎，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卻異常落後。這就是我們當下現實的基本矛盾。從這矛盾中產生的歷史任務就是把科技提升到社會形式的程度。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我們的社會結構將不可避免地下降到科技落後的程度。是的，為了理解技術進步對我們的全部意義，我們必須坦誠地告訴自己：如果我們不能用所需的生產技術來補充我們結構的蘇維埃性質，那麼我們就排除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而我們就會退回資本主義──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呢？半農奴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對我們來說，為科技的鬥爭就是為社會主義的鬥爭，我們文化的整個未來都與之密不可分。

這是我們文化矛盾的一個新鮮又極富表現力的例子。幾天前，我們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訊息，說我們的列寧格勒公共圖書館在藏書量方面位居第一：它現在擁有425萬冊圖書！我們的第一個感覺是理所當然的蘇聯自豪感：我們的圖書館是世界第一！我們的這項成就歸功於什麼？因為我們徵收了私人圖書館。透過私有財產國有化，我們創造了最豐富的文化機構，供所有人使用。這個簡單的事實無可爭議地說明了蘇維埃結構的巨大優勢。但同時，我們在文化上的落後也反映在我國的文盲率高於其他歐洲國家。我們的圖書館是世界第一的，但閱讀書籍的人仍然是少數。幾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們的工業國有化了，完成了龐大但遠非夢幻般的第聶伯河計畫、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等等，但農民們仍在用槤枷和軋輥打穀。我們的婚姻法充滿了社會主義精神，但毆打在家庭生活中仍扮演著不小的角色。這些矛盾和其他矛盾來自於我們的整個文化結構，其正處於東西方的交會點。

我們落後的基礎是鄉村對城市、農業對工業的駭人支配；此外，鄉村再次被最落後的生產工具和手段所支配。當我們談到歷史上的農奴制時，我們主要想到的是房地產關係，是農民受土地所有者和沙皇官吏的束縛。但是，同志們，農奴制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基礎：人類受土地的束縛，農民對大自然的完全依賴。你們有讀過格列布·烏斯賓斯基（Gleb Uspensky）的書嗎？我擔心年輕一代沒有讀過他的作品。我們必須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至少是他最好的作品，其中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烏斯賓斯基是個民粹主義者。他的政治綱領完全是烏托邦式的。但是，烏斯賓斯基作為鄉村的記錄者，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家，也是一位傑出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農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心智是在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並且完全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衍生現象。他能夠把村莊的經濟基礎理解為農民在勞動過程中對土壤的具有奴役性質的依賴，以及對大自然力量整體的依賴。您至少應該讀一讀他的《土地的力量》。在烏斯賓斯基那裡，藝術直覺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方法，從其成果來看，在許多方面可以與之抗衡。也因如此，藝術家烏斯賓斯基始終與民粹主義者烏斯賓斯基進行著殊死搏鬥。即使是現在，如果我們想了解農奴制在農民生活中依舊普遍存在的殘餘，特別是在家庭關係中——甚至往往會蔓延到城市生活中——我們仍然必須向這位藝術家學習：只要認真傾聽目前正在展開的關於婚姻立法問題的討論的不同聲音就足夠了！

在世界各地，資本主義使工業與農業、城鎮與鄉村之間的矛盾變得異常緊張。在我國，由於歷史發展的滯後性，這種矛盾具有絕對的可雙面性。無論看起來多麼奇怪，當我們的鄉村不斷退回到17世紀甚至更遙遠的世紀的深處時，我們的工業已經試圖與歐洲和美國的榜樣相提並論。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顯然也無法將農業提升到工業的水平。這一任務完全交給了社會主義。在我們的條件下，在鄉村比城市佔絕對主導地位情況下，農業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們對農業工業化的理解包括兩個過程，只有將這兩個過程結合起來，才能最終決定性地消除城鄉之間的界線。讓我們再深入探討這個關鍵問題。

一方面，農業工業化包括從鄉村家庭經濟中分離出一系列從事工業資源和食品原料初步加工的部門。因為所有工業一般都來自農村，透過手工業和原始生產，透過各部門從封閉的家庭經濟體系中分離出來，透過專業化，以及創造必要的訓練、技術，甚至機器生產。我們蘇聯的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走這條路，也就是必須走在真正意義上的鄉村經濟和工業之間的一系列生產過程社會化的道路。美國的例子表明，在我們的面前是無限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所說的並沒有窮盡這個問題。要克服農業和工業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實現大田作物種植、畜牧業、園藝業等產業的工業化。這意味著，即使是這些生產活動部門也必須以科學技術為基礎：以正確的組合方式廣泛使用機器、拖拉機化和電氣化、施肥、適當的輪作、對方法和結果進行實驗室和實驗檢驗、以最精確的方式組織整個生產過程並最合理的使用勞動力，等等。當然，即使是高度組織化的田間耕作也會在某些方面與機器製造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在工業領域，各部門之間也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如果說今天我們有理由把農業與整個工業相提並論，那是因為農業是在小規模上用原始手段進行的，生產者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很強，農民生產者的生存條件極不文化。僅僅把今天鄉村經濟的各個部門，如黃油製作、奶酪製作、澱粉或糖漿生產等社會化，即把它們轉為工廠化軌道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使農業本身社會化，也就是說，使農業擺脫目前的分散狀態，用科學組織起來的穀物和黑麥「工廠」、牛羊「加工廠」等來取代今天在土壤中骯髒的挖掘。資本主義已有的經驗，特別是丹麥的農業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在那裡，甚至母雞也服從於計劃和標準化；它們按照計劃下蛋，產量巨大，並且大小和顏色相同。

農業工業化意味著消除當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基本矛盾，進而消除農民與工人之間的基本矛盾：當涉及到他們在國家經濟中的作用、他們的生活水平或他們的文化水平時，他們必須相互接近，直到他們之間的界限消失。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田間機械化耕作是計畫經濟的平等組成部分，城市採用了農村的優勢（空地、綠化），而村莊則利用城市的優勢（鋪設的道路、電燈、自來水供應、下水道系統）來豐富自己，也就是說，城鄉之間的矛盾消失了，農民和工人在統一的生產過程中變成了具有同等價值和同等權利的參與者，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然而，通往這個社會的道路漫長而艱辛。強大的發電站是這條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們將為村莊帶來光明和變革的力量：對抗土壤的力量－以電力的力量！

不久前，我們在泥炭沼澤上建造的沙圖拉發電站投入使用，這是我們最好的建築工地之一。從莫斯科到沙圖拉只有一百多公里。兩者似乎近在咫尺。然而，條件卻相差甚遠！莫斯科是共產國際的首都。但再走幾十公里，你會發現荒山野嶺、積雪和杉樹、冰凍的沼澤和野獸。黑色的木屋小村靜臥在雪下。有時從車窗還能看到狼的足跡。幾年前，在沙圖拉車站現在的位置，當他們開始建設時，還能發現麋鹿。現在，莫斯科和沙圖拉之間的距離被複雜的金屬桅杆建築所覆蓋，這些桅杆支撐著11.5萬伏特的電纜。在這些桅杆下面，狐狸和狼會叼出它們的幼崽。我們的整個文化就是這樣——它是由最極端的矛盾構成的，一方面是技術和概括性思維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是原始針葉林。

沙圖拉生活在泥炭上，就像住在牧場上一樣。事實上，宗教的幼稚想像，甚至詩歌的創造性幻想所創造的一切奇蹟，在這個簡單的事實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佔據著微不足道的空間的機器正在吞噬著古老的沼澤，將其轉化為無形的能量，並沿著細長的電纜將其送回創造和建立這些機器的同一行業。

沙圖拉是一種美。它是由天賦異禀、全心投入工作的建築師所創造的。它的美既不是人為的，也不是疊加的，而是從技術本身的內在特徵和對技術的要求中生長出來的。技術的最高標準，其實也是唯一的標準就是便利。便利的檢驗標準是其節約的能力。這就要求整體與部分、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最大的對應性。經濟和技術標準與美學標準完全一致。我們可以說，這並不是自相矛盾：沙圖拉之所以美，是因為它的千瓦時電能比在類似條件下建造的其他電站的千瓦時電能便宜。

沙圖拉矗立在一片沼澤地上。蘇聯有很多沼澤，比發電站多很多。我們還有更多形式的燃料等著轉化為機械動力。在南方，第聶伯河流經最富裕的工業區，它水流的強大力量卻沒能作用於任何東西；它在數百年的激流中嬉鬧，等待著我們用大壩利用它的水流，迫使它照亮、啟動和豐富我們的城市、工廠和田野。我們無疑將做到這一點！

在美國，每位居民每年可獲得500千瓦時的能量；而在這裡，這個數字只有20千瓦時，即少了24倍。總的來說，我們人均機械驅動力比美國少了50倍。用美國技術裝備蘇聯繫統──那將會是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制度將把美國的技術用於其他更合理的用途。而屆時美國的科技將改變我們的社會結構，將其從落後、原始和野蠻的遺產中解放出來。蘇聯的社會結構與美國的技術結合，產生了一種新的技術和新的文化——一種人人共享的技術和文化，沒有偏好和排斥。

3.2 社會主義經濟的「傳送帶」原則

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是和諧，即持續不斷地基於內在的協調。在技​​術上，這項原則在傳送帶上得到了最高體現。什麼是傳送帶？一條無盡的移動帶，它把工人工作節奏所需的任何東西送到他那裡或從他那裡帶走。眾所周知，福特公司是如何使用傳送帶組合作為內部運輸工具的：傳輸和供應的工具。但是，傳送帶的作用遠不止於此：它是一種調節生產過程的方法，因為工人必須將自己的動作與無盡的傳送帶的運動協調起來。資本主義藉此對工人進行更多更徹底的剝削。但這種使用與資本主義有關，而與傳送帶本身無關。確實，調節勞動的方法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是朝向計件工資的方向發展，還是朝向傳送帶的方向發展？一切都表明，它是朝著傳送帶的方向發展的。計件工資，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的對工人的個人控制一樣，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特徵。這種方式保證了單一工人的全部生理工作量，但不能保證不同工人的協調努力。這兩個問題都會由傳送帶自動解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必須根據技術力量的增長，努力減輕單一工人的生理負擔，同時不斷協調不同工人投入的精力。這正是社會主義傳送帶相對於資本主義傳送帶的意義。更具體地說，這裡的要點是在一定的工人工作時間內調節傳送帶的運動，或者相反，在一定的傳送帶速度內調節工人的時間。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傳送帶作為一種內部運輸方式，在單一企業的框架內實施。但是，傳送帶的原理本身要廣泛得多。每個獨立的企業都從外部獲得原料、燃料、輔助材料和補充勞動力。獨立企業之間的關係，即使是最龐大的企業，也受市場規律的限制，儘管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規律受到各種長期協議的限制。但是，每一個單獨的工廠，甚至整個社會，都關心原材料是否按時供應，原材料是否會在倉庫裡閒置或在生產中造成停滯，換句話說，是否服從傳送帶的原則，是否完全符合生產節奏。在這一點上，沒有必要總是把傳送帶想像成一條無盡的移動帶。它的形式可以是無限多樣的。一條鐵路，如果是按計劃運行，譬如說，沒有交叉運輸，沒有季節性積載，簡而言之，沒有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因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鐵路恰恰將以這種方式運作－那麼，它就是一條強而有力的傳送帶，保證工廠及時得到原料、燃料、物資和人員的供應。汽船、卡車等也是如此。從整個計畫經濟的角度來看，所有形式的通訊都將成為內部生產系統的運輸要素。輸油管是液態物質的運輸工具。輸油管網越廣泛，我們對儲油庫的需求就越少，變成死資本的石油的部分就越小。

傳送帶系統絕不是把企業擠在一起。相反，現代技術允許企業分散，當然不是無序和隨意地分散，而是嚴格考慮到每個工廠各自最合適的地點（Standort）。工業企業的廣泛分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電能為動力的，沒有電能，城市就不可能融入鄉村，鄉村也不可能融入城市。金屬電纜是最精密的能源輸送器，它可以將動力分成最小的單位，只需按下按鈕即可使其工作或關閉。正是由於這些特點，能源「傳送帶」與私有財產的限制發生了最激烈的碰撞。從目前的發展來看，電力是最”社會主義”的技術領域。這也難怪，因為它是技術中最先進的領域。

從這個角度來看，巨大的土地改良系統──適當的灌溉或排水系統──就是農業的水輸送機。化學、機械製造和電氣化將土地耕作從各種因素的作用中解放出來，從而保證了最高水準的規劃，今天的「鄉村經濟」就越能完全融入社會主義輸送系統，從底土（煤炭和礦石的開採）和土壤（耕地和播種）開始，調節和協調所有生產。

福特老人家以他的運輸經驗為基礎，試圖建構某種社會哲學。在這項嘗試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極其奇特的混合體，既有規模宏大的生產和管理經驗，又有令人難以忍受的狹隘性，一個自以為是的市儈，雖然成為了百萬富翁，卻只是一個擁有大把鈔票的小資產階級。福特說：「如果你想讓自己富裕，想讓你的同胞幸福，那就像我這樣做吧」。康德要求每個人都行動起來，讓自己的行為成為別人的準則。在哲學意義上，福特是康德主義者。但是，福特公司20萬工人的實際「規範」並不是福特的行為，而是他的自動傳送帶的運動所致：它決定了他們的生活節奏，決定了他們的手、腳和思想的運動。為了“同胞的福祉”，福特主義必須與福特分離；必須被社會化、純粹化。社會主義將做到這一點。

「但是，那些被傳送帶剝奪了人格和精神的單調勞動又是怎樣？」一位觀眾在筆記中問道。這個問題並不嚴重。如果你把它想清楚、說明白，那麼它主要是大致上對於分工的反對和對於機械的反對。這是一條反動的道路。社會主義和抵制機器從未有過共同之處，未來也不會有。最根本、最關鍵、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消除匱乏。人類勞動必須提供盡可能多的產品。麵包、靴子、衣服、報紙——所有必需品的生產量都應該達到那樣的程度，以至於沒有人會擔心自己會沒有東西用。我們必須消除匱乏，以及隨之而來的貪婪。我們必須贏得繁榮、閒暇，以及與之相伴的所有人的生活樂趣。沒有機械化和自動化，就無法實現高勞動生產力，而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最終體現就是傳送帶。勞動的單調性將因其持續時間的縮短和日益輕鬆而得到補償。社會中總是會有一些需要個人創造力的行業，這就是那些在生產中找到了自己使命的人的去處。當然，我們所說的是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最基本的生產方式，直到，無論如何，新的化學和能源技術革命推翻今天的機械化形式。不過，我們會將這個問題留給未來的人。乘坐划艇旅行需要極大的個人創造力。蒸汽船的旅行”更加單調”，但更加舒適可靠。此外，坐划艇真的無法橫渡海洋。而我們必須穿越人類匱乏的海洋。

每個人都知道，物質需求比精神需求有限得多。過度滿足物質需求很快就會導致飽足感。精神需求是沒有界限的。但是，要使精神需求蓬勃發展，就必須充分滿足物質需求。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會把提高大眾精神水平的鬥爭推遲到沒有失業、無家可歸或貧困的時候。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必須去做。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在確保人民的繁榮、富足和閒暇之前，我們就能創造出真正的新文化，那將是可悲而可鄙的空想。我們能夠而且將會在工人和農民的日常生活中驗證我們的進步。

3.3 文化革命

我想，我們如今應該都已經明晰，創造新文化並不是脫離我們的經濟工作和整個社會或文化建設而獨立完成的任務。貿易是「無產階級文化」的一部分嗎？從抽象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問題作出否定的回答。但抽象的觀點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在過渡時期，而且在我們所處的初始階段，產品承擔著——並將長期承擔——商品的社會形式。但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商品，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能夠出售和購買商品。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從初始階段進入下一階段。列寧說，我們必須學會交易，他建議我們學習歐洲的文化範例。我們現在很清楚，貿易文化是過渡時期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我們是否會把與工人國家和合作相關的貿易文化稱為「無產階級文化」——我不知道。但它是邁向社會主義文化的一步，這點毋庸置疑。

列寧在談到文化革命時，認為其基本內容是提高群眾的文化水準。公制是資產階級科學的產物。但是，向一億農民傳授這種並不複雜的度量衡體系，意味著要完成一項偉大的革命和文化任務。毫無疑問，沒有拖拉機和電能，我們就無法完成這項任務。文化的基礎是技術。文化革命的決定性手段必須是技術革命。

關於資本主義，我們會說，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了資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形式的阻礙。在進行了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我們說社會形態的發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即科技的發展）所阻礙的。這條鏈中的重要一環是工業化──但絕不是文學或哲學──如果抓住了這個環節，就能產生文化革命。我希望這些話不會被理解為對哲學和詩歌的惡意或不敬。沒有概括性的思想，沒有藝術，人類的生活將是赤裸裸的、貧乏的。但這終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千百萬人現在的生活狀況。文化革命必須讓他們有可能真正接觸到文化，而不僅僅是文化的殘羹剩飯。但是，如果不創造最好的物質條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自動生產瓶子的機器在當前對我們來說是文化革命的一流因素，而一首英雄的詩歌只是十流因素。

馬克思曾經說過，哲學家們已經充分解釋了世界，而現在的任務就是把它顛倒過來。這些話中絕不缺乏對哲學的尊重。馬克思本人就是有史以來最卓越的哲學家之一。他的話只是意味著，哲學以及整個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需要一場社會關係的革命。因此，馬克思從哲學呼籲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反對哲學，而是支持哲學。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現在可以說：詩人歌唱革命和無產階級是好的；但如果有強大的渦輪機來歌唱，那就更好了。我們有許多價值平平的歌曲，它們仍然屬於小圈圈。我們的渦輪機少得可憐。我這樣說並不是想說，平庸的詩阻礙了渦輪機的出現。不，不能這樣斷言。但是，正確的輿論導向，即了解現象的真正關聯——為什麼以及成因——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不能以膚淺的唯心主義方式，也不能以小圈子的精神來理解文化革命。我們談論的是改變一個偉大民族、整個民族大家庭的生活條件、工作方法和日常習慣。只有強大的拖拉機系統才能在歷史上第一次讓農民挺直腰板；只有玻璃吹瓶機才能生產出成千上萬的玻璃瓶，解放玻璃吹製工人的肺部；只有幾萬、幾十萬馬力的渦輪機；只有人人都能使用的飛機——只有所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才能確保文化革命——而且不是少數人的文化革命，而是所有人的文化革命。只有這種文化革命才真正名符其實。只有在它的基礎上，新的哲學和新的藝術才能開始蓬勃發展。

馬克思說：「一個時代的主導思想就是這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無產階級也是如此，但與其他階級截然不同。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試圖將其永久化。它的整個文化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調整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必然要盡量縮短其統治的時間，接近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3.4 道德的文化

以有文化的方式進行貿易，除其他外，意味著不欺騙，即打破我們的民族貿易傳統：「不欺騙，就做不成買賣」。說謊和欺騙不僅是個人的缺陷，也是社會秩序的一種功能（或行為）。謊言是鬥爭的手段，因此，謊言源自於利益的矛盾。最基本的矛盾來自於階級關係。當然，也可以說欺騙比階級社會更古老。甚至動物在為了生存的鬥爭中也會表現出「狡猾」和欺騙。欺騙——軍事上的狡詐——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發揮著不小的作用。這種欺騙或多或少還是直接源自於動物為了生存的鬥爭。但是，從「文明社會」即階級社會到來的那一刻起，謊言變得複雜得可怕，變成了一種社會功能，按照階級劃分，也成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但這正是社會主義所不接受的文化的一部分。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發展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將是完全透明的，不需要欺騙、謊言、竄改、偽造、背信、和棄義等輔助手段。

然而，我們距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在我們的人際關係和道德觀念中，仍然存在著許多根植於農奴制和資產階級秩序的謊言。農奴制意識形態的最高表現是宗教。封建君主社會的關係建立在盲目的傳統之上，並被提升到宗教神話的高度。神話是對自然現象和社會制度相互連結的想像和虛假解釋。然而，不僅受騙者（即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那些以其名義進行欺騙的人——即統治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相信神話，並問心無愧地依賴它。由迷信編織而成的客觀上虛假的意識形態並不一定意味著主觀上的欺騙。只有當社會關係變得更加複雜時，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發展到某種程度，宗教神話與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矛盾日益加深時，宗教才會成為更狡猾、更高明的騙術的源頭。

發達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理性主義的，並且是反對神話的。激進的資產階級試圖擺脫宗教，建立一個以理性而非傳統為基礎的國家。其表現形式就是以自由、平等、和博愛為原則的民主制。然而，資本主義經濟在日常現實與民主原則之間製造了巨大的矛盾。要填補這一矛盾，就需要更高層次的謊言。在資產階級民主政體中，人們的政治謊言比在其他地方的政治謊言還要多。這不再是神話中客觀存在的“謊言”，而是有意識地有組織地使用異常複雜的綜合手段欺騙人民。謊言技術的發展不亞於電力技術。最「發達」的民主國家，法國和美國，擁有最狡詐的新聞媒體。

但同時——這一點我們必須公開承認——在法國，他們比我們更誠實地進行交易，而且無論如何，他們對買方的關注也比我們多得多。資產階級在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後，放棄了原始累積的詐騙方法，這不是出於抽象的道德考慮，而是出於物質原因：小欺騙、偽造和貪婪破壞了企業的聲譽，損害了企業的未來。 「誠實」貿易的原則，在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從貿易本身的利益出發，進入道德領域，成為「道德」規則，並受公眾輿論的控制。誠然，在這一領域，帝國主義戰爭也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使歐洲倒退了一步。但戰後資本主義的「穩定」努力戰勝了貿易中最惡毒的野蠻形式。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把蘇聯的貿易看作一個整體，即從工廠到遙遠鄉村的消費者，那麼我們就必須說，我們的貿易方式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方式要遜色得多。這源自於我們的貧窮，源自於我們的商品短缺，源自於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落後。

無產階級專政的製度，與客觀虛假的中世紀神話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有意識的欺騙性都有不可調和的敵對關係。革命製度最感興趣的是揭示社會關係，而不是掩蓋社會關係。這意味著，它對政治誠實和說出事實真相感興趣。但我們不能忘記，革命專政的製度是一個過渡制度，因此也是一個矛盾的製度。強大敵人的存在迫使我們在使用軍事上的狡猾，而狡猾與謊言密不可分。我們唯一需要的是，在與敵人的鬥爭中使用的狡猾不能誤導我們自己的人民，即勞動群眾及其政黨。這是革命政治的基本要求，在列寧的全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

儘管我們新的國家和社會形式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實現前所未有的更大程度的坦誠創造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我們的普通日常生活關係卻並非如此；在這方面，我們的經濟和文化——總的來說是我們過去的全部遺產——的落後繼續施加巨大的壓力。我們的生活比1920年好得多。但是，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的匱乏仍然在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道德中留下了印記，而且在未來的許多年裡仍將如此。這導致了大大小小的矛盾，大大小小的比例失調，與矛盾相聯繫的鬥爭，以及與鬥爭相聯繫的狡猾、謊言和欺騙。在這裡，也只有一條出路：提高我們的生產和貿易技術的水準。正確的方向本身就應該有助於提高我們的「道德」。不斷提高的技術和道德之間的相互作用將推動我們走向文明合作者的社會結構，即社會主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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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法穆索夫是格里波耶多夫的劇本《來自智慧的悲哀》（1824年）中的主要人物。他是莫斯科的高級官僚和仕途主義者，在上司面前極盡討好之能事，對下屬則是傲慢無禮。作為一個頑固的保守主義者，他最害怕的就是創新和「自由思想」。列寧在一段有趣的話中提到了這一點：「我們黨的法穆索夫們並不反對扮演馬克思主義的尖銳而無情的戰士的角色，但在涉及派別偏袒時，他們並不反對掩飾對馬克思主義最嚴重的倒退！ (弗·伊·列寧（V.I.Lenin），《編者的話》，PSS，第17卷，第185頁）[Ashukin&Ashukina，Krylatyeslova，M.，1986年，第657頁]。

[2]當然，把培養偽佛洛伊德主義當作情慾的過度放縱或惡作劇與這個問題毫無共同之處。這種口是心非與科學毫無關係，只能代表頹廢的情緒：重心從大腦轉移到了脊髓……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