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者與奪取政權:與西班牙「社會主義運動」組織的辯論
西班牙IMT同志和「社會主義運動」組織(Movimiento Socialista)同志之間的討論的第二部分集中於國家的階級特徵以及社會主義運動關於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按:本文英語版於2023年11月1日發表。原中譯者《引燃》,經我方發現並重校後發表。)
資產階級政權和工人國家
我們回到國家問題,以了解它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作用。在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文章《論手段與目的——對當下政治的思考》的第一部分中,同志們指出:
「我們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建設無階級社會的歷史任務,是消滅資本主義和一切形式的剝削與壓迫的一種方式。 我們放棄了把社會主義理解為通過革命飛躍(無論是通過起義還是選舉手段)奪取國家機器,作為廢除階級社會的假設路徑。」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的著作說明,馬克思主義從不主張「奪取」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相反,正如我們之前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是摧毀資產階級國家。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中得出的重要結論。在 1871 年 4 月寫給路德維希·庫格曼(Ludwig Kugelman)的一封著名的信中,馬克思寫道:
「如果你讀下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會發現我說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官僚暴力機器從一只手轉移到另一只手,而是粉碎它。這對每一次真正的群眾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同志正在巴黎嘗試的。」
我們不是認為革命後就能實現共產主義和廢除階級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者。目前,達到那種目標的物質和文化基礎尚未具備。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歷史上是合理的,因為它為人類提供了遠優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勞動生產率、文化、道德、技術和自身的發展水平。
反過來,這也使階級社會和國家的存在變得多余。但在一段時間內——其長度無法提前得知——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將是必要的,以便為一個富足和團結的世界共產主義社會奠定基礎。 在這樣的過渡時期,需要有一個「半國家」組織專門的機構來進行計劃以及劃分任務,通過它工人階級將能夠順利向物質充裕的社會過渡並消除不平等的物質根源。 這個國家將立足於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建立的工人政權(蘇維埃)的基礎上。 在這個話題上,我們強烈建議每一位共產黨員閱讀和學習列寧的經典著作《國家與革命》,它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進行了解釋。
「社會主義運動」的戰略
我們現在必須考察社會主義運動的同志們提出的戰略。由Horitzo Socialista(社會主義運動巴斯克支部)同志發表的兩篇文章對此作了最好的闡述。一篇是由 Lluc Renye撰寫的《論累計社會主義勢力的新戰略》(Sobre un nou model d’acumulacio de forces articulat dins l’estrategia socialista );另一篇則是由Sergi Claramunt 撰寫的《主體與社會主義戰略:首次試論》(Subjecte i estrategia socialista. Una primera aproximacio)。
我們會詳細引用同志們的立場,這樣就不會產生誤解的問題。
Lluc Renye同志說:
「作為一個敵對階級,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和積累總是以犧牲資產階級所掌握的力量為代價。我們認為這種力量超越了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它在於對社會越來越多領域的有意識控制,例如對空間和生產的控制,以及建立廣泛思維方式的能力,這使人們對社會現像產生共同的解釋。我們積累力量的戰略必須以此為首要目標。
「另一方面,力量積累被錯誤地認為成一個線性過程,將逐漸推進到自發的起義事件。該模型將革命過程想像為顛覆既定秩序的決定性時刻,這是或多或少自發群眾運動爆發的最終結果。在這一構想下,我們堅信社會主義和獨立掌權是從那一刻建立起來的,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任務。這種信念從革命的現狀來考慮無產階級政策的結果,意識到我們所處的萌芽階段並從今天開始為一個上升的過程而努力……
「如果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社會主義關於權力的概念,我們就會看到它如何以逐漸增強對領土和生產的控制來打破既定的資本主義秩序。這種方式使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民主,滿足無產階級日常的需要成為可能。它必須通過對生產領域的逐步控制來實現,因為這是資產階級控制生產的基礎。 無產階級對社會結構的控制允許了社會主義的漸進式經濟建設,以及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剝削和統治不同的新社會關系的建立,而這種建設不可能通過社會主義的孤島實現。」(黑體是我們加的)
Sergi Claramunt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寫到:
「一旦組織充分發展,共產主義思想取得一定的霸權,就可以采取下一步措施,那就是群眾性的表達。在這個新階段,革命群眾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支配並在階級鬥爭中發起進攻。黨發起的每一次進攻的目標都是直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因為社會主義力量已經發展到如此復雜和成熟的程度,讓其信任自己有能力質疑現有社會秩序。黨的存在意味著前階段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組織,在不斷建設新組織的過程中,已有組織不基於局部衝突而是表達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總體的對抗。換句話說,黨不僅協調戰線,而是推動無產階級在同一戰略和確定的政治方向下的全球聯合。」
由於缺乏用唯物主義分析蘇聯的失敗並吸取教訓,並錯誤地將馬克思主義歸咎於接管資產階級舊國家機器,同志們認為有必要提出一個實現社會主義的全新戰略。他們相信,這一新理論將確保未來一段時期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
那新理論有什麼內容呢? 排除了通過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後,剩下的就是「積累力量」,以「漸進」的方式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創造解放的「社會主義空間」。然後,一旦在社會中取得「霸權」,共產黨就會發動「階級鬥爭攻勢」,以消滅資本主義及其捍衛者。
我們必須指出,Sergi Claramunt同志所謂「階級鬥爭攻勢」的最後階段也排除了群眾起義,因為同志們堅決反對這一點。他則斷言,「黨發起的每一次進攻的目標都是直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達成目的是相對簡單的,因為先前解放的「社會主義空間」得以得到積累。這些在前一階段的鬥爭中創造出來的空間,將使資產階級的抵抗變得徒勞。
同志們似乎認為,以前的革命或起義運動的失敗是由於無產階級沒有足夠的社會主義意識、在沒有「空間和生產中」創造「社會主義空間」的情況下被逼上台的,或者說是在革命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應用共產主義理論的實踐。
這種想法的問題在於它背離了現實,包括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進程。
首先,在資本主義體制繼續存在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生產領域的控制權」。生產是在工廠裡進行的,工廠聚集了數千名工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從他們身上榨取剩余價值的老闆。
這正是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只有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才能控制生產。而這不能單獨、逐個工廠地完成,而只能通過一場革命剝奪整個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組織——工會、政黨、合作社、居委會、青年協會等——代表了舊社會中新社會的胚胎。 社會主義的潛力已經存在於階級內部:共同的工作條件、集會、罷工、示威、階級團結等。
然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這個新社會的胚胎無法得到充分發展。此外,階級意識中的這種潛力並非不受其他階級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壓力的影響。令人窒息的謀生需要以及勞工運動官方領導層的腐敗也削弱了它。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會、工人政黨和合作社領導層的官僚化,它們已經適應了資本主義體制。
在不推翻整個體系的情況下創建「擺脫資本主義關系」的自治空間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不是抽像的一個詞而是活生生的一群人,他們通過對工人的剝削和榨取剩余價值獲得巨大的特權和利益。如有必要,這些資本家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國家的鎮壓機器——警察、法官、軍隊——如果他們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
誰能相信,當資產階級看到自己的生產資料「逐漸」受到威脅並被剝奪時,他們會袖手旁觀?
有句話說:「你可以一層一層地剝洋蔥,但不能一層一層地剝老虎爪」。事實上,當你抓住老虎的一只爪子時,它就會用另外三只爪子把你撕碎。對於工人運動來說,這不是一個壞比方。
智利反對阿連德的政變和1936年西班牙的教訓都雄辯地證明了這點。在這些例子中,反革命的成功並不是因為無產階級缺乏戰鬥性或社會主義意識。相反,在關鍵時刻,工人們對社會解放的渴望卻遭到了他們的領導層的阻撓和挫敗。
「社會主義空間」的建設
社會主義運動組織提出的戰略與20世紀90年代末安東尼奧·奈格里(Toni Negri)和約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在《不奪取權力的情況下改變世界》一書中宣揚的「水平主義」(horizontalism)和「自治」(Autonomy)理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提倡半無政府主義策略,通過幾乎無法察覺的變化從內部破壞體系。
奈格里和霍洛威提議建立不受資本主義關系影響的自治空間,強調合作社的重要性,避免傳統商業等。他們聲稱,最終這將帶來體系的崩潰,而不需要起義或革命,也不需要「奪取政權」和推翻國家機器。
為什麼工人階級不可能在革命形勢發生之前大規模地有意義地參與「社會主義空間」的建設?難道工人就不能理解社會主義思想嗎? 他們變成資產階級了嗎?當然不是。
歸根結底,工人階級並不是同質的,其內部有先進的階層也有落後的階層。階級的異質性表現在不同的文化層次、在生產和社會中的不同角色、不同的鬥爭傳統以及統治階級不同程度的意識形態影響等。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宗教的影響大小、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程度、對陷入貧困的恐懼、家庭內的壓力等等。
在「正常」時代,不可避免的是只有一小部分工人願意接受革命或共產主義思想。但在社會動蕩和劇烈變化的情況下,更大層面的幻想可能會被打破。
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挫折。我們必須對工人保持耐心,他們通常不是從書本上學習階級鬥爭,而是從資本主義生活的艱難經歷中學習。
同樣重要的是,在革命前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空間存在與否並不是群眾性共產黨存在的先決條件。歷史上已經有成功的群眾性大黨在革命前沒有創造出單一的「社會主義空間」的例子。因為正是革命為此提供了動力,增強了無產階級的集體力量,明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讓無產階級准備好為新社會而奮鬥。
與此同時,黨在革命前的力量和影響力體現在它的成長、它對工人和青年運動的成功干預中,即使它們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
讓我們具體一點。我們贊成將一家面臨倒閉威脅的公司由其工人接管並置於工人的控制之下, 這是把保護工人生計與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的一種手段。撇開被警察驅逐的可能性不談,我們知道,第二天這些工人將面臨整個資產階級的抵制:他們將試圖拒絕向他們提供原材料,切斷他們的電力供應,查封公司的賬戶,阻止他們進入市場等。
為了生存,有必要呼吁階級團結和爭取當地民眾的支持。 當然,我們希望這一運動得以傳播,並讓處於類似情況的工人效仿。 但從長遠來看,如果這種運動被孤立,失敗的可能性會很大。 即使它能夠保持活力,資本主義體制的壓力也會在中小企業中帶來各種扭曲:自我剝削、負債、官僚傾向等等。
這個例子可以用於任何類似的情況,無論是住房占用、土地占用等。
話雖如此,我們並不是建議社會主義運動或IMT現在就袖手旁觀,等待共產黨神奇地出現並組織革命。 這將是對我們立場的諷刺。 正如社會主義運動的同志們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以發展青年和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
我們需要贏得工作場所、社區和大學的支持。簡而言之,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干部組織,以此作為工人階級迎接更大任務和挑戰的戰鬥機器。
革命的辯證法
面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攻擊,一部分工人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應該占領工廠並管理生產。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意識已經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發展起來,標志著群眾中存在普遍的革命情緒。
這樣的例子可以作為革命的火花,點燃階級中的其他人。這個過程不是漸進的,而是突然的、爆炸性的。這種情況發生在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領工廠運動以及1936年6月和1968年5月法國的五月風暴中。1936年7月在西班牙發生的革命——從占領工廠和奪取土地開始——是在佛朗哥法西斯政變在半個國家被擊潰之後突然發生的。
社會主義運動的同志聲稱他們不相信群眾起義是革命的道路。但這不正是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經驗嗎?難道這不不僅是無產階級,而且是所有被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嗎?
在這我們看到了同志們的論點的主要理論弱點,這一弱點貫穿了他們的整個分析:缺乏對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辯證理解。他們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視為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會突飛猛進,不會發生社會爆炸或群眾起義。同樣,他們將這個思路應用於提高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意識的戰略中,他們認為工人的意識是緩慢而穩定地發展的。
但實際上,社會主義意識和階級鬥爭從不這麼發展。
讓我們具體地提出這個問題:革命除了是數百萬人民的意識突然趕上了歷史所要求的任務,還能是什麼呢?革命運動的內在機制是什麼?
長期數量變化的積累——群眾日益增長的憤怒、沮喪、被剝削和痛苦——最終導致了社會爆炸。 這可能是由看似偶然的事件引發的:警察的殘酷鎮壓、工人領袖被暗殺、一項可恥的政府法令、占領一家工廠等。
此類事件可以作為表達普遍危機的突破口,為工人階級和社會其他受壓迫階層注入活力。 突然間,群眾站了起來,大批民眾走上街頭,立刻著手尋求最根本的方案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最近發生的事件證明這是可能的,即使它們沒有在各地達到同樣的革命強度。例如,2022年斯里蘭卡革命期間,群眾衝進總統府以應對持續數月的物價上漲和燃料短缺。
2019年,智利發生了一場群眾運動,威脅要推翻政府和整個現有體制。這場運動是由聖地亞哥地鐵票價上漲這一看起來很小的問題引發的。2020年夏天,我們在美國看到了該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這是在喬治·弗洛伊德死後爆發的。從表面上看,弗洛伊德只是一長串種族主義警察謀殺案中的又一個黑人受害者。同樣在伊朗,年輕學生馬赫薩·阿米尼(Mahsa Amini)被殘暴的道德警察謀殺,引發了一場自1979年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事實上,革命不是單一的行動,而是人們本能地拒絕難以忍受的現狀的過程。以前冷漠且脫離政治生活的群眾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仍對自己想要什麼缺乏清晰的認識。
共產黨必須通過將階級中的少數先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來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完成自己的職能。要做到這點,共產黨就必須在前面的革命准備時期建立起堅實而有力的革命干部組織,這樣它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贏得更多工人的信任。
我們完全同意社會主義運動的同志們的觀點,即這樣一個共產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成為一個具有足夠規模和影響力的群眾性政黨,以領導整個階級奪取政權。
在階級鬥爭的「正常」時期建立和維持「社會主義空間」是不切實際的,群眾革命意識的發展不會在前期實現。相反,這種意識將在革命進程中得到發展,而這一進程可能會持續數周、數月甚至數年。
屆時,工人權力機構——蘇維埃、工人議會、委員會——將自發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出現。這些機構將成為未來工人國家的雛形,在那裡,群眾將利用工人民主直接挑戰資產階級的統治。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解釋的那樣,共產黨的職能除了領導所有被壓迫者的鬥爭之外,還將推進直接聯系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階層需求的社會主義綱領。這一綱領必須讓群眾對自身的力量和當前的明確任務充滿信心,其必然包括沒收大資產階級財產、建立工人對工業的控制、解除鎮壓機器的武裝或直接解散它們、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力以及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暴力機關將無法抵御震撼社會的革命風暴。它將按照階級劃分,其下層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加入到翻天覆地的革命鬥爭中。
在鎮壓只會激起工人階級更強烈憤怒的情況下,暴力機關的崩潰將是群眾意識成熟的最可靠標志。這才是奪取政權的真正時刻:不是「奪取國家機器」,而是解散舊國家,建立由工人委員會組成的新國家。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動員工人階級走上街頭,占領工作場所、公共建築、警察局和軍營,換句話說,就是進行有組織的群眾起義。
盡管如此,與宗派主義者和極左派不同,我們認為,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職能和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可以相對和平實現的過程。工人階級的無限潛力一旦在決定性時刻釋放出來,將使國家機器癱瘓和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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